年少才俊，负笈京华苦追寻曾广开：傅先生，您好！我受《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的委托，就有关学术问题向您请教。据我所知，您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高等院校接受教育，继而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您在青少年时期，是否就有献身学术研究的志向呢？ 傅璇琮：说起来话长，从我1951年离开家乡宁波来北京求学，转眼已经57年了。我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宁波因为是“五口通商”的城市之一，与海外的交往日益增多，是旧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文化的地方之一。我父亲年轻时曾在当地教会学校接受过一些基础教育，为养家糊口，后来到南京一家营造公司做小职员。依靠父亲微薄的收入，母亲带着我和三个妹妹，勉强可以度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宁波中学才得以从浙江东阳迁回宁波。由于刚经过战争，校舍破烂不堪，经费严重不足。学校于1946年春季开始恢复招生，我恰好前一年小学毕业，就报考了宁波中学。当时宁波中学是浙江省立中学，具有非常好的教育传统，加上公立学校费用较低，吸引了宁波与周边几县的考生，竞争相当激烈。我有幸考进宁波中学，对我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我的国文老师吕漠野很有才华，会写新诗，课也教得好；还有校长钱念文先生，讲授近代历史课，他思想开明，视野广阔，学生深受启发。特别是吕漠野先生常常根据夏丐尊、叶圣陶等主编的《开明少年》杂志的征文活动来安排作文训练，使我的作文提高很快，好几次参加征文投稿，都被采用，发表在《开明少年》上。那时刊物稀少，作为一个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能够公开发表文章，自然非常兴奋，愈来愈增强了对文学的兴趣。 曾广开：您少年时期才思敏捷，天分极高。我读过您在中学阶段写的文章，觉得比现在很多高考文科状元要好得多。如果你从事文学创作，一定会成为优秀的作家，可您后来却专注于学术研究。您早年在宁波中学的学习经历，对这一选择有什么影响吗？ 傅璇琮：我那时性格内向，喜欢读书，喜欢历史、国文，受当时风气影响，喜欢读翻译小说，特别是高尔基的短篇小说，自己有时也学着写些小说。当时的开明书店有个规定，就是学生的稿件采用后，不用现金付稿酬，而是寄赠开明书店的购书券。我当时攒了些购书券，去书店购书。看到复旦大学朱东润先生写的《张居正大传》，一下子被吸引住了，我立即买下这本400多页的书，一口气读了一遍。尽管我当时未必能够完全理解这部书的内容，但书中优美的叙述、精彩的对话，特别是张居正那“一个受时代陶镕而同时又想陶镕时代底人物”的形象，使我深深感动，从此我又对史传文学产生了兴趣，一发现朱东润先生所做的人物传记，就千方百计找来阅读。这对日后从事学术研究也许是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尤其是对我上大学时选择报考中文专业有着直接的影响。 曾广开：我现在重读您二十多岁时所做的文章，仍深为您深厚的学术功底所折服。您在清华、北大读书期间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尤其是传统国学研究的学术训练，这对您后来的研究工作一定有很大帮助。您的经历和体会，对我们这些后学应该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傅璇琮：我是1951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的。众所周知，民国以来，清华研究院相继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执教，开创了现代学术研究的新风气。当时的清华，是每一个学子向往的地方。我在清华中文系读了一年，由诗人陈梦家先生教语言文字概论，李广田先生教文艺学引论，王瑶先生教国文，几位先生的风采至今还时常在脑海中浮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清华变成单一的工科大学，北大为文理科综合大学。这样一来，我在大学二年级时又转到北大学习。当时的北大中文系，汇集了国内众多一流的学者，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如从清华来的吴组缃、浦江清、王瑶、冯钟芸、郭良夫等先生，从燕京大学来的高名凯、林庚、林焘等先生，从中山大学来的王力、岑麒祥、袁家骅等先生，加上原来北大的杨晦、魏建功、游国恩、周祖谟等先生，一时间名家荟萃，几乎每一门基础课都由国内顶尖的学者执教。特别是中国文学史，由游国恩先生讲授先秦两汉文学，林庚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浦江清先生讲授宋金元明清文学，王瑶先生讲授“五四”至1949年的现代文学。与现在的本科教学相比，那时的课程比较少，但“中国文学史”分量很重，每周六节课，整整上四年。那时的高年级学生，常常在老师的带领下从事一些学术课题的研究，尤其是参加一些有关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耳濡目染地受到大师们学术的沾溉，开始进行科研的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学术研究的基础。 曾广开：傅先生，您后来在北大留校做助教，主要是协助浦江清先生从事宋元明清文学史的教学辅导工作，虽说您跟随浦先生仅有两年多的时间，但您对古典文学的认识，以及您的治学方法，尤其是您后来对文学史的看法，似乎都受到浦先生和其他几位前辈学者的影响，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感受吗？ 傅璇琮：清华、北大有着良好的学术氛围，有许多卓有成就的国学大家。而且大多没有门户之见，希望学生能够兼收并蓄，取众家之所长。但由于每个人经历、知识结构、性情、趣味、志向不同，会对某一位大师情有独钟，在学术研究中更多地接受其影响。比较而言，我在治学上偏重文史互证的路子，一直强调从整体出发来进行研究，从远祧陈寅恪、闻一多的学术传统的角度来看，我更多地接受了浦先生影响。但由于浦先生性格洒脱，颇有魏晋之际的名士风范，我却比较内向，沉默寡语，与浦先生的不拘小节、任性自然有所不同，很难亦步亦趋地规模浦先生行事的风格。记得我刚留校时，去请教浦先生：“当年您在清华给陈寅恪先生当助教时是如何向他学习的？”不料浦先生说：“陈先生学问太高，我们不敢学，那时还是我们一些年轻助教一起谈学问，其实也就是谈谈最近读了什么书，这部书写得怎么样，看过了就互相议论，没有看过就回头赶快找来补上。”这番话我当时印象深刻，觉得应该完全照着做，于是就和教研室的几个年轻助教、研究生经常在一起探讨学问。如今回想起来，自己没有完全理解浦先生的话中深意，如果自己勤奋努力，向老师请教真正的学术问题，老师怎么会吝于赐教呢？当然，我那时也认识到自己的性格特点，除了努力向浦先生学习外，尽量吸收几位授业师长的长处。 游先生是楚辞研究的权威，他二十几岁时做的《楚辞概论》，就被鲁迅先生《汉文学史纲要》一书列入参考书目中。无论是他的楚辞研究，还是他对汉魏六朝乐府、白居易和清代戏曲家洪昇的研究，都具有实证的严谨之风。他的《离骚纂义》、《天问纂义》所体现的对研究资料的广搜博采，以及通过探幽发微的考证彰显出透辟的见解，这一直是我努力达到的一种学术境界。林庚先生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又是名著一时的诗人，他的学术研究既有颇见功力的文史考辩，又有充满诗人气质的情感的自然流露，尤其善于从宏观的角度考察一代诗风。林先生在唐诗研究方面提出的最著名的论点是“盛唐气象”。他的楚辞研究也颇有心得。我一直主张从历史文化的层面来研究文学，强调从整体出发进行“群体”研究，特别是我认为学术论文的写作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平静的描述，而是要体现作者内在的情感与强烈的人文关怀，这样才能达到陈寅恪先生提倡的对研究对象的“了解之同情”。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我自觉地接受了林庚先生的影响。浦江清先生是吴宓先生的弟子，毕业于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同时精通国学与哲学，曾在清华研究院担任陈寅恪先生的助教。他受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的影响，致力于文史考证，主张在一般学者忽略之处深入钻研，发前人所未发。如《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八仙考》、《花蕊夫人宫词考证》等，多有创见。其后又受闻一多、朱自清先生的影响，主张精读原著，结合前人的成就，融会贯通。王瑶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在古典文学领域也是成绩卓著。从他的《中古文学史论集》、《陶渊明集》和有关魏晋文学的论述中，不仅可以看到他深厚的文献功底，而且可以感受到他视野的广阔，注重历史文化与文学互动联系，这也是闻一多、朱自清等先生有意倡导的新的研究思想的体现。 从1951年秋季进入清华学习，到1958年春季离开北大，这七年半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日子。如果没有前辈学者的教导，很难想象我会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