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头像：丁聪绘  书法：梁漱溟 方汉奇，1926年12月生于北京，祖籍广东普宁。从事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逾60年，先后开设和讲授了“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外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研究”“名记者研究”等课程，无数新闻学子终身难忘其上课的风采。方汉奇1984年成为中国第一批新闻学博导之一，1989年创立中国新闻史学会，并担任首任会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他与宁树藩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被译为英文十卷本，收藏于多所国外图书馆。 “我只是显微镜底下被研究的一个小动物。如果刘泱育的这个成果得到公众的认可，那都是他的功劳。他跟屠呦呦研究青蒿素一样，我只是青蒿素。”去年12月20日举行的《方汉奇传》座谈会上，年届90的传主方汉奇先生的话，引得在场的同行和弟子们放声大笑。 方汉奇是新闻史大家，也是公认的幽默大师。1999年我为人民日报社属的杂志写过一篇《亦庄亦谐方人生》，此后在央视的《大家》和多家媒体上，对他的报道都以“亦庄亦谐”来描述其睿智风趣的一面。他能把人生的种种磨砺，都转化成洒脱豁达的语言。你说他听力好，他会说“这是‘文革’锻炼出来的。那时候到处都是大喇叭广播点名：‘某某某，竖起你的狗耳朵听着！’我的‘狗耳朵’因此锻炼得还不错。”他笑说他的人生，并不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段落，多的是一场又一场的侥幸：在上世纪50年代的各种运动中，虽然他受过监视、挨过批判，但侥幸漏网；“文革”中尽管被抄家、被批斗，被迫去劳动改造，但也侥幸活了下来，如今比乾隆皇帝活得还长，算是超期服役了。 过往的60余年，方汉奇的生活有黄晓芙师母相伴。2015年9月18日师母辞世以后，他不得不练习独自生活。他和师母鹣鲽情深，相濡以沫。当年在“文革”中被迫下放劳动，师母辞去工作，陪他到江西一起劳动。年轻时儿女们小，师母在中学里教学任务繁重，方汉奇时时骑车送师母上班，担负起家中的各种家务。师母生前每提起这段往事，他都会很平淡地说：“也就是做了15年饭。” 方汉奇心灵手巧，还改装过师母坐的轮椅。那轮椅的坐垫既低又软，坐在上面的人窝在里面、不得劲儿。他到超市找到了一块大小合适的木质砧板，又在砧板上加了一个软垫，这样师母坐着就很舒服自在了。为此，师母特别骄傲地跟我们说：“你们看，你们的老师多聪明！”2013年的母亲节，方汉奇就是用他改装过的轮椅推着师母，矫健地从家中走到食堂的餐厅贺节，他还风趣地说：“在座的不是孩子的母亲，就是母亲的孩子，所以过节都有份儿。” 方汉奇在生日、节日里都会给师母赠送礼物表示祝贺和恩爱。在他给传记作者刘泱育提供的2014年的日记里，记着这样的事：（6月1日）下楼取报时，“顺便为晓芙买了一大盒巧克力冰淇淋”，（6月15日）“晚上偕晓芙赴如论讲堂看电影《归来》”，（11月19日）“赴品园商店买了一枝玫瑰花，祝贺晓芙82周岁生日”。如今师母的遗像前，总盛开着他摆放的鲜花。 方汉奇对生活一直敏觉欢欣如少年。2015年3月，我在福州旅行时给先生打电话，告诉他三坊七巷贴有他的外曾祖林启的肖像和事迹。电话里老人家问我：“福州很暖和吧？北京也到春天啦！玉兰花儿开了，迎春花儿也开了，昨天我看见海棠花儿打了骨朵也要开了……” 虽然没有机会成为记者，方汉奇却养成了勤于记录的好习惯。在各种开会的场合、在学生庆毕业的聚会上，当大家都把镜头对着他时，他会从容地摸出胸兜里的手机，拍下一个个场景。他算得上是电脑、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的最早一批使用者，也是同龄人中最早使用互联网、微博、微信的“潮人”。他总是随时记录生活，而后把这些照片编上日期、写上介绍，归入他的生活与学术档案。他的每个学生报到的第一天，都会在他那里留有一张记有日期的照片，如今已积累了很多。这是我们事后才了解到的。 单是对新事物充满好奇这点儿，我们很多人都不如他。他的微信加入了亲戚群、朋友群、同事群、学生群，“表情”也丰富生动。不过，有一次他在“方门弟子”群里却出了一个错误——他想发一个致谢的表情，后来他发现不小心点错了：“本想派个小姑娘来感谢大家，没想到她哭起来了！”逗得弟子们大乐。弟子们常说：从先生那里，总能获得满满的正能量。 上周，方汉奇还跟我聊起家里的小时工小邹，话语中充满体恤与同情，感叹小邹举家北漂生活之艰辛不易，并且告诉我：她来干活儿时，我就离开家出去走走或办事。他说，留下小邹一人在屋是表示对她信任，人与人之间应该有这样的信任。至今逢年过节，他还会专门给楼下的门卫送红包、送食物。他是个惜时如金的人，但他会用宝贵的时间跟门卫和工人聊天儿。在他非常简洁的日记里他甚至还记下了门卫小何的动态：有一天小何告诉他，门卫工作被另行承包，他将丢了工作；又一天，他很关心地询问了小何找工作的情况，知道小何去了绿化队；再一天，他将学生们赠送的物品，连同一些积存的报纸一并送给了小何。 作为终身教授的他，寒暑假无论在何处，新学期都会准时赶回来参加开学第一会。他一直说“上课就是宪法”，是最大的事儿。他的课堪称经典！20多年前的学生张鹏最近写道：几十年来，从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学生没有人会不记得方汉奇教授。他一开口，满座叹服，一位同学多年后回忆仍“惊为天人”！讲到梁启超，他随口就可以抑扬顿挫背出一篇千字政论；讲到一个历史人物或事件，他能扒出相关的所有正史、野史和八卦，一个故事套着一个故事，就像刘宝瑞说单口相声。上世纪80年代，他的公开大课，学生多到挤坐在窗台上。20年前的学生刘禹同最近以一首五律表达其崇敬之情：“著述等身厚，桃李育满园。树人续鸿业，米寿犹执鞭。”许多无缘听他讲课的晚辈都后悔自己晚生了20年。 方汉奇的书房四壁皆书，他算得上国内外收藏中国新闻史书、报、刊最多最全的个人了。上世纪80年代他写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一书涉及报刊500余种，报人1500余名，纠正前人的著述失误200余处，受到海峡两岸新闻学界高度评价，被认为是继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之后又一中国新闻史权威之作，许多人是因为读了这本书才下决心研究中国新闻史的。至今方汉奇依然笔耕不辍，正在组织编写《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增订本》；近年主编的新闻史系列著作在台湾出版，已达23册；他主编的新闻通史的英译版10册于2013年在国外面世，获首届新闻传播学学会奖之“卓越学术奖”。 方汉奇先生常说：我对前辈是“高山仰止，心向往之”；我对同辈是“人之彦圣，其心好之”；我对年轻人是“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2015年3月17日，他专门去探望百岁同事甘惜分教授，并记言：“我和甘老师相差10岁，相知相识61年。我1953到北大新闻专业任教，他1954年调北大新闻专业任教，1958年一同调来人大新闻系。此后，我们风雨同舟，患难与共。1961年共同挨批；‘文革’共入牛棚；然后同一年到‘五七’干校共同打了三年石头。此后又共同迎来了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春天。今年他望百，我望九。特地抽空去看望他，提前为他的百岁大寿祝嘏。他研究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是新闻理论的一代宗师，但愿马克思别惦记着他，让他继续健康快乐地享受他的生活！”在提名他当选首届新闻传播学学会奖终身成就奖时，他以自己不够资格来推辞，并且热忱地推荐年长于自己的甘惜分、宁树藩教授。 方汉奇说他“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一些平常的事情，正好给新闻学教学和研究的一个时间段站过岗、做过事，如此而已。”跟着他读过书的博士生如今都已是中国各大新闻传播院系的中坚力量，正如师兄胡太春所说：先生的学问是大海，我们只是从大海中汲取了一瓢水。近日胡太春将30年前27万字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按照诸位前辈的指点弥补缺漏、更新发现，以69万字的新增订本，作为送给老师的迟到30年的答卷。其实我们这些晚辈都有未竟的答卷需要完成，希望他老人家百岁的时候能收到我们更多的答卷。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