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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一位影响了千年的，在百姓心目中是断案如神，秉公办理，不畏权贵的大宋清官，更有人将之神话成冥间的“阎罗王”。除此之外，如《宋史·包拯传》中评价包拯是“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四大名著《水浒传》在开回中将包拯进行神话，并称作是“文曲星”化身；明末著名小说集《龙图公案》将包拯断案进行明细化，将之推崇至与忠义之神关羽并列的“公义之神”。 历史上的包拯，也是和小说，电视剧中的那样神吗？诸如“包待制”、“包龙图”、“包青天”、“黑脸包公”、“包孝肃公”等等称号又是怎么来的？而据野史小说，电视剧等都包拯从小被抛弃等传说，又是真的还是假的，又经过什么背景来演化呢？ 【高中不就】 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包家村（今安徽肥东县解集乡包村）人。北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4月11日），包拯出生于一官宦家庭。祖父是受赠“太子少傅”的包士通，祖母是追封为“冯翊郡太夫人”的宣太夫人。父亲是进士出生，官至工部虞部司员外郎的包令仪。母亲是追封为“口阳郡太夫人”的张太夫人。 包拯是春秋时的楚国大夫申包胥的第三十五世孙。祖父是包士通，常被人误写成“包世忠”，是远近驰名的忠厚人。五代时，他从老家丹阳迁至庐州合肥来避难，并定居了下来。 关于包士通的记载，史书不是很多，而包拯家真正进入官僚的则是他的父亲包令仪。咸平年间，包令仪以进士之身，官至工部虞部司员外郎，主掌山泽、苑囿、场冶之事，也就是相当于在现在的国家水利部工作，主要负责宋水土资源、养殖狩猎、金银矿石开采等事，是属从六品，京官。后辞官在家，这就是包拯后来为什么自称是“生于草莽”的原因了。 而包拯就是在这样的刚定居不久的官僚家庭中出生。他是独子，生下来仪表堂堂，当然不是杜撰的那样什么“黑脸儿”、“月牙儿”了，这是从现在的包公祠里可以看见的，“白脸胡须”，同样史书里也是有记载的。后来当包拯身居三品要员后，仁宗皇帝赠封其祖父为太子少傅，父为刑部侍郎、太保。 小时候的包拯，在父母亲膝下，非常的乖，而且他还准时的完成父亲所布置下来的任务。基于祖训，包拯也和家族中的其他人一样，都很重视孝，这从他后来中进士后，因父母而不仕可以看出，有句话“少有孝行，闻于乡里”就说的是包拯。 大概是出生于官宦家庭的缘故吧，包拯十分清楚要想仕途必须怎么样。于是，他自小就熟读诸子百家，且时常与父一起探讨学术。出于“成家立业”，包拯在未出仕的时候，就娶了少他两岁的董氏为妻，这时，包拯已经出落成二十六的青年了。 董氏也出身于官宦家庭，其曾祖父董希颜曾追随宋太祖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后因军功累至宁州刺史。而父亲董浩曾也做过鄂州武昌令。所以，与包拯结合，也算是门当户对了。 不过，在董氏之前，包拯还娶了一位妻子，这一位姓张，不过似乎没有多少的门当户对，我查阅一些资料，发现很多都写了包拯的妻子是姓李的，但我猜想这李氏就是张氏。除此二者外，包拯还有一个小妾，是姓孙的。这个小妾，据载，是服侍包拯多年，在包拯五十九岁那年，产下一子，即包綖。 不过，三位妻子中，董氏是最为出名的。董氏是包拯的贤内助，或许是出于这个吧，包拯读起书来更加的得心应手了，果然在婚后不到三年，也就是包拯二十九岁那年，他考中了进士，而且是甲科的。 董氏为包拯生了一子二女。儿子包繶十九岁时娶淮阳崔氏为妻子，不过婚后不到二年就染病身亡了。这崔氏的母亲吕夫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吕夫人是宋三度任宰相的吕蒙正的女儿。所以包拯后来的官途之所以能够安稳，其实跟这层关系是分不开的。 言归正传，包拯自娶了娇妻，中了进士后，便被朝廷任命为“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然而包拯见父母老了，便推辞了。朝廷又给包拯“监和州税”的官职。这时，包拯的父母大概是想念儿子，于是，不让包拯离开。包拯就当机立断的辞了官，奉养父母。 几年后，包拯的父母亲相继病逝。而包拯在双亲的墓旁便筑起草庐来守丧。直到丧期满了，他还不愿意离开，这一点被后来的士大夫捡住，甚至一度成为人们争相效仿的典例。在父老乡亲的多次催促下，包拯才接受了朝廷的安排。 这就是史书上写的关于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的原型了。 【破案性正】 戴孝毕，包拯被任命为大理寺丞，知天长县，这是包拯的第一个赴任的官职，而这一年却已经是景佑四年（1037）（也有说是景佑三年），离他中进士已经有十年了。包拯是仁宗天圣五年（1027）的甲科进士。此前，包拯有两个官职，但都拒绝未赴任，一个是大理评事，知建昌县，另一个是监和州税。那为什么这个官职包拯会赴任呢？我想，有四个原因。第一，父母亲死了，包拯也奉孝完毕了。第二，所谓事不过三，包拯已经两次拒绝了朝廷，假如再拒绝的话，势必会惹来言官的闲语，再说，先前两次包拯都是拿了奉养父母为借口的，此次也没了借口。第三，这天长县即今日的安徽天长市，是在包拯老家庐州合肥的东面。所以离家较近，对于包拯来说，继续的省亲，是有一定的帮助的。第四，乡亲父老极力要求及劝慰包拯赴任，尤其是那些长老。 介于以上原因，包拯便收拾了些，带着相关人员，到扬州天长县就职了。而后来关于包公断案如神，也就从这里开始的，而此时的包拯有三十八岁了。所以关于《少年包青天》里的那个年轻包拯完全是杜撰的。 那么包公断案如神，到底是怎么个如神法呢？据《宋史》及《续资治通鉴》等史册记载。包拯在天长县遇到了一件棘手的案子，那就是“智破牛舌案”。这故事大家都看过的。而我怀疑《少年包青天》里第一部开场的那个包拯审猪就是根据这个故事为模板进行改编的。 《续资治通鉴卷四十六·宋纪四十六》中记载：“拯尝知天长县，有诉盗割牛舌者，拯使归屠其牛，鬻之。既而又有告杀牛者，拯曰：‘何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盗者惊服。” 一日，有个人上诉说有盗贼将他家的牛舌给割了。包拯见此案只有一头牛，便想来个引蛇出洞。于是，包拯就叫那个人将这头牛给杀了，大摇大摆的卖掉（“鬻”就是卖的意思）。在宋朝，有规定的，牛因为是耕作中的出力牲畜，是不可以随便宰卖的。 于是，那个盗贼便来告那个杀牛的人。而包拯见那后来反告的盗贼，便大骂，并说：“为什么割了人家的牛舌反而来告人家呢？”盗贼惊慌失措，只能招认了。这种心理战法，及至现在都还被广泛的为司法所用。 离奇的案件被离奇的审清，“智破牛舌案”一下子就被人们广为传开了，而包拯这个名字也被人们广为传颂。关于“智破牛舌案”，在《宋史》也是多次被提及的，尤为详细的是，出现在《宋史·包拯传》里。 在天长县任期满后，也就是康定元年（1040），包拯被任命为殿中丞，调至端州任知州。在端州的三年里，包拯以清廉、公正无私而出名。这样，在天长县的基础上，包拯才以数年的功夫并名享各州了。 《元史·许衡传》：“包拯刚严峭直，号为明察，然一小吏而能欺之”，这就讲的是包拯在地方任小官时，常常为当地的达官贵族欺负。而在端州，包拯所遇到的就分明的体现这句话了。 端州，即今广东肇庆。端州盛产一种名砚，即“端砚”。我想，这端州的“端”字或许就与这个砚有关。端砚是作为朝廷的贡品之一，虽然是特产，但由于贪官污吏的缘故，进贡的数量急剧上升，且贪官们进行暗中变卖等，所以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包拯一上任后，就有些达官贵人来送礼，并有意无意的威胁他。包拯却置之不理，所以“一小吏而能欺之”了。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包拯还下令，严禁超出国家标准，严禁达人搜刮民脂民膏。于是，在这里，包拯得罪了许多的大人，却赢得了当地人的认可。 包拯一贯如此，行的正坐的直。所以当包拯离任的时候，他都没有带走一方端砚，“岁满不持一砚归”。在此，关于包拯的还有一个传说。那就是说包拯三年任满后，有个人就偷偷了将一件端砚塞进包拯的家当中。等包拯的船到了羚羊峡的时候，忽然，大浪不止，几乎快要将船给淹没了。包拯以为是自己贪了污，受了贿，于是命人将行李进行查看一下。果然，发现了一件端砚。包拯愤愤地将端砚扔进江中。忽然，浪没了，江面变得非常的静。而那端砚后来神化成了一座小岛，即今日的肇庆市鼎湖区广利镇的砚洲。而那包裹端砚的黄布，则神化成了砚洲附近的那个黄布沙。 在端州的三年，包拯除“为政清廉，品德高尚”外，还有为端州人民谋福祉，这集中体现在两件事上。第一，就是治理水患。宋朝的西江，不像现在珠江的那个分支西江那么的安静。那个时候，西江就是一个魔，常常洪水肆虐，惹得百姓寝食难安。而端州世代与西江为伍，故然包拯一上任，就要面临着治理水患的目的。 包拯在端州水利问题上，首先将城西、城东与城墙连合一体，于是，西江水被隔在城南河道里了。于此同时，包拯还带领百姓开凿开渠，并将沥湖进行改造。而这沥湖就是今天我国南方著名的旅游胜地广东肇庆星湖风景区。其次，包拯还带领百姓在水利上进行加工，并将与农业进行联合，使得端州农业生产总值急剧上升，并受到上级官员的认可。 第二，就是兴建学府。包拯在任时，兴建了端州历史上第一所公立学校星岩书院，而书院就在当时的宝月台。这宝月台即是今日的肇庆八景之一。而当时，包拯还为书院专门聘请了端州黄岗镇渡头村的梁燮。这人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请的出的，他是咸平元年中的进士，至于他当书院掌教的时候，已有六十多岁了。 第三，就是储粮备荒。包拯未上任端州的时候，端州似乎没有储粮备荒的习惯。而包拯上任后，便兴建丰济仓，在今中衙巷与米仓巷之间。如今为了纪念包拯的这一事迹，端州人们专门将丰济仓所在地方叫做 “米仓巷”。包拯还为这丰济仓专门写了一首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往哲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洞彻内外】 庆历三年（1043），包拯从端州知州任满，“中丞王拱辰所荐”而被拜为“监察御史里行”，这是给资历比较浅的地方官升任中央时的一个虚官。次年，也就是庆历四年（1044），包拯被改任为监察御史，掌“度支判官，三司户部判官”，这是一个主掌全国财赋的官职。这也标志着包拯从地方上转至中央，负责于全国的财政赋税。 当时，有个人叫张尧佐，是张贵妃之父张尧封的堂兄，而宋仁宗欲将封张尧佐为“节度使兼宣徽两院使”。包拯与时任右司谏的张择行、唐介等据理力争，认为这张尧佐根本之所以能够出任，完全是因为张贵妃的缘故。由于包拯的开谏，大臣们纷纷尾随，于是，碍于面子，仁宗就撤了这个职，不给张尧佐了，这就是“包拯三谏宋仁宗”的第一谏。 庆历四年（1044）八月乙卯，仁宗问大臣：“如闻诸路转运案察、提点刑狱司发擿所部官吏细过，务为苛刻，可降敕约束之。”先是监察御史刘湜说：“转运使掎摭州县，苛束官吏，人不得骋其材。”而包拯则紧接着继续说：“诸道转运使自兼案察及置判官以来，体量部下官吏，颇伤烦碎。欲乞于郊禋赦书内特行约束，凡官吏先被体量者，情非故犯，咸许自新。”仁宗皇帝听言，下令约束“诸路案察使”，这事记载于《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七》。包拯就官员之事，还说了几个建议，非常的受到重视。包拯请求仁宗重视“门下封驳之制”，以及废除和禁锢贪赃枉法的官吏，积极选拔地方长官，实行对补荫弟子进行考试的制度，“请重门下封驳之制，及废锢赃吏，选守宰，行考试补荫弟子之法”。这充分体现了包拯在任上体恤国情，充分解释他对于宋朝仁宗时“三大冗”的“冗官”的看法。 不光是此，在《宋史·包拯传》里，包拯还对北方的辽国做了充分的看法。他说：“国家岁赂契丹，非御戎之策。宜练兵选将，务实边备。”国家每年这么的贿赂契丹，这不是防御的最好办法，应当同步的操练兵马，时刻守卫边疆。 说到了这里，我们不得不谈谈包拯出使契丹的事了。庆历五年（1045）八月，包拯被仁宗派往契丹，正式对契丹进行国事访问。在契丹的访问期间，契丹人屡屡刁难，不过包拯都迎刃而解了。其中一个故事，被记载在《宋史·包拯传》里。“契丹令典客谓拯曰： ‘雄州新开便门，乃欲诱我叛人，以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尝开门矣，刺疆事何必开便门哉？’其人遂无以对。”当时，雄州是大宋的一个边境重州，而涿州此时是契丹的一个边境重州。关于涿州，宋辽还未之打过一场战，那是在宋初时的事情了。那时，宋方是著名的大将曹彬领军的。 契丹典礼官对包拯信誓旦旦的说：“你们大宋在雄州开了一个便门，是不是想诱惑我国叛将到你们那里去刺探情报啊？”包拯将眼一转，笑笑地说：“那贵国的涿州城曾也开过便门，要刺探边疆情报，也不至于用这手段吧？”典礼官顿时哑口无言了。这是我国历史外交史中很典型的一个范例，就像新中国总理周恩来曾在外交上屡破挑衅人的诡计一样。 庆历五年（1046）十二月，包拯返回。出使契丹任务圆满完成，他一回来，便上仁宗上告说：“河北边帅宜精选，而代州尤不可轻授。今朝廷委任郭承佑，恐必败事。乞早令召还，别用能者。沿边守将畏懦不胜任者，亦乞速赐移易。”（《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八》）包拯任劳任怨，还没休息，就马上陈言，这是在宋官中很难见到的。 至此，包拯来到中央，不仅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出了极大的力，而且甘心接受使命，出色的完成任务，使大宋在外交上赢得了一次胜利，而这次胜利是在宋外交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替民办事】 庆历六年（1046），包拯擢升为京东转运使。宋初，转运使是掌一路财赋，并监察地方官吏，即是我们常听到的“漕”。这官实权高于府、州行政长官。而包拯则是主要负责京东诸路（即宋州、兖州、徐州、曹州、青州、郓州、密州、齐州、济州、沂州、登州、莱州、单州、濮州、潍州、淄州、淮阳军、广济军、清平军、宣化军等）的财赋，治所在宋州。其中后两军是景德三年（1006）增设的。 庆历七年四月庚戌，包拯更擢升为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改陕西转运使。后又改任为河北转运使，直至进京“入三司户部副使”。这时，发生了一件事。秦陇斜谷在宋时专门生产造成用的木材，而当时相关部门却对当地百姓横征暴敛，而且秦陇相关的七个州为了提供造桥用的竹索，于是，便强行要求百姓去负责，致使有时候劳累百姓“恒数十万”，而包拯看见后，便如实上报，“奏罢之”。 不久，契丹又聚兵边境，“边郡稍警”，朝廷就命包拯“往河北调发军食”。包拯据实说：“漳河一带土地肥沃，但老百姓却不加以利用，而‘刑、洺、赵三州民田万五千顷’，却拿来当牧马之用，当还给老百姓耕种。”朝廷听从了包拯的建议。 此时，包拯还发现“解州盐法”给百姓带来负面影响，于是，他就亲自去治理经营，为百姓谋切身利益。 皇佑元年三月“辛丑，命户部副使包拯往河北提举计置粮草”（《续资治通鉴·宋纪五十》）。 在三司户部副使任上，包拯体察民情，深入百姓中间，积极向朝廷禀告，使得百姓受益。这就是包拯之所以名扬天下，百姓父母官的一个有力历史依据，而包拯深入民间，且被小说家进行杜撰的，基本上是出自于这个时候的。 【谏官清正】 皇祐二年（1050），包拯被任命为天章阁待制，兵部员外郎，知谏院。《宋史·包拯传》中将包拯在这一时期归纳为“数论斥权幸大臣，请罢一切内除曲恩” 。从中可以看出，包拯充分利用职能，维护皇权，不怕得罪权臣，以求仁宗公平朝政，朝堂清明。在此间，包拯主要做了两件大事，分别是三劾外戚张尧佐，公审冷青冒充皇子案等。 皇佑二年（1050）四月，发生一件震惊天下的事，那就是一个名叫冷青的人自称是皇子。此事在《续资治通鉴·宋纪五十一》中有详细记载。当时，包拯根据诸多证据，并深入民间，进行体察暗访，终于审出这假冒皇子的诈骗案的真正事实。而这事恰恰是包拯名扬天下，受百官另眼相看的有力事件。 在对仁宗谏言的时候，包拯不惜例举“唐魏郑公三疏”，希望让仁宗能够将之当成是借鉴。紧接着，包拯又上书天子应该的德行，“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光如此，包拯更是敢言去“请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 ”。对于包拯的谏言，仁宗多数采用，这不止证明包拯做到了谏官该做的，也说明了仁宗重用包拯。 包拯在谏官上还对国家人员的调配及使用上，公平评价并推荐。这在《续资治通鉴·宋纪五十二》中有一例，可以证明。皇佑三年（1051）六月丁酉，包拯上言：“顷岁以来，凡有才名之士，必假险薄之名以中伤之，摈弃不用。欲望圣慈申命宰执，应臣僚中素有才行，先以非辜被谴，如杨纮、王鼎、王绰等，曾叙用未复职任者，并乞复与甄擢，或委之繁剧，必有成效。”果然，这杨纮、王鼎、王绰等人都是不一般的人物，并在后来为大宋建立了赫赫功绩。如王鼎，在史书中说他是：“不为变。”“鼎前在江东，坐苛察免，及复起，治奸赃愈急，所举劾，于贵势无所避，时盗贩茶盐者众，鼎一切杖遣之。监司屡以为言，鼎不为变。” 【晚年包拯】 皇祐四年（1052年），包拯被任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高阳关路都部署安抚使”。这就是后人为什么称包拯为“包龙图”的原因了。 包拯曾建议如边境无事时，可以将军队迁往内地休养生息，但没有得到答复。现在，包拯趁着机会再次请求“罢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兖、郓、齐、濮、曹、济诸郡，设有警，无後期之忧”。包拯还表达说，如果边境一下子不能缩减的话，那么就“训练义勇，少给餱粮，每岁之费，不当屯兵一月之用，一州之赋，则所给者多矣”。从中，我们可以看见包拯对宋仁宗时的“三冗”之一的“冗兵”的见解，但是这建议依旧没有得到批示。这事，反映出宋朝当权者的昏庸及目光短浅。 后来，包拯被“徙知瀛州”。瀛洲，即在今河北河间附近。在瀛洲时，包拯看见各州都有挪用公款的习惯，于是，每年都累计亏损十多万，“积岁所负十余万”。包拯便上奏仁宗，“除之”。 皇佑五年（1053），时年五十五岁的包拯正在任高阳关路安抚使兼知瀛州，正为百姓谋福祉，不想传来噩耗，正当风华的儿子包繶暴病身亡。这对包拯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因为当时，包拯就只有包繶这一个儿子，至于后来侍婢所生的包綖，则是另话了。 无比伤痛的包拯，请求朝廷将他调任至些闲职且离家近一点的地方上。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在同年，将他调任至扬州，任知州，后又调任为庐州知州。等包拯处理好事后，又将他升任为刑部郎中。 至和二年（1055），由于包拯举荐的官员做错事，而连累了包拯。包拯被贬为“兵部员外郎，知池州”。 至和三年（1056）八月癸丑，包拯“为刑部郎中、知江宁府，江南东路转运使唐介为户部员外郎”，并于嘉佑元年（1056）十二月，“权知开封府，迁右司郎中”。当时，御史里行吴中请求朝廷能够召包拯、唐介回朝。不过，此事也没有多大风响，权因宰相文彦博的那番唐介理论。这事在《续资治通鉴·宋纪五十六》中详细记载。 在开封府的这一阶段中，包拯措施大开，是包拯之所以成为包青天的重要原因之一。《宋史·包拯传》中记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旧制，凡是告状的不被直接允许入官署的，而包拯大开官门，允许告状的直接入官署，即当面告诉官老爷子。于是使得“前陈曲直，吏不敢欺“的局面呈现开了。据载，当时有诸多的地方官司人员，都亲自跑到开封府里，请求包拯来断案。于是，包拯的名气更为的广传了。 包拯刚正不阿，不畏权贵。一次，他发现朝中大臣和当地望族私设园林，以致于占了河道，使“河塞不通”，当时正逢雨季，包拯便勒令将园林“悉毁去”。而有人却拿着这个为柄，持着地券虚报自己的田地，说包拯强行拆迁。包拯秉公执法，拿出证据，上奏弹劾那个虚报弄假的人。而这事，更使得包拯有了声音，在老百姓心目中深根。 嘉佑三年（1058）六月庚戌，“以权知开封府包拯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续资治通鉴·宋纪五十七》）兼理检使，领转运使、提点刑狱、考课院。 有一天，包拯奏道：“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为忧，陛下持久不决，何也？”仁宗问：“卿欲谁立？”包拯回答说：“臣为宗庙万世而问。陛下问我应该立谁，这是怀疑臣。我有七十（这里出现笔误，历史上包拯享年六十四岁，疑是表达六十岁），膝下还没有儿子（介于诸多人说包拯无子，且拿出此处为论证的证据，这是错误的，因为这里并不是包拯没有儿子，而是他的儿子先于他死了），且不是谋求好处，想阿附于太子之意。”“臣为宗庙万世计耳，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无子，非邀后福者。”仁宗听了大喜道：“这事情我会好好考虑的。”于是，包拯又继续说道：“近年来，内臣‘禄秩、权任，优崇稍过’，希望陛下能够裁减内宫侍臣的人数以减损额外开支。” 包拯还说：“累年以来，制敕才下，未逾月而辄更，奏语方行，又随时而追改。民知命令之不足信，则赏罚何以沮劝！欲乞今后臣僚上言利害，并请先下两制集议，如可经久，方许颁行，不可数有更易。”上言制度要谨慎下发，且不要随便更替，以免百姓失去对朝廷法度的信心。 紧接着，包拯又“陈教养宗室之法”，“请条责诸路监司及御史府自举属官，谏官、御史不避二府荐举者，听两制得至执政私第，事多施行”。希望能够使各路行政机关能够尽职为百姓谋福，且御史府可以举荐。这些事情都得到了应允。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包拯是个忧国忧民的，极力维护皇权的一位忠臣。 当时有一个叫张方平的官，他官拜三司使，也就是最高财政长官，相对于现在就是财政部部长。但他因为越轨购买富人的财产而获罪。包拯上书弹劾张，并使得张罢了官。但是偏偏是宋祁来接替张方平。由于宋祁这个人人品有问题，于是包拯继而的指责宋祁。宋祁被罢免。 嘉佑四年（1059）五月戊戌，朝廷诏书：“君臣同德，而过设禁防，非朕意也。旧制，臣僚不许诣执政，尝所荐举不得为御史，其悉除之。”而始用包拯参议，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 而包拯在弹劾了张方平，又继而弹劾宋祁，紧接着就被升任为枢密直学士，于是，欧阳修便说道：“包拯是《左传》里说的那个‘牛蹊田而夺之牛’。给他们的惩罚够了，但包拯却不放过，这其实就是贪恋三司使这个财政肥缺嘛！” 于是，包拯就天天呆在了家里，回避如欧阳修这些的闲言闲语。包拯在三司使任上，便做了些具体措施，以保百姓福祉。他下令，凡各库的供品，以前都是各州摊派的，这对百姓的负担很重，现在都要变成与百姓公平交易。 仁宗时，公款挪用致使欠公家钱帛的官吏颇多，于是他们多被拘禁看管，他们一有机会就逃，没有办法只能扣押他们的妻子儿女。包拯上任后，将那些不是主谋的官吏妻子孩子们都放了。 嘉祐六年（1061年），包拯被升任为给事中，并礼部郎中，担任三司使。没几天，即四月庚辰，陈升被罢，“以包拯为枢密副使。出谏官唐介、赵抃、御史范师道、吕诲”（《宋史·仁宗本纪》）。 嘉佑七年（1062），包拯又升为礼部侍郎。包拯坚持不受。不久，也就是嘉佑七年五月二十五（庚午），即公元1062年7月3日，包拯病逝于开封，加赠礼部尚书，谥孝肃，享年六十四岁，归葬于老家合肥。 【传说揭秘】 关于包拯的传说，主要是归结于他的断案史。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在《三侠五义》中大量篇幅的“狸猫换太子”。那么史上真的有这事吗？我在《品北宋名臣之庞籍》中说过。不过，我还是说一下“狸猫换太子”的杜撰背后的历史情况。 “狸猫换太子” 真宗皇后去世后，时刘妃与李妃都有孕在身。这意味着谁先生下龙种，就谁为有望成为正宫。刘妃嫉妒之心已久，于是，在宫中总管郭槐的谋划下，使接生婆尤氏，趁李妃分娩血晕之际，用一剥了皮的狸猫换了李妃的皇子，并由刘妃暗派的宫女寇珠来处理皇子。寇珠心有余，于是，暗自将皇子交给了宦官陈林。而陈林则是将皇子装在一提盒子里送到南清宫，偷偷地养起来。而真宗则怪罪李妃产下孽畜，将其打入冷宫。不久，刘妃产下皇子，被册立为太子，而刘妃则是母以子贵的当上了皇后。不想，刘妃子在六年后夭折了。当刘妃得知李妃的孩子还在世的时候，于是就将之抚养。一日，太子来到冷宫，见到了生母。或许是母子天性吧，太子与李妃都不由自主地落下了泪来。刘后知道后，就严刑逼供于寇珠。寇珠为了保护皇子等一干人，于是毅然触阶而死。刘妃不可罢休，在真宗面前进谗言，致使旨意李妃死。太监余忠替李妃死，偷放了李妃，而太监秦凤则将李妃送至陈州，任务完成后，秦凤自焚而死。李妃无法生计，便以乞讨为生。后李妃遇到包拯陈州放粮。包拯得知后，假与李妃以母子关系，将李妃带至开封府。包拯借机在仁宗皇后寿诞之际，将李妃带进宫，并与时当了皇帝的儿子即仁宗认了，将真相告白。而此时身居太后的刘妃则是惊恐中而亡。 “狸猫换太子”历史原型 《宋史·仁宗本纪一》：“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讳祯，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母李宸妃也。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章献皇后无子，取为己子养之。” 《宋史·仁宗本纪二》：“明道元年春二月……丁卯，以真宗顺容李氏为宸妃，是日妃薨……夏四月丙申朔，出大行皇太后遗留物赐近臣。壬寅，追尊宸妃李氏为皇太后，至是帝始知为宸妃所生。” 《宋史·后妃上》：“李宸妃，杭州人也。祖延嗣，仕钱氏，为金华县主簿；父仁德，终左班殿直。初入宫，为章献太后侍儿，壮重寡言，真宗以为司寝。既有娠，从帝临砌台，玉钗坠，妃恶之。帝心卜：钗完，当为男子。左右取以进，钗果不毁，帝甚喜。已而生仁宗，封崇阳县君；复生一女，不育。进才人，后为婉仪。仁宗即位，为顺容，从守永定陵。章献太后使刘美、张怀德为访其亲属，得其弟用和，补三班奉职。初，仁宗在襁褓，章献以为己子，使杨淑妃保视之。仁宗即位，妃嘿处先朝嫔御中，未尝自异。人畏太后，亦无敢言者。终太后世，仁宗不自知为妃所出也。明道元年，疾革，进位宸妃，薨，年四十六。初，章献太后欲以宫人礼治丧于外，丞相吕夷简奏礼宜从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顷，独坐帘下，召夷简问曰：“一宫人死，相公云云，何欤？”夷简曰：“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太后怒曰：“相公欲离间吾母子耶！”夷简从容对曰：“陛下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是丧礼宜从厚。”太后悟，遽曰：“宫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简乃请治用一品礼，殡洪福院。夷简又谓入内都知罗崇勋曰：“宸妃当以后服殓，用水银实棺，异时勿谓夷简未尝道及。”崇勋如其言。后章献太后崩，燕王为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有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号恸顿毁，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尊宸妃为皇太后，谥壮懿。幸洪福院祭告，易梓宫，亲哭视之，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银养之，故不坏。仁宗叹曰：“人言其可信哉！”遇刘氏加厚。陪葬永定陵，庙曰奉慈。又即景灵宫建神御殿，曰广孝。庆历中，改谥章懿，升祔太庙。拜用和为彰信军节度使、检校侍中，宠赉甚渥。既而追念不已，顾无以厚其家，乃以福康公主下嫁用和之子玮。” 《铡美案》的真实背景 《铡美案》是包公系列的第二大经典。其中的陈世美更是妇孺皆知的负心郎。那么历史上的“陈世美”又是怎么样的呢？其实，《铡美案》开唱以来，才两百年而已。至于原型“陈世美”，现考应该是清朝的陈年谷。据戏剧上的陈世美自报“湖广均州人氏”。我们来看可《均州志·进士篇》：“顺治十二年，乙未科史大成榜，陈年谷，官贵州思石道兼按察司副使布政司参政。”又据《湖北历史人物辞典》载：“陈世美，清代官员。原名年谷，又名熟美，均州人，出身于仕官之家。清初游学北京，顺治八年辛卯科进士。初任河北某地知县，后因得康熙赏识，升为贵州分守思仁府兼石道按察使，兼布政使参政。”我们都可以知道这陈世美就是陈年谷。那么清朝的人怎么会和北宋的包拯挂钩的呢？据说，是人报复陈年谷，于是将他编进当时的戏剧《秦香莲》中，而历史上的陈年谷，却是为官清廉、刚直不阿的清官。又据说，清朝时，有一戏班正演《秦香莲抱琵琶》，却见观众多，而又嫌戏剧短，于是，便将前处加了包拯的《陈州放粮》。可是，戏场还是乱了。观众们高喊要杀死陈世美，可当时的“包公”演员还没卸妆，于是就上了个清朝戏，北宋官了。而“包公”就上到前台，杀了“陈世美”。后来，就发展成了《铡美案》了。那么陈世美的后代难道就没有反应的吗？当然有，据说，有一个还看了后，当即吐血身亡，而更多的则是拼命不惜武力来维护他们的祖宗陈世美。所以，关于《铡美案》的主角，陈世美的确是够冤的了。 【其他总结】 一、孝的典范。 包拯一生以百姓与江山为己任，早年受儒家思想点化，非常的重视孝道，及至父母双亡，也不愿意离开墓旁，是我国孝的典范人物。 二、执政为公。 包拯“性峭直，立朝刚毅”，甚至当时的人都认为“其笑为黄河清”。包拯很少笑，且笑起来也是这么的僵硬，于是冷面包公的形象也显现出来。而包拯将这冷面主要体现在执政为公上。他不怕权贵，曾三次谏言仁宗，处理关于外戚张尧佐的事件。他不惜得罪望族与达官，将他们的园林毁了，就是为了老百姓。所以，包拯之所以能够得到百姓爱戴，就是他随时随地都为百姓谋福而作努力。当然，这与他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 三、视民如子。 包拯的视民如子可以从他所言的一句话可以看出。他曾说：“後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吾孙也。”这句话深深地影响了包氏子孙及千万百姓、官吏们，后世人且因此话而附笔者数不胜数。包拯视民如子，可以不畏权贵，可以出使他邦。 四、风云一看。 欧阳修曾说包拯是“天姿峭直，然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有不思。”这就是说包拯不会给任何人什么颜面，如不给宰相面子，致使很多宰相在朝堂上下不了台面等。只要是有悖于朝纲，有愧于百姓就据理力争。 《宋史·艺文七》：“《包拯奏议》十卷。”将包拯的奏章等编辑起来。 《明史·何绍正传》：“池人为立祠，与宋包拯并祀。”说的是，人们为了纪念何绍正，而将之与包拯一并来祭祀，借着包拯的光。 《明史·林俊传》：“诏即以俊代邦问，俊引硃熹代唐仲友、包拯代宋祁事，力辞。”说的是林俊拿包拯弹劾宋祁的事，来己喻，坚持不受。 《明史·海瑞传》：“海瑞秉刚劲之性，戆直自遂，盖可希风汉汲黯、宋包拯。”史官在撰海瑞传时，将之喻为是明代“包拯”。 《明史·张淳传》：“乡民裹饭一包即可毕讼，因呼为‘张一包’，谓其敏断如包拯也。”说的是张淳秉公办理，当时人将之与包拯媲美。 《清史稿·王掞传》：“掞就宫门阶石上裂纸，以唾濡墨，奏言：‘臣伏见宋仁宗为一代贤君，而晚年立储犹豫，其时名臣如范镇、包拯等……’”说王掞以包拯为例，向朝廷上书据理陈事。 《清史稿·江春霖传》：“效宋臣包拯七上弹章。”说江春霖以包拯为榜样，据理力争，坚持弹劾江西巡抚冯汝骙。（作者为浙江义乌工商学院07印刷技术2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