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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钱锺书先生于1998年12月19日逝世，他有言在先：“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 第三天，李铁映院长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院员工，前来医院送行。一位随行朋友纪红在八宝山告别室，拍摄到几张照片（见图）。钱锺书先生是一位世界文化名人，谁也不能料到，他为自己安排的葬礼，绝无仅有。灵柩在告别室小停，杨先生将至爱亲人送至火化炉前，方才在我陪同下回家。最后由栾贵明老师坚守至火化终了，等待降温，在年轻人陪助之下，骨灰颗粒未遗，全部奉上公共灰袋。事后在我们追问之下，栾老师逐渐告诉我们，当时殡仪工人说灰袋会在午夜运抵远郊深葬，任何人不得跟随。 工人还说老师是“第一个要自己跟着去的。” “你家老人？”“老师。” “教你多少年？”“三十五年。”“好老师。” 于傍晚时分，栾老师归至南沙沟寓宅，向杨先生哀泣呈报。据当天气象预报记载，1998年12月21日，下距冬至16小时，那是十年来北京最寒冷的时刻。 此后三个月，杨绛先生以羸弱之身，加之饮食睡眠不佳，愈显精神郁郁不振，行走尚需扶持，经常需延医师赴宅诊治。 与此同时，我分配四五名工作人员，随时搜集有关资料、文章，奉命筹备编辑纪念文集，亦代杨先生迎来送往，接听电话，收发信件，偶尔购买生活用品等，料理杨先生身边诸事。 钱先生逝世之前三年多，杨先生曾让我转告栾老师，他日记中多次提到《宋诗纪事补正》一书，她需要知道整理情况。栾老师当天领着三位学生，把正在制作的该书全部稿件（从1982年开始已积两大货箱），雇汽车搬至钱宅。杨先生审读半年余，通知栾老师，已完成部分合格，应继续赶做。于是，栾老师决定再增加两个人，全力投入。 由于该书不同于钱著惯例，涉及五千多位宋代诗人，需要古文献辑佚和查重的超重型劳作，全书百卷，总工作量已达天文数字。幸有计算机辅助，但当时容量、速率均甚低下，因此需要经费增买机器数台，提高效率和质地。杨先生常对我说，“你先不要帮助我，去帮栾老师吧。”我不放心她，只能杨先生、宋诗、文学所工作三头兼顾。 钱先生病情恶化，杨先生让陆文虎、三联书店老总董秀玉、栾老师和我，都去她家商量《钱锺书集》出版事宜。 董秀玉表示，除《宋诗纪事补正》外，三联可以出。三联预支稿费额度太小，还是让社科院文学所解决为好。 杨先生明确说：“解决资金，社科院已不可能，让我先找其他出版社解决。” 三联出书部分，杨先生转述董秀玉要求：需要提供计算机“汉字系统”。 栾老师反对同时使用简繁两体；《管锥编》中被删文字应予恢复，增加作者本人按语，并将补订插入原位。同时说明，“汉字系统”版权属于社科院，已冻结待审，不可能无偿转移。 陆老师表示，可以进行“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的辑佚工作，同时对《谈艺录》上下册进行对插工作。 商谈后，我代表杨先生，在栾老师帮助下，紧急启动，寻找出版机构承接《宋诗纪事补正》的制作出版工作。由于工作量大，需费太多，利润又低，而且不确定的专业性极强，没有出版社愿意承接。 经过与十多家出版社谈判，仅有华夏出版社勉强同意。我受打击非常之大，想不到钱锺书大作出版，竟如此困难。 起始出版社利益，钱先生利益，三联最后使用利益，都不可动摇。唯有为此已辛劳工作十五年的栾老师表示，他放弃一切利益（包括署名权）。但他同时声明，田奕和其他学生应得的利益，他不能代表。我及时向杨先生汇报，她夸奖栾老师。还说：“让你栾老师负责这部书。董秀玉已去台湾、美国等地寻找汉字系统。女人做点事不容易啊！”在杨先生心里，钱锺书永远是第一位的。 我现仍保存有当初杨先生作为甲方，华夏出版社作为乙方，已盖章承认的合同，上面加有杨先生亲笔的一段话：“甲方（钱锺书）已授权三联书店出版《钱锺书集》，其中包括上述作品(即为本合同主体《宋诗纪事补正》)乙方排出磁盘，三校后，交三联书店收入《钱锺书集》，与上述作品先后或同步出版。”这段话肯定由于杨先生的非经济观点，而忽略了“经济”——“交”而不付一分钱，是不符凡俗的。签署日期为1997年4月6日。后以几乎相同内容，又于1997年8月24日和作家出版社签定合同，这两个合同均遭其出版者上级否定，但当时钱先生已经开始卧床养病。 1997年10月5日，作家出版社奉上级领导意见，又增加六条补充协议，以保证“专家”工作进行，杨先生令我代签。但作家出版社畏难，终将合同转让。其间，“补正”工作从未停止，包括加夜班和利用一切节假日。 经一年后，作家出版社经手人向我们推荐辽宁人民出版社李英健和丁建新先生，在保持杨先生意见的条件下，与辽宁人民出版社正式签约。那是在钱先生逝世的第二天。 1999年2月《宋诗纪事补正》样书印出。李英健和丁建新二位先生一诺千金，栾老师既感激又佩服，他认为那是一本重要的书，因为《宋诗纪事补正》开创了古典研究的新时代，科学之门必须打开。2003年，十二大册出齐，全部稿酬版税等，送清华大学基金会。后该书磁盘和造字以及检索系统，三联和辽宁人民出版社协商不果，致使《钱锺书集》未收。 二 1999年3月，纪念钱先生的文集《一寸千思》开始了编辑工作，一个月后完成。辽宁人民出版社立即同意出版。4月，出版印刷万册上市，受到读者欢迎和赞美。此后又陆续再版印刷，我们从未收取分文编辑费及版税。杨先生审读全书，十分满意，认为除了我们，没人编得出。 1999年4月，杨绛先生体力明显恢复，可以自己行走，可以坐下来读读书报。她向我说，要借些书来读。其中有一本后来叫作《斐多》(Phaedo)的外文书。经数日浏览之后，她再开出的书单子，有关《斐多》者已达十五六种。她一旦用功读书，竟这样拼老命，我理解，但也实在怕累坏她老人家，于是故意放慢借书速度。不料被她觉到，先说：“抓紧点”、“我着急”，然后是“快去借”、“去北大”、“去清华”，最后说出“你别忘了钱先生的嘱咐”——那是钱先生曾安排我“照顾杨先生”，让栾老师退休的话。于是我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跑遍所有能借阅外文书的地方，包括南京的几家图书馆，终于把书都借来了。书一多，杨先生小桌子放不开，自然而然地使用起空了许久的钱先生的大书桌。书中包括上世纪30年代她在清华曾读过的版本，那本书让杨先生非常高兴，终于露出笑脸，我猜想，当她老人家捧着那本英国老书，一定忆起当年和钱先生议论这本书的欢愉情景。一个沉哀的老者，一天天地变年轻，让我兴高采烈。 两个月下来，杨先生身体状况大好，即将动笔开译《斐多》，那时的辽宁人民社“近水楼台”，已和杨先生约定新译作由他们出版。同时，我听说他们邀杨绛先生赴大连休养，曾被婉拒。 1999年8月下旬左右，杨先生忽然来电，告我楼下大装修，吵闹多天，无法入睡，血压和心率均不好。我立即去钱宅，一看杨先生，又回到钱先生刚走时的状态。杨先生说：“他们一个月不会完工，看看辽宁邀请还算不算数？”先生完全像个孩子说话。我立刻找来李老师电话号码，他爽快地说：“算数，算数。”当即商定行程日期。 第三天，我陪杨先生，特意请了一位北京医院的医师张富秀一起到大连，李老师已在机场迎候。他告我，原定独体别墅在棒槌岛宾馆，不料昨日中央领导入住，杨先生可先入住香格里拉宾馆总统套房，四天后再行迁入棒槌岛宾馆。杨先生在那里得到了很好的休息，一下子扼止住了健康恶化的危机。一个多月内，我曾返回北京一天，栾老师向我建议，为维持钱著的整理和出版，应加紧推进和中文计算机之父朱邦复先生的合作。那样才能实现钱先生学术和计算机对接的期望。由我和香港派来的文化传信集团负责人洽谈，以寻求解决途径，并且谈好合作方案。其间德国波恩大学教授莫宜佳女士，曾到大连探望杨绛先生。谈定了钱先生外文笔记整理的方案。 1999年9月，杨先生写毕《从“掺沙子”到“流亡”》，11月19日在《南方周末》发表，她急有急的道理。2000年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7月香港三联出版社同时将《纪事》《掺沙子》和《干校六记》一起正式出版合编本，以为钱杨二人关于文革的汇集。 1999年，对于富寿的杨绛先生，是第一个没有钱锺书相伴的年头。作为晚辈，我知道按照常理，最重要是头两年。只有在这段时间内帮她修复情绪，恢复平时的生活状态，才能助其再上“战场”。 2000年4月，杨先生的《斐多》经近八个月译述，已分别在辽宁和香港以简繁两种字体发行，在文化界掀起热潮，读者们高兴地看到，杨先生没有被苦难压倒，她会好好地生活。同时读者获得了一本难得的经典好译本。 《写在人生边上》一书再版，《钱锺书集》已进入出版最后阶段。 三 我们和朱邦复先生的合作一天天临近，栾老师已向社科院反复要求提前退休。我想“辞职”。我向杨先生说过后，她说：“要我为你好好想想。”隔一天，我见到她，她说：“你在社科院已工作十五年，有气有冤，累得够了，国家大奖拿了，钱先生走了，我和栾老师也都退休了，人家再创新、再争什么奖只会用新人，只是你写程序还行，跟朱先生先干干再说吧。我们都自由自在一些，多好。”我把这话记在笔记本上。 5月份，我正式到朱先生的文化传信集团下属中文2000公司任副总和总工，栾老师做董事长，统领近百人，都在杨先生的眼下，为完成杨先生的“打扫战场”效力。 6月，朱邦复先生来京，在沈红莲、谭永志、赵大庆、李碧良和我等陪同下，至南沙沟拜望杨绛先生。朱先生谈起北京往事，再谈计算机古文献以及即将进行的诸重大课题，杨先生都静静地听着。随后，她问一些台北、澳门和香港的熟人杂事，最后提到要进行钱先生笔记的整理工作。朱先生以文化传信董事会主席身份，表示香港方面一定会全力支持。他同时对《笔记》“检索系统”提出了自己独到见解，给出有效施实方案。杨先生非常高兴，问，“何时开始？”朱先生说，“明天。”陪同前来的据说是香港美少年李碧良在回来路上对我说，“杨先生太美了，美人就应该如此。”南粤口音，说出痛快话总像很含蓄。 8月，西德波恩大学教授莫宜佳女士来京，下榻中文2000公司花市四合院上院西厢，参加《笔记》整理工作。 9月，本课题以“中国古典数字工程”正式立项。 9月3日星期日下午，我开车去南沙沟接杨先生。她穿了一件天蓝色短袖衫，灰色裤子，黑皮鞋，特意戴上大手表。她缓步走进四合院，夸奖收拾得干净。然后接受德国大高个子美女教授莫宜佳的欢迎、拥抱、寒暄，并在我们的陪同下参观了机房、卧室、办公室。此时，谭永志请出上级，与文化传信集团合作的中国硅谷公司老总宫天美先生，可谓一见如故。宫先生全按台北的习惯，杨先生却说那是北京的老礼儿，一举手一投足都有讲究。一瞬间的停顿，显然是勾起了自己儿时在北京生活的回忆。 然后杨先生走进大机房，对年轻的学员们讲了一番重要的话。首先告诫他们，读书很重要，年轻人要好读书，读好书，少一些胡思乱想。然后谈到计算机的学习，虽然杨先生和钱先生一样都不会用计算机，但他们都深知计算机的发展前景和对古文献整理之重要。最后又谈到了古文献，特别讲了文献笔记的重要性，还启发年轻人如何看待古文献，如何从接触到深入到理解。杨先生的谈话通俗易懂而内涵深刻，语调平和温润却朗朗动听，这让学员们受益匪浅。 本以为她的讲话结束，大家正准备鼓掌致谢，不料她提高调门：“我也要学计算机，老总拿计算机来，教会我。”我马上回答：“立刻办。”杨先生反倒风趣地说，“大家鼓掌，谢谢。” 座谈结束后，杨先生与大家合影留念。同时在谈话中再次回顾中文计算机走进社会科学领域的艰难历程，她叮咛大家，“不能淡忘”。 这个下午，她老人家在四合院共停留了三个多小时，老人非常高兴，年轻人会一生不忘。我们都铭记，她曾和钱先生、钱瑗一道，力主将计算机引入文学研究领域的关键性倡议，造就了我们至今领先古籍数字化的局面。 随后对《笔记》的整理工作正式开始了。谭永志早上开车送莫宜佳女士去杨宅上班，主要先整理出笔记目录。晚上谭永志再接她下班回归。一来二去的，谭永志与杨先生成了忘年交，杨先生还姶他起了英文名“John”。四合院这边则买了新计算机和扫描仪，对《笔记》进行数字化工作。忙了四个多月，制作了八万件严格依照原件，不作任何改动的复合型图形文件，编制文字目录以及索引，还为每件笔记装上盒子。此事接近完成，杨绛先生也早已在家中开始认真学习朱邦复的仓颉中文计算机了。 杨绛先生度过了艰难的1999年，也平安地度过了2000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