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3年，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主人棺椁的“足箱”内，一件精美的银盒（见上图），因新颖、独特的蒜头凸纹而为人注目。因为这件器物与同一时期西亚波斯一带的器皿风格极为接近，所以专家称之是岭南最早的“舶来品”。 这件银盒，盖身相合，呈扁球体；盖面隆圆，顶部有两圈凹线弦纹，构成一圈宽带。银盒盖的外周及腹部为对外交错的蒜头形凸纹，错综有序、交相辉映的明暗对比，使全器折射出贵金属器皿独有的美。制作工艺上，蒜头纹样是用模子压着捶揲而成，盖与身相合处的上下边缘用一匝穗状纹带作装饰，穗状纹带表面有极薄的鎏金，是我国发现的汉代及其以前鎏金器物中所从未见过的。正是这条穗状腰带，巧妙地将银盒分为上下两部分，将整件器物装点得分外玲珑、娇俏，如一位美丽少女腰间的丝带，细致而不张扬。 最为有趣的是，这件器物竟有两处经过加工改良：一处是银盒盖顶部的三个银锭形的小凸榫，可以明显看出是后来加上去，用银焊接固定而成的；另外一处是银盒底部的铜圈足座，也是先在银盒外底的正中间，用银焊固定一个圆柱状的凸榫，铜圈是另铸的。根据发掘时对器物的测试，银盒所含的金和铜都是微量的，但盖钮所含的金和铜的含量比银盒本身要大2—3倍，两种银的质地差异很大。同一墓中出土的银锭，其中金和铜的含量与盖钮的基本接近，表明银钮所用的材料和银锭可能是同一来源。由此表明，此银盒传入中国后，又依照中国汉代盒的形制——盖上有钮，器底附圈足的特点进行了再设计。并且，盖面上的三个凸榫，上面都刻有编码，应是为了当时便于安装钮饰时对号入座。盖面两处刻有该器物的容量铭文：“名曰百卌一”和“一斤四两右游一私官容三升大半□”。 南越王墓银盒通高12.1厘米、腹径14.8厘米、器重572.6克。从造型到纹饰，银盒都与中国汉代及其以前金属器皿的风格截然不同，但在西亚波斯帝国时期的金银器中却不难找到类似的标本。银盒所使用的捶揲工艺也是汉代所没有的。所谓“捶揲”，就是充分利用金银质地比较柔软、延伸性强的特点，用锤子敲打金、银块，使之延伸展开成为片状，再根据要求打造成各种器形和纹饰。这种技术是在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兴盛起来的，安息的金属工匠继承并发展了阿契美尼德时代以蒜头凸纹为装饰的风格。所以在西亚波斯帝国时期的金银器中蒜头纹饰的标本很容易找到。 这件宝物又是怎样从遥远的波斯帝国来到岭南的呢？ 据史籍记载，古代东西交通之道有两条，一是北方的陆路交通，由西亚经帕米尔高原下塔里木河进入中国新疆；其二是南方的海路，由波斯湾经印度洋从广东进入中国。这两条古代通商之路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汉代，中国已经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大秦、安息国有间接交往。在《后汉书·西域传》中有记载：“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汉朝和东亚、东南亚诸国更是有经常性的贸易。《汉书·地理志》有记载：西汉政府的船队先后到达东南亚诸国，其范围大致在今天的马来西亚、苏门答腊至缅甸南部以及印度半岛的南部。广州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从秦汉至今一直是我国重要的贸易港口和通商口岸。安息帝国坐落于地中海的罗马帝国与中国汉王朝之间的丝绸之路上，由于与汉王朝交往密切，银盒从遥远的波斯经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广州就不足为怪了。 耐人寻味的是，同一时期的山东临淄齐王墓陪葬坑、云南晋宁石寨山12号墓，各出土了一件银盒、一件镀锡铜盒，形制大致相同。学者们一般认为，临淄齐王墓银盒与南越王墓银盒一样，应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至于云南晋宁石寨山的滇王墓出土的蒜头凸纹镀锡铜盒，学界认为它是根据安息风格的蒜头凸纹器物式样仿制而成，也根据中国汉代盒的形制进行了添改：盖上有钮，腹下有足圈。不论是局部加工添改还是改良仿制，都说明了早在2000多年前南越先民和滇民面对舶来之物，并非一味拿来主义，而是具有为我所用、因地制宜、择善而从的创新精神。 尽管一件文物只是海上丝绸之路大背景中的一件碎片，但它的珍贵正在于通过追溯这件文物的历史，让我们得以了解2000多年来南海海域的先民在推动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中付出的热忱和不懈努力。在对历史的追溯中，可以激发我们去思索今天该如何通过丝绸之路，再次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让这一条古贸易之道重新焕发生机。（作者为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