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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汉学是国外学者在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门独特的学科,而汉学研究则是中国学者对汉学成果进行再研究的反馈行为。二者都是在跨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应具有自觉的比较文化视野。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由于多元文化发展的需要,汉学、汉学研究、比较文学这三个原来互不相关的学术领域正在不断地靠拢,相互借鉴,并将为新世纪的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关键词 汉学 汉学研究 比较文化 一、认识汉学和汉学研究 汉学是西方学术界有着独立传统和声誉的一个学科。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是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文化的一种文化选择。同样,我们的汉学研究,也是一种文化选择。选择是经过比较之后的结果,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所以,汉学和汉学研究,同是比较的结果,都明显地穿有比较文化的衣裳,它们属于比较文化。 在人类历史上,各个民族的文化虽然不同,但它们是相通的。“比较之意识”为各个民族所共有。在文化和文学方面,中国本来就拥有“比较”之传统,这种资源就储藏在我们的生活、文化和文学里。但是,我们过去没有把它们发掘出来,没有使之理论化。所以,在人类科学的各种门类中,我们好像缺少了这些学科。 虽然比较文学只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但它不仅在实践中形成了数十种研究类型,而且还建立了自己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的汉学(当然还可以包容相当部分的自然科学,如科技史等),其历史虽然远比比较文学早得多,但是汉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状况却不能与比较文学相比。当然,比较文学和汉学研究在中国起步都很晚,但是比较文学成长较快,既有学术队伍,又有学术成果和理论建设,各大学里普遍开设比较文学课程,还建立了培养硕士和博士的基地,并已经形成了与国际对话的学术能力。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走过了“描红”阶段,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理论建设。而汉学研究虽然有《国际汉学》、《汉学研究》、《法国汉学》和《世界汉学》等书刊和一些学者虔诚地举着旗帜闹天下,但是真正把全部精力用在汉学研究上的人很少,多半是顺手而为之,而且一般还是各自为战,加之经济方面捉襟见肘的困顿,使汉学研究还不能真正蓬勃发展起来。时至今日,汉学研究作为一个独立学术的形象虽然已经十分鲜明,但是学科的理论研究还有待深入,基础建设也还有待更广泛地开展,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扎扎实实去做。 比较文学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等等,而汉学研究同比较文学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跨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的一些研究范式和理论框架里,汉学和汉学研究则能在启发中找到自己的理想借鉴。所以,可以这样说,汉学和汉学研究作为比较文化,相当部分属于跨国的比较文学。比较文学当然不是汉学研究的归宿,但是我们可以视为一条可行的路径。 “由于文化转型,由于多元文化发展的需要,原来互不相干的三个学术圈子:汉学研究、理论研究、比较文学正在迅速靠近,并实现互补、互识、互证。”〔1〕乐黛云教授在《迎接汉学研究的新发展》一文中把汉学研究同比较文学的关系说透了,我十分赞成她的观点。 二、关于汉学 在漫长的历史里,西方和东方其他民族的学者在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资料里,探寻到东方的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的精神,并在比较研究中形成了汉学——人类文化中一种具有特殊色彩的科学门类。 “‘汉学’,英语是Sinology,意思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汉学’一词主要是指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等的研究。有的学者主张把它改译为‘中国学’,不过‘汉学’沿用已久,在国外普遍流行,谈外国人这方面的研究,用‘汉学’比较方便。”〔2〕汉学一词来自外国,不是中国人的发明。汉学是西方学者对中国文明经过研究之后的一个概括,这个概括包涵着在他们的文化认知和文化背景制约下对中国物质文明和文化世界的认识。 汉学这一学术概念,虽然由来已久,但是长期以来,文化人对它的理解和解释并不相同,或者说有的人还不甚理解。在我们排除因汉代人研究经学重名物、训诂之故,后世则把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泛称为汉学一说(我认为这种“汉学”可以统称为“国学”)之外,纯粹以国外人研究中国文化、哲学、历史、语言、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称之为汉学的说法比较符合学术发展的实际情况。 在近代史上,“汉学”曾被日本人称为“支那学”(其间包含着浓重的歧视色彩),现在他们称作“中国学”。外国人称中国学问为“汉学”,研究中国学问的人为“汉学家”。汉学是外国人了解认识中国文化的一座桥梁,是漫长的中国历史文化和外国的历史文化撞击之后而派生出来的一种学问。通俗地说,汉学是中外文化的混血儿。中国文化是一道奔流不息的活水,活水流出去,带着中国文化的光辉影响世界;流出去的“活水”吸纳异国文化的智慧之后,形成既有中国文化的因子,又有异质文化思维的一种文化,这就是汉学。换言之,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另一种文化精神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学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汉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借鉴的结果。汉学对外国人来说是他们的“中学”,对中国人来说又是西学,因为汉学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仍属“西学”的范畴。 三、汉学的演进 汉学的发生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年代,比如,远在汉唐时期,以儒家学说为主的中国文化已经有力地影响了周边国家。中国与西方最早的交流同政治、商业有关,而政治往往成为文化传播的因素。西突厥与波斯失和,迅速亲密东罗马,两家联盟,交换使节,于是中国文化遂经突厥传入欧洲。由于旅行家、商人和使节,作为中国与西方往返的文化媒介,或由于战争,中国文化西渐之路逐步开通,尤其后来耶稣会传教士大批来华,西方关于中国的著述也就多了起来。 作为比较文化的汉学,在自己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汉学的发展和繁华,并作为一种专门的文化学派,关键还在于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从15、16世纪开始,在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之后,开放思潮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人的思想和生活,一批批旅行家、商人和传教士纷纷东来,或通商,或传教,或寻觅,或猎奇,虽然他们的目的各异,但将中国文化作为介绍和研究对象的“汉学”,便真正在葡萄牙、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荷兰、德国、俄罗斯等主要的西方国家逐步发展起来。再后尤以法国为首,逐渐建立了对中国文化进行研究的学术队伍,形成了越来越显赫的学术“流派”,并明确提出了“汉学”的概念。中国文化被大量介绍到西方,是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交流,是异质文化史上一次重大碰撞与交融的结果。当然,汉学的“汉”既不是指的“汉代”,也不是指的“汉人”,而是指的“中国”。诚如李学勤先生所说:“‘汉学’的‘汉’是以历史上的名称来指中国,就像Sinology的词根Sino来源于‘秦’,不是指一代一族……”〔2〕 在西方的文献上,关于中国的文明,一是来自陆路,一是来自水路,其记载始于公元前后。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以北地区已与俄国南部地区及多瑙河流域有了文化来往。希腊人在公元前5世纪,便记述了天山南麓和“北蒙”居民的情况,还以地中海、黑海为界,最早把世界分欧罗巴和亚细亚两部分,出现了“东方”的概念。到了罗马时代,东西方的交流有了历史性的重大拓展。随着罗马勃兴,希腊罗马文化有了扩大。在《法国大百科全书》、《小百科全书》及《世界历史大事表》上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记载:公元170年,罗马帝国时,马克·奥尔雷(Mark Aurle)作为特使到过中国。这个史料,可以认为是东西方最早交往的记录。 那是一个东西方互相寻找的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人类还无法克服山水之阻隔和路途之遥远。罗马时代是一个进步,文献里出现了中国地理、物产和居民的记载。纪元前后,他们称中国人为赛里斯(Seres),称中国为赛里加(Serice),这是来自陆路关于中国的最初文化记载,时间较早;另一种叫法,称中国人为秦尼(Sinai),称中国为秦(Sin),这是来自海路关于中国的文化记载,时间较晚。由商人输往西方的中国丝绸绢绘是当时帝王贵族倾慕的奢侈珍品,Seres和Serice二字系由阿尔泰语转化的希腊罗马称谓中国绢绘的Serikon Sericum二字简化而来。而西方人当时称中国为“秦”(Sin),称中国人为“秦尼”(Sinai),则是源于大秦皇朝〔3〕。 历史上,当人类基本处于缓慢发展阶段时,科学技术还没有重大的突破,交通和信息还停在近似原始的方式之中,所以人类的思想还不能飞出奴隶的或是封建的牢笼。此种社会状态下,人类的物质文明不能飞跃,人类的精神文明也不可能得以高度的发展。汉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和经济、政治、交通以及资讯分不开的。 有学者把汉学的历史分为“萌芽”、“初创”、“成熟”、“发展”、“繁荣”等时期,也有的分为“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总之,汉学的发生和发展有个过程,是与“东学西传”和“西学东渐”同时发生同时进行的一个文化嬗变过程。但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入欧洲在先,而后才有西方的科技影响中国。中国文化对于西方的启发不能低估,且不说汉唐以来中国儒学对于朝鲜、日本文化的主导性影响,就是欧洲的思想家,如德国的莱布尼兹、法国的伏尔泰等人,均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从不自觉的撷取,到殖民者的攫取,再到真正的文化交流,汉学便由端倪而逐渐显示出一个学术学派的形象。交流是人类文化选择的一种自然生态,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季羡林教授说:“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在这里,关键是一个‘交’字,一边倒,向一边流,不能称为‘交流’。古往今来,地球上不知道有过多少国家,多少民族。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创造。文化不论大小一旦出现就必然向外流布。我认为,这可以算是文化的一个特点,全体人类都蒙受了这个特点之利。如果没有文化交流,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世界,文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人民生活水平会是一个什么样子。”〔4〕(总序)这一见解是很深刻的。 在汉学史上,我们不妨信手拈来一些汉学家的名字——罗明坚、利玛窦、门多萨、汤若望、柏应理、卫匡国、李明、白晋、马若瑟、宋君荣、钱德明、翟理斯、安特生、雷慕沙、蒙田、沙畹、冯秉正、伯希和、葛兰言、萨哈罗夫、高本汉、李约瑟、戴密微、石泰安、费正清、谢和耐、欧文等。他们是通过自己的深层理解和文化比较,经过智慧的思想加工,然后才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就此而论,汉学家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是中外智慧沟通的渠道,是思维的交接点和转换站。当然,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和语境的制约,汉学家的误读普遍存在。但是,也恰恰是由于文化视角的不同,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的某些领域也有自己的真知灼见。 在21世纪,由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世界性资讯体系的高度发达,以及中国文化资源的逐步网络化,必将促进汉学和汉学研究的更大发展。这种发展,将使中外文化更快地接近,使传统和现代相融,使文化嬗变更新。在比较文化视野里,文化的现代转型必将使丰富的汉学和汉学研究之成果得到更大的发展和丰富。 四、关于汉学研究 汉学与汉学研究是两个不同的学术概念。 什么是汉学研究?汉学研究是中国学者对外国汉学家及其对中国文化研究成果的再研究,是中国学者对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反馈,也是对外国文化借鉴的一个方面。 汉学研究是另一个独立的学科。我们一直没有认真地对待汉学,其研究和资料积累非常不够。 “西方学者接受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又由于他们置身局外,在庐山以外看庐山,有些问题国内学者司空见惯,习而不察,外国学者往往探骊得珠。如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诸多领域,时时迸发出耀眼的火花。”〔5〕(P7)任继愈教授在《汉学的生命力》一文中道出了作为天下公器之学术上的认识规律。 中国有一句古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介于中外文化之间的汉学对我们来说有借鉴作用,对外国来说有启迪作用——西方学者以汉学为媒介来了解中国,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完善自己的文明。当然,这不是说外国人就比中国人聪明,而是讲由于文化背景差异和文化语境的不同,思维方向和方式就会不同,因而就会有不同的结论,说出不同的道理。外国人能否道破中国文化之谜?中国人能否道破外国文化之谜?我看都是可能的。当然,汉学家的“汉学”著作不一定都是攻玉的“他山之石”,而事实上低下的错误百出的粗制滥造也不少。但是,在中国,因为“汉学”被岁月尘封得太久,被政治禁锢得太严,所以它的空白还很多,大量的“汉学”资源我们没有深入发掘或是还没有顾及,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还远远没有做。 “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国家。从蒙昧的远古起,几乎是从一有文化起,中国文化就有外来的成分。中国古书上说:‘有容乃大’。中国人民最‘有容’的,我们肯于和善于吸收外来的好东西,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只要对我有利,我们就吸取。海容百川,所以能成其为大。我们能吸收各种文化,所以才能创造出这样光辉灿烂的文化。鲁迅先生提倡‘拿来主义’,正表示了这种精神。”〔5〕(开卷语)根据这一精神,汉学研究就属于通过中国文化外流的一种精神反馈,是吸纳异质文化的一个渠道。汉学“将在世界范围内探究中国文化的产生、发展与嬗变,寻踪中国文化的外传及其影响,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5〕(开卷语)。 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到文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汉学从盲目到自觉,也曾有过以牺牲中国文化为前提的历史过程。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就是说,被扭曲的学术真正成了学术。21世纪将在信息学、生物学、太空学等领域发展的同时,给文化一个发展和相互借鉴、沟通、融合的机会。汉学和汉学研究也有一个机会。在多元文化趋于彼此接近、彼此认识、彼此兼容的“大时空”里,新世纪的汉学和汉学研究会以更新的面貌出现在人类文化的展台上。 参考文献: 〔1〕汉学研究:第4集〔C〕.北京:中华书局,2000. 〔2〕李学勤.国际汉学漫步〔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3〕莫东寅.汉学发达史〔M〕.北京:文化出版社,1949. 〔4〕季羡林.东学西渐丛书〔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5〕国际汉学:第1期〔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原载:《文史哲》200006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171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