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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处看到的景色格外神秘:不带绿色的土山、被白色覆盖的雪山,离自己特别近。海拔几乎相等于日本最高的山——富士山(3776米),这里是拉萨,我从小盼望的圣地。 感觉没什么两样,天气稍微冷一点。大部分人都说汉语,看到的是藏语、汉语和英语。离开拉萨机场,跟当地朋友聊天往市内走,大概要走一个小时。 我认识的当地朋友大部分是藏族,非常聪明,有求知的愿望。他们从小学藏语、汉语和英语。我很确切地说,此次紧密接触的几位初中毕业的藏族朋友,他们的语言水平至少与我相当。 我汉语比不过他们,英语也比不过。我学了一点藏语,但他们也会一点日语。他们在每天的工作中把世界两大语言应用得相当彻底。他们的英语使用能力比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要好得多。 窗外的景色,从未见过。不能用简单的漂亮或魅力来形容,还是用神秘吧。神秘一词始终是我了解中国的动力,相信许多老外对这块土地也抱有同样感觉。听朋友说,现在是旅游淡季,游客不多,一般来讲,7-8月的“内宾”多,4-6月的“外宾”多。11月已经是冬天,是很冷的,阳光很晒很强,是蓝天,没有云,体感没那么冷,只是特别干燥。我到拉萨市内后发现自己选择对了,这个季节人不多,又漂亮。只是没有想到的意外发生——高原反应。 我的此行始终与高原反应纠缠在一起,从来没有经历过自己这么无奈和脆弱。我的虚弱,头一直是痛的,身体一直是没劲的,器官一直是恶心的。拉萨的海拔有3650米,日喀则(西藏第二城市,拉萨以西280公里,去尼泊尔的必经之路)有3900米。我也去了位于世界上最高的湖——纳木错(海拔4718米),从拉萨到纳木错的路上过了海拔5200米的高点。 拉萨至日喀则路上的小镇,我终于病倒了,住了半天的院。是位于海拔4200米的、非常小的当地诊所,旁边有个藏族老妇女和小孩子们,说咳嗽,头疼。但病状最严重的明显是我。头脑不清,视线不清,站不住脚,连“我是谁?”都弄不清。现在回顾起,真的以为那样死掉了。似乎过了5个小时,记得一共交了250元。我说自己是中国人,但依然是这个价格。当地人能付得起吗?朦胧中想到了中国贫富差距和社会保障问题。 此次来西藏是半考察,半旅游。放松下来,开阔眼界,认识世界。不过,本来目的恐怕无法达到。我的状态是,拿着氧气袋,随时找到诊所充气,一直担心高原反应来不来。来了就躺下来睡觉,晚上却睡不着,躺着头也痛,全身都麻痹。但我有自尊,不能那样完蛋,至今为止几乎完成了所有计划,走了2000多公里。 离开西藏之前,最后发挥体力,谈谈三点观察与收获: 首先是对拉萨的基本印象。如前所述,这个季节游客不多。多的反而是来自西藏农村的藏族,他们来拉萨,到大昭寺等寺庙行使最恭敬的礼拜方式——五体投地。“五体”指双肘、双膝和额顶。他们平时都从事农业,冬天没有活了,就带着孩子来这里,熏陶自己是个忠诚的喇嘛教徒。有的还花几个月、几年的时间从农村“五体投地”到达拉萨。当地年轻人给我介绍说:“那些妇女的信仰是真正的。我们不行,已经接触到了汉族的物质主义了。当然我也有信仰,但做不到那种彻底摆脱对物质的需求,纯粹生存于精神境界的人生”。 拉萨的人口与中国许多其他城市一样,很难统计。据说有30-40万人口,但真正拥有拉萨户口的只有一半左右,另一半是所谓流动人口。有的从西藏农村来,有的从外地来。其中,占流动人口80%左右的是四川人。他们在拉萨开川菜馆、酒店、旅行社、虫草店、便利店等,在市内到处都能看到“川”字。我此次接触的藏族朋友都不是拉萨户口,从未去过中国其他省市,唉声叹气说:“生意不好做了,大量内地人进来,竞争激烈了,而且汉族有资源优势,我们越来越难以生存了”。 我在西藏各地接触的藏族居民都很热情,一点都没有流露出生活的困难和痛苦,不故意推销、抬价、欺骗。他们的笑容让精神疲惫的我感到安心,在路上吃的一碗5块钱的咖喱饭就像补充了元气。当地的酥油茶对高原反应好像也起缓解作用。 在西藏,尤其在拉萨,我也感受到了军队和政府的重大。首先重大的是“武警”的多。拉萨市内,武警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任何路口、街上、甚至房子的屋顶,都是拿着抢的武警巡逻,监督市民的生活。其紧张程度远远大于60周年国庆前后的天安门广场,令人不得不想到,那里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 我有一次向武警问路,武警基本都是汉族,以为交流方便。几个人一下子过来围堵我,并动不动问“你是什么人,干什么的?”,我就把护照拿出来,他们同时把枪拿出来。我说“我是获得入藏函后的日本合法旅游者,你们凭什么这样对着我,要开枪吗?开吧,会成为外交问题的,你们敢不敢负责任?” 武警们向我道了歉,反而给我介绍了许多平时的工作内容,还请了我一次饭。他们认为,西藏,尤其“3?14”后的拉萨是政治要塞,“3?14”给他们的冲击很大,虽然与“3?14”后或今年国庆前后比,武警对市内的巡逻、监视规模少了很多,但他们依然24小时对这块土地起着“维护稳定”的作用。 其次是高级车多。当地政府、武警、公安等公务员开的车基本都是日本丰田(TOYOTA)的好车,还有三菱(Mitsubishi)、本田(Honda)等。我问武警朋友说:“这是怎么个回事,连北京都不会发生这么夸张吧?”对方说:“我们兼顾着重大任务,开好车是应该的。价格大概50万人民币吧”。他们还介绍说好几个车号数字表示政府的车,但我忘了。 其次是对藏族或藏文化的印象。我来西藏,只接触汉元素没有任何意义。中国有56个民族,是多样化、多价值的社会。只有了解那些不同和矛盾,才能走进中国。如前所述,这里的藏族都有自己的信仰,就是西藏佛教。他们的具体举措和信仰状况,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作为一名非中国的第三者,我只是想说一点:藏族的生活陷入越来越深的两难。年轻藏族认为,近年以来的生活便利了,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比原来完善多了,在这个意义上,“中央正在关心我们”。但所谓汉化或同化政策实施得实在太快、太浓。对于这一点,许多藏族普遍表示担忧。有一位老先生说:“再过20年,藏文化将从这块土地消失的。现在许多小孩儿都不说藏语了,虽然说藏语,但在学校里被灌输的都是汉文化、汉精神。包括我小孩儿,越来越不尊重自己的文化了”。 感到无奈的是那些藏族导游。我有一次看到了似乎具有代表性的场景。藏族导游与“内宾”聊天,听口音,应该是北方人,问导游:“中央照顾你们这么多,你们怎么还闹事?干吗要独立呢?”导游处于工作状态,当然不能反驳,只是出于礼貌说:“我们不是闹事,只是想保证应有的自治而已。您看到的,西藏很美丽,能够吸引全世界人民的关怀。我们想保护自己的文化,不想让它消失”。北方人说:“你们的经济这么落后,还敢说文化保留?还要自治?别做梦了。” 从藏族朋友了解到,这种对话在当地的汉族与藏族之间经常展开,却无法达成共识,甚至没法正常沟通。汉族认为,物质第一,一切为赚钱奋斗,就像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基于老百姓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推动经济发展,为祖国服务。藏族则认为,物质重要,但保护传统更重要。人生要有信仰,没有信仰,一切都无话可谈。对于藏族主张的“信仰”两字,今天的汉族始终不理解,不像历史上的过去有信仰。 藏族们的宗教自由受到严格的限制,这点全世界、全国人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也不展开说了。除了那几个重大节日之外,藏族们基本沉默着,做那些形式主义的举措而已。据悉,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藏族自治州的宗教自由比西藏自治区宽泛很多,那些地方政府基本不管制僧侣们的宗教活动,因此,许多原来在拉萨从事活动的人都迁移到外地,寻找生存空间。这是现实的一部分,许多更深奥的现象,我没接触到。 最后,我正在写此文,时间晚上8点多,天没那么冷,身体好了一些,第一次走到了灯亮着(light-up)的布达拉宫广场,相当漂亮,庄严。走到广场中间,突然有个灵感掉下来。我现在所在的此地,前门是布达拉宫,中间有一条市内最为扎实、宽泛的路,接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高升着,然后是城市里最广大,管制最严格的广场,看后面,有个纪念碑,写着“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江泽民”。 我发觉想象到的味道和氛围是中国另外一个广场,是我很熟悉的场所。西藏的广场甚至凌驾于它。居民们究竟以什么样的心态看到这一场景呢?因为我知道首都居民对那块土地抱有特殊的情怀和警惕。是相信自己正在过合理的、幸福的日子?为了后一代的快乐,忍住一切压力度过着现实?还是什么都不想,顺其自然?我不知道。 我只是在默默地思考,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选择体制的权利。“一个民族等于一个国家”的世界统治方式本质上远远合理于大家沉淀于理想主义讨论的,替代联合国的“世界政府”的迎来。当然,我说的也是理想,比乌托邦或理想国还不现实,现实中的世界充满着权力政治和暴力统治,所以大国主张和谐。我们人类还将在国家与民族这两个矛盾体之间生存下去。为了解放自己,还会奋斗下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有的国家统治方式是最好的”这一思维方式极为危险。但同时,广场的明亮也告诉我,现在我们无法找到代替国家的统治方式,人类还不具备着更加高尚的智慧和想象力。这是我的总结思考。这里是西藏,更是中国西藏。 2009年11月10日晚上 写于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广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作者加藤嘉一,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1984年生于日本伊豆,2003年4月“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现在就读硕士研究生。自从2005月4月亲历“反日游行”开始,在海内外媒体发表言论。） 转自: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719?page=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