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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书》中所记载的对中国的预言。 “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赛49：12） 中文《圣经》的翻译者们正确地将希伯来原文Sinim译成了秦国。最负权威的英文钦定版《圣经》将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句译为“from the land of Sinim.”对“Sinim”只作音译。和合中文版译为“从秦国来”。“Sinim”是希伯来文音译词，是现代Sinology（汉学）等词的字根。希伯来字母无英文Ch音（即汉语拼音的Q音），故对 Qin发音为Sin。英文China来自法语Chine（发音为“西恩”），因中古世纪的文化复兴是法国领头的。法语Sin发音为Sang，故为了保持拉丁文 Sinim 的原音，Chine 的法语读音是英语的 Sheen，但英国人对 Chine的读音，自然成了China。 我们上面引证的历史学家们的考证，外国人对中国的称谓都起始於建国公元前221年的秦王朝。而秦家王朝的出现，是在以赛亚先知五百年之後的事。在以赛亚作先知的时代（公元前720-前681年），中国正处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56年）。周朝为正宗的中国的王室。当时的秦国仅为数百诸侯国之一，不足以代表中国。而且当时周室已将其都府向东迁移，而不在秦地了。以赛亚若是要指当时的中国，应当说东周或直接说中国才对。中国当时可能已经与西方开始通商。当时的秦地是“丝绸之路”上的必经之路。其地位就好比对外开放后的广州一样。以数百诸侯国之一的秦国来代表整个中国之不合适，就好比以今天的“广州”来代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不合适。可是，上帝为什么要感动以赛亚先知从数百诸侯国之中单选出一个秦国呢？ 据司马迁所着《史记》《秦本纪第五》所载，秦的先祖中有一位名叫大费者，辅大禹平水有功，受帝舜赐妻，“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伯翳。舜赐姓嬴氏。”其後人中有一名叫做“非子”的，“好马及畜，善养息之。”有人将此事上告於周孝王（公元前908年-前894年），於是孝王召非子为其牧马及畜，马壮畜多。孝王大悦，“分土为附庸。”以秦为地，使其续嬴氏祀，号曰秦嬴。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平王（公元前770-前719年）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襄公於是始国。” 可见秦受封于舜，孝王时为周室附庸，直到公元前770年，才得封为诸侯，始称为秦国。襄公在位期间，秦国兴旺，位跻十四大诸侯之列。後经过五百多年的盛衰变迁，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力败六国，成就了秦国一统天下的霸业。这时的秦才能作为中国的代表。 简单来说，以赛亚的上帝，在秦国还只是初封诸侯立国之初就似乎已经看到了秦国在今後的五百四十年间，将从数百诸侯国之一，在五百年间不仅不会消亡，而且要一举登上帝国霸主的地位。这个预见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五百年间，当初与秦同存的数百诸侯最终只剩下六个，而这六个诸侯国最终也被秦所灭。如果秦国也在这五百年间消亡了，那么，我们今天在读《圣经》中的这段经文中，可能根本就弄不清，这里的Sinim究竟是指什么。然而，圣经中的上帝不仅看到了秦国的日益强大，而且似乎还看到了它将选用“秦”作为新的帝国国名。而且，世界各国从秦王朝直到如今，也用秦来称呼中国。前面提过，英文的China，印度人说的“支那”等，就是明证。 有现代学者认为，这里的 Sinim 指埃及南部有犹太人寄居的Syene（赛印）。那是埃及的一个小城市。若细读《以赛亚书》的预言，就能排除这种现代派神学家背离圣经本意的“高见”。 以赛亚在谈到“秦国”之前说∶ “现在他（上帝）说：‘你作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赛49：6） 上帝在此宣告他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命，并不限於复兴犹太国和使被驱散的犹太人归回。他还要作外邦人的光，施行救恩直到地极。这话的上半句，已包括各地的犹太人在内。况且，外地犹太人回归祖国，上帝称之为“小事”；而经文的下半句及下文讲的都是外邦人。历来占世界人口比重最大的中国人，当然包括在基督救人使命之中。 耶稣基督也曾亲自说过一句这样的话∶“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太8：11）。这是耶稣称赞罗马百夫长的信心之後所说的一句话。很明显，“从东从西”乃是指外邦信徒而言，这与以赛亚所说的“从北方从西方来”应当是一致的，都是指外邦人。因此，我们认为对於Sinim一词作为对中国的指代是正确的；把它看为埃及的城镇，没半点理由，何况Sinim同Syene二词发音相差很远。 退一步假定 Sinim 不指中国，却指埃及的赛印，因那里有犹太人，那还是讲不通。因耶44：1记述，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后，未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逃到了埃及的密夺，答比匿，挪弗，巴忒罗等四处，却不提赛印的地名。纵然赛印有犹太人，而且就是赛49：12的“秦国”，那末为什么上帝不提埃及其他四个有犹太人的地方，而只提赛印一处? 与中国对照，有相当数量的国家，《圣经》预言它们将不复存在。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巴比伦国，也在以赛亚的预言之中。当古巴比伦最强盛的时候，他发预言攻击巴比伦说∶ “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 为迦勒底人所矜夸的华美，必像上帝所倾覆的所多玛、蛾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 阿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棚，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赛13：19-20） 二千多年来，这段预言经受住了历史的验证。昔日巴比伦城的旧址犹在，可是正如同《圣经》所言，“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历代都有人想让这片土地上人烟重兴，包括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可是这些人为的主张一个也没有实现。巴比伦至今一片荒芜，上帝赐给以赛亚所发的预言至今未破。 当耶和华上帝发这段预言时，中国正处春秋战国诸侯混战时期。三代圣王笃尊天命的传统已在动摇，到秦始皇时，敬天的传统更是受到重创，黑暗似乎要完全遮盖中国秦国大地，然而，耶和华藉着他的先知宣告∶秦国的百姓，仍能得见“外邦人的光”，仍能得着上帝施行的救恩。 《以赛亚书》对于中国（秦国）的预言，并不以秦王朝的建立与灭亡而结束，而是一直延续到现今乃至未来。有趣的是，《圣经》中没有提到中国国土的破裂，却始终以秦的版图作为中国的代表：一片保存完好，不可分割的国土！二千多年来，朝代的更替，君王的轮转都始终没有使这个预言破灭∶秦时的土地今日仍是中国的土地！世界上恐怕找不到第二个国家像中国一样，赋予领土完整如此神圣的意义。从我们的民族英雄榜上的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都是为捍卫国土完整而浴血奋战的英雄；甚至民间对保钓运动中牺牲的壮士的尊敬中，我们都可看出中国人对国土完整的特别感情。与巴比伦不同的是∶2200年来中国是以完整的秦地在默默见证着《圣经》预言的准确！那“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徒17：26）的上帝，竟在其他古老的民族与文化已经消亡的今日，保留着中华民族完整与繁荣，这里面一定有他奇妙的美意。 除了对於中国作为国家的延续的预言之外，圣经的这段预言，尚有更深刻的一层。 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时候，我济助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基督）作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因为怜恤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赛49：8-10，12） 预言中说到，耶和华的仆人将使“被捆绑的人”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罗8：21），使“在黑暗的人”进入真理的“奇妙光明”（彼前2：9）。而大批的“从秦国来”的人，必在他的怜恤与安慰中，回应上帝慈爱的呼召。 由远古直到今天，一直有上帝真理的光照在神州大地，照在“秦国”人民的心中。从古至今，在中华大地上都有着为真理而生，为真理而死的仁人志士，与不愧於天地的谦谦君子，更有无数心存天理良心默默无闻的普通百姓。今天的神州大地上，更是有成千上万的人信从真光，立志作基督徒，这一切不都是这一预言的验证吗？ 上帝发出预言的一个目的，就是“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约14：29）《以赛亚书》对中国的奇妙预言，在古代在今天的奇妙应验，正为现代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圣经》中的这位上帝是能预知未来的上帝，是怜恤中国人的上帝，是值得中国人信靠的上帝。 前面提到∶中国的长城与长城的中国已永远联在一起。想到长城自然会想到修筑长城的秦王朝。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逾百，大多数尽都被人遗忘了，可是秦始皇却以统一中国与修筑长城的帝王的身份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长城的功用在於护卫，长城的代价却是生命。 先知以赛亚还预言到以色列的上帝为人类的和平与安宁而用无限的代价修筑了一座抵挡罪恶的“长城”！上帝的圣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又为拯救世人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身体与生命，为人类建造了一座救恩的长城。或许有人会问∶以色列的上帝会在乎来自秦地的中国人？还是让上帝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墙垣常在我眼前。”（赛49：15-16） 如今秦地依在，长城的墙垣犹存，巍然屹立在中国人和《圣经》中的上帝眼前。上帝不会忘记中国人，“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耶稣基督的死也是为了让这片古老的秦地上的中国人走出黑暗而进入光明天地。 或许您会问，既然上帝对秦地上的中国人有着如此的爱心，甚至选用希伯来的先知来预言有关这个遥远国家的命运；那么，这位深爱中国的上帝在过去的年代是否直接向中国人传达过他的旨意呢？上帝是否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兴起过他的先知，如同在以色列兴起先知一样？中国古代的明哲是否能向现代的国人传言，领他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呢？”中国历史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注释： 注一∶江灏、钱宗武译注周秉钧审校，今古文《尚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3年）《书经》“禹贡”，第69-91面。 注二∶罗香林著，《中国通史》上，（台北，正中书局印行，1977年），第30、31面。 本文源自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 访问地址：http://www.zwwhgx.com/content.asp?id=187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