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维铮教授在上海博物馆的讲演 利玛窦留下的历史遗产，在中外文化交往史上突显的效应，远过于他对基督教入华的影响。就跨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不论中外学界关于利玛窦其人其学的价值判断多么分歧，大都承认由历史所昭示的两点事实：他用中文撰述的论著和译作，使中国人开始接触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文化；他用西文记叙中国印象和在华经历的书信、回忆录，以及用拉丁文翻译的《四书》，也使欧洲人初步了解传统正在起变化的中国文化。 朱维铮 讲演者小传 1936年生，江苏无锡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门史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兼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顾问。师从经学史专家周予同教授，对中国经学史造诣甚深，纂辑有《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并致力于中国思想文化史资料的整理和纂集，汇集出版《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与《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等。 今年五月恰逢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10月-1610年5月）去世四百年。很荣幸来和各位一起讨论利玛窦。一个日本人首先提出，利玛窦是16世纪来到东方的第一个“世界公民”。 从1582年8月初抵澳门，到1610年5月病逝北京，利玛窦的足迹，由南海之滨而越五岭、驻江右、下江南、过山东，而入明京、叩帝阍，所谓自边缘至中心，在大明帝国活动了27年9个月，先后创建过耶稣会住院四所，受洗的中国基督徒逾2000名，结交的帝国士绅显贵达数百人。更为重要的是，利玛窦留下的历史遗产，在中外文化交往史上凸显的效应，远过于他对基督教入华的影响。就跨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不论中外学界关于利玛窦其人其学的价值判断多么分歧，大都承认由历史所昭示的两点事实：他用中文撰述的论著和译作，使中国人开始接触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文化；他用西文记叙中国印象和在华经历的书信、回忆录，以及用拉丁文翻译的《四书》，也使欧洲人初步了解传统正在起变化的中国文化。 因此，自1601年初利玛窦终于获得明廷特许入京并居留，四百多年过去了，中外学界研究利玛窦的兴味依然不减，原因便可理解。 一、利玛窦是第一个在中国取得比较成功的耶稣会士 利玛窦的地图采用了“地圆说”，包括正面和两个侧面的投影。按照“地圆说”，中国本来在亚洲的东部，他怕中国人不能接受，特意歪曲地理角度，把中国放在地图的中央，这一讨好中国人的举动，使自大的中国人非常受用，过了四百年才同意改正。 利玛窦1552年在意大利马切拉塔出生，在那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30岁时，即1582年，到达澳门，准备入华传教。在澳门，他从完全地不会说汉语，到能够认汉字，只用了一年多时间，他还用拉丁文编了一部《葡汉辞典》。1583年，明朝万历十一年，利玛窦和同会神父罗明坚到达广东的首府肇庆。当时他们自我介绍是“西方的出家人”。总督因此赏了他们每人一件僧袍，让他们当“洋和尚”，他们建的教堂也取名“仙花寺”。他们穿僧袍九年，才发现自称和尚很糟糕，秀才以上的士人都不和他们打交道，见了大大小小地方官，他们还要磕头。后来，一个对西方好奇的常熟绅士瞿太素告诉他们：中国的和尚常被看作没学问的酒肉和尚。你们自称“和尚”，会让中国人看不起。 利玛窦属于耶稣会。耶稣会成立于16世纪。当时欧洲进行宗教改革，出现了不同派别，共同取向是不满天主教的腐败。天主教内有个年轻人，留学法国的西班牙学生依纳爵·罗耀拉，创立了七个人的小团体“耶稣会”，主要宗旨是恢复原始基督教的纯洁性。基督教在古罗马时代是被压制的，是穷人的宗教。到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皈依之后,基督教的地位提升，随着它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变成文化上的专制者。面对路德、加尔文等原教旨主义的批判，耶稣会认为，需要和新教战斗，和内部的腐化战斗。他们拥护教皇，纯洁教会，自称是“上帝的连队”，他们定了非常严格的纪律。罗耀拉有一部著作，中文名为《神操》，此次“利玛窦——明末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使者”主展的意大利方把它翻译成《耶稣会宣言》。其中规定每个耶稣会士入会要发三道誓，也就是神贫、贞洁和服从。 耶稣会是欧洲基督教内最重视教育的一个修会。他们在修道院以外创立了耶稣会的学院，除了神学，兼重人文和自然的学科，教育质量很高。最早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多半学问很好。鸦片战争以后，他们在中国办教育也有名。比如复旦大学的前身叫复旦公学，是从震旦公学分出来的，校长马相伯就曾是一位耶稣会神父。他12岁在徐汇公学接受完整的七科教育，会多种欧洲语言文字和数学、博物学等等，是晚清没有出国留学而通晓世界情形的学者之一。 利玛窦因为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他传教的时候，不仅可以动口，还可以动手。他在印度果阿向匠人学习用亚洲所有的金属材料制造他所需要器物的技能。他能画比较精确的地图。他把他所画的世界地图挂在教堂最显眼的地方，吸引中国的士大夫。中国人有一个顽强的观念：天圆地方，中国永远处在四方大地的中心。利玛窦的地图采用了“地圆说”，包括正面和两个侧面的投影。按照“地圆说”，中国本来在亚洲的东部，他怕中国人不能接受，特意歪曲地理角度，把中国放在地图的中央，这一讨好中国人的举动，使自大的中国人非常受用，过了四百年才同意改正。 利玛窦在中国27年，不断写信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他第一次把《四书》翻译成拉丁文。他也介绍中国的地理环境、气候、政治体制、普通人的生活状况等。正因为利玛窦和他的后继者经过多年的努力，欧洲才出现了一门新的学问——汉学。我们知道，中国和欧洲的物质文化交流起源很早。《圣经·创世纪》提到在遥远的东方有个丝国，但无人知道“丝国”就是中国，也不知道它在哪里。古罗马皇帝凯撒有一次出席议会，穿上了丝质的长袍，当时人为之震惊。很久以后，《马可波罗游记》描写了中国，但不少欧洲人仍然不信。经过利玛窦及其后继者的介绍，欧洲人开始如实地了解中国，知道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许多东西是欧洲所没有的。比如中国的官僚体制，他们想不到平民经过三级的科举考试选拔，也可以做官。他们把“秀才”比做“学士”，把“举人”比做“硕士”，把“进士”比做“博士”。这也出于利玛窦的比附，他当了“洋和尚”，经过中国士人的提醒，才开始注意到自己“神学博士”的身份是与进士对等的。但耶稣会有严格的纪律，已经做过的事情，如果想要改变，就必须获得耶稣会上司的同意。他为了留起头发胡子，穿上明代的儒服，经过好几年的努力，才得到耶稣会当局远东视察员范礼安的批准。此次上海博物馆展览的利玛窦的儒服很奇怪：头上四方[FS:Page]平定巾，是秀才、举人佩戴的。身上的袍服相当于中国的中等官员，是他自己设计的。中国人向来注重服饰，利玛窦一换衣服，果然有了很好的效果，秀才误以为他是有品级的人物，不会不理他，就和他作揖了。现在利玛窦也可以见官不跪，官绅对他客气了。中国的中世纪，表征等级的服饰就有这么神奇的作用。 我们知道，利玛窦不是第一个进入中国的近代传教士。明朝晚期，欧洲有多明我会等不同修会的教士到中国来，或死在福建，或死在广东，还有冒险闯到北京去想说服皇帝而被当做外国间谍关在监牢里死去的。在利玛窦之前，耶稣会创始人之一的沙勿略，也曾到过广东，最后死在上川岛。利玛窦固然不是第一个进入中国的近代传教士，但他是第一个在中国取得比较成功的耶稣会士。 二、利玛窦帮助推动了中国人线性思维的改变 除了在地图和数学方面的杰出贡献之外，利玛窦制造的日晷、地球仪、天球仪、望远镜等测天仪器，也是中国工艺学近代化的开端。 利玛窦在韶州时，除了学习汉语、用拉丁文翻译《四书》，还不断学习官方和民间的规矩，和底层的士大夫、官员结交，并且悟出来了要和官员、士人打交道，就必须拿出东西。利玛窦写信给西方人士，说中国以世界文明的中心自居，认为他们的东西很古老，把其他的一切文明都看作是蛮夷，认为不值得一看。我必须拿出东西比他们做的好，有的甚至是他们没有的，中国人的态度就马上会改变，由自大变为自卑。比如日晷，就是根据日影长短来计算时间的。外国人不仅有这种仪器，而且不用铜壶滴漏而用机械制造的自鸣钟报时，这种技术一下子就把中国人震住了。还有他的地图，经过他的解释，中国人慢慢开始接受了“地圆说”，开始改变了自己关于天地的观念。这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中国数学最发达的是代数，代数是线性思维的体现，用来理解时间的进展，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是，代数也容易让人拘泥于直线进化，不注意空间的问题。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了《几何原本》，第一次在中国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在欧洲流传了两千年的欧几里得几何，这一《几何原本》是利玛窦在意大利的老师克拉维乌斯重新整理的，并且为之补充了最新的数学证明,一共十五卷，包括平面几何、三角、立体几何。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了前六卷平面几何，这对于中国数学不仅是系统上的创造，而且对中国人的逻辑思维也是一个冲击，促使中国人开始重视时空的连续性。 中国过去的历法天文学发达很早，但是一直到元朝，司马迁时代的古典夏历才开始得到调整。元朝使用阿拉伯数学家传来的历法，叫做“回回历法”。但是历法过若干年会出现误差。中国人相信由皇帝颁布的黄历，又总在怀疑皇帝违背天意。如果历书的规定与天象不合，就认为是老天对皇帝发出的警告，所谓“天象示儆”。所以，中国历史上的专制统治者非常害怕老百姓懂天文。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以后，严禁民间私学天文，一旦被发现，就要以妖言惑众罪杀头。 利玛窦入华之时，万历朝的历法误差已经很大。他自己制造观天测时的仪器，把西方的历法天文学介绍到中国。其时有两个人值得注意，一个是徐光启，一个是李之藻。李之藻在与利玛窦合作翻译西方科技著作方面，功劳不亚于徐光启，可能比徐光启还要大一点。徐光启很早就入教，但是一直到1610年利玛窦去世那一年，李之藻才成为利玛窦在中国亲自付洗的最后一个教徒。因为耶稣会要求信徒遵守一夫一妻制，徐光启四十多岁入教的时候也犹豫了很久，但最后决定还是入教，并且终其一生没有纳妾，这在当时的绅士官员中是很罕见的。李之藻不能遵守这个规矩，直到因病备受利玛窦照护，才决心与爱妾离异。从这一点来看，耶稣会士确实是有操守的，不管我们赞成不赞成他们的道德。 李之藻后来和徐光启一起主持朝廷的改历。当时利玛窦已去世，他们主要找了欧洲的耶稣会传教士龙华民、汤若望和邓玉函。邓玉函是欧洲的大科学家，意大利以伽利略为首的山猫研究院的九个院士之一。他应利玛窦的邀请到中国传教，带来了当时在欧洲也极为稀罕的伽利略发明的天文望远镜。邓玉函到中国后，在徐光启主持的历局工作没几年就去世了，最后制定《崇祯历书》的计算者是汤若望。在明清易代之际，汤若望凭借保存的《崇祯历书》得到了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的信任，利玛窦的事业因此在清朝得以延续。《崇祯历书》封面写明是以西洋新法制定的，后来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但是，从利玛窦、邓玉函到汤若望，他们制定历法的原则和计算方法，却一直被沿用到清朝末年。 历法天文学的改革确实对改变人们对王朝的信仰有很大的关系。清朝1644年入关后，顺治元年第一次日食的准确预报就是汤若望的胜利。从此，西洋历法就进入钦天监，与传统中式历法和“回回历法”竞胜。钦天监即皇家的天文官，其实也是占星官，这个官职在东方和西方都是一样，发现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的德国人开普勒就是御前占星学家。由于汤若望用西洋科学技术观象授时显得非常准确，除了中间鳌拜专政时重用了冒牌的回回天文学家杨光先、历法混乱了一段时间以外，从顺治元年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五年（1835年），最后一个钦天监西洋监正退休回国，清朝最重要的皇家占星学家都是西洋人。 除了在地图和数学方面的杰出贡献之外，利玛窦制造的日晷、地球仪、天球仪、望远镜等测天仪器，也是中国工艺学近代化的开端。马克思就非常重视工艺学的改革，曾经说过：工艺学会把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类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暴露出来，因此也会把人类社会的生活关系和从此产生的思想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暴露出来。 如前面所述，利玛窦开始进入晚明宫廷，主要靠三件事物引起万历皇帝注意：世界地图，自鸣钟，还有一样就是欧洲钢琴。当时万历皇帝已经不愿见朝臣，他也没有见到利玛窦。他叫宦官向利玛窦学习。利玛窦的同伴庞迪我教他们弹钢琴，他还创作歌词教他们唱。万历皇帝喜欢自鸣钟，天天放在身边。世界地图也被专门放大了制成四个屏风。这是中国宫廷注意西学的开端。崇祯宫廷里很多后妃、宫女、太监入教。清朝初期，顺治皇帝相信汤若望，称汤若望为“玛法”，即满语的爷爷，有事就向他请教。顺治的母亲据说是信教的，但只见于德国人写的《汤若望传》，中国的官方记载没在记录。康熙自幼由祖母养大，对西学感兴趣，《几何原本》后九卷，康熙已经让传教士翻译成为满文。他有一度对数学着迷，据传教士记载，他不管怎么忙，每天起码花两个小时学习数学。在学习过程中和传教士接触，他自然了解到西方的现状和宗教，所以，这些传教士写信回国，说他们得到康熙皇帝的信用，很有可能说服康熙皇帝改宗天主教，皇帝改宗，天下都会跟从。他们希望康熙变成中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就是罗马帝国把基督教由民间宗教变为国教的一个君主。当然，康熙皇帝没有变成君士坦丁大帝，他后来和罗马教廷闹翻，要求来华传教的传教士每人具结，服从“利玛窦规矩”，并且终身不可回国。清初基督教深入宫廷是事实，对基督教不感兴趣是从雍正皇帝开始的。他对禅宗、武侠、喇嘛教都感兴趣，但排斥基督教，却仍用传教士主持钦天监。 三、适应中国文化传统是利玛窦成功的重要因素 利玛窦大半生从事中西文化交流。他把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介绍到中国来，值得纪念；他把中国的文化和传统介绍到西方去，值得纪念。 过去，基督教两度入华传教都失败了，失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