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世纪以来，我们提到梁启超这个名字，总是与“维新运动”、“立宪派”联系在一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梁启超最典型的“标签”就是“康有为的大弟子”。“康梁”二字摆在一起实在太久，于是不得不给后人留下了这样的刻板印象。然而，这种片面的评价，显然无法完全涵盖梁启超的业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代表了一种长期以来的“偏见”。 正如刘再复先生所说，梁启超“在各层各类能够呈现历史风貌的重要人物关系网络中，他是独一无二的起承转合、承上启下，而且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于这样一个内涵丰富的历史人物，显然无法用简单的标签给予概括，因此就需要从更为广阔的历史维度中，去重新描摹这位伟人。解玺璋的这本新作——《梁启超传》正是完成了这个任务。 同传统的人物传记不同的是，解玺璋并未按模式化的书写方法去解析梁启超，而是将梁启超置于一张巨大的人际网络中，去勾勒他的形象。正如序言中提到的，梁启超及其传记最大的意义在于“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打通了中国近代史各类关键性人物关系”。也就是说，通过梁启超一生的工作生活，我们可以窥见到整个中国近代史的面貌。当然，在这里我要进一步提出的是，解玺璋的这种叙事手法，不仅是勾勒出了中国近代史中主要的人际网络，而且也让我们对梁启超之于中国近代史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 梁启超生于1873年，逝于1929年。在短短56年的生涯中，真正参与维新运动的时光大致在10年左右，所以作为“维新派”的梁启超，严格来讲只能算是青年时代的梁启超。然而，即使这样，梁启超在维新运动中最重要的业绩仍并不是组织参与了“强学会”、“保国会”等政治组织。与这些比起来，1897年，梁启超入主时务学堂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历史事件，在此后掀起的涟漪却要广阔的多。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就职仅仅三个月，但在这个“百日维新”期间，梁启超不仅直接影响了蔡锷这样民国初期的重要人物，而且还“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毛泽东、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思想和行为”（p.182）。在同一时期，梁启超还遥领远在上海的“维新派机关报”《时务报》，使得《时务报》的言论与时务学堂的“实务”势成犄角，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一大批年轻学子。1958年，毛泽东在回忆梁启超时提到，“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毛的这种回忆，正是彼时的梁启超最好的注脚。 戊戌政变失败后，尽管与康有为和“保皇党”渐行渐远，但梁启超并未像他的老师那样逐渐在历史进程中边缘化，反而在进步人群中声誉日隆，最后甚至超过了康有为。民国二年归国时，梁启超受到了隆重接待，“各党各派、政府民间、各行各界，都派出代表来天津迎接。”对于梁在国民政府中任职，不仅学生蔡锷给予声援，连当时的副总统黎元洪也鼎力举荐。梁启超的这种声誉，不仅是在维新运动中积累下的名望，更有其在流亡期间办理《新民丛报》的功劳。尽管同为维新派的机关报，然而《新民丛报》与《时务报》已不同，于是《新民丛报》期间的梁启超与《时务报》期间的梁启超也同样不同。如果说，《时务报》时的梁启超对康有为仍是亦步亦趋的话，《新民丛报》时的梁启超已开始与康有为渐行渐远。解玺璋认为，《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办报生涯中“最为重要也最为风光”的刊物；但正是在《新民丛报》办报期间，几次与康有为的龃龉，为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根本性转变埋下了伏笔。梁启超这种“思想路线上的细微动摇”，在客观上却传播了革命的思想和理念，并激发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无论是早先的《时务报》，还是此后的《新民丛报》，梁启超凭借着“维新党宣传部长”的身份，事实上是在从事着孕育近代中国的工作。依靠他的文章宣传，依靠他的办学办报，结交和培育了一大批熟谙近代化事业的人才。在这本传记的后面几章中，身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的梁启超，在与蒋百里、丁文江们的交往中，似乎正是在为更为远大的未来做着最后努力。 所以，回过来看，在这本《梁启超传》中，这样一张巨大的近代人物关系图谱中，我们不仅读到了刘再复提到的近代化建构，而且读到了变革思想在近代史上的形成和承递：维新思想如果是以康有为为源头，在梁启超和他的朋友、同辈的那里便得以完善、更新、成熟，最终在梁启超的学生后辈那里得到继承和发扬，这正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一条主线。这样来，我们或许能体会到“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近代中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吧。 阅读链接： 梁启超传 作者:解玺璋 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版年:2012-9 丛书:铁葫芦·历史 文章来源：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111370905.html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