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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8月7日,日本自由民权家中江兆民、末广重恭、植木枝盛等人在上海创办的东洋学馆正式开学,这是日本在上海,也是在中国创办的最早的教育事业,而且是不同于西方教会学校的、在中国培养日本人的学校。 东洋学馆为何要设在中国呢?1884年之前,尽管整个日本处于“脱亚入欧”的热潮中,但是也有一部分日本人对当时日本的欧化的政治政策和社会思潮进行反思、批判,对中国的认识逐步深入。日本侵台以后,尤其是中法战争的爆发,日本对中国的热情增高,形成新的对清认识。他们从日本自存、经济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中日两国的关系,认为应该重视中国,将中国变成日本发展的好市场,以中国养日本的实力。其结果是在上海创办学校。 东洋学馆在上海设立的目的,《朝野新闻》说得很清楚:“此学馆在上海设立的目的决不是造就普通的学者,而是教授汉语、英语,熟练地进行东洋贸易,培养实业家,争取最大的国家利益。支那和日本关系重大,有无尽财源的大国,是日本国获取利益的最好的市场。从事这些,就要通汉语和东洋贸易以及必要的英语。”创办者也持同样的看法,据《东亚先觉志士传记》记载,明治十七年(1884年)1月,在长崎福冈玄洋社,平冈浩太郎与目下部正一的谈话中也讲得十分明白,“上海是东洋第一的贸易港,在此地创办支那语学校,教育日本的青年子弟,彻底查清支那的国情,他日大陆经营之时肯定需要。另外,如果打开与支那革命党的交际之道,一定要建立学校。” 东洋学馆创办后,在学科设置上根据《东洋学馆课程概略》,分为政治经济学、法律学、商法学、理学、哲学五科。其中理学和哲学两科暂时没有教授。各学科的学制为4年。同时为了教授汉语和英语,设立了两年预科。尽管东洋学馆是为日本服务的。但由于创办者是日本限制的自由党的干部,学校刚刚开办,立即遭到了上至日本政府,下至当时上海的日本人社会的批评。当时驻上海领事安藤太郎在给外务省的报告书中作了如下的阐述,东洋学馆是有名无实的学校;创办学校的自由党在日本国内势力衰退后为了培养党力和逃避兵役而到中国。在报告书中,安藤还针对学馆的一部分学生同中国的秘密团体哥老会相联系这一政治事件,希望日本政府对自由民权派的海外活动提高警惕。在上海的日本人也抨击这所学校。鉴于此,东洋学馆不得不制定新的方针,对学校进行改造。同年10月,《朝野新闻》的总编末广重恭被推举为馆长,并且将校名改为“兴亚学馆”。同年11月下旬又改为“亚细亚学馆”,该馆在充实教学内容上,制定了严厉的规定,凡是与哥老会相联系的学生,都要强制送还日本国内,目的是为了解除政府的警戒心。改建后的学馆只设汉语科和英语科,而汉语的教育内容基本上是四书五经,相当于过去的私塾,内容毫无新意和变化,这与学馆最初设想的培养中日贸易人才的目标相距甚远。改建后的学馆虽然得到了上海领事馆的认可,但日本政府的态度仍是未改变。明治十八年3月19日,文部省在回答去年12月末广等人提出的“亚细亚学馆设立申请”时,认为亚细亚学馆的设立者山本忠礼、馆长末广重恭以前参加自由民权运动,受到了监禁的处分,学馆与明治十四、十六年的“学校教员品行检定规则”相抵触,拒绝了末广的申请。明治十八年4月9日陆军大臣大山 给学馆的答复中认为“集中日本的子弟,在日本人设立的学校里教授英汉两国语,这样的学校在日本也可以设立,但是,特别到上海举办,有引诱逃避征兵的嫌疑”。坚决反对学馆的设立。 虽然学馆存在的时间短,招收的学生又很少,只有十几名。但作为近代日本对中国文化教育活动的先觉者被《对支回顾录》和《东亚先觉志士纪传》所推崇的达8人之多,即:中野二郎、宗方小太郎、山内严、荒贺直顺、隐岐嘉雄、泽村繁太郎、尾本寿太郎、中野熊五郎。事实上这些人在中法战争及以后日本对中活动中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日后他们不仅成为东亚同文会的骨干,而且在汉口乐善堂、日清贸易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等在中国的文化教育活动中均成为中心人物。 东洋学馆不仅得不到日本政府支持,而且,学馆进行招生募集之时,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与此同时,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明治十八年9月3日,存在了一年有余的东洋学馆被迫正式解散。 原载:今晚报 转自: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4-03/17/content_5518612.ht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