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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本文中笔者试图通过对这两种不同思想的进一步理解来探讨未来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模式，以及在这样的模式中，中国乃至亚洲对世界发展的意义是什么。尤其是通过这样的探讨将更进一步的认识费孝通先生所提出来的“文化自觉”的何在？同时进一步认识到其将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甚至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形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具有什么样的重要价值。 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是思想先行，也就是需要一群作为思想的先行者们，对未来的世界勾画出一幅未来发展的框架图，引起人们的共同思考，进而推着着世界的发展。每当社会发展到一个转折时就会涌现出一些这样的思想者，他们的思考影响着世界的向前发展，因此，当我们在讨论亚洲文化多样性发展这样的话题时，研究他们的思想非常重要。 在这里笔者希望讨论的是美国的学者亨廷顿和中国的学者费孝通，他们两个人都是跨世纪的思想者，他们的思想来自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相同的时代促使他们在讨论问题时有相同的关注点，但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他们思考的角度与方式又有所不同，由此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与看法。 这一看法体现在他们对于未来世界各不同文明的关系应该如何相处上。同是在上世纪的90年代，亨廷顿出版了他的专著《文明的冲突——世界秩序的重建》，费孝通发表了系列有关文化自觉的文章，并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真言。如果说，面对世界德全球化发展，亨廷顿所看到的是不同文明建的相互的冲突将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而费孝通所关注的的则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明的冲突虽然难以避免，但我们是否能找到一条各文明之间平等对话及和平共处的光明大道。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通过对这两种不同思想的进一步理解来探讨未来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模式，以及在这样的模式中，中国乃至亚洲对世界发展的意义是什么。尤其是通过这样的探讨将更进一步的认识费孝通先生所提出来的“文化自觉”的何在？同时进一步认识到其将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甚至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形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具有什么样的重要价值。 一、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提出来的重要价值 （一）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观点的提出受到重视的原因 任何一种思想的提出都有它的时代背景与意义，亨廷顿在上世纪的90年代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时代背景是什么？为什么此书一出版就受到许多国家的高度关注，并被翻译成20多国文字畅销一时？笔者认为，有如下几个因素： 1、在全球化的背景中，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地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 2、冷战期间，人们很容易把全球政治理解为包含了美国及其盟国、苏联及其盟国，以及在其中发生了大量冷战斗争的不结盟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这些集团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来界定的。上世纪的90年代初，随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为此，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要。 3、这一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而它长期以来曾一直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同时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 （二）描绘一副西方地缘政治的地图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观点的发表实际上是在为美国乃至西方世界描绘一张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形成的框架图。为此，亨廷顿认为：“如果我们想要认真地对世界进行思考，并有效地在其中活动，某种简化现实的图画、某种理论、概念、模式和范式就是必要的。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产物，就只有“一团乱七八糟的混乱”。”亨廷顿还在书中写道““约翰.刘易斯也明智地观察到，“寻找穿过所不熟悉的领域的道路，一般需要某种地图。像认识本身一样，制图学是使得我们了解自己在哪儿和可能走向哪儿的必要的简化。”哈里,杜鲁门说“地缘政治制图学方面的练习，它用每个人都能理解的话来描述国际图景，以此来为即将实行的复杂的遏制战略铺平道路”” 但笔者认为，同样是地图，因为我们关注的目标不一样，希望达到的目的地不一样，在地图上所凸现的路标，以及主要的公路和次要的公路都会有所不同。所以如此的地图意义虽然很大，但仍然有很强的主观性。 对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亨廷顿更多的是从冲突的角度来理解，如他在书众写道“文明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和最重要的交往是来自一个文明的人战胜、消灭或征服来自另一个文明的人。他认为，400年之久的文明间关系是由其他社会对西方文明的从属所构成的。因此，这400年来实际上是西方文明的彻底胜利，尽管冷战时期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但思想的根源都是来自于西方。近代在东方，在亚洲，在所有西方世界以外的文明世界，都没有能产生能推动世界发展的新思想。 但亨廷顿认为，虽然“20世纪伟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团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褓守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基督教民主。它们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它们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文明产生过一个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然而，西方从未产生过一个主要的宗教。世界上的伟大宗教无不是非西方文明的产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先于西方文明产生的。 所以，他认为，冷战结束以后，有些学者有关“现代化或“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的看法是幼稚的。”据他看来，相反，现代化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那些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西方在冷战中获胜带来的不是胜利，而是衰竭。文明间的权力转移正在并将继续导致非西方社会的复兴和日益伸张其自身文化，并摒弃西方文化。 他以中国为例，他说：“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独立地得出了与韦伯类似的结论，把儒教看作是中国落后的根源。20世纪末中国的政治领袖像西方的社会学家一样，赞美儒教是中国进步的根源。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提倡对儒教的兴趣，党的领导人宣称它是中国文化的“主流”。” 因此，在亨廷顿看来，未来的世界不再是仅仅由西方人主宰的世界，而是各种不同的文明集团正在形成他们各自新的利益圈，以抗衡西方世界，造成各个不同的文明的冲突。因此，冷战虽然结束了矛盾没有结束，以往的一意识形态划分的利[FS:Page]益集团，将由以文化认同而划分的利益集团所代替。 二、费孝通所勾画文明共存的世界图景 （一）费孝通“十六字真言”的提出 费孝通作为中国的第一流学者，他和亨廷顿一样密切的关注全球化以后将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新的世界格局，其和亨廷顿不一样的就是其不仅关心形成的过程和趋势，其还试图提出自己的看法去引导这种形成的过程和趋势。所以他提出了学界称为十六字真言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个字，其是费孝通对世界文明未来发展及走向和平共处的高度期望和概括。 如果说，亨廷顿主要是探讨冷战以后所谓“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局势，而费孝通侧重关注的则是世界的全球化发展。这十六个字是费孝通在1993年“印度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首次提出来的。他当时发言的题目是《“美好社会”的思考》。 费孝通认为，“美好社会”的内涵是各群体从不同客观条件下取得生存和发展的长期经验中提炼出来，在世世代代实践中逐步形成，因之它属于历史的范畴。所以，不同的群体对“美好社会”可以有不同的内涵，各自肯定群体共同认可和相互督促的理想。“各是其是，各美其美”。它是群体的社会行为准则的基础，是各群体社会生活所赖以维持的价值体系。具有“美好社会”的意念是人类社会的共相在群体能够在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下生存和发展时，各个不相关联的群体尽可以各是其是，各美其美，各不相干。但是，在人类总体的发展过程中，这种群体相互隔绝的状态已一去不复返了。 （二）“各美其美”与“美人之美” 费孝通先生认为，“各美其美”就是在各个群体的相互接触中，发生了“唯我独美”的本位中心主义，或称自我优越感，排斥和自己不同的价值标准。中国古书上就记下了早期人类本位中心的信条，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就是说凡是和自己不属于同一群体的人不能会有一条心的。本位中心主义必然会发展到强制别人美我之美，那就使价值标准的差别形成了群体之间的对抗性矛盾。 各美其美的结果就是世界性的战争，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群体间的战争经常发生，但全球性的世界大战却是20世纪以来的独特标志。费孝通先生认为，如果20世纪的这个经历继续进入21世纪，再来一次世界规模的战争，已有的人类文明，甚至整个人类，将告结束。 为了避免世界大战的发生，我们必须要学会“美人之美”，像各群体自己的成员那样欣赏和领悟他们所爱好的价值体系。费孝通先生认为，“美人之美”并不要求“从人之美”，而是容忍不同价值标准的并存不悖。但要求摆脱本位中心主义，而采取了多元并存的观点。应用到经济上，是不要阻障有利于双方的竞争，不采取只图单方面的短期利益的保护主义，而坚持相互开放和机会平等；应用到政治上，首先是不要干涉别的主权国家的内政，不以力服人，而以对话代替对抗，平等协商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 费孝通先生在其文章写道：各群体间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上存在一些差别不应成为群体冲突和战争的根据。如果用比较方法去具体分析人类各群体所向往的美好社会，基本上总是离不开安全和繁荣这两项基本愿望。这两项基本愿望只有通过群体和平协作来实现，没有引起你死我活相对抗的理由。因此，“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并不矛盾，而是相成的。只要我们能更上一个认识的层次，大家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上完全可以建立起亲密的共同合作相处。 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理解当代文化，还可以在需要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寻找资源。费孝通先生说，孔子从根本上反对这种本位中心主义，提出了“有教无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在可以接受教化上，人是不分类别的，凡是自己不愿接受的事，不要强加于人。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就有这种包容不同文化存在的传统。 （三）“美美与共”与“天下大同” 费孝通先生认为，在新的时代，要以新的眼光来看待今天的文明世界。几百年来世界已经处在一个各文明之间的快速交流和发展中，文明之间的交流正在相互改变着对方。所以，今日之世界文明，已非昔日历史文献、经典书籍中所描绘的那种“纯粹”的传统文明了。因此，我们必须改变过去概念化的、抽象的、刻板的思维方式，以一种动态的、综合的、多层面的眼光，来看待当今世界上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关系。而且，要更好地理解今天世界上出现的问题，寻求解决全球化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超越现有的一些思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新构建自我文明和他人文明的认识，只有当不同族群、民族、国家以及各种不同文明，达到了某些新的共识，世界才可能出现一个相对安定祥和的局面，这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挑战。 要迎接这一挑战，首先就要允许文明之间“和而不同”，而只有在允许个文明之间存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人类社会才可能做到“美美与共”及“天下大同”。所谓的“美美与共”，就是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如果人们能做到这一点，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就达到了一种和谐，就会出现持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 为了人类能够生活在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上，费孝通先生提出，从现在起就必须提倡在审美的、人文的层次上，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树立起一个“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这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一场深刻大变革。 三、结语 从以上的对比研究中，我们看到的是，亨廷顿和费孝通虽然都是在讨论全球化时代各个不同的文明如何相处的问题。但由于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不一样，有着许多不相同的认识。亨廷顿是一位西方学者，他所看到的主要是文明的冲突，这与西方长期以来形成的哲学观有关系。在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的影响下，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等斗争哲学，成为西方的主流思想。如黑格尔曾提出战争是社会发展之母，马克思主义也强调阶级斗争。而费孝通作为一名东方学者，他也看到了文明冲突的一面，但他更看重的是文明的对话，以及文明的沟通与理解，强调的是各文明之间的相互尊重。他的思想虽然是来自他个人的思考，但同样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积淀的结果。“和为贵&rdq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