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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重视自己所写作的东西 鲁迅对这样的事情却是规规矩矩的:他把自己所写的东西完整地保存下来,到了具有相当的分量,就结集成一册一册的书送到世上去。从《热风》到《且介亭杂文》许多随笔杂感集都是这样做的。短章断片也集合起来。按年次编辑。要是还有遗漏,就把它另集合成《集外集》出版。从这种事情看来,他是把写作,把所写的东西发表出来,当作自己生存的意义的。写作和发表的事情,可以认为是他生活的全部。他不是把自己写的东西选择出版的,他是把所写的一切,甚至断简零墨,无遗漏地照样投向世间的。虽然在他死后,有关的人为出版全集把一切收录下来,但他生前已经由自己的手把自己所写的东西逐年出版了。应该说,执笔著作就是他的生活本身的证据。和这相关的,我想起他有时对我说,什么都好,要无顾忌地写,如果有错误,随着年龄的增长给以修正就行了,不要一开始就想写出完整的东西。这话虽然有鞭策小心翼翼的我的意思,但也可以认为是恰当地说明了他自己执笔的——生活方式的态度。 鲁迅喜欢埋头苦干的人和他对版画的爱好 鲁迅在性格上是诚实的,对于别人也喜欢那种认真的人——例如某些时候他要和一位倾向很不同的青年作家一道搞工作(据说这是指巴金——原书注),问他为什么要和那样的人一道工作,他用信任的口气说,那个人比别人更认真。认真——诚实是他最喜欢的。同时,他不喜欢浪浪荡荡的什么也不干。他曾经说过,人什么事情都不干是最坏的,就是像奈罗(古代罗马著名的暴虐君主——原书注)那样的暴君也比那些什么事都不干的人强些。生活在世上而“无为”,是最没有意思的事情。他认为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的话是骗人的,他讨厌它。他不喜欢作这种无为的说教的老子。在名为《出关》的小说里,他把老子漫画化了。就是暴君奈罗也好,因为在积极地干些什么。鲁迅这种思想,我以为是说明他对中国人——有闲知识人性格的一面的无为思想的抗议。世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动不动就轻视它,他认为这就是使中国停顿不前的原因,所以他极力提倡勤勉努力。总之,做些事情,埋头苦干是最可贵的,——这是他对中国人强烈的希望。 尽管这样说,但也没有觉得他在鼓励任何时候不离开桌子死读书的。他的兄弟建人时时来访,常常一道去看电影。兄弟是有职业的人,整天过的是不能自由活动的生活,不能不偶尔休息一下。——鲁迅怜惜地说着这种意思的话。我也大都被带着一道去看电影,看的是实况影片、纪录影片或文学作品改编的片子。有时也去看绘画展览,回来时也进啤酒店。一天,他劝诱我说,不想去看看跳舞厅吗﹖于是,我们和广平夫人三人就去了。可是喝着咖啡看了一下,说这是没有意思的东西,不到十分钟就回家了。中国人搞的西洋风的舞蹈,因为得到入场券,也曾经一道去看过,他说是没意思的、肉麻的(恶心的),在开幕不到五分钟就回来了。 文学之外,他最喜欢的是绘画。对于古董好像没有兴趣。他当时所住的房子,任何一间里都没有摆设的器物,只是嵌着镜框的版画,丰富地挂在那些房间里。版画收集得不少。外国的东西,是托商务印书馆,从原出版处寄来的,也有外国的朋友送来的。苏联的版画,记得是由苏联领事馆的斡旋,用中国纸去交换而从作者那里送来的。他对于中国的版画,也有好感,曾经和郑振铎共同搜集、出版过《北平笺谱》(出版时曾经送给我),《十竹斋笺谱》也复刻了(这在他生前没有完成,但他曾送给我两册印刷样本)。 鲁迅与许广平结婚的问题 往往有人向我询问鲁迅和许广平夫人结婚或恋爱问题。不过,我并不很知道。仅就我所听到的,似乎不能特别当作恋爱结婚。关于这件事,到底是怎样的,我也曾经试问过他。因为没有得到特别有兴味的回答,所以不大留在记忆里。仅仅记得,他曾经向我这样说过,她是他的学生,以前,他征询过关于种种问题的意见,民国十五年(1926)“三一八”事件的时候,两人都成了北京政府追逐的人,一起向南方逃跑了,这样一来,某某等便说,鲁迅带着许广平逃跑了,他们已经结婚了,这样恶意捏造他们的关系而散布起谣言。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听了这种风传,觉得很麻烦,就结婚了。记得他是用诙谐的调子若无其事地说的。大概年龄有差距,又有着师生的感情,因为上述事件的机缘,在共同逃出的环境里,不觉之间就结合了,这是我所了解的,但在那些把结婚当成重大事情的人,这也许是个不太满足的答案。不过,比这更多的情况,我不知道,也没有更深入探求的兴趣。只是记得许夫人尊称鲁迅为“先生”,鲁迅在和我们的说话里称她为密斯许;给我很强的印象,是他对她有点像对学生似的加以照料。 听说,鲁迅最初的夫人,在北京和他的母亲同住。因此,他每月都向北京寄送生活费。关于那位最初的夫人,他说过:“因为是母亲娶来的,所以送给母亲了。”我开玩笑说:“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他好像说“对呀”,点点头笑了。 我记得他说过,当他被北京段祺瑞政府通缉,在公使馆区的医院等地方忍着饥渴逃来逃去的时候,偶然也回到家里,家里人感到为难,叫他不要回家。我听了这话的时候心里想(这自然是听他说这话时前后的模样觉察到的),那恐怕就是他决心舍掉家,进而决心舍掉妻子的缘故吧。被通缉的人就是政治犯(﹖),相信“自己是正确的”鲁迅,却不容于自己的家人,在家里也像被追捕那样不能不离开,那时候家人对他的态度,不是对他的决心起着作用吗﹖这也许只是我个人的推测,但是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一方面听他的说话,一方面就是这样想的。到现在也还记得,在他说话时的语气里,也使我不得不作这种推测,也许我的理解有错误或过分的地方,总之,当时我只能那样想。因而我解释他舍弃最初的夫人,或者“舍弃也好”的心情是从此时产生的。同时附带说明,他和许夫人的结婚理由,是我个人想的,并不是直接地明白地听他说的。 鲁迅为什么主张人的生存和温饱 写过《鲁迅批判》的李长之说,鲁迅的作品,最后大抵都关系到“死”,并提出了见于他的小说和小品人物以至动物,来研究那结末所达到的“死”。而且补充说: “所有这一切不是偶然的。乃是代表着鲁迅一个思想的中心,在他的几经转变中一个不变的所在,或者更可以说,是他自我发展中的背后惟一的动力,这是什么呢﹖以我看,就是他的生物学的人生观:人得要生存。” 这种生物学的人生观,是在鲁迅人生观的根柢里,成了他各种思想、行为的中核,我大体上也有同感。 关于青年应当向什么目标前进的问题,他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全都踏倒他。”谈到青年前进的目标,那样过分地只联系到生物学的、生命基础的发言,我读了它的时候有点迷惑。一般来说,在这种地方,要拿出漂亮的道德说呀,理想主义呀,人类爱呀等等,总之,是关系到人类社会的“聪明话”来的吧。所以我感到迷惑。但是现在他这种语言渗透我的全身了。生存、衣食,是多么艰难的、重大的而且根本的事情,现在,我每天都深刻地痛感到了。因而又一次想到,为了懂得鲁迅所说的事情,如果不知道鲁迅生活着的中国现实,到底只等于听着〔车轮〕空转的声音。同时我认为鲁迅对于事物,经常是从最根本的地方去考虑、捕捉的。 那么,他那生物学的人生观,人必须生存的核心思想,是从什么样的地方形成的呢﹖想来,这是由于他屡次直接面对着死的经验。不是观念的死,而是现实地直接面对着肉体消灭的经验吧。而这种直接面对的死,不是自然的或意外伤害的死,乃是政治事件的杀戮,也可以叫作“政治死”,不正是在这儿,种下了他的核心思想么﹖不仅这样,而且成为强烈反抗死的“生存”要求,更成为沸腾在他为人深处的热情而燃烧,作为社会的抗议而广泛地发展着么﹖ 一次,在他家吃晚饭的时候,他稍微喝了点酒,轻松愉快起来,看了看摆在食桌上的五六个碗碟,说道:“我也过着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自己决不觉得有意思,想到过着这样生活的自己,就觉得是没志气的。” 他这样说,是在谈到对清朝干革命运动时,跟土匪往来过着粗豪生活情况之后。 “攻击我的批评家们说,鲁迅不是真正的革命家,原因是,如果是真正的革命家,早该被杀掉了。他还生存着在这儿叨叨唠唠,这就是并非真正革命家的证据。这是实在的,我也承认这道理。自从我们干起对清朝的革命运动以来,我的朋友大都被杀掉了,活下来的很少啊! 不单是对清朝的革命运动,北京的“三一八”以后,走到南方,又隐居上海租界的晚年的鲁迅,是时常亲身实践了“人必须生存”这句话的。 “三一八”之后,和许广平女士一同从北京南下的途中,在南京的旅馆里,遭到孙传芳手下军人的检查,行李中放着许女士的国民党员证,运气很坏,那件放着党员证的行李被打开了。“那时候,已经感觉到糟了!”鲁迅说,“但是因为军人们只翻行李的底层,却没有注意到在最上面的党员证。”“如果发现了会被杀死吧﹖”“大概是要被杀掉的,因为那时的国民党员,如果被发现了,马上就要被杀的。” 他到广州中山大学任职不久,所谓“清党”的政变发生了,他被看作急进倾向的教授,继续着蛰居的生活。那时候,他对于为侦察他的思想而去访问他的人,便特意絮谈着各种事情,滔滔不绝地,安特列夫论呀,陀斯妥夫斯基论呀,使无知识的侦探笼罩在烟雾里了。侦探抓不住可以报告上级的要领。——林语堂写过这样的事情。我问过鲁迅,他说:“也有过那样的事啊。实际上,他们是没有做侦探之类的资格的笨蛋啊”“那是学生么﹖”“是学生,但什么都不懂的。因为反动派的爪牙就是那样的。说到学生,还有奇怪的家伙啊,我还在学校的时候,一个人在值班,因为没有别人在,有时就来威胁,但是我并不害怕,因为习惯了呀。有时是用腕力来胁迫的,我呢,我也是‘无赖’,就把那学生痛打了,这样一来就跑掉了,哈哈哈……” 上面他说的话,我在上海写的《鲁迅传》初稿中,是照样写着的。在原稿上,接着还有鲁迅的话“那时候,我总是在枕头底下放着手枪”,而他却用铅笔把我用钢笔写的这句话勾掉了。大约因为考虑到要公开发表,所以勾掉的吧。不过,我所写的都是听他说过的,并不是自己随便想象写出的、全无根据的事情。他是不想发表吧。可是作为了解他为防卫自己的生存权是怎样战斗的一个插话,我现在把它发表出来。 关于他怎样的爱惜生命,不单自己的生命,而且也爱惜别人的生命,我再加上一件他说过的事情。 我在上海的时候,中共的根据地在瑞金,那时候屡次听说国民党的政府军对瑞金“进行围剿”。也许是当时基层的纠纷事件吧,他对我说,流传着中共杀害附近农民的风闻,也许只是一种风闻吧,但杀害农民,不管因为什么都不好,我们派人去调查,如果是真的,一定要劝告共产党不可杀害。他没有加入共产党却是同情者,因为他自称是同路人作家。但是仍然在听到杀人的事情时,他就无论怎样也不能默视了。他用坚决的态度说,调查结果,如果是真的,就得进行忠告。在这时候,我好像看见了他那人道主义者的真面目。 相反地还可以认为,清末革命以来,他看多了那些甚至特别地希望死的革命的浪漫主义者,因而更痛感到人必须生存的吧。谈到在辛亥革命前夜死了的同乡秋瑾女士的时候,他和社会上的评论不同,却是批判的,认为那是天真的做法。我是这样理解的。 (摘自《寻找鲁迅·鲁迅印象》,北京出版社2002年1月版) ——书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