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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5世纪以来，朝鲜诗话兴起，明诗之评为其重要内容。有关批评大抵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朝鲜中宗至仁祖初为发轫期，仁祖中至肃宗间为发展期，英祖中至哲宗间为兴盛期。由于七子诗话及《列朝诗集》、《明诗综》的东传，朝鲜诗人多以七子为正变，公安、竟陵之变为明诗之衰，批评“明调”，认为远逊于唐宋，同时反思复古之弊，指出其种种弊端。流派之评以复古派为重心，有关王阳明、唐顺之、陈献章、袁中郎及明使之诗的评说，颇具新意。朝鲜诗话论明诗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总体来说，不仅是中国诗话的重要补充，也是独具一格的明诗批评。 关键词 朝鲜；诗话；明诗；批评；接受 15世纪以来，朝鲜诗话兴起，大量诗话涉及明诗之评。因此，朝鲜诗话对明代诗歌与诗学研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有助于我们从更广阔的角度去审视解读明诗的意蕴。 一、朝鲜明诗学发展概况 明诗的东传受到诸多因素制约，朝鲜诗人论明诗存在明显的滞后性。中原复古兴起数十年，朝鲜诗家始知有七子派；公安派兴起半个世纪，始有论及者。明中叶迄于清末，明诗在朝鲜的接受与批评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发轫期，约中宗至仁祖初，相当于嘉靖、万历时期。徐居正《东人诗话》撰于成宗五年(1474)，是朝鲜第一部以“诗话”为名的著作。居正曾与明诏使相唱和，但诗话未谈及明诗。随着中朝使节交流日益密切，明诗东传，出现了“学明诗”一派，如尹根寿等，诗评渐多。宣祖时，尹根寿《月汀漫笔》说：“登第后，通官高彦明谓余曰：‘昔年曾见李堂和宗则，言辛巳年嘉靖登极，诏使唐修撰皋出来时，远接使容斋李公问于天使曰：当今天下文章谁为第一?唐答曰：天下文章以李梦阳为第一。’其时崆峒致仕，家居汴梁，而名动天下。我国不知，虽闻此言，亦不访问于中原，可叹!近世始得《崆峒集》者，而始知诗文两极其至。王、李诸公极其推尊，我国之知崆峒子矣。”其时后七子已衰落，公安派倡导反复古，朝鲜诗人渐知王、李，得读李梦阳之集。万历中叶后，随着复古派大量诗话东传，明诗引起了朝鲜诗人浓厚的兴趣。 二是发展期，约仁祖中至肃宗间，相当于顺康时期。清初，众多明诗选及诗话的传播进一步推动了朝鲜明诗学的发展。诗人倡言诗本性情，尽黜公安、竟陵，反思复古之弊，对七子也提出严厉的批评。金昌协《农岩杂识》论诗以自然为宗，指责明人宗唐模古、议论入诗，皆有见的，只是眼界仍限于七子派。南龙翼《壶谷诗评》、金万重《西浦漫笔》等肯定七子的价值，指出明诗有其自得之处，具体所论则非多读明人之诗而得。总体说来，有关批评仍深受复古派诗话影响。 三是兴盛期，约英祖中至哲宗问，相当于清中叶。其时中国诗人接绪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指斥明诗之弊，趋于极端。朝鲜诗人也多受钱、朱影响，如李宜显《陶谷杂著》抨击胡应麟、锺惺、谭元春的说法，与钱谦益的观点就很接近。哲宗初，诗家论明诗首推李圭景。他承继家学，通于汉学，尝览《书影》、《带经堂集》、《池北偶谈》、《诗持》、《青门集》、《诗源》、《清诗别裁》等，撰《诗家点灯》凡1390余则，明诗之评不仅内容丰富，而且颇具识见。 二、明诗流变及明调之评 明代三百年诗史上，诗风发生了多次显著变化。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提出八变之说：“洪、永诸家称极盛，微嫌尚沿元习。迨宣德十子一变而为晚唐，成化诸公再变而为宋，弘正间三变而为盛唐，嘉靖初八才子四变而为初唐，皇甫兄弟五变而为中唐，至七子已六变矣。久之公安七变而为杨、陆，所趋卑下。竟陵八变而枯槁幽冥，风雅扫地矣。”张箓居提出四变说：“明诗四变，为海内口实者七人，秦、齐、吴、豫各一，楚独居三。然初变而李、何，再变而王、李，不失为盛也。变而公安、竟陵，晚矣。”大抵肯定七子，驳斥公安、竟陵。朝鲜诗人亦多以七子为正变，公安、竟陵之变为明诗之衰。 成弘间，李东阳倡立茶陵派，其《麓堂诗话》推重李、杜，主于法度音调，半个世纪后传入朝鲜。尹春年初疑之，后信之，《体意声三字注解·诗法源流序》说：“然则古人之所作，自合于正宗、正音，而今人之所作，亦自合于正宗、正音矣。……沧浪之正路主乎意，而体、声在其中；伯谦之正音，西涯之五音主乎声，而体、意亦在其中。”尹春年论诗得力于李东阳甚多。南龙翼《壶谷诗评》论明诗道：“明诗格不及于唐，情不及于宋，惟以音响自高，观者多病焉，而其中亦有奇杰可取者存焉。”所谓“奇杰可取者”，即指李梦阳与七子派。他认为李梦阳有大辟草莱之功，后来诗人皆以此为宗，王廷相、边贡、徐祯卿、王阳明、唐顺之、杨慎诸公，相继而起，至李攀龙、王世贞而大振，从游者如吴国纶、宗臣、王世懋、徐中行、梁有誉等亦皆高蹈，概论之“则空同、弁州如杜，大复、沧溟如李。论其集大成，则不可不归于王，而若其才之卓越，则沧溟为最”，“而吴体最备，宗才最高”。稍后的李宜显接受钱谦益的说法，在《陶谷杂著》中说：“明诗虽众体迭出，要其格律无甚迥绝。称大家者有四：信阳温雅美好，有姑射仙人之姿，而气短神弱，无耸健之格；北地沉鸷雄拔，有山西老将之风，而心粗材驳，欠平和之致；太仓极富博，而有患多之病；历下极轩爽，而有使气之累。一变而为徐、袁，再变而为锺、谭，转入于鼠穴蚓窍，而国运随之，无可论矣。”所谓竟陵“鼠穴蚓窍”，“国运随之”，自《列朝诗集小传》转述而来。 诗歌格律方面，前人创为定式，明人并无太多的创新。李宜显《陶谷杂著》云：“明诗虽众体迭出，要其格律无甚迥绝。”唐诗以情韵胜，宋诗以理致胜，明诗以才调胜。茶陵、七子、几社尚气韵，北郭十子、吴中四才子、公安派尚才情，判然而别，合之则日才调。朝鲜诗家认为明诗自成一代之诗，以调胜，然多模拟剿袭，格调空浮，故不及唐宋。南龙翼《壶谷诗评》说：“明诗格不及于唐，情不及于宋，惟以音响自高，观者多病焉。”又说郭子章、高启、袁海叟、王世贞、吴国伦、宗臣等人各有篇章，“足以跨宋涉唐，而然亦自有明调”。显然，不以明调为然，“亦自有明调”之评寓有贬诋之意。 宋儒以后，学术多流而为文人，学人诗言说要道，中和乐旨，蔚然一宗。明代学人诗，陈献章鼓桴于前，王阳明大倡于后。学人以理入诗，甚至以诗为道偈。李啐光《芝峰类说》批评说：“罗大经曰：‘古人以学为诗，今人以诗为学。’余谓以诗为学者，有意于诗者也；以学为诗者，无意于诗者也。有意无意之间，优劣判矣。”他接受严羽“妙悟”说，以唐人为宗，批评明诗少兴趣、黜意象。当然，也有肯定学人诗的，张维《溪谷漫笔》即认为王阳明之诗“俊爽可喜”、“超诣动人”。 三、明诗流派及作家之评 洪武间，吴中派、浙派、岭南派、闽派、江右派竞起，台阁体继兴，雍容典丽，有刿性灵，茶陵派起而振之，七子派又昌言复古，公安派救复古之弊，竟陵复救公安之弊。诗派林立，推动了明诗的发展与繁荣，而斗讼纷然，也造成了诗坛的芜杂与衰颓。总体以观，朝鲜诗人多关注七子派，这与七子诗话盛传于世，公安、竟陵派不作诗话(仅江盈科有《雪涛诗评》)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初五派、台阁体代表着明前期百年诗歌的主流，朝鲜少有人言及，南龙翼《壶谷诗评》仅谈到高启、林鸿“亦多警句”，刘崧、刘基、徐贲、张羽、杨基皆一时名家，而未见评述。关于茶陵派，朝鲜诗话则仅述及李东阳。尹春年汲取李东阳《麓堂诗话》中的“五音”说。李睟光有《芝峰类说》20卷，其中诗话5卷，论明诗之细前所罕见。他称道《麓堂诗话》乐府之论，而鄙薄东阳乐府，认为其“虽或有警句，未免俳优强作之态，决非本色”。 明诗复古达百年之久，前七子领袖李梦阳、何景明与后七子领袖李攀龙、王世贞，并称李、何、王、李，最为朝鲜诗人关注，有关四家优劣的纷争聚讼遂为一段公案。许筠《鹤山樵谈》说：“明人诗，荪谷以何仲默为首，仲兄以李献吉居最，尹月汀以李于麟度越前二子，论莫之定。凤洲之言曰：‘律之献吉而高，仲默而畅，于鳞而大。亦不以某为首而某次之也。’”他接受《艺苑卮言》之说，认为诸家各有所长，不必争其孰为首、孰为次。李睟光论王、李之诗优劣，独推李攀龙，《芝峰诗评》说：“李攀龙咏新河一联曰：‘春流无恙桃花水，秋色依然瓠子宫。’王世贞极称之，以为不可及。而世贞亦有诗曰：‘连山尽压支祁锁，逼汉疑穿织女机。’《尧山堂记》以为此联在沧溟之上。余谓王诗气力固健，然句法未免矜持，恐不如李之全完也。”不过他仍叹赏世贞《岳王墓》、《咏后羿》、《咏卞和》诸诗“其用意深矣”。稍晚的张维在《溪谷漫笔》中批评世贞说：“王弁州排律，春韵押‘论’字，阳韵押‘降’字，恐不可为法。”但他无意诋毁世贞，只是指出瑕疵而已。宣祖至肃宗间，诗人颇推重王、李。随着反思复古之弊盛行，批评潮流发生变化，金昌协肯定李、何首兴之功，斥责王、李模拟效颦，《农岩杂识》说：“然今观空同之长，在于莽苍劲浑、倔强疏卤，正以其淘洗刻削之功未尽而真气犹有不丧耳。至弁州诸人，揣摩愈工，锻炼愈精，而真气则已丧，此所以反逊于空也。”“至李于鳞辈，作诗使事，禁不用唐以后语，则此大可笑。夫诗之作，贵在抒写性情，牢笼事物，随所感触，无乎不可。事之精粗，言之雅俗，犹不当拣择，况于古今之别乎?于鳞辈学古初无神解妙悟，而徒以言语模拟。故欲学唐诗，须用唐人语，欲学汉文，须用汉人字，若用唐以后事，则疑其语之不似唐，故相与戒禁如此。此岂复有真文章哉!元美亦初守此戒，至《续稿》不尽然，盖由晚年识进，兼亦势不行耳。”南龙翼的看法与金昌协有所不同，《壶谷诗评》说：“论其集大成，则不可不归于王，而若其才之卓越，则沧溟为最。”金万重《西浦漫笔》认为，王、李七律，何景明五律，李梦阳歌行，皆明诗之至者，然七子中人仅王世贞堪与宋人苏轼相媲美。 四家之外，较受关注的七子派人物，尚有徐祯卿、高叔嗣。王世懋《艺圃撷余》云：“更千百年，李、何有时废兴，二君必无绝响。”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也称高叔嗣扫尽浮华，独妙闲旷，其说为朝鲜诗家所接受。金昌协《农岩杂识》说：“明诗如徐昌谷、高子业，虽与李、何相和应，而其天才自近唐人，故所就高出一时。徐以神秀胜，高以幽澹胜，而子业于性情尤近。”“高子业之诗，隐约幽古，冲深温雅，虽语气似简短，而旨味实隽永。其光黯然，其声渗然，使读者反复吟咀而不能已。使在唐时，亦当不失为名家。”深为朝鲜诗家耻笑者，首推胡应麟。李宜显《陶谷杂著》说：“胡元瑞《诗薮》，原其主意，专在媚悦弇州。其论汉唐，不过虚为此冒头耳。然其评品古今声调，亦多中(穴款)。昧于诗学者，不妨流览，以祛孤陋。至若推飚元美诸人，跻之李、杜之列，直是可笑。钱牧斋骂辱虽过，亦其自取之也。”《诗薮》识见不俗，钱谦益贬之过低，实非公论。李宜显是否得观《诗薮》已不可知，笔者疑其未见原书，而仅转录钱氏丑诋之说。 七子派推尊盛唐，弊在遗神得貌，用事以多为佳。七子派著述之富雄视一代，以多为博学，为多才，故不免变化差少，粗疏空枵。李睟光《芝峰类说》说：“近世此弊益甚，一篇之中，用事过半，与剽窃古人句语者，相去无几矣。”金昌协也认为七子学唐不得真精神，徒窃形貌，《农岩杂识》说：“明人称诗，动言汉魏盛唐。汉魏固远矣，其所谓唐者，亦非唐也。余尝谓唐诗之难，不难于奇俊爽朗，而难于闲雅；不难于高华秀丽，而难于温厚渊澹；不难于铿锵响亮，而难于和平悠远。明人之学唐也，只学其奇俊爽朗，而不得其从容闲雅；只学其高华秀丽，而不得其温厚渊澹；只学其铿锵响亮，而不得其和平悠远，所以便成千里也。”“诗者，性情之发而天机之功也。唐人诗有得于此，故无论初盛中晚，大抵皆近自然。今不知此，而专欲模象声色，黾勉气格，以追踵古人，则其声音面貌虽或仿佛，而神情兴会都不相似，此明人之失也。” 公安派兴于万历中叶，在明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然兴衰匆遽，未能引起朝鲜诗家的广泛关注。直至英祖、正祖时始有人留意公安派主将袁中郎。李德懋《清脾录·袁王诗》云：“余尝称袁中郎‘榴火烂时诸彦集，蜡梅香里一骑归’之华艳。玩亭曰：‘犹不如王贻上白蘋溪上孤幢见，红叶堆中数骑来之神情迢迢。’”但是华艳并非中郎本色，德懋尚有不少误解，对中郎所说的“独抒性灵”了解并不深入。其孙圭景亟赞中郎之奇，《诗家点灯·袁石公名句》云：“袁中郎石公有诗曰：‘好梦因凉得，闲愁到水忘。’《读书》诗曰：‘拭却韦编尘，衣冠对古人。著来皆肺腑，道破益精神。把斧樵珠玉，恢网网凤麟。拟将半尺帚，匝地扫荆榛。’此真个道得读书法也，是非名句乎?世之骂中郎者多，至中郎者少，何也?”清人对公安派极尽嘲笑，斥其纤佻鄙陋，学无根柢。众口铄金，笑齿已冷，圭景却能不受纷言影响，因此我们不能不赞赏他的独具只眼。袁中郎之外，袁宗道、袁中道、黄辉、陶望龄、江盈科皆公安派一时名家，惜未有言及。 竟陵之诗在朝鲜的传播境况尚不如公安派。李圭景仅为袁中郎鸣诬，锺、谭之名除偶为李宜显《陶谷杂著》指责明诗之弊时所提及外，更无言及者。 朝鲜诗话深受中国诗话影响，时亦独抒己见，不为中原士子所转移，论王阳明、唐顺之、陈献章之诗即属此类。张维《溪谷漫笔》称王阳明《金山》、《泛海》“皆俊爽可喜，而《金山》诗是少作，尤奇”，又说阳明之诗“此等语皆诸儒所诋，以为过高近禅者，然自超诣动人”。《溪谷漫笔》成书于仁祖十三年(1635)，其时阳明学盛行东南，并传入朝鲜，故张维自具识见，不独推七子。南龙翼《壶谷诗评》也将王阳明、唐顺之列为名家，但又认为二人宗法李梦阳，其说甚误。郑载仑酷嗜唐顺之诗，《闲居漫录》说：“仆于明人最爱唐顺之，如‘独树春深初著蕊，空山行遍不逢僧’，‘居并野僧方结夏，身随枯叶又经秋’，其高妙殆非明人语也。”李圭景云：“陈献章 字公甫，翰林检讨。其诗平淡中多奇句。”这几则诗话不仅当时难能可贵，即使今天也足以醒人耳目。 顺便指出，阳明学东渐已引起当前学界的关注。李甦平先生认为：“据韩国史料《纳斋集·年谱》和《十清轩集》的记载，《传习录》在朝鲜中宗十六年(1521年)传人朝鲜；另一说法是据《西压文集》记载，《传习录》是在朝鲜明宗十三年(1558年)传入朝鲜。但《传习录》一传入朝鲜半岛，就受到了朝鲜性理学大师李退溪(1501—1570)的批评。”郑次根先生指出：“阳明学东传朝鲜朝是在1521年《传习录》初刊本出版以前。从当时明朝与朝鲜的文化和政治密切关系看，东传条件已具备，接受阳明学的思想条件亦充分……当时朝鲜朝使臣出使中国对盛行的阳明学风有所见闻，而且中宗十四年(1519)以后，明朝内阁与体部等官场已有王门出身官使多人出现，因此阳明学风得以向北方扩散并形成讲学的盛况。”《传习录》具体传人朝鲜的时间尚须进一步考订，但它的传人并不意味着阳明学在朝鲜的流传。一般说来，与明诗的东传一样，阳明学东渐亦有滞后性。相当于万历至崇祯间，朝鲜诗话中多次出现王阳明之名，似乎意味着阳明学已在朝鲜播传。此一问题关涉到朝鲜诗人与阳明学的关系，也关系到心学东渐的问题，故在此提及。 此外，有关公鼐、魏善伯之评，虽各仅一则，价值却不容忽视。李德懋《清脾录·魏伯子》乃朝鲜诗人第一次称道易堂九子人物。李圭景《诗家点灯·公文介绝句尤工》乃第一次提及山左诗人公鼐，其说取自王渔洋《池北偶谈》，且“公文介燕”为“公文介鼐”刊印之误。清中叶，中原文士几不知公鼐、魏善伯其人其诗，而朝鲜诗家能道之，岂不可叹! 四、明诏使诗及《皇华集》之评 明代中朝使节频繁往来，明廷先后遣使170余次，使节多达200余人。朝鲜汉诗甚盛，明使一般择文学之士，朝鲜国王必选文学之臣为馆伴，宾主赓和酬赠，成为定例。朝鲜将明使之诗刊为《皇华集》，自明景泰初至崇祯朝，共刊行50卷，朝鲜文士徐居正、申叔舟、成倪、金安国等人唱和之作附焉。钱谦益、朱彝尊俱得览是集，然而《列朝诗集小传》仅论及张宁、龚用卿、朱之蕃、刘黄裳等人，《静志居诗话》所录更少，明使大都被明清诗话所忽视。除了中朝文学与文化交流的意义外，明使之诗的成就与价值仍是不应被忽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朝鲜诗话的有关评论正是对中国诗话的一个必要补充和纠正。 所谓补充，主要是指朝鲜诗话论使臣如倪谦、陈鉴、张宁、金浞、祁顺、黄洪宪、许国、魏时亮、董越、唐皋、朱之蕃、熊化、刘黄裳等人之诗，可补明清诗话之阙。邝健行先生指出：“《皇华集》中中国使臣的作品，一部分也见载于诸家的诗话，文字有时稍稍不同。诸家诗话有比《皇华集》优胜的地方，在于对作诗的背景或具体情况说明，甚或对作品有所评议，从而增加我们对作家及作品的理解，不像《皇华集》只纯粹记录作品文字。”所论诚是，如成倪《慵斋丛话》论明使之诗，称倪谦“挥毫洒墨，愈出愈奇”；陈嘉猷“为人美容姿，须髯如画，信乎人与才两美也”；张宁以“大抵诗文皆飘飘然有凌云出尘之思，非他俗子所可仿佛也”；金浞“尤长于律，笔法臻妙，画竹入神”。金安老《龙泉谈寂记》论济川亭唱和说：“(祁顺与四佳)二公速略相似，犹两雄对阵，持久不决，奇正变化，莫不相谙。锋交战合，电流雷迅，揖让之风存乎旗鼓之间。虽堂堂八阵，举扇指麾，而仲达之算无遗策，亦未易降也。顺尝曰：‘先生在中朝，亦当居四五人内矣。’”皆足备诗家采摭。李啐光《芝峰类说》对明使之诗颇多指摘，然能合于诗理。明使之诗品题也在补充之列。诸家评说各出己见，权应仁《松溪漫录》以祁顺为首，倪谦、董越次之，金浞七言律极好，张宁未足比拟。郑林塘以祁顺为首，张宁次之。尹根寿《月汀漫笔》则认为张宁当列第一。李五峰认为许国第一，祁顺第二，张宁第三。李睟光所见不同，《芝峰类说》必推张宁为第一。 所谓纠正，是指针对明清诗家偏见误解以作辩驳。中朝诗人唱和在朝鲜文士眼中是值得羡慕的，而在许多汉人士子看来则是附庸风雅，原无足观的，这显然有鄙薄朝鲜汉诗之意，明使之诗也同在郐下之讥。朝鲜诗人对这种傲慢的批评态度颇多不满，指出东人之诗不应被轻视，中朝唱和各有千秋。出于对明使的敬畏，朝鲜诗人有所顾忌，不敢直接批评《皇华集》。但伴随着明朝国力日衰，光海君时，情形已变。柳梦寅指出《皇华集》所收明使大都非杰出作者，《於于野谈》称：“《皇华集》非传世之书，必不显。于中国使臣之作，不问美恶，我国不敢拣斥，受而刊之。我国称天使能者必日龚用卿，而问之朱之蕃，不曾闻姓名。祈顺、唐皋铮铮矫矫，而亦非诗家哲匠。张宁稍清丽，而软脆无指，终于小家，其余何足言。”张维对黄孙茂的讥评尤为犀利，《溪谷漫笔》说：“崇祯丙子岁，登莱监军黄孙茂奉敕来我。黄是江西建昌人，壬戌进士，为人嗜酒疏阔，颁敕日屡失礼而不自知。沿途作诗，不解平仄，不知押韵。……黄公进士出身，官位通显，而作诗如此，中华文明安在哉!令人慨然。然近岁华使来者，黩货无厌，而黄颇廉，其长处亦不可掩也。”明亡后，论者更无禁忌，勇于斥责《皇华集》。金渐《西京诗话》认为明使所作兴象逊于唐，理趣不如宋，“是明人而已矣”。申防《屯庵诗话》说：“钱牧斋《皇华集跋》谓奉诏诸公贬调就之，以寓柔远之意，尤可笑也。前后天使有文者，盖不多人，岂皆文章之士?而我之傧接必简一时之英，岂至使天使自贬调降格以见护也?我朝诸公酬和之作，今皆见在，往往劘垒搴旗，横跨而出者，亦自不少。”所论自具道理，却不免贬斥太过。 综上所述，朝鲜诗话论明诗有其历史局限性，但能匠心别裁，迭见新意，不仅是中国诗话的重要补充，也是独具一格的明诗批评。其价值主要有三：一是诗评价值。如论唐顺之、袁中郎，见解独出，很值得引起当前明诗研究者的注意。二是文献价值。有关明使之诗的记载与评价即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如邝健行先生所说明使之诗“有些在中国还保留着，有些已不见了。如果我们要编纂《全明诗》或《全明文》，诸家诗话及《皇华集》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三是文学传播认识价值。如黎民表寄张佳胤诗“满目山川百战余”一首，权应仁《松溪漫录》载为罗万化所作，且字多舛谬，盖道听途说所致，许筠《鹤山樵谈》、李家源《玉溜山庄诗话》指出其误，由此可见明诗传播的一些情况。朝鲜诗话是明诗研究不可忽略的一环，加强这方面的探讨，将有助于明代诗歌及诗学研究的深化。 原载：《中州学刊》 2007年第4期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1979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