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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集中讨论了美国当代汉学家费维廉(Craig Fisk)的中国文学思想。作者在梳理了费维廉对中国古代文论各主要发展期的观点的基础上,与费氏在中国文学思想的体系标准、虚构、社会功用等关键性概念上展开了对话和商榷。作者提出,中国文学研究应当在纵向挖掘的同时,关注不同文化区域尤其是西方学界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加强对异域资源的借鉴意识并开展具体的对话,由此可以探讨新的研究范式并提供新的建构平台。 关键词 费维廉;中国文论;研究;对话 中国文学思想的研究既可以从自身的文化语境出发,也可以从他者的文化语境进行反观。在当前多元文化得以倡导的时代,两者有机的结合显然是有意义的。作为一种源自异域的文化资源,我们完全可以从不同层面加以利用和分析。国际汉学界的中国文学思想研究的意义正在于此。一般而言,西方汉学界全面论述中国文学思想的学者不多。涉及古代文学理论领域的主要有已故的刘若愚(JamesY. Liu)和李又安(Adele A. Rickett),宇文所安(Steven Owen),余宝琳(Pauline Yu),涂经诒(Ching-ITu),费维廉(CraigFisk),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范佐伦(Steven Van Zoeren)等人。涉及现代文学思想的主要有邓腾(Kirk A. Denton),苏源熙(HaunSaussy)等人。这些学者的研究范围也有交叉,如一些学者对中国古代和现当代的文学均有涉及。就其研究情况,笔者也曾进行过梳理。[1]本文主要针对费维廉的中国文学思想研究进行再解读。费维廉(Craig Fisk)以“中国古代与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中的形式主题”(Formal Themes in MediaevalChinese and Moder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Mimesis,Intertextuality, Figurativeness, and Foregrounding)的研究,于1976年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他长期关注中国文学理论的原创思想,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和论述。西方汉学界目前最权威的中国文学百科全书《印第安那中国古代文学指南》专门约请了费维廉撰写了“中国文学批评”的论文,其中国学研究地位是得到学界公认的。 实际上,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文学思想的研究是不系统的,其主要原因是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论,尤其是古代文论类似西方那样系统的论著极少,其次是西方学者本人的兴趣和学术领域所致。当代西方文论所推崇的是将理论作为事物之间的连接点,作为揭示问题的方式。因此大多数西方学者多研究某一具体的问题、人物、时期、文论思想或文本。所以西方学界除了宇文所安有中国文学批评文选的英汉对照本外,全面论述中国文论思想史,或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论著至今没有出现。 然而我们可以从代表性学者的论述中了解到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学思想的总体认识和评价。首先,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论本身与中国写作相比,是非常薄弱的,重创作、轻理论是中国文学传统的现象。费维廉在“中国文学批评”(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中开章就指出,“在所有中国文学的主要文类中,文学批评显然是最不为世人所知的。然而其历史则是悠久的,它是一种独立的研究领域,而且熟悉这一领域会增加对文学史的感悟,对这一文学的特点拥有更多的意识,所以它令人感兴趣”。[2](P49)费氏虽然没有对这一论断进行论证,但他同时指出,文学批评是不可或缺的。只不过在费氏看来,这一领域不如其他文类那样丰富而已。而对中国文论起源较早、历史悠久,则是西方学者所认同的。这一点可以从加拿大汉学家林理彰的论点中得到证实:“中国最早的有关文学批评的论述可以在前儒家、儒家以及其他思想,主要是道家的哲学论述中,即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写作中就可以发现。中国最早的批评写作始于3世纪早期,但在那之前就有一些有关的陈述和观点,这些论点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这些东西对后来的批评起到了某种理论背景的作用。”[3]法国汉学家侯思孟(Donald Holdzman)也认为中国古人的兴趣对其文论发展有作用∶“文学理论(或称文学批评)在中国古代未能发展是因为古代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在谈论文学时根本不把文学看作是一种与道德、礼仪、政治平行的独立存在,不把文学看作是一种应该独立考虑的东西。”[4](P47)这些论点表明了他们在理解上的难点。 我们可以从另一汉学家范佐伦对这一难点所做出的特征性说明:“在古代中国,诗歌拥有独特的地位。诗歌的创作导致文学批评的某些特征。然而讨论中国古代诗歌的批评和理论存在着诸多困难。批评家所采用的语言多为引喻和隐喻式的,他们对关键术语的界定几乎毫无兴致而且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的激情。相反,论及文学的作家认定,在自然与社会、文化世界的内外存在着某种复杂、持续以及类似网状物的紧密联系,对于这种网状物是难以进行清晰的分析的。更有甚者,大多有关诗歌及其本质的讨论都见于有关具体的诗歌或对联的文章、信件或附带言论的上下文之中;全面、整体性的理论著作往往是例外。从严格意义上讲,中文中确实没有在内含与结构上系统表述的‘理论’(theory)一词相对应的术语。有必要理解的是,在言及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时,人们所讨论的不外乎是某种不言而喻的样式,或以极有特点的词汇和论述策略重新建构起来的系统,而非是纲要分析样式的系统(synoptic mod-els)。”[5] 如上所引,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政治及社会功用观较为关注,他们通常认为,作为经典的《诗经》的重要性以及对《诗经》的阐释所起的范式作用相当大。费维廉也不例外,他特别谈到中国古代文人对《诗经》的注重经世致用的方面,并且以《左传》、《国语》和《论语》等历史文献来证实中国早期的哲学概念对中国文论的影响,即形成了早期的诗学社会功用观。“公元前1世纪上半期的《诗经》中包含了最早的有关运用诗歌的论点。其中大部分抒情诗、歌谣、风、雅、颂都为不知名的口头传统作品。但其中有一些作者声称,其意图是表达某种悲伤,意愿,对美与善的赞美,对统治者的批评,以及对早期圣人的缅怀。从3世纪起,这种创作文学自我意识的抒情诗持续下来,只是后来增加了一种观点,即诗歌是在精神上自我完善的手段。在《诗经》之后的世纪中发展了有关诗歌的政教观,这些观念在儒家经典和其他古文献中都有大量的记载。例如,《礼记》中记载说,封建王室每五年就要求宦官们引诵民谣,以此测定政治气候。《汉书》中的传记文中也指出,古代君主要任命“采诗官”来检测其政策的有效性。《尚书》中‘诗言志’的表述成为后来经常引用的权威论点,即诗歌是政治性和群体性的,而非是情感和个人的表述。至于诗歌的用途,在诸如《左传》和《国语》的历史材料中均清晰地说明,君子应当熟谙《诗经》,因为这是其高雅社会身份的象征。在复杂的辩论中,抽取有关的诗篇以及公认的阐释进行引用成为这种论辩的组成部分。”[5]由此,他得出某种结论,认为儒家的入世思想对于文学中的虚构起到了相当的阻碍作用。 在(中国)批评论著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学文献反映出了产生它们的时代特征。……文学、文化、文本、模式以及我们所意谓的“形式”,在这里都是相互关联的。儒家思想的一个中心原则即文化的作用使人与社会的基本实质得以规范并形成。……以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儒家思想既对文学语言的人为性加以证实,同时也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随时加以批判。有必要提及的是,儒家对于超自然和虚构的厌恶,在中国阻止虚构作品的合法化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直到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批评家在中国得以知晓后,情况才有所改变。即便在那时,小说也只能以某种扭曲的儒家观点从文学上加以接受,并以牺牲诗歌加以接受[5]。 显然,费氏在此处预设了文学及文论的评价标准就是“虚构”。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中心思想是“人的本源”,其意义指向是从“心化”、“生命化”和“实用化”三个层面来阐发的。[6](前言)如上所述,在一些汉学家看来,中国早期文论是一种没有明确美学目标的政治及伦理和社会实践指南,犹如费维廉在上文中所言,“总而言之,中国早期的阐释实践既不关注文学的文学性、个人表述的概念,也不关注文学作品的整体性。美学与社会精神气质难以分割”。在这一点上,中西学界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费维廉对中国文学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亦作了不少研究。他认为汉代是第一个注重文本文化的朝106代,对文学批评影响较大的是这一时期的文本注释模式:“汉代也是第一个注重文本文化的朝代。王充的《论衡》区别了四种文人:某一经的专家,通晓各类文本的教师,将自己的知识运用于行动的政治思想家,以及通过写作发展新思想的哲学家。王充将最后一类文人的作用归功于孔子。《汉书》中亦包括了种种新的、依据文本的批评类型,如文献学、传记以及文学史的写作。最后,汉代还出现了《赋》和《楚辞》的研究,……‘赋’体中意象的一致性,逻辑的连贯性以及大量的写作使得人们必须看重个别文学‘作品’的整体性和文体。……汉代文学批评的最后一个层面是在汉赋中采用儒家寓意加以证实。至此,文学批评在寓意式的解释中与故事中更为宽泛的,更为思辨的因素更为一致。” 对于魏晋南北朝出现的文论高潮,西方学者的解释都比较多。除了对这一期间几部重要的文论专著的认同外,以北美的学者为代表,指出了另外几种因素,已故的李又安教授认为∶其原因之一是“文学选集的出现,这些选集往往附加了批评文”[7](P146-156)。这些西方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文论繁荣的另一原因是源自中国早期佛家的抽象、二元的思维模式产生了影响(如加拿大的叶嘉莹等人)[8]。对此,费维廉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对钟嵘和刘勰的意义作出了评价:“这之后于六朝时期,关注文学批评的写作逐渐增多。其中有两个因素。其一是文学选集的编订,选集中往往附加了以史论形式为主的批评论文。另一原因来自中国早期佛教抽象和二元思维形式的影响。六世纪早期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提到了当时相当一部分批评论述,其中一些已散失。提到的论述包括陆机《文赋》和挚虞的《文章志》。……随着6世纪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的出现,文学批评成为了蔚为大观且完全独立的领域。这两位的名气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文学批评,两位的论著质量上乘、卷帙浩繁、引人瞩目。《文心雕龙》的50篇均匀地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讨论所有主要的文类,后一部分讨论或许可以称为是文学动力的东西,即文学的形式、风格、对材料的采用,以及修辞结构等。就《文心雕龙》的卷帙而言,要指出刘勰主要的批评思想对学者来说是困难的。然而刘勰似乎受到儒家学说和佛教思想的双重影响,因为他认为应将儒家经典作为当时写作的样板,而同时又在自己讨论技巧的篇章中采纳了那些显然受佛教影响的方式进行抽象的分析。此外,即便刘勰旨在让作家们将儒家经典作为样板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加以发挥,然而他关于技巧性的篇章则明显地表明了其文学观念是受到3至5世纪早期抒情诗歌的支配。或许可以认为,《文心雕龙》是在文学与非文学写作的区分还不十分明显的时期写成的,是偏于保守的文学批评论著,它将经典重新界定为文学。在这一点上,钟嵘的《诗品》由于将论述限制在抒情诗歌的批评上,因而显得更具现代意义。钟嵘在其序言中说明,自己限定范围是因为抒情诗歌包含了所有其他写作形式的最佳特点。钟嵘论诗的中心观点为,诗歌的精髓是由‘诗言志’组成的。换言之,诗歌是个人的反映,不应因过分研究诸如韵律和典故之类的文学特点而冲淡这一点。但是钟嵘的批评观也主要关注山水抒情诗和艺术描述,这些东西会赋予读者某种印象,发现作者反映在山水中的情感。因而他所列举的一流诗人都是善于表达情感的,其次是善于进行艺术描述的,而最低一等则是在这两方面均无建树的诗人。但是人们对这种排列是有争论的,例如陶潜就被排在第二类诗人中,尽管大多数古代和现代的批评家都认为,陶潜应是第一类中最佳的诗人。”[9] 而唐朝作为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是无可非议的,但其文论却难以与这一时期的创作相比,而且这一时期对魏晋六朝的文论似乎也较少论及。这无疑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对此,西方学者也注意到了。其中,费维廉的意见颇有见地∶“直至最近,唐朝残存的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其部分原因是这一批评的兴趣似与对唐代诗歌的主要阐释模式相抵触。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唐代批评往往刊载于不甚著名的材料中,如九世纪日本和尚空海的《文镜秘府论》以及12世纪计有功的《唐诗记事》,以及早期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元兢的《古今诗人秀句》及李峤的《评诗格》。唐代文论家及其文论代表作如王昌龄的《诗格》、皎然的《诗式》、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张为的《诗人主客图》等导向了中国诗学的另一层面,即将整个自然性和非人工性的外表作为了目标之一,而其中司空图的《诗品》是最为重要的批评论著。唐代批评的重要性还可以在一些作家的书信中发现。但是,唐代是一个诗人及散文家,而非是批评家,文学自我意识更强的时期。”[9]然而,西方学者虽然对这一时期的诗人有过较多的研究,但对隋唐诗论及文论家的研究还不够系统,甚至有所忽略,费维廉本人对一些重要人物,如王通、刘禹锡、裴度等也没有提及。 宋金元是中国文论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西方学者对此有多种解释,其中林理彰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宋代的批评思想及文论达到另一高潮。其107一是因为迫于并试图理解唐代诗人;其二是这一时期思想界的发展;其三,现世文学文化、佛教,主要是有关心灵、意识、直觉和自为的禅;其四,新儒学,即理学的持续,它包融了古典儒家伦理观并将道家、佛家思想中有关人类本质的哲学观融为一体。”[10]P55西方汉学界对最富有中国特点的诗话、词话颇为注意。费维廉简介了诗话的形成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宋代的文学批评以‘诗话’这一新的形式所带来的诗歌批评的繁荣为标志。诗话为作家的批评洞见和论点,以松散的编年及按题材主题分类顺序的形式编排。诗话典型的作者是年长的学者,或潜心多年收集有关诗歌的议论,或与朋友闲谈之中讨论诗歌,或偶尔记下自己的看法。因而诗话的特点可以是精炼的,也可以是漫不经心,附带的评议等。在这类著作中,尽管大多数完全反映了个人的见解,然而极少会有连贯性的主题或理论。”[107](P55)这一观点颇能代表西方学者的一般看法,即中国诗话的文论形式并没有围绕文论中心范畴展开论述,并没有对一些业已形成的话语方式进行论述或界定,而其跳跃式的思维、点到为止的方式、意在言外的旨意等等这些需要读者去体悟的论述,并非是一种对批评中心话语的界定,对范畴的论述,因而它不是一种“体系”性的建构。这就涉及到中国和西方诗性智慧、表述方式、文学传统以及文论体系的诸种问题,也就是说,依然是以谁为标准的问题。费氏还从本时期出现的重要论著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文论加以了论述:“众多的诗论中,有三部批评文集为上乘之作,但其重点各不相同。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以编年顺序论及诗人;阮阅的《诗话总龟》论及诗歌中的一般性话题;而魏庆之的《诗人玉屑》则侧重诗人与诗艺等方面。他还认为有四人对宋代晚期的诗学贡献突出,即姜夔、严羽、杨万里及范日希文。前三人的代表作《白石道人诗说》、《沧浪诗话》和《诚斋集》均强调诗歌技巧天赋的优越性。在这些著作中,严羽的《沧浪诗话》以其禅宗隐喻、其‘悟入’产生杰作的思想、以及将盛唐诗人作为文学批评标准的强调,对后世批评家的影响深远。”[10] 而费氏在1977年有关“诗眼”的论文中认为,范日希文的《对床夜话》总结了宋代诗学对诗艺的关键性因素。这些因素包括融抽象与具体为一体的美学、抒情诗对句的情感与景色的融汇、借用、玩弄意象与传统观念的迷恋以及对字词置放的浓厚兴趣等。[11]总之,宋代是诗学的一个重要时期,这是无可争议的。然而,西方学界对这一时期的另外一些人物却有所忽略,如柳开、石介、邵雍、周敦颐、曾巩、吕南公、叶梦得、吴可、张戒等。而对金代的元好问有所研究外,对赵秉文、王若虚等人以及元代的张炎、杨维桢、钟嗣成等人以及对金、元文论中与前后期的承接关系也有所忽略。 明清时代的文论流派纷呈,通俗文学批评、戏曲、小说批评日趋活跃,新一轮的文化转型促进了各种观念的更新。在这一特定的历史境况之下,中国传统文化进入集大成的时期。对此,西方学者多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的探讨层面加以论及。林理彰也对在宋金元之后的中国文学批评作过小结:“文学批评除了对原来各时期的文学问题继续讨论外,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如某种成熟的复古运动,倡导者极力模仿唐代大师并提倡将诗歌作为自我教养的理学样式;以及反对复古、提倡自我表现的论争。清代所出现的强调诗歌某些类型及体式的学派,如王士祯为首的‘神韵’说;叶燮为首的‘格调’说;袁枚为首的‘性灵’派;翁方纲为首的‘肌理派等。”[3]而西方科学主义所特有的文化精神使其学者对于追求概念的“界说”持有一种特殊的、持续的渴求,遂始终想在中国传统文论中去寻求类似的模式。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费维廉在论述这一时期的文论时所带有的特殊语气: 明清对诗学批评的普遍关注是阅读艺术和鉴赏理论。批评家不再以一种惯例的方式对当代诗人加以严谨的界说,而这在宋代还是十分盛行的。批评家们多认为,宋代所建立的六朝、盛唐以及北宋诗人的标准是当代写作难以超越的,因而他们的批评就成为回顾式的和折衷式的,以寻求对欣赏技巧的精雕细磨。[2] 费氏还列举了具体实例对这一观点加以证实。他认为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以其声形理论尽力强调在领会诗歌时视觉和听觉的愉悦;王夫之的《姜斋诗话》亦强调阅读艺术,同时讲究情致,景致等传统观念以及对引喻的巧妙使用;胡应麟的《诗薮》则提供了某种对诗歌极佳的历史关注,对形成文学史的思潮、风格和阐释的差异加以凸显。王士祯的“神韵”观亦关注阅读,“吟诵会悄然导致一种纯粹和谐和愉悦的体验,而这是文学的目的。”袁枚的“性灵”说[12],则强调“在诗歌体验中,有必要随心灵的状态自由驰骋,而不必陷入诗歌的词汇表层。然而这类理论只是对阅读的愉悦加以了复义性的证实,而对早期诗歌的风格和特征的偶尔见解才拥有更多的旨义。或许出于这一原因,赵翼的《瓯北诗话》或叶燮的《原诗》更令人满意。过去的论著多对有限的主要诗人的广泛领域和特征加以强调,……而叶燮的《原108诗》则对诗歌中的情感现象进行了相当有系统的揭示”。[2] 对于其他文学批评形式,费氏也多有涉及,他曾概要地进行了梳理:“在此只能简要地提及有关散文、词,曲、戏剧和小说的批评论著。尽管唐代和宋代早期作家中不少涉及散文技巧的论点,但有两部12至13世纪的散文评论值得一提。其一是陈(1128-1203)的《文则》,此著高度评价了先秦时期简洁的古散文体,并以关注对风格,修辞和使用语言的分析引人注目。另一位是李涂的《文章精义》,由于作者是朱熹的第二代信徒,因而此著带有几分理学的品位。刘熙载(1813-1881)的《艺概》论及散文的章节中对古文体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同一时期薛福成(1838-1894)的《论文集要》收集了清代学者论述古文体的观点,提供了理解桐城派基本观点的方式。对词的评论始于宋代晚期。王灼的《碧鸡漫志》是最早的,其中讨论了唐宋以来的发展,词以及相关的轶事。王灼的品位是针对苏轼的作品,同时他也讨论了词的乐律问题。稍后张炎(1248-1320)的《词源》也探讨了类似问题。张炎的写作部分为了提升一些诗人,如秦观(1049-1100)和姜夔,而反对当时周邦彦等人流行的文风。明清的词论大多是对源自文学抒情和音乐概念的批评观念的残留物,在此不加讨论。徐(1636-1708)的《词苑丛谈》广泛收集了有关材料,依据主题编排,涉及从早期开始的评价,理论和轶事等。早期的戏剧批评主要关注的是曲,而非涉及文学结构或表演这类更为广泛的问题。例如元代周德清(1270-1324)的《中原音韵》在第二部分中就讨论了曲写作的十个方面的技巧问题。从明代早期开始,朱权的《太和正音谱》中的第一部分就对元代和明代早期的一百多位剧作家的风格和曲作品进行了简要的评述。徐渭的《南词叙录》对南方的曲和剧中的文学及音乐性进行了讨论。王骥德的《曲律》是对戏剧和曲系统的总体论述,而吕天成的《曲品》则是对时至16世纪晚期的所有南方戏剧和曲进行了相当深入的评论。最后,或许最佳的戏剧论述,尤其是论戏剧结构和写作当属李渔的《闲情偶寄》中论述抒情和曲的那一部分。中国古典小说批评始于明代晚期和清代。这种批评论述很多,但极少有单独成形的专著,大多为对某一小说进行的评点。如清代早期的批评家金圣叹就是例子,其评点本《水浒传》和《西厢记》是得到公认的。其方法是以‘读法’为小说的导论,在每一章开卷处赋予一个总评,并以评点贯穿文本。类似的方法在清代其他小说批评被采纳,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2] 然而在笔者看来,费维廉的重要观点还在于中国与西方文学批评的差异性,“一般而言,中国与西方文学批评的差异在于三个主要的方面:模仿(imi-tation)、虚构(fictionality)和文类(genres)。中国并没有亚里士多德式的摹仿说(mimesis)或基督表象(Christian figura)这一类的概念,二者均与表现行为有关。在中国,表现的对象是某时某地的心境,以及这种心境与外部环境状态之间的联系。虚构性并不关注在实质上相类似的理性。尽管中国文学中存在着离奇、想象、和拟人化的东西,但是批评家通常将文学作品理解为是个人的历史。中国文学批评一直关注诗歌,这种情况直到最近的世纪才有所改变。中国的戏剧理论也不像西方那样对形成早期的批评理论有所作用,在戏剧资料方面也确实不能与古希腊和罗马戏剧相比。概言之,中国早期的文学解释活动既不关注文学的文学性、个别表述的概念,也不关注文学作品的整体性。从其整体的道德思想信仰中,美学是隐而不见的”。[2] 作为一位西方学者,费维廉对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显然有着深厚的功底和独到的见解。这些观点对于中国学界当然有借鉴价值。但是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的问题是,文学是什么?文学批评是什么?其形式和体系有无规定性?对于不同文化区域的文学文本和文学批评样式应当如何评价?其评价的标准又是什么?显然,这里还有大量的对话空间。 参考文献: [1] 有关西方学界研究中国文学思想的情况,见王晓路文:西方汉学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述评[J].文艺理论研究, 1998(4);术语的困惑[J].文艺理论研究,1999(4);体系的差异[J].文艺理论研究,2000(1);文化语境与文学阐释[J].文艺理论研究, 2002(2);海外学者对中国文化和文论的研究概况[J],中外文化与文论, 1999(5-6);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古代诗论[J],中外文化与文论, 2002(9);他者的眼光[J],东方丛刊, 2000(3);中国文论不同语境的参照系[J],文艺争鸣,1998(3);论中国古代文论的英译问题,台北国际英语文研讨论文集[M],台北:台北文鹤出版公司,1998年11月,王晓路,中西诗学对话[M],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3月第一版,王晓路,苏源熙《话语的长城:中国文化历险记》[J],中国学术,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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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enhauser, Jr. Editor andcompile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第55页。 原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9月第32卷第5期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1737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