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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播福音和归化中国。为了更好地为传教服务，他们中的许多人进行儒经的翻译和研究。传教士翻译《论语》的动机是要从该典籍中找到基督教是真理且优于儒教的证据，并证明耶儒有相通之处，进而用基督教代替儒教。传教士翻译《论语》的策略是对儒学作“神学化”诠释，用基督教神学附会儒学。 关键词 传教士 《论语》翻译 基督教化 1．引言 基督教自明末清初再次传入我国，揭开了中西文化较大规模交流的序幕。无论是十六、十七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还是十八、十九世纪的新教传教士，西方传教士的根本使命就是要传播福音和归化中国，是希望用西方基督教文化来改造中国儒家文化。传教士到达中国不久，就认识到理解和适应中国文化、调和并会通基儒关系的重要性。鉴于儒学在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他们把翻译和研究儒家经典当作是其宗教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熟悉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更有针对性地教化其国人；另一方面是为了证明基督教优于儒教，基督教和儒教有相通之处，企图用基督教取代儒教。《论语》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典籍，自然成为西方传教士翻译和评介最多的文献之一。 2．耶稣会传教士的《论语》翻译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东来是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输入文化，以利玛窦为首的传教士采取了尊重中国文化和习俗的适应性传教策略。他们在翻译和评介儒经时着力寻找儒教和基督教的共同之处，并以基督教义来诠释儒家思想，以求得东西方宗教和哲学的会通。 率先在中国本土将《论语》翻译成西方语言的是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早在1593年，他就把《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并把它寄回欧洲，取名为《中国四书》（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ibus）。他在1594年11月15日致德•法比神父的信中说：“几年前我着手翻译著名的中国‘四书’为拉丁文，它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是伦理格言集，充满卓越的智慧之书。待明年整理妥后，再寄给总会长神父，届时你就可以阅读欣赏了。”（注：利玛窦：《利玛窦书信集》，罗渔译，台湾光启出版社，1986年，第143页。） 艾儒略（J. Aleni）的《太西利先生行迹》上说：“利子［利玛窦］曾将中国《四书》译为西文，寄回本国，国人读而悦之。”（注：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0页。）虽然该译文经常在利玛窦的书信和述评中提及，但是并未出版，而且译稿早已失传。 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并出版的是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 1625-1696）和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Ignatius da Costa, 1599-1666）。他们合译了《大学》，取名《中国的智慧》（Sapientia Sinica），1662年用木板刻于江西建昌，后带往欧洲。殷铎泽又将《中庸》译出，取名《中国的政治伦理学》（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1667和1692年分别刻印于广州和印度果阿，1672年重版于巴黎，书末附有《孔子传》。《论语》的最早译本，也出于两人之手，刻于印度果阿，但未题刻年。 《论语》最早在欧洲刊印的西文版本是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由刚从中国回来的比利时耶稣会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4-1692）主持编译。柏应理1659年来华传教，于1662年和同伴共同以拉丁文翻译了《大学》和《论语》的前五章，书名为《中国箴言》（Sapientia Sinica）。《中国哲学家孔子》是来华耶稣会士的集体之作，参编者有殷铎泽、比利时耶稣会士鲁日满、奥地利耶稣会士恩理格等共17名传教士。中文标题为《西书四书直解》，书中有中国经典导论、《孔子传》和《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译文。其译文都是用殷铎泽、郭纳爵的译本，并附注疏。柏应理为此书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开宗明义地说明这本书是为了传播福音所做，是供来华的传教士使用的。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从中国文献中挑选出这些内容，以使到中国的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如果一些外行人看这部书，也应从传播福音的角度加以理解。所以他们在对《大学》、《中庸》、《论语》翻译中没有忠于原文的含义，而是从基督教的角度做了重新的说明。（注：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41-142页。）该版本在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还分别于1688年和1691年被翻译成了法文和英文。 在18世纪早期，比利时耶稣会士卫方济（Francois Nol，1651-1729）神父出版了《中国六大经典》（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其中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孝经》、《三字经》的拉丁文译本。他基本采取直译方法，不仅翻译文本，而且选译历代注疏。该版本中含有许多背离孔子原意的解释性的评注，但它还是被当成是当时有关孔子的最好作品（注：Cheuk-Woon Taam. On Studies of Confucius. Philosophy East & West, 1953 (2): 147-165.）。 法国传教士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1839－1919）于1853年入耶稣会，1870年来中国传教。他是19世纪和20世纪法国汉学家中，翻译和研究中国典籍成绩最卓著者之一。他几乎翻译了所有的中国经典，包括《四书》（1895）、《诗经》（1896）、《书经》（1897）、《礼记》（1899）、《春秋左传》（1914）等等。他通常用双语（法语和拉丁语）同时对汉语进行翻译，几乎是逐字逐句地直译中文原文，避免个人的解释和评论，其译文准确优雅。 3．新教传教士的《论语》翻译 近代西方传教士是在炮舰的护送下进入的，传教事业一开始就与列强的对华扩张结下了不解之缘，不少新教传教士任职于西方国家驻华使团或贸易公司。他们相信基督教是西方文明进步的原因，带着文化优越感和战胜者的姿态来改组中国文化。他们译介儒家经典更是为了证明基督教的优越性和普世性，所以在翻译时出现不少挪用和附会现象。 马歇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是英国浸礼会的一位传教士，于1809年出版了《论语》英文节译本（注：Joshua Marshman. trans. The Works of Confucius. Serampore: Mission Press, 1809.）。中国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于1812年将《大学》翻译成了英语。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柯大卫，第一个将《四书》译成英语，1828年在马六甲出版《四书译注》。柯大卫的翻译远远胜过其新教前任的译文，他提供了更加完全的《四书》译本，较少攻击孔子和儒教。 花之安（Ernst Faber，1838－1899）1865年受德国礼贤会派遣来华传教，并把《论语》、《孟子》、《列子》、《墨子》译成德文。他用英文撰写《史前中国》一书，还用英、德文著有《儒学汇纂》、《中国宗教学导论》等著作，被加拿大来华传教士季理斐誉为“十九世纪最高深的汉学家”，就连一向看不起外国汉学家的辜鸿铭对花氏也另眼相看。他指出：“儒学和基督教这两种体系有许多相似和相同之处，说明和了解这些有利于二者的信徒相互理解。”（注：陶飞亚：《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6页。）但是与17－18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不同，花之安反对向儒家学说妥协的“文化适应”策略。他强调在孔子或儒家学说中存在“大量缺点或错误”，主张用基督教来补充和更正，并最终以基督教取而代之（注：孙立新：“评德国新教传教士花之安的中国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2期，第45－54页。）。他呼吁中国改革，但是改革运动必须从接受基督教开始。若无基督教，所有努力都是徒劳。 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1839年受伦敦布道会派遣到马六甲任英华书院院长，从1840年开始学习《论语》并着手翻译。1843年随书院迁往香港后继续进行儒家经典的研究和翻译工作，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终于完成“四书五经”的英译工程，书名为“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共分28卷，于1861-1868年出版。该译文大多采用直译，尽量遵循原文的思维形式和句法结构，用的是十九世纪书面语体英文，措词古雅，译笔严谨。理雅各的《中国经典》译本被公认为当时规模最为庞大、成就最为显著的汉学工程，被汉学家艾约瑟博士评价为“开创了汉学研究的新纪元”。 理雅各诠释《论语》和儒学带着传教士的价值取向。他认为，儒家《四书》阐述的道德教诲与基督教《四福音》的教义惊人地相似。他把孔子当成一个“宗教祖师”和“上帝的信使”，把儒学当成中国古代的宗教，“我们理解儒学与理解旧约和新约的基督教义没有什么两样。” （注：James Legge. The Religions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Described and Compared with Christianity.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880, pp.6-7.）他之所以在《中国经典》中把《论语》翻译放在第一篇，是因为觉得有必要一开始就把孔子的故事当成中国古典传统的模范圣人来讲述，就像福音书里开篇就是讲耶稣的故事一样。因此《中国经典》第一卷的前言大部分篇幅是通过间接地比较耶稣的传记来审视孔子的生平。他觉得孔子的教义缺乏神学信仰和宗教内涵，认为孔子的非宗教性导致了后代的中国人对新教福音的宗教热情反应如此冷漠。在1861年的版本里，他不把孔子当成一个伟人，认为孔子并没有超越时代，也没有对一些世界性的问题提出答案。尤其值得谴责的是孔子“没有推动宗教”，而且“不支持进步”。（注：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 I. Hongkong: At the Author’s, 1861, p.113.）基于强烈的基督教传教士立场，他认为基督教优于孔教，耶稣必将代替孔子。他宣称，中国肯定要与基督教文明强国发生冲突，其结果是中国一定会被打得支离破碎，中国古代的圣人也没有留下什么遗产来挽救这种命运；中国人的希望在于抛弃古代的圣人而转向西方的上帝。虽然理雅各在1893年《四书》修订版中对孔子表示了一定的理解和尊敬，但其宗教立场没有丝毫改变。 理雅各的宗教倾向在翻译中表现明显。他坚持认为，中国典籍中的“帝”或“上帝”就等于西方基督教的“神”，所以他在《中国经典》中都把“帝”和“上帝”翻译成God。他还同样把“天”对应成Heaven，认为中国人的“天”与西方的Heaven一样都是指God的思想和概念。在《论语》英译中把“孝”字都译为Filial Piety，添加了强烈的宗教意味。理雅各翻译和评注《论语》时经常与《圣经》和基督信仰类比，并不时表现出对孔子的偏见。在第一篇注解中的题名解释时，说这种把每篇开头两个字作为题名的做法与犹太人的习惯相似，他们也用《圣经》中第一个单词来作为很多书的题目。在诠释“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5.11）时，认为福音书中的那条金律Do ye unto others as ye would that others should do unto you比《论语》和《中庸》里的类似表述更加高明②③④⑤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 I. Hongkong: At the Author’s, 1861, p.41、89、114、152、190.）。在对“仁者不忧”（9. 28））进行评价时，他说这种“仁”只有虔诚地相信上帝才能实现②。在评注“克己复礼为仁”（12.1）一章时，他强调，“克己”是克制和抛弃自己的私欲，亦即人性中道德堕落的成分――这就构成了基督教义中“原罪”的基础③。在评注“以德报怨”（14.36）一章时，他感叹，孔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伦理明显不如基督教的标准④。在评注“天何言哉”（17.19）一章时，理雅各认为，孔子把自己比做“天”，未免有妄自尊大之嫌⑤。 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 1861-1935）1882年被英国联合卫斯理教会授以牧师职并被派到中国温州传教。他同样强调传教士们熟悉儒家经典的重要意义，着手翻译《论语》并于1910年出版。他把理雅各看成是自己的“引路人”、“哲学家”和“友人”，对于其译著中表现出来的渊博的学术造诣、刻意求精的治学态度、孜孜不倦的研究精神以及清晰明白的表达方式感到钦佩不已William Soothill. tran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preface.）。但是，苏慧廉在肯定理雅各译本的学术价值和卓越贡献时，也批评其学究气过浓措辞过于正式，难以被普通读者所接受。所以出于普及儒家经典的目的，他认为有必要提供一个更现代的崭新译本。苏慧廉的译文简洁流利、通俗地道，非常贴近原文的风格。但是他对孔子的评判同样存在偏见，对孔圣人的诠释也没有什么新意。 同理雅各一样，苏慧廉英译《论语》时也经常表现出强烈的宗教立场，并添加了许多基督教成分。他同样自始至终地把“天”译成Heaven，“帝”或者“神”译成God，“孝”译成filial piety（duty）。他还把“兄弟”（221）、“夫子”（628）、“圣人”（1912）、“社”（321）分别对应成brethren、sage、Sage、altars to the tutelary deities。译文中常常附加了原文中没有的宗教色彩，如“敬事而信”（1. 5）译成there must be religious attention to business and good faith，“天命”（168）译成the Divine Will（Soothill,1937:182），“命”（203）译成the divine law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91）译成The Master seldom spoke on profit, on the orderings of Providence, and on perfection.“死生有命，富贵在天”（12. 5）译成Death and life are divine dispensations, and wealth and honours are with Heaven.这里中国人的“生死”命运就完全受控于西方的上帝或神，儒教的天命观就成了基督徒的救赎观。“女弗能救与？”（36）译成Can you not save him from this sin?原文中本来是指季氏严重违礼和犯上的行为，却在译文中比拟成了有待拯救的宗教罪过。而在下面一段中，上帝、罪人、赎罪等基督教观念更加明显： 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201） And Shun in like terms charged Yu. T’ang said: ‘I thy child Li, Dare to use a black ox, And dare clearly to state to Thee, O Most August and Sovereign God, That the sinner I dare not spare, Nor keep Thy ministers, O God, in obscurity, As Thy heart, O God, discerns. If I have sinned, Let it not concern the country; If my country has sinned, Let the sin rest on me.’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是德国新教同善会传教士，1899－1921年在青岛传教，1910年出版了《论语》的德文翻译（注：Richard Wilhelm. trans. Kungfutse: Gesprache. Jena: E. Diederichs, 1923.），书中提供了直译和意译两种对应的翻译方法，其译作准确而详尽，朴实而清晰。他相信基督教义在整个世界都能适用，其翻译中也显示出明显的宗教影响，如分别将“天”、“道”、“德”译成“上帝”、“上帝之言”、“神之力”。他还把《孟子》、《大学》、《中庸》、《礼记》、《列子》、《庄子》、《易经》、《老子》、《吕氏春秋》等中国经典译成德文，还写过《孔子：其人和其作品》以及《孔子和儒家》等书。他对孔子深怀敬意，最终成了孔子的信徒。1926年出版专著《中国心灵》，该书多处讨论孔子和儒家思想，认为孔子及其学说体现着中国精神的精髓。卫礼贤相信：孔子思想中永恒的东西——自然与文化的和谐这样伟大的真理依然会存在。它将是新哲学和人类新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从这个角度讲，孔子真正是不朽的（注：卫礼贤：《中国心灵》，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第79页。）。卫礼贤能够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和中国文化，提出综合东西文化的主张，倡导东西两种不同文化的平等交流，希望通过翻译、讲座和出版的方式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4．传教士《论语》翻译的基督教化评析 传教士翻译《论语》的动机是要从该典籍中找到基督教是真理且优于儒教的证据，并证明基督教和儒教有相通之处，进而用基督教代替儒教，以耶稣代替孔子。利玛窦说过：“我知我也模棱两可地翻译过几篇文章，拿来为我所用。”古莱神父在出版了自己翻译的孔子部分篇章的时候，也曾这么强调：“翻译的目的不在于把中国智慧带给欧洲学者，而是用来当着工具，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注：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5页。）教士们往往用基督教经院哲学穿凿附会的方法任意诠释中国经典，力图从中找出天主创造世界、灵魂不灭、天堂和地狱的存在并非虚构的依据。传教士们宣称，中国人信奉的上帝就是基督教中的神，他们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寻找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原为一体的依据，推行“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从利玛窦开始，耶稣会会士不断进行“合儒”、“补儒”、“益儒”、“超儒”的工作，强调儒家伦理与基督教真理间的一致性，“儒家这一教派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他们也期待家庭的经济安全和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们所阐述的箴言确实都是指导人们达到这些目的的，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与基督教的真理。”（注：利马窦、金尼阁：《利马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104页。）耶稣会传教士和新教传教士们之所以对中国经典产生兴趣，主要是为了将基督教的意义，赋予古典文学作品和孔子的言行录里来为我所用。传教士们相信，中国人的“仁”类似于基督徒的“仁”，中国人的道德与基督教的道德没有什么差异，中国人的伦理和基督徒的伦理除动机外都相似。中国人的伦理完全是一种人道的伦理，完全出自理性；基督教的伦理则出自宗教教义和一种神的启示，但结果是产生了某些相似的道德。理雅各等十九世纪新教传教士认为，《以赛亚书》49：12中所说的地方Sinim应该就是指中国，上帝早就有计划要把中国人包括在“上帝的天国”之中，上帝的圣灵将会通过其基督首领的影响来完成这项基督化的工作（注：James Legge. The Land of Sinim. London: John Snow, 1859.）。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mith）把接受基督教文明看成是中国社会“唯一的迫切的需要”。传教士安保罗在教会报刊中鼓吹“儒教之差谬，儒书中不胜枚举”，宣扬《旧约圣经》“实较中国一切经传更古且确”，进而大言不惭地说：“儒教、孔子，人也；耶稣，上帝之子也。……当今之时，孔子若再生于中国，必愿为耶稣之徒也。”（注：安保罗：“救世教成全儒教说”，《万国公报》，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二月。）林乐知、李佳白、花之安、理雅各、丁韪良、李提摩太等新教传教士发表了不少研究基督教与儒学关系的著作，以论证基儒相似相合，并不抵触。 传教士翻译《论语》的策略是对儒学作“神学化”诠释，用基督教神学附会儒学。他们在译介中国典籍时突出强调中国宗教的内容，即其古代儒学与基督教有天然吻合性。他们也极力论证中国的古老历史是圣经传统的一支，中国人虽然没有明确的基督教教义指导，但他们所遵从的儒教道德为个人修养和社会管理带来的益处一如基督教义。他们反复搜罗引证中国古代关于“上帝”的语句，认为《尚书》和《大雅》中的上帝就是《圣经》中的造物主上帝，进而推导出“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注：利玛窦：《天主实义》第二篇，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2000年。）。耶稣会士将中国人祭拜的无形之天等同于基督徒尊奉的人格化上帝，认为中国人所称的“天”、“上天”、“上帝”和“皇上帝”与欧洲人称呼上帝时所用的Lord，Almighty，Most High恰相对应。赫伯特•芬格莱特指出，在孔子思想的早期翻译者当中，有博学的天主教学者和神父，以及虔诚的新教传教士。他们认为，孔子孜孜以求的东西，是只有基督启示才能够带来的果实。在西方，《论语》最初可能是被当做近似基督伦理箴言的东西来阅读的，或者由于预示了基督教神学，孔子因此被发现是值得尊崇的。与其说在翻译中这种解读常常受到支持，毋宁说它更为恰当地适应了当时的目的（注：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彭国翔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序言。）。无论如何，当初，西方人是以其本能的或直觉的方式来解读《论语》的，而且还不自觉地受到了用基督教术语、用欧洲思想的术语来思维的束缚。如把“天”、“道”、“命”、“上帝”、“圣人”、“小人”分别翻译成Heaven、the way、fate、God、Saint、sinner，就把“造物主、灵魂、原罪、天国、来世”等基督－耶稣意象强加到中国文化里。在诠释孔子核心概念“仁”时，将原本限于人事、人际多重含义的“仁”，既减少其丰富内涵又增添其神学信条内容，只选定“爱”以与天主教的“爱”（Agape，爱筵，上帝对人之爱）相类比，进而推演出“爱天主”为“仁”之至。孔子的仁主要是指一种道德情感，而利玛窦则将其改造为人对天主的宗教情感。将“孝、忠、敬”三种道德与宗教情感加上天主教宗教情感涵义，说它们只有在圣人那里才能得到完美的统一；并进而诠释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说明孔子不仅认定有鬼神，而且还认定鬼神听命于天主，故敬畏与爱都是人对天主的两种基本情感，将之演绎成为天主教徒的道德情操说。Jane Leonard发现，新教传教士麦都（Walter H. Medhurst）和米怜（William Milne）等人还改写《三字经》以加入基督教内容。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了很多基督教版本的《三字经》，里面都加入了上帝、耶稣、伊甸园、天堂和地狱等《圣经》故事；孔子的《论语》同样被他们篡改，以传播基督教的福音信息（注：Jane K Leonard. W. H Medhurst: Rewriting the Missionary Message. Suzanne W. Barnett and John K. F.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56.）。 5．结语 传教士们翻译《论语》及其它儒家经典，主要是以宗教为取向，以基督教为评判标准的，是基督教优越论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反映。为了证明基督教在中国典籍中早已存在的事实，他们极力在儒教和基督教之间寻找共同点，用耶稣基督的教义来诠释孔子的思想，倡导孔子伦理与基督教义相符。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基督教更快更彻底地征服中国，使中国早日“福音化”。所以在翻译中出现了很多歪曲、挪用、篡改和附会情况。但是，儒经翻译也有其重要的正面影响。由传教士介绍到欧洲的中国文化，导致了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产生了一股“中国热”。孔子文献中反映出的儒家思想及其自然观、道德观和政治观，曾经对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德国哲学革命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欧洲思想家。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推介，同样在十九世纪的欧美政治、思想和文化界引起巨大反响。传教士们充当了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他们在“东学西传”和“西学东渐”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值得肯定。 原载：《人文杂志》 2008年第2期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4350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