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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钰滢，暨南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蒋述卓，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在20世纪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碰撞融通的学术语境下，道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传译中介和“形象大使”。大批中西方学者通过对道家思想的译介和阐释来为其理论寻找据点，尤以美国最为突出。道家思想在美国的传播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附会与比较（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阐释与借鉴（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对话与互显（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末）。通过厘清道家思想在美国的百年传播史，呈现其接受语境、基本特征与变化趋势，可以彰显中国传统文化参与中西文明互鉴的意义。 道家思想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思想家在哲学、宗教、伦理、政治、文学和教育等领域重要思想的学说体系，是一个向历史、向现代不断展开的阐释过程，具有不断创化的实践品格。美国作为北美文化圈的一个重要文化区域，从19世纪末开始关注道家。百余年来，美国传教士、本土学者与华人学者等群体对道家思想进行译介和阐发，试图从中国古典文化中发掘对现代社会、西方世界有价值的资源。目前，学界对道家思想在美国的传播所作的探索以个案研究为多，翻译论述为主，尚缺乏对其在美国生成、发展、演化的内在关联和特征的宏观研究。因此，进一步厘清道家思想在美国的传播历史及其研究内容，对于阐明道家思想如何参与中西文明互鉴和人类文化交流具有重大意义。 20世纪道家思想在美国的传播，从最初的译介走向纵深的专题研究和多领域研究，可划分为三个阶段：附会与比较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传播主体以传教士、哲学家、汉学家为主，采用西方立场的阐释路径；阐释与借鉴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华人学者加入，掀起道家思想在美国传播的第一个高潮，彰显了东方智慧；对话与互显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末），美国道家思想传播的兴盛与汉学研究的繁荣交织贯通，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研究视角日趋多元。 一 附会与比较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 道家思想在美国的传播与美国汉学发展息息相关。可考的中美商业贸易始于1784年，但美国最早的汉学研究直到19世纪30年代裨治文（Elijan Coleman Bridgeman）、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伯驾（Peter Parker）等传教士来到中国才得以萌发。为实现传教目标，传教士们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其著述传回美国，出现一批“传教士汉学家”。他们坚持西方文化本体论，认为《老子》之“道”与西方的“上帝”都是对世界本源的解释，具有宗教神秘色彩。这在美国道家思想传播的第一个阶段表现尤为明显。 第一部在美国流通的《老子》英译本可追溯到英国汉学家理雅各于1891年在纽约出版的《中国之圣书：道家经典》。而美国最早的关于道家研究的标志性事件，是塞缪尔·约翰森的道家思想研究论文在1893年芝加哥宗教世界会议上获奖。约翰森推崇老子学说，主张回归老子所提倡的生命直觉体验与淳朴。该文在当时中国饱受列强入侵的境遇下能赢得好评，说明道家思想已经引起美国学界的关注。 首部由美国人自主翻译，也是第一本由西方哲学家翻译的《老子》译本，是1898年德裔美籍哲学家保罗·卡鲁斯的《道与德的经典：中英对照本老子〈道德经〉》。卡鲁斯长期担任中国研究著作出版机构的总编辑，热衷中国哲学和印度佛学，和铃木大拙合译了《太上感应篇》。他以河上公本为底本，翻译了《老子》八十一章，对老子的观点及部分章节展开评论，附以插图和注释。卡鲁斯把“道”译为Reason，比作“逻各斯”（Logos）；提倡西方与亚洲宗教间的对话，阐述《老子》与基督教教义的相似之处，呈现以西方哲学、基督教解读老子思想的特征。 卡鲁斯之后，《老子》的英译本如1903年海森格尔译本、1905年梅德赫斯特译本和翟林奈译本、1919年戈达德译本、1923年亚里斯特克·克劳利译本及1926年麦金托什译本，延续着宗教比附的特点。其中，麦金托什基于卡鲁斯译本再译，采用大众读物、口袋书的形式，并附上圣经的对照注解，扩大了道家思想在美国信教民众中的影响。 20世纪初开始出现道家美学思想研究。美国新人文主义运动的奠基者白璧德于1919年出版《卢梭与浪漫主义》，将道家思想与西方18世纪中期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进行比较，“借用”道家思想批判西方近现代思想，敏锐洞察道家思想与中国艺术、文学之关联，将庄子与现代思想相联系。其研究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20世纪之前，美国只有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展汉学教学，师资主要来自英德两国，“美国的汉学家是如此缺乏，以至于这三所大学中的两所必须到欧洲去寻找教授”。出于对国家利益与发展战略的考虑，美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培养本国汉学人才。1928年，美国中国学研究促进会（The Committee on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Studies）和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成立，次年选派美国留学生赴华。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于1929年2月设立“促进中国研究委员会”，1931年出版《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进步》，美国汉学朝着专业化发展方向迈进。二战前，美国成立了90个中国研究机构，其中39个是1920—1940年建立的。二战期间，美国从事东方学教研工作的一流大学有13所，助推了美国的道家思想研究。 20世纪30年代，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代表的多个基金会加大了汉学研究支持力度，美国汉学研究稳步走向独立。此时期，《老子》的英译本有瑞特塞尔曼译本、欧阳心农译本，以及最重要的译本亚瑟·韦利的《道及其力量：〈道德经〉及其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韦利译本于1934年出版，截至1968年共再版8次。他在该书前言推证《老子》的年代，还原《老子》的历史语境，其翻译目的在于用准确的细节得出原文本内涵。1939年，韦利在《中国古代的三种思想》中，分别以孟子、庄子、韩非子为儒、道、法三家代表，并对此作深入浅出的介绍，对《庄子》部分段落进行翻译，结合先秦时代背景讲解道家的思维方式。 在“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下，道家思想难逃被西方宗教观、哲学观套用的命运。基于基督教的民众基础和信仰理念，译者采用“归化”翻译，具备极强的社会服务效能和政治目的。同时，由于自身的基督教信仰，译者在翻译中会不自觉寻找道家思想与基督教的类同价值。 早期美国道家思想的传播以翻译为主、研究为辅，译者主要为传教士、汉学家和哲学家；他们坚持以西方立场审视道家，往往将道家附会于西方宗教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卡鲁斯和韦利的《老子》英译本，前者体现了哲学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思辨力，后者是在美国流通的英国汉学经典。在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中，白璧德对道家美学的现代阐释独树一帜。这个阶段，欧洲汉学讲究实证的传统影响了美国的汉学研究，奠定了美国道家思想译介与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二 阐释与借鉴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 两次世界大战让西方中心主义遭受挑战，“西方世界自我毁灭的疯狂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时代视为当然的欧洲文明的优越性产生了疑问，这种质疑进而导致了现代西方世界最大的精神危机”。面对精神与信仰迷茫、经济与社会危机，学者们向东方寻求良药。他们发现，道家思想有助于弥补西方的强权意志和精神失落，可以拯救西方危机。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20世纪40—60年代迎来道家思想在美国传播的第一个高潮。 二战后，美国的汉学研究发生转变，逐步对欧洲汉学传统进行改造和革新，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全面突破。美国汉学研究受到美国政治,尤其是二战期间美国远东战略的影响，转向国际关系问题和现实问题研究，与美国利益紧密挂钩，具备经世致用意识。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盛行，美国汉学研究遭受重创；直到1958年“国防教育法案”颁布，美国政府和基金会才开始投入大量资金重振汉学研究，至20世纪60年代末，设有亚洲或中国研究机构的大学增加到50多所。 这一时期，译介和研究逐步走向客观化。学者们开始追求原典阐释，发现“道”与“上帝”存在本质差别：“道”体世界是非人格化的，与上帝的救赎观大相径庭；“道”具有内省性的心灵依归，而非带着“上帝”视角俯瞰万物。“道”成为正式观念，不是上帝也不是“逻各斯”，而是变化、生长的动态过程。新墨西哥大学哲学教授阿奇·巴姆在《老子〈道德经〉：自然与才智》中将“道”译为Nature，突出本性、自然的含义，并对“道”“德”“无为”进行辩证分析，强调“道”有别于“上帝”。此后近30年（1958—1986），该书再版达16次之多，并成为美国高校教材。值得一提的是，汉学家德效骞和卜德在《美国东方社会研究》上的辩论，引发了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关注，可惜当时正逢战后重建期，未能引起美国学界的足够重视。 然而，道家思想著作英译本的宗教色彩尚未被完全抹去。魏鲁男的《庄周的格言》出版于1963年，是20世纪英语世界首个《庄子》全译本。魏鲁男把《齐物论》《大宗师》分别译为“All Greated Equal”“Let God Be Teacher”，将“道”定义为基督教的“God”。 汉学家、日本学家华兹生分别于1964年和1968年出版《庄子》节译本《庄子菁华》和全译本《庄子全译》；后者被美国许多大学列为必读书目，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系列丛书》代表性著作选集。华兹生评价了以往道家思想著作的各英译本，详细介绍了《庄子》的历史背景、篇章划分和自由思想等，并剖析了庄学流行的原因。英国汉学家葛瑞汉认为，华兹生过于重视《庄子》的文学性，缺乏对其哲学价值的发掘，未能清晰翻译和解释其中的哲学性术语。 同时期，美国大众读物增多，翻译形式更加多样化，道家思想译介走向通俗化与个性化。诗人宾纳的《老子的生活之道》将老子“自然”“无为”“不争”的思想视为西方人对付轰炸机、坦克、大炮等最重要的武器；其译文隽永优美，表达出对幸福的向往和对生命的热爱，受到美国大众的喜爱。诗人、散文家托马斯·莫顿的《庄子之道》以自由体诗形式再现了《庄子》的诗意语言，具备很强的可读性、趣味性和文学性。道教研究领军人物尉迟酣的《道之分离：老子和道教运动》，结合自由主义、消费主义探析老子思想的现实意义，并延伸至现代道教的分析。 此阶段另一重要特征是华人学者“登台”，发出中国声音。一批生于中国、受过传统考据学训练的华人学者成为美国道家思想传播的“重要使者”，林语堂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在《老子的智慧》中极力推介道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强调道家思想是充满智慧的哲学，足以弥补西方哲学的不足，取代西方宗教的职能。林氏的《中国印度之智慧》对《庄子》内七篇（除《应帝王》外），及《秋水》《在宥》《胠箧》《骈拇》《马蹄》共11篇进行翻译，是较早的美国《庄子》英译本。此外，1961年吴经熊的《老子〈道德经〉》、1963年陈荣捷的《老子之道》等，都是影响较大的华人学者译本。 华人学者的哲学研究为美国道家思想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卜德1937年翻译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被德效骞评价为“对于任何想理解中国哲学的人来说都是绝对必备的一本书”。1948年，冯友兰以英文写成并出版《中国哲学简史》。陈荣捷节选《齐物论》《大宗师》等经典片段译为英文，形成《中国哲学文献选编》，收入1960年狄百瑞的《中国文化传统资料汇编》，又于1963年单独出版，成为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这一阶段，译者以汉学家、哲学家、华人学者与作家为主。文本译介开始摆脱宗教比附色彩，走向客观化、理性化；学术研究注重现实性，在“弄懂中国”的需求下，重视探索中国悠久历史及其对世界文明的影响；道家思想逐步深入大众，走向通俗化和个性化。华人学者的“加盟”填补了“中国声音”的空白，打破了西方垄断话语，助推了美国道家思想传播第一个高潮的到来，提升了道家研究的整体水平。 三 对话与互显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末） 1972年，《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促使中国文化研究在美国勃兴，全美的中国研究机构多达数百个。据笔者统计，美国对道家的全方位、多维度研究自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其中20世纪90年代后出版及再版的资料约占总数的56%，翻译与研究成果蔚然。1973年和199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和湖北荆门郭店竹简《老子》相继出土，中外学者根据新出土材料重译《老子》。美籍华人哲学家林振述在《老子〈道德经〉及王弼注英译本》中称：“《道德经》各种外文译本已有70种至80多种之多。”据不完全统计（未包括刊行在各类学术期刊或丛书上的译文），1972—2004年共有78种《老子》英译本，其中59本在美国出版。美国道家译介迎来第二个高峰期，译者身份类别愈加多样，主体意识愈发突显，呈现多元解读趋势。 20世纪80年代，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问世，提出建立“中国中心论”的研究方法，反对“西方中心论”。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学者们用更加多元的视野，从语言学、心理学、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不同角度阐发道家思想。 （一）女性译者介入，中外合译增多 冯家福与简·英格里希夫妇合译的《老子〈道德经〉新译》，是美国首个有女性译者介入的译本。冯氏夫妇采用直译策略和“中译西辅”的方式，并加入自然风景画，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促进道家思想在大众中的传播。杨有维、安乐哲将陈鼓应的《老子今注今译及译介》进行英译改编，几次再版；后来，安乐哲又与郝大维合译《道不远人——比较哲学视域中的〈老子〉》，试图从中国思想文化立场解读中国哲学。阿里姆·朗姆与陈荣捷合著了《王弼〈老子注〉》。 继《老子〈道德经〉新译》之后，冯氏夫妇再次合译《庄子·内篇》。该译本图文并茂，一侧是竖排书法的中文段落，另一侧是对应的英文翻译，插图是作者的摄影照片。中外合译较好地解决了语言表达问题，在非学术领域普及了《庄子》。后续的《老子》英译本还有阿迪斯、拉姆巴多的合译本，马布里、哈德斯泰的插画译本。 20世纪90年代，奇幻和女性主义小说家厄休拉·勒奎恩与西顿，以卡鲁斯译本为底本，合译出版《老子〈道德经〉：一本关于道以及道之力量的书》。勒奎恩投入40余年研读和翻译《老子》，主张用自己的语言进行解读，不追求原意；译本附有她本人的注解和笔记及亲自朗读的光盘，由托德·巴顿（Todd Barton）为背景音乐作曲，富有特色。 （二）更加贴近读者，满足政治需求 20世纪后期，国际社会出现了环境恶化、能源匮乏等诸多危机。这些危机既是自然科学高度发展所带来的，也是政治经济危机在另一个维度上的表现。作家本杰明·霍夫在《生活之道：〈道德经〉之精髓》中以“生命之道”为主题，劝导人们追求自然，并出版儿童文学著作《噗噗熊的无为之道》，后者在当时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 道与政治相结合更加凸显了道家思想当时对美国的现实意义。《老子》研究专家约翰·海德的《领导之道》从自然法则、生活之道和领导艺术等三个层面，探讨领导技巧、智慧和领导者素质等问题，深受管理层欢迎，多次再版。1987年1月26日，美国时任总统里根在国情咨文中引用“治大国若烹小鲜”来表达治国理念，迅速在美国掀起“老子热”，出版社争相抢购《老子》出版权。最终，该书出版权由哈珀-柯林斯出版社（Harper Collins）以13万美元从畅销书作家、翻译家米歇尔手中购得。次年，米歇尔的《带前言和注释的〈道德经〉》出版，并被制作成袖珍本，多次重印。米歇尔有14年的禅宗修行经历，他改变了大量的原文意象，以美国日常生活物象替代中国古代社会相关词汇，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向现代读者传递《老子》思想的精髓。 迈克尔·拉法格陆续出版了两部《老子》英译本。他在《〈道德经〉之道：英译与评论》一书中对《老子》作了重新编排，介绍了成书背景、老子思想体系及85个核心术语。他又在《道与法：对〈道德经〉的一种详细解读》一书中指出，《老子》的领导艺术正是美国社会所需要的，其“领导”理念适用于高层职位，力图改变西方社会对老子厌世形象的描述。拉尔夫·索耶尔的《〈道德真经〉论兵要义述》则注重阐发老子的用兵思想。 （三）翻译与研究结合，出现新生代力量 一大批在道家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汉学家，以研究促进翻译。达慕思大学宗教学教授韩禄伯分别翻译了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和郭店竹简《老子》。在《老子〈道德经〉：以新近出土的马王堆〈道德经〉帛书本为底本的注译与评论》一书中，韩禄伯加入大量评论与注释，解析帛书本和传世本，以及帛书本《老子》甲、乙两本间的差异。据统计，1989—1993年，韩禄伯译本在美国、欧洲连版7次，被译成荷兰语等欧洲语言。 道家思想博士论文的出现，标志着美国出现了中国研究的新生代力量。1985年，美国德保罗大学（De Paul University）人文科学院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约瑟夫（Hai-Nguyen，Joseph Q）的学位论文《老子哲学中“无”的作用》以“无”为主题，从政治学、伦理学和宇宙论视角对“无为”“无欲”和“无名”进行深入阐发。纽约圣约翰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张婉莘的《〈道德经〉：新译及评注》延续其博士阶段的研究，将老子的形而上学与希腊的形而上学进行比较分析。 庄学研究取得全新突破。顾立雅认为，《庄子》是所有语言中最优秀的哲学著作；梅维恒的《庄子研究论文集》是庄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吴光明从游戏角度探讨庄子思想；史华兹以神秘主义阐发中国思想文化；陈汉生从语言角度论证庄子的怀疑论及其与西方思想之差异，肯定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摒弃以往倾向于将道家视为儒家之补充的观点；爱莲心认为庄子属于不对称相对主义，希望唤起读者直觉的或审美的认知功能，引导读者实现从理性概念向直觉审美的心灵转化。 20世纪80年代，大量中国学者游走于中美之间，促进了美国对庄学的关注。陈鼓应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庄子思想；冯友兰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举办系列讲座，其《庄子》英译本在西方较具影响力；刘笑敢任教于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其《〈庄子〉分类》一书研究《庄子》篇章划分，加深了西方学界对庄子的研究。 （四）译本高增长，研究多元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老庄英译本保持着高增长。德莱尔的译本追求和平之道，佩特拉的译本展示基督教教义与道家思想的异同，陈金梁对比了王弼与河上公本，林理彰基于王弼版进行新译，克利里介绍了老庄成书过程及道家学派，莫兰译本在《老子》之外加入《大学》和《中庸》译文。《道教经典》第一卷收录了亨顿（David Hinton）和克利里翻译的《庄子·内篇》。雷德·派因在中国和其他东亚地区居住了22年，其《老子〈道德经〉及过去两千年间的评论精选》选自过去两千年间各家的《老子》英译，可谓一部老子集注。 长期担任《美国东方学会学刊》与《唐研究》主编的梅维恒连续出版老庄英译本。《〈道德经〉：道与德之经典》以马王堆帛书本为底本，研究《老子》与《薄伽梵歌》、道家思想与瑜伽的关系。《逍遥游：早期道家故事和庄子寓言》重视庄子口语化的言说方式和寓言式、韵体式文体，阐述老庄文本在国外的传播情况，梳理了孔子、孟子、墨子和荀子等思想流派。其用数字分开不同的寓言，为读者扫清阅读障碍，希望读者可以理解庄子恣肆汪洋之想象背后所蕴含的深刻思想。该译本博取众家之长，兼顾学术规范、原文特色及读者视野，是20世纪综合质量较高的全译本。 更多受过西方哲学专业训练的学者，尝试用中国话语和思想体系来阐释道家思想，比较哲学成为主要研究范式。葛瑞汉由“柔弱胜刚强”引申出对性别意识的探讨，将道家相反相成的哲学观念与德里达二元对立解构思想作比较；史华兹从“以柔克刚”理念挖掘女性主体意识；乔柏客从怀疑主义审视庄子的哲学思想；叶维廉的《饮之太和》与《比较诗学》以现象学阐发道家美学，为道家思想通向世界、通向当代提供了深刻启示。 此时期，道家典籍译介与研究的视野逐步扩大。其一，学者们更加尊重原典内涵，从不同学科角度对道家思想进行研究，对西方早期的“傲慢与偏见”现象进行纠偏；其二，翻译与研究相结合，大部分译本在译文之外通过序言、跋、前言及注释对经典加以阐释；其三，研究主体从哲学家、汉学家、华人学者到博士研究生，新生代力量崭露头角；其四，其他道家典籍的翻译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如《管子》《列子》《淮南子》《抱朴子》等，鉴于本文篇幅不作展开阐述。 四 结 语 始于传教士，经过汉学家、华人学者的译介与阐发，历经一个多世纪，道家思想在美国的传播覆盖了哲学、宗教、政治、文学、美学、教育、文化和自然科学等领域，向纵深研究与大众普及两方面发展，实现了理论意义的增殖。将道家思想置于海外汉学视野，考察其在美国的传播历程，既要把握道家思想在美国的接受语境，又要关注其在异质文化中的变异与偏差。 就道家思想在美国的整体传播而言，它并非来自中国文化的自主传播，而主要取决于美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需要与现实需求。20世纪的美国在面对世界大战、经济危机、冷战等外部危机的同时，内部进行着一系列文化反思，黑人民权运动、嬉皮士运动、新左派思潮、反战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女权运动等接连不断，“希望东方世界的精神价值能够对现代西方文明中的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起到重新反思的作用”。道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上善若水”的无私精神、“见素抱朴”的内省意识、“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少私寡欲”的生活方式等，成为美国学者汲取的重要思想智慧。《老子》的现实性、哲学性更受讲究现实功用的美国学者的青睐，被视为“生活的哲学”，如安乐哲和郝大维将《老子》书名译为“让今生有意义”，认为老子并非为读者提供本体论的认识，而意在引导读者探索并学会建立自我与世界、他人之间的关系。《庄子》的文学性、审美性关注度相对较低，道家美学思想的发掘尚不充分。因此，《老子》《庄子》在美国的传播和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前者的译本数量远超后者。 道家思想“美国化”进程天然具有跨区域和跨文化的特性，美国本土学者与华人学者是最重要的两个传播群体，二者的研究各有所长，呈现出差异性互补的特征。美国本土学者从以西方思维看待道家思想转变为用中西融合视角阐释中国思想，尤其20世纪60—70年代之后，为了应对个人主义与科学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危机，他们愈发重视道家的思想特质，呈现出从“对立”到“对话”的研究路径。美国华人学者的研究则是历经早期的“求同”——用西方概念阐释道家思想，到后期的“求异”——发掘道家思想的独特意涵，显示出更为鲜明的中国立场与学术自信，进而走向理论自觉。然而，“以西释中”的痕迹始终贯穿于道家思想的美国之旅。运用西方理论话语阐释中国思想，容易遮蔽中西方思想的差异性及中国问题的复杂性，造成偏误与错位，如莫卡德所评论：“在陈汉生的分析中，庄子看来像是一位精通语言哲学的技术话语的哲学教授；在郝大维和安乐哲的分析中，庄子看来像是一位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阐发视角和研究方法的改变也带来道家思想在异质文化中的创造性转化与接受，考察道家思想在海外的变异，也能反哺本土学界与理论的自我建构。 道家思想在美国的传播历程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双重对话中奏出的优美旋律，成就了一段百年中美文化交流史。在与西方思想的碰撞、对话与融合中，古典的道家思想焕发了通向现代的蓬勃生机，彰显了现代价值与世界意义。美国的道家思想阐发为我们提供了“他者”视角，让我们能够以“道”为桥，发掘不同文化间的价值共识，共同应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类所面临的困境，为提升中国文化自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铸就更深厚的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