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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邵东方博士所著的《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顾名思义，这就是要论崔述的学术，而且是就中国学术史而论之。书中的内容正好包括了这样两个方面。 现在东方要我为他的这本书写一篇序，我很快就想到的是，人们目前是否还认为有研究崔述学术的必要和可能的问题。也许有人会说，关于崔述，早在本世纪前期顾颉刚等先生已经研究过了，结论也早有了，现在还有什么再研究的必要？又也许有人会换一个角度说，崔述当然还是可以再研究的，不过以前研究他的学者都是一些大师，现在我们是否还有取得新进展的可能？在这里我愿意谈一些管见，请专家和读者们指教。 首先谈对于崔述是否有再研究的必要与可能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崔述学术的本身是否还有再研究的价值？二是经过顾先生等的研究以后，是否还有再研究的必要？ 关于第一层意思，比较简单，因为崔述学术主张的核心是“无征不信”，这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实在是一个有永恒意义的命题。只要有用“六经注我”的方法研究历史的现象存在，崔述的上述主张就总值得我们记取和思考。 关于第二层意思，顾颉刚等先生在几十年前对于崔述的研究，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将使他们的学术晚辈永远怀有敬意。为什么呢？因为，第一，顾先生等随着时代和学术的进展，把崔述为了维护儒家经典的纯洁性而进行的疑古辨伪，发展成了为维护历史和文献真实性的疑古辨伪。以儒家经典为基准的疑古辨伪固然也要求真，但它的是非定于一尊，即儒家经典之一尊，因此，其特点是封闭的；以历史真实性为基准的疑古辨伪，则除了知识的限制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限制，而知识的限制本身总是要在历史的过程中被否定的，所以应该说顾先生等的学术特点是开放的。第二，顾先生等在事实上也绝对没有封闭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而恰恰是在于打开了新的思路。他曾说：“我们如果善学崔东壁，就应当超过崔东壁!” （顾颉刚：《崔东壁遗书序》，见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以下版本同），页65。）“善学”就要“超过”，这对于我们是多么重要的启发。不仅如此，顾先生他们在讨论问题时，也是让各种意见充分发表，他编《古史辨》时是如此，在编《崔东壁遗书》时也是如此。就以后书为例来说，顾先生请他的朋友钱穆先生为他这本书写序，而钱先生的见解实际是与顾先生不同的。（钱穆：《钱穆序》，《崔东壁遗书》，页1046—1052。）甚至顾先生的老师，也就是促使他研究崔述的胡适之先生，同顾先生的看法也是有同有异的。这里不妨就这两位先生为此书写的序中的情况来试作比较。顾先生说： 总之，他〔崔述〕根本的误处，是信古史系统能从古书中建立起来，而不知古书中的材料只够打破古史系统而不够建立古史系统。这个问题，康有为已经抉摘出来了。（顾颉刚：《崔东壁遗书序》，《崔东壁遗书》，页64。） 他在此引用了康氏《孔子改制考》的第一卷《上古茫昧无稽考》，康氏在此篇中对崔述所采用的中国古史材料都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而顾先生颇以为然。这从当时破旧心切的角度来看，我们是能够理解的。可是，胡先生在序中说： 总而言之，近几十年的古史研究，大体说来，都已超过崔述的时代。一方面，他所疑为“后儒”妄作妄加的材料，至少有一部分（例如《檀弓》）是可以重新被估定，或者竟要被承认作可靠的材料的了。另一方面，古史材料的范围是早已被古器物学者扩大到几部“经”之外去了。其实不但考古学的发掘与考证扩大了古史料的来源；社会学的观点也往往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可以使旧日学者不敢信任的记载得着新鲜的意义。例如《檀弓》、《左传》等书，前人所谓“诬”“妄”的记载，若从社会学的眼光看去，往往都可以有历史材料的价值。（胡适：《胡适序》，《崔东壁遗书》，页1044。） 所以只要把顾、胡二位先生的上述说法一相对照，我们恐怕就不能再说这些学术前辈们已经彻底解决了问题，封闭了这一研究。相反地，倒应该说他们的确给我们留下了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那末自从“古史辨”学派出现到现在，古史研究的学术条件是否已经有了历史性的变化呢？应该说变化还是很大的。一方面，考古发现和研究在近几十年间有了空前的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绩；这又是当时胡先生为《崔东壁遗书》写序时难以预料到的，而这些成绩足以使我们从过去往往疑为伪作的文献里看到很多真东西。例如《周礼》，过去几乎被视为全无价值的伪书，而现在竟然从金文材料中得到了很多官名的印证。不断出土的古文献，使我们对过去多有怀疑的书不能不刮目相看。这些进展，其意义不仅在于对一两本具体古书的真伪鉴定之上，而且在于使我们更加注意对古籍从多重角度加以慎重考察之上。 另一方面，近几十年来在史学方法上也有了很多的进展。以前从事疑古辨伪的学者对于史料真伪之间的界线是十分明确的，他们既对伪材料充满怀疑，又对真材料充满信心。崔述以为经书是可信的，非经书是不可信的；一信一疑，二者之间的界线极为清楚。十九世纪的德国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主张批判一切不可信的材料，而对于经过严格批判而被确认的第一手材料则充满信心；所以他才能满怀信心地说史学家能够“如实”（wie es eigentlich gewessen，直译当作“像其本身所是的那样”）写出历史书来。在这一点上，顾颉刚等先生同他们的中国和外国前辈们基本是一致的；他们疑古辨伪目的就在于求真，而对所辨得的真，他们是充满信心的。可是，物极必反，在西方，与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史学思想相对立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想，在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前期也相应地产生了。好吧，你说你的史料是第一手的，他就问你，一个曾经亲身经历了一次战争的战士、甚至统帅所写关于这次战争的作品算不算第一手材料？你如说是，他就会说，一个人不可能亲历一次战争的一切过程和一切方面。于是你的第一手材料就成了问题，至少要打一个七折八扣。你说你的材料齐全，他就说历史上的事情有无限的方面和层次，历史上的记录从来就不可能完全，即使你作到了“竭泽而渔”，那也不能说你掌握的材料已经完全覆盖了客观历史事实。你说你的态度是纯客观的，他就说，历史学家著书，不仅引用材料上有选择，而且连写什么主题都有选择，而选择都出于史学家的主观的价值标准，你怎能说是纯客观的？例如，西方的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历史学家贝克尔（Carl Becker，1873—1945）、俾尔德（Charles Beard，1874—1948）等，就都从哲学的或史学的角度提出了这一类充满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问题。当然，对于相对主义史学思想也出现了批评。我觉得美国学者曼德尔包姆（Maurice Mandelbaum，1908—1987）所著《历史知识问题》（The Pr[FS:Page]oblem of Historical Knowledge:An Answer to Relativism）对于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回答是相当精彩的，（Maurice Mandelbaum，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Knowledge:An Answer to Relativism（New York:Harper & Row，1970）.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我在这里只想说明，相对主义史学思想，就其对于兰克那样的史学绝对客观说的批判来说，不可否认地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就其把相对绝对化的情况而言，它就又重复了它的批评对象所犯的错误。于是，历史在他们那里成了思想史，成了纯主观的东西。其实这只是把前人的错误在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地方重来一次。 不过，经过这一次错误的克服，我们作为研究历史学的人，到了这个世纪之末，总可以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既要努力弄清历史的客观过程，即求真，又不能不虚心地承认，我们所能求得之真总是有其一定限度的。我们不同意相对主义的史学思想，而承认有限度的或相对的真在本质上仍然是真；同时，也不同意实证主义的史学思想，不再天真而自负地去追寻绝对的或纯客观之真，而只能细心地从含有前人解释或价值判断的材料中去把握历史之真。我们注定只能力求逐步地逼近历史之真这一极限，而不幻想一步达到这种极限。诸如这一类的认识，在本世纪前期顾先生等从事古史辨活动的时候，大概还没有提上中国史学界的思考日程。就连胡适先生在谈到新观点“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时候，似乎也还 没有考虑过如何对待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问题。这就是说，几十年来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历史条件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既然有了以上两方面的巨大发展，现在再来研究崔述就不能认为是多余的，而确为必要的了。至于现在的研究是否有可能取得比前辈更多的新进展，那就要看我们的努力如何了。那末是否必须是大师才能从事这种研究呢？这倒未必。须知顾先生开始古史辨伪研究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之初，当时他年未满三十岁，也还不是大师；顾先生成为大师是他多年研究后的成果证明的，不是先是大师而后有成果的。所以，我认为，以十分严肃的态度从事某一课题的研究是必要的，至于是否是大师，可以先不管它。如果必先为大师而后研究，那末人类就不会有大师了。 当然，必须承认在当前研究崔述决非一件易事。那末难处在哪里呢？这一本书又是从什么地方努力的？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 我以为，研究崔述之难，难在两个方面，更难在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上。哪两个方面呢？第一种难处是，既然要研究崔述，就不能不追踪他所研究的内容，即中国古代经史之书及其所载之事。就此一点而言，这在当前的中青年学者来说，真是谈何容易!可是，如果不钻进去，只在崔述的一般学术主张上兜兜圈子，那末这样的研究恐怕倒真是不能有新进展了。真钻下去，这在某种程度上差不多也可以说要有肯下地狱的决心。这是从微观的角度说。可是，只有这一方面的努力是不够的。如果不能考虑到当前研究方法上的进展，那末，即使钻的深度达到清朝汉学专家的程度，那同样没有多少价值；因为钻进去了出不来，只不过多了一位次崔述而已（纯粹跟踪崔述，只能成为次一等的崔述。这个意思和顾先生说的学崔述就要超过崔述是一样的），又有何益？或者，换一种方法，把崔述不放在眼下，引用一些现在时髦的理论或方法，天花乱坠地纵论一通，新则新矣，但是又容易流为无根之谈，恐怕也未必能有新进展。所以，这里所以还必须说到第二种难处，那就是目前在西方盛行的哲学诠释学（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对于研究崔述的确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可是，我们要认真地学习一下（而不是随意的“掠夺性的开采”），那又谈何容易。我们是研究史学的，要有一些自知之明，不幻想成为哲学家，但是既要试图援用它，就不能不下点功夫认真读一些。我们只能从中获得某些启发，来开拓史学研究的思路。这是从宏观的角度上说。 记得从前有一位学术前辈说过：“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这已经很不容易。而现在则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以求稍有新发现”。这就更是难上加难了。由此我想到了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的一篇文章《必要的张力：科学研究中的传统和创新》（The Essential Tension: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Scientific Research）。（Thomas Kuhn，“The Essential Tension: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Scientific Research，”The Essential Tens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225—239.）他说，科学的发现，既需要发散思维（divergent thinking），即对于传统具有突破性的创新思维，又必须有向心思维（convergent thinking），即深入传统的思维。这是因为，没有前一思维，就会限于传统而失去创新的可能；没有后一种思维，就不能深知传统中的问题与病因所在，就不知到底为何需要突破，应该从何突破，即使突破也破不到点子上，何来创新？所以，他概括地说：“成功的科学家常常必须同时扮演传统主义者和离经叛道者的角色。”（Thomas Kuhn，The Essential Tension，227.）库恩讲的是科学发展的要求，其实对于史学的发展来说，这几乎是同样适用的。这就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要有微观与宏观、传统与创新两极之间的张力。要真正形成这样的张力，这就更加谈何容易!现在我可以高兴地说，东方在这本书里是尽力朝这两个方向努力的。 他对崔述学术的研究，不是先列崔氏自己所说的学术主张，然后再罗列事实，以说明崔氏是怎样在学术实践中贯彻自己的主张的，而是宁可从崔述所研究过的具体问题入手，这样，他就必须重视在微观问题上的努力。例如，他在研究崔述对周公称王的问题时，不仅研究崔述所引用的材料，而且十分注意清代以至近代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特别注意考古新发现的成果。这样的工作自然不可能是太轻松的。又如，他对《今本竹书纪年》诸问题的考论，直接地说，他是在同陈力先生商榷，间接地说，他仍然是在探讨崔述所曾探讨过的问题，即继续崔述对《今本竹书纪年》的工作。陈力先生的文章是否定崔述对于《今本竹书纪年》的辨伪结论的，而且文章写得很博雅。东方不同意陈力先生的看法，就不能不与这一篇引证广博的文章相辩论。这样的工作，也是必须在微观上下功夫的。 东方虽然从微观方面着力研究崔述，但又不仅以此为满足。他对于崔述具体文章和论点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了从更深的层次去了解崔述本身。例如，通过对崔述的周公不曾称王说的分析与评论，他一方面是要辨别此一问题之是非，而另一方面则进一步了解崔述学术内部的深层矛盾：虽然崔述在主观上力求摆脱成见，但是在客观上并未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