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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邹平县是中国农村最早向美国学者开放的调查点。自1985年至2008年的20多年中,美国学者先后有200多人次到邹平进行连续性、蹲点式社会研究。《乡土中国的变迁》(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回顾和描述了这一持续考察过程,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深刻变迁。本文作者艾恺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 与邹平的情缘主要起于我对梁漱溟生活及工作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我就一直关注着邹平。邹平县在我的博士论文和书籍查阅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直到1986年,邹平对我而言仍然是梁漱溟进行过乡村建设运动的那方充满神秘和诱惑的土地。 远方的邹平 1970-1972年,我在台湾和香港进行研究工作,借机采访了很多20世纪30年代到过邹平或在邹平生活过的人。其中一些较为重要的采访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周绍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梁漱溟在乡村建设学院的学生,思想有些古怪,以前在东边的莱芜县进行过抗日游击战争。即使到了老年,周仍然是梁漱溟的一名忠实的甚至可以说是狂热的追随者。 我还见了到过邹平的国民党高级官员,他们不能直接表示对梁漱溟工作的反对,但对于其工作完全独立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做法还是非常不满。 梁漱溟的另外一名忠实追随者是香港人胡应汉。胡向我强调“朝话”的重要性,就是梁漱溟每天早晨对乡村建设学院的学生讲的振奋人心的话语,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开始理解乡村建设学院的学生学习的动力可以归结为西方的“宗教信仰”,而非仅仅是一种民族精神。 1980年,我写的关于梁漱溟的书已经出版。经历了一连串奇妙的巧合,梁漱溟联系到了我,并邀我会面。那年8月,我们在一起长谈了三个星期。当然,说起乡村建设项目,总会提到邹平。这使我对邹平之行更加地向往,但在当时受“斯蒂芬·莫斯利事件”的影响,中国政府禁止外国学者在中国乡村长期居住和考察。 迈克·奥克森伯格与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 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以来,双方开始互派访问学者。然而莫斯利事件后,那些研究领域为中国乡村社会的美国专家在中国失去了研究基地。他们开始向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施加压力,申请这样的研究基地。 当时,奥克森伯格担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主席,而大家并不知道,他一直在不断地努力争取为美国专家在中国申请一个农村研究基地。他直接写信给邓小平提出了这个请求,请求被转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然后再由他们联系省级的社科院来寻找这样一个研究基地。最终只有山东省社科院院长刘蔚华给了肯定的答复。很显然,选择邹平县和冯家村是时任山东省社科院院长助理及山东社科院外事主任的李恒举的建议,这一点是1986年我在济南了解到的。 1986年春,奥克森伯格突然和我取得联系并给了我人生中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代表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委派我去邹平进行考察,并写出一份调查报告。他告诉我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正考虑在邹平(冯家村)设立一个研究基地,并已在1985年派了政治学者伯恩斯坦前往冯家村。我高兴地接受了这次考察任务。 在邹平的日子:第一印象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1986年7月16号乘车从济南去邹平的路上,我是多么兴奋。中国社科院的代表说:“我们只是充当一个媒人,不过是把邹平县介绍给你们。以后的事情就看你们的了。”“那么,你们不保证生孩子啦。”我回答。这席话引起了众人大笑。 到了县城招待所,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欢迎,随后被领进了会议室,在那里县里的干部正式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向我们简单介绍了邹平。比如面积、人口、经济产量等等。我们能听懂大部分,但是起初我们误解了一些关键信息,我记得听到“lebo”是数字部分,于是,我们就记下了“六百”。然而,渐渐地我们意识到“le”音在普通话里实际上是“er”的音。“Lebo”实际上是“二百”。 副县长王明仁给美国学者制定了基本的政策。对美国学者关于哪些是在允许范围内的不断的询问,他回答道(我一字一句地记下):“包括对村民进行调查问卷在内的任何形式的研究活动都是被允许的。”有10个村是对考察开放的,但住宿只能限制在县城和冯家村。他还补充道,如果需要的话,县档案馆或其他单位的档案资料都是对研究人员开放的。 然而,县政府为研究人员的行动(以及任何没有陪同的活动)制定了严格的限制。李恒举的工作就是对这些限制进行解释,他总是强调人身安全的问题,强调来自疯子、交通和狗的危险。尽管有些夸张,但这种谨慎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一个没有先例的、试验性的项目,参与者任何身体伤害都会葬送责任范围内干部的前程(更不用说将来外国学者进行乡村调研的机会了)。 在县城时,我采访了很多年长的居民,并且非常喜欢这种采访活动。我大部分的工作就是考察县里的办事机构并采访那里的主管及工作人员,谈论他们所了解的情况,除此之外,我还与很多普通人进行了交流。 邹平考察之后,我在北京拜访了梁漱溟,向他讲述了我在邹平的所见所闻。他也跟我详细地谈起了他和韩复渠在1931年是如何决定把试验性的乡村建设学院的地址选在了邹平。他还讲到1950年为了给1934年死后葬在邹平的结发妻子迁坟再次回到了邹平。那时候,他发现整个县城里都找不到完好的建筑或铺好的道路。所有的房子都是夯土和茅草屋顶构成。乡村建设学院的建筑已经不复存在。后来,我给梁老先生写了封信,信中描述了对美国学者“开放的”邹平以及这一发展的重要性。梁老一直以来对邹平的民生非常关注,他将我的信登在了《光明日报》上。 回到美国后,我把考察报告提交给了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这样,5年的研究项目经费得到了保障,而且有很多美国学者申请这一项目。 项目的开展 1987年夏,研究组的每一个成员都开始了对邹平的第一年正式研究。第一组包括十几个研究人员——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两个自然科学家。 1987年夏,我先后对邹平进行了5次考察,与年长的邹平人进行了两种形式的口头采访:一种是提前安排好的正式采访,通常是每次进行两个半小时,地点在我的房间或被采访者家里。在1987年的采访中,总是有一名干部在场。1988年及后来,除了我的研究助理韩振光,就再也没有人陪同了。所有的这些采访都进行了录音。 第二种采访形式是我与街上遇到的人们随机进行的。我没有对这种采访进行录音,但事后我会马上做笔记。很多的这种“采访”是最具有价值的。 然而我的档案研究却并不顺利,因为给我看的目录中基本没有最重要的文件。1987年,我直接问档案馆馆长为什么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早期重要的文件不在目录中,他回答说,“你要我说什么呢?我们不给你们看。”1991年,我偶然间见到了“真正的”目录,档案馆助理(新来的)拿来了一些我要求的重要文件。但几分钟之后,她又回来把所有的文件都拿走了,因为她发现这些是列在“禁止”目录上的。至今,我还没有见过对于很好的了解县历史所必需的关键性文件。县党史办公室更是让人失望。他们直接拒绝给我看任何资料,包括他们自己的出版物! 1987年,最珍贵的历史资料并非来自县档案馆,而是来自县志办公室和曲主任。未出版的1960年县志草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或许因为从一开始我和曲主任就很谈得来,在协助我工作方面,他是对我帮助最大的人。 除了亲自进行采访,我还雇用了两个中学老师到我不易到达的村庄进行录音采访。因为他们是老师,村民们对他们非常尊敬。 我交给他们一份社会科学调查问卷,当然里面包括了历史性的问题。但后来我很快改变了采访技巧,因为我发现越是系统性的问题,得到的答案就越疏远、越谨慎,越保守。因此,在1987年剩下的日子以及以后的几年里,我完全改变了自己的采访方式,从提问的形式转变成更像谈话的形式。比方说,在询问他们童年时期在村里都玩什么样的游戏之前,我会先描述一下自己童年时期的街头游戏,还会问他们是否有类似的游戏。最有价值的资料正是来自当场的非正式的谈话,而对具体问题的直接回答往往会反映出被采访者先前受过指导或是采取官方说法。 令人惊叹的变化 1986年到2008年,我目睹了这个地区众多领域的巨大变化。最为明显的就是县城面貌的变化,它正在进行着令人惊叹的都市化过程。 用一种方式来描述梁漱溟对邹平(扩大到整个中国)的希望,那就是达到“农村城市化”。他的第一个目标是通过科技传播和机构改革提高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另外一个目标是复苏残留在农村的真正的中国道德文化。很明显,邹平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目标。在过去改革开放的30年里,人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得到了大大的发展。 然而,梁漱溟的第二个目标变得似乎更遥远了。真正的传统生活方式,包括工作、娱乐、文化消费和习俗如手工布鞋一样在迅速地消失。根据1986年我对邹平农村生活的观察,我认为电视机的普及是一个转折点。虽然这种世界范围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我还是怀念过去。看看如今,我满怀惆怅。 总之,梁漱溟的功绩使自己能够被安葬在黄山顶上,在那里他仍然可以俯视自己第二故乡的繁荣发展。 文章来源: 文汇读书周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