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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的明史研究颇为薄弱,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只有清水泰次一人以明史为专业,因此他被称为当时“唯一的明史专家”。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同对中国史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逐渐发展起来,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日本形成一定规模的明史研究,是从战后开始的。 关于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山根幸夫的《八十年来日本的明史研究》等文章有详细的论述;其具体研究成果在《亚细亚历史研究入门·中国》等书中也有全面的介绍。因此,本文的目的不是要从“纵”的方面叙述日本对于明史的“研究史”,而是试图从“横”的方面,对其发展过程中若干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日本学者是如何把握研究信息的,是如何组织研究活动的,是如何发布研究成果的,等等,作一概括论述,以期为中国的明史研究者提供些许借鉴。 一、关注中国的研究状态、重视与中国的学术交流 战后中日两国最早的学术交流活动是1955年12月从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学术访日视察团”赴日开始的。当时,日本历史学界的六个主要学会——大塚史学会、史学会、东方学会、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历史部分、历史学研究会、历史教育者协会,联合在东京举行了两次会议,请视察团成员翦伯赞、尹达等介绍中国历史学界的研究动向以及他们自己的史学观点。到会的日本史学家铃木俊、野原四郎、西嵨定生、古岛敏雄、增渊龙夫、远山茂藏、古岛和雄等就翦、尹二人所谈的“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时代区分问题”作了热烈的讨论,其中关于“十六、十七世纪以降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尢受重视。这是战后中日两国学者在历史学方面的初次正式的交流,也可以说是最早的关于明史研究的交流。 此后,铃木俊和西嵨定生编辑了《中国史的时代区分》(东京大学出版会,1957年5月)一书,收录了上述两次会议的讨论记录,并有西嵨定生《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构造的特质——中国史时代区分的论争》、田中正俊《中国历史学界“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两篇综述,介绍了中国学者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其中涉及许多明史内容。文后附录的《关系文献目录》大量收载了中国学者关于明史的研究论文。这是战后日本学者最早的有关中国明史研究动态的介绍活动。 但是,由于当时中日两国尚未复交,明史研究的交流与其他学术交流一样,还是非常有限的。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972年中日复交后,学术交流才频繁起来。于是中国的明史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不断地、大量地被介绍到日本,两国明史研究者的交流也逐渐增多。这些活动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参加中国举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重要的有关明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都有日本学者参加。这些学者都向所参加的会议提交了学术论文,与到会的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学者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他们把获得的学术信息带回日本、传达给国内的同行(他们回国后大多写了“参加记”),为加深中日明史研究者的相互了解,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第二,介绍中国的明史研究成果。1956年岛田虔次撰文介绍朱谦之《李贽——十六世纪中国反封建思想的先驱者》,1957年寺田隆信撰文介绍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这是较早的对中国学者明史著作的评介。(注:分见《东洋史研究》15卷2号,16卷2号。)此后,森正夫关于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寺田隆信关于王毓铨《明代的军屯》等专门的评介文章(注:分见《东洋史研究》21.卷1号,24卷2号。),也相继刊载于日本的史学杂志上。进入80年代后,类似的文章明显增多,郑天挺《探微集》、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陈学文《明清时期嘉湖市镇史研究》等著作,大量地被介绍到日本。(注:分见《东洋史研究》40卷2号,43卷3号,76卷3、4号。)与此相关,日本学者也很注重了解中国的明史研究者。1964年小林文男《一个历史家的思想和实践——吴晗所走过的道路》(《历史评论》,171号)一文,详细介绍了明史专家吴晗的生平及其历史著作,对其治学方法和历史观点作了分析与评价。1982年寺田隆信发表《郑天挺先生的生涯和业绩》(《明代史研究》第10号),于详细介绍之外,还附有《郑天挺先生著作目录》。 对中国明史研究成果最直接的介绍,莫过于翻译中文原著。在这方面日本学者作了许多工作。如论文方面,有水野实翻译楼宇烈《汤显祖哲学思想初探》(《中国古典研究》33、34号,1988-1989年)三木聪次译王连茂《明末泉州的佃租收夺和“斗栳会”斗争》(《史朋》17卷,1984年),川越泰博译吴杰《关于万斯同的“明史列传”》(《明代史研究》18号,1990年)等;专著方面有松川健二等译容肇祖《明代思想史》(札幌北海道中国哲学会,1965年),能条彬、木田广译徐尧辉《明朝末帝的日本亡命——三百余年来真相渐明》(八五子千岁书院,1986年11月)等。 上述日本学者对中国明史研究成果及明史研究者的评介、翻译,对于日本学者了解和把握中国明史界的学术观点大有裨益。 第三,关注中国的明史研究动态。如前所述,当中国史学界展开关于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时,日本学者就及时综述了有关情况。此后,这一问题一直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1981年佐藤文俊发表《中国明末农民战争史研究动向——以大顺政权的性质论争为中心》(《近代中国》9号),1988年吉尾宽发表《中国明末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最近动向》(《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13,名古屋东洋史研究会,1988年),这些综述,向日本学者传达了丰富的学术信息。 总之,上述事实说明,日本学者在努力把自己对明史的研究置于国际学术空间,力争站在国际学术前沿,进行开放性的、创造性的工作。 二、重视对日本国内明史研究成果的总结 日本学者善于总结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个人学术成果的总结。日本学者在治学方法上有一个优良传统,即当确定一个研究课题之后,首先要进行一系列基础性的工作,围绕此课题发表一系列文章,待形成一定规模后,再将这些文章统一修订,形成一本专著。许多大部头的专著都是这样形成的,如佐久间重男《日明关系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92年)是将自1951年至1990年40年间的有关论文结为一集,谷口规矩雄《明代赋役制度研究》(同朋社,1998年)是将1961年至1993年33年间的有关论文结为一集。这种结集不是简单地将论文汇编在一起,而是要经过重要的增删、修改,所以日本学者往往把这项工作称为“再构成”。由此完成的一部书,使作者对自己在某个领域、某个问题上的观点作了系统的全面的表述,利于清理和审现自己的观点,从而建立一个新的学术起点;同时也可使读者了解该作者史学观点的形成过程,加深对其观点的理解。 其次是对一个研究集体的研究成果的总结。将一个研究集体在一个时期内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便于及时总结专题性的成果。如小野和子编辑的《明清时代的政治和社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年)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举办的“明清社会变革研究班”的19篇研究报告集中发表。岩见宏和谷口规矩雄编辑的《明末清初期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9年)是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举办的“明清时代的国家和社会研究班”的14篇研究报告结集出版。这些围绕一个专题、一定领域的学术论文,集中反映了一个研究集体的成果。 再次是对明史研究界一个时期研究成果的总结。这种总结多以出版纪念文集的形式进行。例如1962年出版的《明史论丛》(大安出版)是为追悼明史专家清水泰次博士而编辑的,该书收录论文20余篇,作者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重要明史研究者。1990年出版的《山根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汲古书院),收文70余篇,作者从年老的教授到年轻的学者,也是集一时之俊彦。似此还有《中山八郎教授颂寿纪念明清史论丛》(燎原书店,1977年)、《(星斌夫)博士退官纪念中国史论丛》(中央印刷,1974年)等多种,都是借学者退休、寿诞等机会,广泛征集论文,集一时研究成果之精华。此外,一些杂志也以出专号的形式,集中发表明史研究成果。如《东洋史研究》19卷2号为《明代的北方问题》特集,27卷4号为《明代史的诸问题》特集,33卷2号为《明清时代的乡绅》特集等,《中国史学》第3号为明清史专辑。 最后是学术综述。学术综述具有总结过去、开辟未来的重要作用,日本学者对此非常重视,许多名学者都乐于此事。战后首先发表学术综述的是和田博德,他在1951年《东方学》创号刊上撰写《战后我国东洋学界的概况》,总结日本学界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状况,此后每年发表两次,至1958年6月止,共发表16篇。其中明史研究概述是其组成部分之一。此后逐渐增多的明史研究综述,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专题性的综述。如小山正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回顾》(《社会经济史学》,31卷1-5合并号,1966年),分商品生产、农业问题、赋税制度、政治史和阶级斗争四个专题,综述了1955年以来日本明清史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谷口规矩雄《日本明代徭役制度的研究(《中国史学》,3卷,1993年),分战前、战后两个部分,综述了日本学者有关明代徭役制度的研究状况,而于战后部分叙述尤详。最近《历史评论》1998年8月号出了特集《中国“地域社会论”的现状和课题》,集中发表4篇综述文章,深入地分析了日本明清史研究中“地域社会论”的由来、现状及未来趋势。在此方面的专著是森正夫主编的《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7年),该书集结了对明清史各个研究领域颇为熟悉的22位学者,对“商品生产研究的轨迹”、“明清农业论”、“明清时代的生产技术”等21个专题作了综述。此书可以说是对日本战后明清史研究状况的全面总结。 第二种类型是整体性的综述。如《明代史研究》杂志,经常发表山根幸夫撰写的总结前一年明史研究状况的文章。他还从研究史的角度,对较长一段时间的研究状况进行概括和分析,先后发表了《八十年来日本的明史研究》(《东京女子大学论集》,40卷2号,1990年)、《最近十年间日本的明史研究》(《明代史研究》20卷,1992年)等文章。森正夫《八十年代以降日本明清史研究的新潮流》(田岛堂编《关于开发文化》,名古屋大学开发研究科,1994年)也是此类很有价值的文章。 在一些研究入门性的书中,也时常可见对明清史研究状况的综述,最便利用的可举两部,一部是《亚细亚历史研究入门·中国》(同朋社,1983年),该书的明代部分是由谷口规矩雄撰写的,其中“研究史的概要”一节对1955年以后日本明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另一部是《中国史研究入门》(山川出版社,1983年),该书的明代部分由山根幸夫撰写,其中“研究史”一节,对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和日本的明史研究成果详细评介,而于日本方面论述尤详。 总之,日本学者以各种形式及时总结明史研究成果,对于明史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研究者们通过这些综述,可以准确把握研究动向,了解某一问题的研究深度和发展趋势,从而确立和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同时我们还透过这些总结性的著作看到了日本明史研究界的某种自省意识。 三、形式多样的研究活动和明史讲授 战后日本明史研究蓬勃发展的标志之一就是各种历史研究会积极进行有关明史问题的讨论,各大学开设了丰富的明史课程,并产生了相应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在日本颇具影响力的东洋文库是日本明史研究的重要基地,那里设有“明代史研究室”,山根幸夫、田中正俊、鹤见尚弘等长期在该室进行研究工作。许多著名学者如和田博德、滨岛敦俊、岩见宏、谷口规矩雄、森正夫等曾作为客座研究员,利用那里丰富的明史资料,作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也致力于明史研究,多次举办明史研究班,如1976年4月至1981年3月举办的“明清社会的变革研究班”、1985年4月至1988年3月举办的“明清时代的国家和社会研究班”,都是集结了许多卓有成就的明史研究者,围绕一个共同的研究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最后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山根幸夫主持的“明代史研究会”,是一种形式比较固定的研究活动,在日本明清史研究界有很大影响。该会隔周进行一次史料讲读,每年三月组织一次参观旅行,因其形式活泼,吸引了许多学者参加,中山八郎、佐久间重男、滨岛敦俊、森正夫等知名学者都曾参加活动,同时该会还热情接纳年轻的研究者及研究生参加。“明代史研究会”的机关杂志是《明代史研究》,该杂志创刊于1974年,是日本唯一的明史研究专门刊物,它不仅发表日本学者的明史研究成果,也接受中国、韩国等地的投稿,并及时报道国际国内的明史研究动态,还编发日本、韩国的明史研究目录。 除“明代史研究会”外,另一定期活动是“明清史夏期合宿”。此活动最初由森正夫、滨岛敦俊、谷口规矩雄等人于1987年发起,每年举行一次,主办者和活动地点都是不固定的,大致是由各大学轮流主办,1998年在筑波大学举行的是第十次。这项活动的特色是参加者中有许多大学院的研究生和大学的本科生,他们互相交流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心得,气氛自由。 除了上述比较专门集中的明史研究活动外,日本各种历史学会举行的年会、例会等也多有与明史相关的内容。以上所述日本东洋史学界在明史研究方面举行的各种活动,无论是定期的研究会、夏合宿,还是各学会的年会、例会,以及开设的各种课程,都直接促进了明史研究的蓬勃发展。 四、制作工具书和整理史料的突出成就 日本史学界非常重视对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在这方面,他们做的第一项工作是将中国古典史籍进行影印或合刻,有的还作适当的介绍。著名学者长泽规矩也长期致力于此,由他编辑、解题的中国历史资料相当多,与明史相关的就有《和刻本明清资料集》第1-6集(1974年)以及《和刻本汉籍随笔集》20集(1974年),其中,《群碎录》(陈继儒),《尘馀》(谢肇淛),《焦氏笔乘》(焦竑),《笔丝》(胡应麟),《千百年眼》(张燧),《椟记》、《雍记》(吴廷翰),《康斋先生日录》(吴廷弼),《听雨纪谈》(都穆)等均属明代史料。长泽规矩也还和山根幸夫共编了《和刻本大明一统志》(1978年)。山根幸夫编辑、解题的明史史料也很多,如《皇明制书》(1966-1967年)、《正德大明会典》(1989年)等。另有都留春解题的《明文援读》(1972年),叶可成编的《三巡奏议》第1-3卷(1964年)以及《皇明条法类纂》(1966年)、《明史皎》(和刻本正史别卷1973年)等,这些和刻本经过重新整理、题解,颇便日本明史研究利用。 另一种史料整理的方式是从原始资料中辑录专题史料,如《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钞》(京都大学文学部1943-1959年)、《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钞》(京都大学文学部1943-1959年)、《明代西域史料》(京都大学内陆亚细亚研究所,1974年)、《明代西南民族史料·明实录钞》(东洋大学亚非文化研究所)等,都是这方面的皇皇巨制。 在对史料的翻译和注释方面,有和田清主编的《明史食货志译注》(东洋文库,1957年),该书的执笔人都是在明代经济史各领域颇有造诣的学者,包括松本善海、藤井宏、山根幸夫、星斌夫、佐久间重男、百濑宏、中山八郎等人。他们以《明史食货志》武英殿本为底本,参考实录、会典等史料,作了大量的研究、考订工作,包括句读、注释、翻译等。该书至今仍为日本明代经济史研究者的必备书。 后藤基已和山井编译的《明末清初政治评论集》(平凡社,1971年)也很有特色。该书将李贽《藏书》、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顾炎武《亭林文集》和《日知录》、王夫之《读通鉴论》、唐甄《潜书》等六部明末清初重要思想家的著作中的主要篇章作了翻译和解题,其中对主要观点的评论不乏卓见。日译明史史料还有《传习录》(山本正一译,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66年)、《传习局》(安岗正笃译,东京明德出版社,1973年)、《焚书(明代的异端书)》(增井经夫译,东京平凡社1969年)等。 上述三种类型的史料整理工作,为日本明史研究者提供了比较方便的条件,使他们在国内就可以看到大量的和刻本中国原始资料以及经过翻译注释的资料,这是日本明史研究不断扩大领域和走向深入的必要保证。 在明史工具书方面具有重要成就的是山根幸夫,仅笔者所见就有近十部,如: 明代史研究文献目录(东洋文库明代史研究室,1960年) 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传记索引稿(东洋文库明代史研究室,1961年) 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目录(东洋文库,1962年) 日本现存明人文集目录(小川尚共编,大安1966年) 增补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目录(细野浩二共编,东洋文库明代史研究室,1971年) 中国农民起义文献目录(东京女子大学东洋史研究室,1976年) 增订日本现存明人文集目录(东京女子大学东洋研究室,1978年) 明经世文编分类目录(大岛立子等共编,东洋文库,1986年) 新编明代史研究文献目录附韩国明代史文献目录(汲古书院1993年11月) 目录索引等工具书也还有许多,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皇明文海索引稿》和《皇明文海目录》(编者出版,1961年)、野口铁郎编《明史刑法志索引稿》(国书刊行会,1981年)以及《明代儒学者一览附索引》(九州大学文学部宋明思想研究室,1957年)、《传习录索引》(九州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研究室,1977年)等等,都是编者倾注大量精力制作而成的。 以上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日本明史研究的一般状况,从中可以看到日本明史研究的兴盛发达和鲜明特色。其中有些方面是值得中国明史研究界关注和借鉴的,例如定期的夏合宿活动、集中的专题研究班等都是组织研究活动行之有效的方式,虽然中国明史研究界也有不少讨论会,但其内容与方式与之并不相同,日本的这些活动似乎更务实一些,收效也更好一些。 现在,日本的明史研究经过战后50余年的发展,已形成蔚为壮观的兴盛局面,而且正呈方兴未艾之势,象岛田虔次、山根幸夫这些战后较早出现的明史研究者,依然活跃在明史研究的第一线,森正夫、谷口规矩雄等战后成长起来的学者,作为明史研究的生力军正在不断推出新作,而年轻的一代研究者也已崭露头角。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日本爱知大学教授谷口规矩雄先生指导帮助,谨致谢忱! (资料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5期) 转自: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WSZL/XLXH/SSWH/hyhx/09/04/2006/18001.html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