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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道教研究 英国研究道教最著名的学者,当推李约瑟(1900~ )。李约瑟从40年代末开始对中国科学技术史进行研究。从1954年起出版多卷本的《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中译本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全书原拟出七册,现在计划出版二十册。其中与道教有密切关系的有第2卷《科学思想史》(1956)、第3卷《数学与天、地科学》(1959)中的地科学部分、第4卷《物理学和物理技术》中的第1分册《物理学》(1962)、第5卷《化学与化学工业》的第5分册《炼金术上的发现和发明·生理学的炼金术》(1983)、第6卷《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的第1分册《植物学》(1986)。李约瑟不仅详细说明了中国科学技术的世界史意义,而且在前无古人的领域里全面介绍了道教在世界科技发展中理当占据的历史地位。李约瑟在《人和他的地位》中认为,道教“实际上是在中国古老的和中世纪科学的进展中做事最多的,确如冯友兰已经正确地说过的,它是世界上曾经看到的唯一的基本上不反科学的神秘主义的体系”。道家、道教是自然神秘主义的思想体系,“世界的历史上,促使实验科学发展的,有时候正是否认权威的神秘主义而不是理性主义”。道家具有的一套复杂而微妙的概念,这些正“是中国后来产生的一切科学思想的基础”。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李约瑟曾经使用过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研究结果,这个公式就是: 对于李约瑟的道教研究,日本和美国学者曾经从不同角度提出过批评,但是,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被公认为“关于道教对科学思想贡献的地位,最完善的文献和书目”(《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此外,英国牛津大学隆彼德教授对于道教经目作了广博的研究,著有《宋代馆阁及私藏道书研究》,受到欧美和日本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美国的道教研究 美国的道教研究具有比较广阔的领域,包括道教经典的翻译、道教哲学和道教史、外丹术的科学认识以及不同的宗教仪式和宗派。但是,美国学术界对道教的兴趣,主要是非学术性的并且多具个人兴趣的色彩。从50年代起兴旺起来的道教研究,事实上是美国社会由于精神空虚而注意到东方思想潮流的一部分。已故的哈佛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霍姆斯·威尔奇的《道的分裂:老子和道教运动》(1957),既是对于《道德经》的解释,又是对于早期道教的简要而清晰的说明。前加里福尼亚大学教授斯特里克曼,曾经撰写《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有关道家、道教、道家(教)文献、道家(教)史的条目,他的《茅山的启示——道教和贵族社会》《陶弘景的炼丹术》以及有关《度人经》的《最长的道经》等等,都得到国际道教研究者公允的评价。前夏威夷大学教授麦埃考·萨梭,曾在台湾拜师学道,著有《庄法师的教义》,编辑了二十五册的《庄林续道藏》,收集了大量源于福建、现流传于台湾的藏外道书。《庄林续道藏》分为金箓——五朝醮事,黄箓——午夜丧事,文检——符咒秘诀,小法——闾山神霄小法,共计104种。这些都为国际道教研究领域作出了贡献。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席文一直想把他的大学变成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另一中心,他的《中国的炼金术:初步研究》被认为是“关于中国炼金术研究的学术性最强的导论”,但是,目前席文的研究兴趣似已转移。 加拿大的道教研究 加拿大的道教研究在70年代才形成一定的规模,主要的研究者有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冉云华、多伦多大学的秦家懿以及萨斯喀彻温大学的帕丝(包士廉)。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丹尼尔·奥弗迈耶教授的倡议下,1975年成立了中国宗教研究会。当时只有四十四名会员,现在已发展为包括加拿大、美国、德国、荷兰、比利时、英国、法国、瑞典、意大利、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和南朝鲜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区近二百名学者的国际学术组织。该研究会编辑出版年刊《中国宗教杂志》以及不定期刊物《通讯》。近年就曾刊登《中国道教史提纲》(中国道教协会研究室)、《〈天隐子〉的教义》(米金根大学的利维亚·孔)、《舞狮》(南加里福尼亚大学的劳伦斯·汤普逊)、《现代中国的宗教和艺术》(约克大学的乔登·佩珀)等文章。 澳大利亚的道教研究 澳大利亚的道教研究最著者当推华裔学者、前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柳存仁(1917~ ),他于1935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后在伦敦获博士学位。从60年代起发表了许多关于道教史和道教文献的论文,较著名的有《研究明代道教思想中日文书目举要》《明儒与道教》《三教大师林兆恩》《道藏本悟真篇三注辨误》《道藏本三圣注道德经之得失》《论道藏本顾欢注老子之性质》《道教对明代新儒家精英之渗透》《十二世纪道士的结核病知识》《道藏本三圣注道德经会笺》(甲、乙、丙篇)《张伯端与悟真篇》《道藏的编纂和历史价值》《唐以前许逊考》等等。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柳存仁历年论文几十篇的结集《和风堂文集》三册。柳存仁知识渊博,治学谨严,在宗教和社会等问题上视野广阔,立论公允。1971年他在荷兰《通报》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道教和中国医学史的专文,题为《十二世纪道士的结核病知识》,介绍了12世纪中叶出现的一部道经《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表明那时的道士已经认识到结核病是有多种传染途径的传染病,并且是一种由专门的原因或者寄生虫引起的传染病。道士们还对结核病的预防和治疗进行了讨论。柳存仁通过查考中国不同时期的著作以及比较西方医药史中的大量记载,判定“中国道教的道士们在这个特殊领域里所获得的知识,比起同时代的其他国家来说要早上几百年”。他在多篇关于明代思想研究的论文中,认为“道教影响实在是明代思想中的一股特色。且与宋学比较来说,其受过道教影响则同,其所受道教影响的深度及阔度,则远非宋代儒教所能望其项背”,“道教的思想经过了儒家的学者的利用,儒道交流的趋势之下,对实际社会也产生过几点有意义的改进。……道教的本质却也因为有了儒家的学者的参加而起了若干程度的澄净化的作用。”(《和风堂文集》《明儒与道教》) 应该指出的是,柳存仁幼年习儒,有深厚的中国文史哲传统文化的根底,青年时期又受过严格的现代科学文化教育,因此在60年代的文章中对佛、道教都持激烈的批判态度,称道教是“最卑俚、最无内容、最浅薄贫弱的”等等。70年代末以后,柳存仁怀着对故国的眷恋、故友的挚情多次回国游览、考察和参加学术会议,其对于宗教的看法渐趋公允,并多有精辟的见解。他在谈到民国以后的道教时曾说:除了前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陈撄宁有些思想上的成就外,恐怕民国时期没有什么有影响的道学家;台湾今天出版的一些“仙学”杂志,戴源长编的《仙学辞典》《道教辞典》都是讲个人修仙之类的事,编得不好,解释得也不可信,因此不值得去读它;30年代陈撄宁搞过《扬善》杂志,还讲“兼利天下”,普渡众生,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总要为别人做些事,陈撄宁就这样做了;现在一些人只想自己成仙,连起码的道德也谈不上了;当代道教的教义实在不成一个系统,除非再出现几个有成就的高道,像基督教吴耀宗那样的人物。1986年6月柳存仁应邀对上海道教协会道学班受业的小道士讲话,他勉励他们要有一种“新的道教精神”,当他谈到《度人经》中“情同慈爱,异骨成亲”8个字时又说:“道教尽管是中国人自己的宗教,但是,它同佛教、基督教一样,爱人、牺牲自己等等的思想却是共通的。我们的道教已经有了几乎二千年的历史了,我们有灿烂的庙宇,有古老的经典。我们今天要建设的道教应该不是为自己的,而是为大众的。”这种新的道教精神正是道教适应现代生活必备的内容。 道教研究的国际会议 国际性的道教研究会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道教研究受到国际普遍重视,而且人才济济、成果累累的情况下,首由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发起召开的。会议全称英语为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aoist Studies,日译为国际道教学会议。会议要求在各国轮流召开,旨在交流成果,促进研究。参加的都是各国著名的道教学者,会议的基本形式是到会代表先向会议提交论文散发与会学者。会上,每位专家对自己的论文再作扼要的介绍,接着由另一位专家作主要的评论性发言,然后,由其他学者提出问题进行讨论,最后,由原作者解答问题或表示意见。 第一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于1968年9月在意大利的佩鲁贾举行,由当时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韦尔奋主持。出席会议的都是欧美各国的专家学者。这次会议的论文发表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宗教史》杂志第9卷第2~3期上(1969~1970),其中主要是关于老庄思想和道教,关于道家和道米的关系,关于新道教,关于道教思想对佛教的影响等等。参加第一次会议的代表一致认为对于道教以及整个中国文化的研究,各国都已取得一定的成果,应对继续进行研究提出规划。规划的内容有十四项,即: (1)道教的宫观制度; (2)道教和民间宗教以及会道门; (3)道教徒和现代化潮流(特别是与基督教)的冲突; (4)1949年以后中国本土的道教; (5)道教和佛教,特别是与密宗的关系; (6)正统的道教和占卜术、占星术、医术之间的关系; (7)道教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关于诗、绘画、陶器、音乐等等); (8)道教在政治史上的地位; (9)道教的“来世”观念; (10)道教在降灵术、召魂术中的地位; (11)古今道教仪礼中存思术的地位; (12)房中术及其作为道教方术的历史; (13)道教各宗派的关系(清谈派和炼丹士,炼丹士和道教正统教派); (14)道教思维方式的特点。 第2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在得到日本政府和三菱公司资助后,于1972年9月,在日本长野县蓼科举行。参加会议的学者共十四人,其中除了欧美的李约瑟、卡顿马克、施博尔、塞德尔、斯特里克曼、韦尔奇等人外,还有日本的宫川尚志、酒井忠夫等。会议有英、日语翻译,还有专家担负道教术语翻译和会议录音整理。提交给第2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的论文共十三篇,另有背景文章二篇。其中有《道教炼丹术的社会内容》(李约瑟)、《晚明和前清社会的善书和平民教育》(酒井忠夫)、《儒教思想家中的道教倾向》(杜尔)、《“功过格”的作用的考察》(施博尔)等6篇先期发表,另有9篇文章收入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的《道教的多面性——中国宗教论文集》一书中,包括《〈太平经〉的思想》(卡顿马克)、《论陶弘景的炼丹术》(斯特里克曼)、《孙恩叛乱时代庐山周围的民间信仰》(宫川尚志)、《从二世纪到七世纪的道家宗教化和民间宗教》(石泰安)等。第1、2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上都没有中国代表参加,尽管道教是中国的宗教。各国与会代表对此都感到遗憾。在筹备第2次会议时,由于许多专家提议邀请中国学者参加,当时的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主席弗兰德里克·伯卡特脱曾为此两次写信给中国有关主管单位。但是,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动乱之中,所以这次邀请并未得到应有的回应。 1979年9月,第3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在瑞士苏黎世举行。这次会议是由瑞士促进学术研究基金组织、苏黎世大学和巴黎法国远东学院主办的。出席会议的有中、美、日、英、法、联邦德国、瑞士、荷兰八个国家的专家共三十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道教与科学。主要论文有:《道教与科学》(席文)、《刘一明的哲学——道教精神修炼之研究》(宫川尚志)、《道教与中国历史上的反迷信运动》(酒井忠夫)、《抱朴子的科学思想》(村上嘉实)、《上清派运动及方士和不死探索者的传统关系之研究》(奥比奈)、《道教与免疫学的起源》(李约瑟)、《〈无上秘要〉导言》(劳格文)、《宇宙模式及其社会影响——〈太平经〉中的自然科学》(坎德尔)、《中国道家到道教的演变和若干科学技术的关系》(王明)、《中国外丹黄白术考》(陈国符)等等。 在会议讨论过程中,关于道教、道教史和研究方法等,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是有人认为道教中某些迷信思想是与理性主义相对立的,但有人却认为历史上某些神秘主义对科学的发展比理性主义更有价值; 二是对于如何确定某些道教经典的年代问题,有人认为可以用韵文的韵脚和地理名称确定年代,但也有人认为还需要用其他的考证方法。 70年代末,国外在研究道家转化为道教中非常注意《老子想尔注》和河上公《老子章句》这两部著作。对于前者的成书年代,有人认为是东汉张陵所作,有人认为是六朝人所作;对于后者,有的认为是东汉末期的作品,有的则认为是六朝人的作品。讨论尽管十分热烈,但是大部分问题并未充分展开。 随着拨乱反正,中国大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正确的贯彻,中国道教的宗教活动逐渐恢复,宫观修复开放,道教研究工作迅速开展。 从1981年至1985年,国外一些著名的学者相继到中国进行考察。国际道教研究活动也有了新的进展。 1985年9月30日至10月12日在巴黎召开了“道教和日本文化”国际讨论会,参加者除了法国、日本以外,还有中国、联邦德国和美国的学者。其主要论文有:《关于“天皇”名称确立的问题》(福井文雅)、《替身小考》(施博尔)、《关于“东方朔置文”的考察》(高桥稔)、《〈医心方〉养生篇的道教的性格》(坂出祥伸)、《四川省的道教——历史和现状》(李远国)、《中国菩萨的变化——弥勒和布袋》(金冈照光)、《江户时代〈五岳真形图〉信仰的一个侧面》(山田利明)、《“祈安醮”的仪礼》(施博尔)、《道教的“性”的概念和儒教的“性”的概念的关系》(奥比奈)、《关于“老君百八十戒”》(汉斯·霍尔曼·西贝尔)、《关于“十牛图”的禅的寓意的道教解释》(卡特林·塞斯皮克斯)、《临水夫人祭祀——福建道派一例》(珀里奇脱·帕鲁丝)等等。从法国和欧洲的研究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仪礼研究、民间祭祀研究和宋代道教特别是全真教研究。 1985年12月11日至15日,由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联合主办的“道教仪轨及音乐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应邀的学者有35人,来自法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日本、中国和香港地区。其中有施博尔、萨梭、劳格文、柳存仁、冉云华、包士廉、宫川尚志、田仲一成、陈国符、饶宗颐、卿希泰、陈耀庭等。香港报纸认为与会学者“俱为国际上研究精英”。研讨会专场放映了由上海道教协会和上海音乐学院联合摄制的《中国道教斋醮》(上海卷)录像片,受到全体代表和香港中文大学师生的热烈欢迎。提交研讨会的主要论文,宗教理论方面: 《宗教仪式的文献整理与分析》(白克京); 《火坛:世界最古老的仪式》(司塔尔); 《人与宇宙之沟通:道教音乐的哲学基础》(冉云华)。 道教仪式方面: 《上海道教斋醮及其“进表”科仪概述》(陈耀庭); 《道教礼仪与祀神戏剧之间的关系》(田仲一成); 《消灾仪式》(包士廉); 《宿启科仪:乐谱和录像以及安灵宝真文、收真文舞蹈》(萨梭); 《台湾北部的法场》(劳格文); 《八仙贺寿:象征和仪式》(凯根)。 道教史方面: 《关于道教斋醮及其形成问题》(卿希泰); 《步虚小考》(施博尔); 《南戏戏神咒“啰哩嗹”之谜》(饶宗颐); 《秦始皇与方士徐福和卢生》(宫川尚志); 《二十世纪道教大师陈撄宁》(韩涛)。 香港道教研究方面: 《香港农村醮场器乐曲》(陈永海); 《道教传统及其在新界农村中的位置》(福勒); 《新界的道教科仪经文》(徐佩明)。 当代宗教研究方面: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研究》(阮仁泽); 《闽南道教》(丁荷生)。 道教音乐方面: 《琴曲中道教影响》(梁铭越); 《同一道曲在各地流传中的变化》(陈大灿); 《道藏乐谱及其今日之演奏习惯》(波尔滋); 《“玉音法事”线谱过解举例提要》(陈国符)。 这是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举行的世界性的研究中国道教的会议。会上讨论了道教对于中国文化及其传统道德的影响等一系列的问题。日本松本浩一在《中国和台湾的道教研究现状》中评述这次会议时认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陈耀庭发表的关于上海道教仪礼的研究报告,以及斋醮录像的介绍引起了普遍关注”。因为,报告“介绍了上海道教的系统,上海进行的斋醮,特别论述了进表科仪的渊源,并且将其同苏州进行的该仪式的内容以及《庄林续道藏》介绍的台湾的拜表内容相比较,指出了它们在思想上和结构上的基本一致,只是受到地方习惯上的影响多少有些变化,它们是在同一传统中发展出来的”。松本浩一指出道教仪礼研究是中国学术研究的缺门,以这次会议为契机,这一领域的今后发展是“令人注目”的。 1986年4月11日至13日,美国夏威夷大学宗教系又举行了“全真道教斋醮仪式国际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美国、日本、中国和香港的学者。会议的主要论文有:“全真教团史”(洼德忠),《论“先天斛食济炼幽科仪”的历史发展及其社会思想内容》(陈耀庭)等。讨论会特别邀请香港圆玄学院道长们赴夏威夷设坛行斋仪三天,向海外学者介绍了道教斋仪的全过程,并且由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曹本冶教授介绍了道教音乐的形式和特点。会议气氛活跃,议论风生,具有鲜明的当代学术研究的特点。 可以认为,关于道教研究的国际会议在80年代以后,不论是多边的或是双边的,都渐趋活跃。这一现象是同道教在中国大陆得到恢复以及道教研究的国际化趋势相一致的。国内和国外的学者们都在期待着在中国道教的发源地举办新的国际会议的时机。1992年10月,在中国西安召开的中国道教文化研讨会上,就有日本和法国的学者参加。现在看来,实现这一愿望的时机即将到来了。 资料来源:空港驿站 http://www.kgsj.com/book/zhixuezongjiao/071-6.htm 原载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第四卷 转自: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WSZL/XLXH/SSWH/hyhx/05/19/2004/10580.html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