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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小说,始于梁启超,更明确一点,是始于1902年在横滨创办的《新小说》杂志。《新小说》从1902年至1903年以连载形式发表了梁启超本人作的《新中国未来记》,被公认为“新小说”的第一部作品。然而,这个说法有一处重大缺陷:它忽略了一部前“新小说”。而且,倡导这一前“新小说”的是在上海工作的一名外国人。他将该小说标为“时新小说”。 由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古典文学教授、汉学家韩南(Patrick Hanan)著、徐侠译的新书《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向我们披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史实。 ——原编者 新小说的倡导者傅兰雅JohnFryer(1839-1928年)是英国人。1861年至1896年间在华工作,1896年离华就任加州大学东方语言文学教授。他在中国自1868年至1896年28年间,担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主管,与中国同事一起,翻译了大量著作,大部分是科学与工程课本。在将19世纪西方科学引入中国方面,他的成就超过其他任何人。傅兰雅还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天才企业家,大力支持其他科学教育的各种事业:他自从1874年格致书院创办以来,就一直担任该院名誉书记;从1877年开始,他担任益智书会的总编辑,该会资助出版教材;1876年,他创办了一份通俗科学杂志《格致汇编》;1884年,他在上海创办了自己的书店和出版社,即格致书室。(后来在其他城市建立了分店。) 针对他眼中中国社会的“三弊”——鸦片、时文和缠足,举办小说竞赛 作为书店主人,他却将精力放在中国小说的发展方面。1895年5月,在梁启超的《新小说》出版之前七年,他发表公告,举办了一次新小说大众竞赛,并在报纸杂志上做了广告。有七名参赛者获奖,其作品计划公开出版。他在竞赛中寻找的是有社会意义的小说,必须对他眼中的中国社会的“三弊”——鸦片、时文和缠足予以抨击并提出救治办法。 不久,傅兰雅发表了一份报告,列出获奖者名单。1896年,他去了美国加州。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没有一篇投稿得以发表;可能162篇手稿全部已佚。(如果它们还存在,单单从这个数字来看,它们会给当时的小说界开辟怎样的一个新天地!)但傅兰雅的竞赛并非没有后效。首先,有两部现存的小说尽管没有参赛,但显然是由此次竞赛促成的。其中一部发表于1895年末,我认为应该被看作最早的中国现代小说;另一部虽然是在1895年6月写成,但直到1897年秋才出版。其次,傅兰雅极力推崇的那种社会问题小说或谴责小说可能并未对梁启超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它对后面十年里小说本身的意义与实践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傅兰雅从伦敦一所师范学院毕业后即来华,在华工作期间,从课本与手册里获得了许多科学知识。(他在江南制造局早期的任务之一即从伦敦订购科学书籍和仪器。)至少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他热衷于这一观点,即拯救中国要靠教育,特别是理工科教育;因此,他竭力反对现行教育制度。在一次题为“日本为何与中国有不同的发展”的演讲中,他指出了“三弊”:鸦片、时文和缠足,称“以描摹过去为最高理想”的时文为“浪费时间、思想和精力”,“使有头脑的人忙着做事并不知不觉地越陷越深”,学生“成为时文机器,死记硬背大量古书,像留声机或打字机一样重复别人的思想”。傅兰雅痛恨抽鸦片和缠足——1895年4月,他在上海参与了天足会的创办。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他致力于拓展考试的范畴,包括“西学”,特别是科学,从1895年起,他开始呼吁彻底废除时文。他的科学译著对中国维新派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康有为“公车上书”后仅三周,傅兰雅就刊登了小说竞赛的广告 他的小说竞赛发生在1895年并非出于偶然。中日之间灾难性的战争导致《马关条约》签订,并立即激起轩然大波。特别是正在北京参加考试的举子中间。就在《马关条约》得到确认之前,康有为发起了“公车上书”运动。知识分子中这样的怒火在19世纪是前所未有的。而外国教育家如傅兰雅也显然受到了鼓舞,相信盼望已久的觉醒即将到来。(他写了《战争在社会各阶层引起的真正的爱国主义的巨大爆发》。)康有为递交请愿书后仅三周,傅兰雅就刊登了小说竞赛的广告。试图抓住这个特殊时刻的情绪;如果有可能,他打算将这股怒火导向中国社会中他最憎恨的东西。 较难以解释的是:为什么傅兰雅在这次竞赛之后(也是在任何一部小说发表之前)就立即离开中国?史学家史景迁说,他离开中国去柏克莱是“承认失败”。但傅兰雅离华时,他的观点获胜,或看上去获胜了。作为《中国记事》(Chinese Recorder)“教育部门”栏目的编辑,他新写了一篇题为“1896年教育展望”的文章,表现出某种愉悦。 译著的销售自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成立以来就停滞不前,到了这时则开始回升。不久傅兰雅便发现自己的译著被石印出版商盗版。这时他如果认为他的教育使命已经圆满完成,而且可以宣告胜利而离开中国,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一定已经认识到,引进西方科学的先驱者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有其他许多人可以继续他业已开拓的工作。但是,尽管他最终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例如有关中国盲人教育,但据笔者所知,还没有证据可以支持这一猜想。促使他来到柏克莱的既不是失败的感觉,也不是胜利的感觉,而是更为世俗的东西:考虑到他自己的家庭和经济问题。 银价突然在1892年暴跌,在给兄弟的写于1894年3月31日的一封信中,他说,他再也养不起加州的家了,必须把他们带到中国来。然而,在这时,有人提起柏克莱的教授职位。他直到1896年中才离开中国。甚至在那时候,他还没有中断与中国的全部联系。每年夏天都回来处理书店的事务,并继续为江南制造局翻译东西。 傅兰雅为何选择小说作为实现目标的工具? 傅兰雅小说竞赛的组织模式也就是他从1886年起为格致书院举办的一系列有奖作文竞赛的模式。有奖作文竞赛在中国一点也不新鲜——它们长期以来被传教士用来激发人们对教义的兴趣——但傅兰雅的竞赛不仅在目的方面,而且在对政治和媒体的深入理解方面都有所不同。他采取的行动是,请一些思想较为开明的高层官员来出题目,然后在报纸上打出竞赛广告。官员将为投稿评分,并提供大部分奖金,报纸也会很乐意发表获奖者名单。竞赛每季度举行一次。当年最佳投稿将由学者王韬编辑,结集出版。傅兰雅积极推进这件事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他举办小说竞赛不是为了格致书院,而是为了他自己的书店,所以他用自己的名字自费举办比赛。 但怎么解释他选择小说作为实现目标的工具呢?小说在中国的地位很低,为什么要费事去努力提高它的地位呢?傅兰雅的作品中很少提到小说。他在柏克莱关于中国文学的讲座仅仅提到《三国志通俗演义》《红楼梦》和《聊斋志异》,还有两部著名的才子佳人小说,他的书店也不出售18世纪后的小说。他认为,许多中国小说,“仅仅是超出可信度限制或与魔术有关的奇迹的记录。”当时中国小说在便宜的石印出版时代非常繁荣,他对它们的评价明显较低:“这个国家充满废纸般的小说,文人们虽然经常看这些小说,但当然,表面上还得绝口不提。” 然而,转向小说是极具胆识的一步,部分可能是由报纸和新闻力量的发展促成的。在1901年写的一篇论文中,他评论了“媒体的强大力量”。它的小说竞赛实际上是以知识分子为诉求,希望他们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大众写作,他确信有的小说是这一目标的理想工具。 在计划这次竞赛时,他一定接受了中国友人的建议,可能包括王韬,尽管到第二年春天,傅兰雅与王韬的关系看上去多少有点疏远。这次竞赛引出的两部现存小说之一——《花柳深情传》的作者詹熙说,他在决定出版这部小说之前,去问王韬赞成不赞成,这可能表明他相信王韬也参与了这次竞赛。 傅兰雅清楚地表明——正如我们可能期望的那样——他的主意大体上源自外国小说。1895年7月号《中国记事》的“教育部门”栏目有一篇很长的一定是傅兰雅写的记录,对竞赛加以说明和评论: 一个写得好的故事会对大众的心灵发挥永久而巨大的影响,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但可能没有一部能与《汤姆叔叔的小屋》……在唤起人们反抗奴隶制度方面相媲美。 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故事,或一系列故事,描写上扣人心弦,真实地反映生活,揭露政府不能或不愿抵制的到处猖獗的重大积弊——鸦片、缠足和时文…… 只有最令人激动的情绪,通过最有效的图像化语言表达出来,才会有赖上帝的佑护达到这一目标。无疑,中国人愿意并有足够的能力写出这样的书,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他们的话。 他接着谈到,小说影响“所有社会阶层的心灵与良知。它所用的方式以前几乎没有尝试过”,并称自己的动机在于“产生一系列可能对教育工作有用的书”。这导致了傅兰雅的竞赛,同时也间接导致了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的问世。 傅兰雅的征文广告及最终报告 他的广告题为“求著时新小说启”,在《申报》上刊登了五次,还刊登在《万国公报》上。同一则广告还刊登在《中国记事》6月号上,在杂志底页的广告当中,与一则英文启事登在一起。中文广告如下: 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息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综,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务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袭旧套。立意毋尚稀奇古怪,免使骇目惊心。限七月底满期收齐,细心评取。首名酬洋五十元,次名三十元,三名二十元,四名十六元,五名十四元,六名十二元,七名八元。果有嘉作足劝人心,亦当印行问世,并拟请其常撰同类之书,以为恒业。凡撰成者,包好弥封,外填名姓,送至上海三马路格致书室。收入发给收条,出案发洋亦在斯处。英国儒士傅兰雅谨启。 傅兰雅用自己的名字刊登这则广告,无疑是为了保证竞赛在公众心目中的有效性。英文通告题为“有奖中国小说”,对不同的读者表达有所不同。中文启事没有提到基督教甚或伦理语气,而英文启事对爱国主义(即中国富强)没有提到,也没有主题方面的规定。中文启事强调了方法的新奇和对小说处理当前现实问题的需求。 在《中国记事》10月号有一篇初步报告说,竞赛快结束时已经收到约155篇稿件,“从学生或村学究写的寥寥数页到长达四卷或六卷的动人心魄的故事,更充之以诗歌,为专业小说家的作品”。有些稿件书法漂亮,装帧考究,甚至附有插图。有几篇“无关道德”,有两篇“的确有伤风化,被退回给作者,他们看来是文如其人”。 1896年3月,最终报告出来了。奖金增加了50元,获奖人数增加到20名。获奖者名单在《申报》上公布,162名作者的全表加上一篇说明被送往《万国公报》和《中西教会报》。至少有一半参赛者属于教会学校。在报告的最后,傅兰雅写道: 在中国人当中新观点很缺乏,由此,许多尝试不过是旧文学的垃圾,……中国人的创造力水平很低是常见的评语,这个事实在这些小说中得以充分表现。它们体现出来的创造力极少……然而,这个实验也发掘了几部真正值得发表的小说,希望其中一些在年底之前会得到发行,以便满足对具备健康而道德的语气和有益、有指导性特质的简易读物的急切需求。 这篇报告无疑标志着他对竞赛结果的失望。尽管从我们特殊的观点看来,这次竞赛是傅兰雅对中国改革起因最值得注意的贡献之一,他并非一个将自己的成就看得一文不值的人,但显然,他并不看重这一贡献。 傅兰雅对新小说的呼唤比梁启超早了七年 小说具有感动人心的独特力量,这一观点并非傅兰雅首创,虽然他可能还不清楚这个观点在中国由来已久;至少早在1621年左右在冯梦龙《古今小说》序言中就能发现。小说应当反映现实问题而非梦幻的观点也不是傅兰雅首创的;早在1628年,凌初的第一本小说集《拍案惊奇》的序言中即出现了这一观点。但那些观点在小说中的应用方式与傅兰雅所建议的应用方式之间还是存在一道鸿沟。以前,小说目的在于劝善惩恶。但傅兰雅将三种根深蒂固的社会行为聚拢来,其中,时文代表教育和行政制度的极致。不仅如此,他将三者指向爱国主义,指向中国富强的前景。这与早期小说的表面目的大不一样。傅兰雅要求小说发挥在中国还不曾被要求过的功能——处理和解决复杂的为民族关注的问题。这一小说概念肯定是他从19世纪的英美小说中得来的,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还很不熟悉。 不用说,梁启超对晚清文学有多方面的影响,远远超过傅兰雅。但傅兰雅对新小说的呼唤比梁启超早了七年。而且,虽然斯陀(可能还有狄更斯及其他人)看似与晚清小说搭不上边,但跟梁启超关于政治小说的观点相比,傅兰雅关于小说揭露当前社会弊端并提出良方的概念更为接近晚清谴责小说的特性。可以说,傅兰雅的竞赛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晚清小说的总体方向。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