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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传统汉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在研究文本的构成要件方面有着相通之处。范畴不断扩展的"中国学"学科与学科边界不断游移的"世界华文文学"学科更是具有多元的吻合面。现已初具规模的"世界华文、华人文学"学科有可能转变为一种关涉中国境内与海外互动关系的"有关中国的文学的学问"。因此，世界华文文学及其研究实质上是一种漂泊的汉学型态。 关键词 世界华文、华人文学；学科前景；汉学 一、汉学的渊源 汉学可分为海外汉学和国内汉学两类。现在学界通常所称的汉学指的是海外汉学。海外汉学指产生于中国境外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学问。国内汉学一般通称国学，是产生于中国本土的有关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学术型态。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因此，汉学是一门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的学问，也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及学科概念也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迁。汉学最初产生于明末清初，其核心内涵是训诂学，主要工作是对各种古籍，包括诸子百家经典、十三经、佛经、道德经等进行疏解通义，并加以客观的历史评判和科学批判。因此，汉学这一学科门类实际上在17世纪就已在中国开始了。 紧随中国而开展这一学科活动的是日本。日本在17、18世纪开始出现汉学研究活动。在此之前，中国文化早已广泛传播于日本。日本也是中国文化在中国境外大范围传播的最早的国家。早在公元522年，佛教由中国传入日本，中国的汉学典籍也随之传入日本。此后历经日本的飞鸟奈良时代、平安时代、五山时代、江户时代，到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的汉学研究活动达到鼎盛阶段，此时期，中国宋代的朱熹的"朱子哲学"甚至被尊为"日本官方哲学"[1]。接着，汉学典籍在亚洲其它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如，在朝鲜，退溪哲学（朱子哲学在朝鲜的别称）也被推崇至极高的地位，成为一门显学。 在西方，汉学研究萌发于意大利旅行家所写的《马可波罗游记》。此后，随着1583年耶稣会入华传教，众多的传教士开创了汉学研究的新局面。这些传教士熟读中国经书，能够熟练地使用中文写作。到1800年止，共著有中文著作760多部，其中成就最突出的是利玛窦，他著有24部中文著作，其中有13部收入《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存目》。这一时期（西方汉学家称为"古汉学时期"）成为欧洲汉学的奠基时期。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科学院于1741年聘伊拉里昂·罗索欣为汉学教师，掀开了俄罗斯汉学研究的序幕，到清康熙年间，俄罗斯的驻华东正教团已经开始在华积极开展汉学研究。俄国取得较高成就的汉学家是阿列克谢耶夫。1814年，法国的法兰西学院开设了汉语讲座，设汉学教授席位，其第一位汉学教授雷慕沙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法兰西学院使汉学在西方教育体制中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后经过儒莲、沙畹、微席、伯希和等几代汉学家的努力，到二十世纪，法国汉学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西方汉学的领军者。英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开始了汉学研究，先后有伦敦大学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设立了汉学教席。在荷兰，1875年，莱顿大学设立了汉学席位，1890年，汉学家考狄创立了西方第一份汉学专业刊物《通报》。瑞典的汉学研究源于十九世纪末，斯文·赫定的中国西部探险；而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就任哥德堡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学教授意味着瑞典汉学的登堂入室。在德国，1912年，腓特烈·威廉帝国大学成立了汉学研究所，设立了汉学教授席位，此后，德国汉学得到了飞速发展。德国汉学家卫礼贤曾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他创办的法兰克福"中国学社"及其在北平辅仁大学创办的《华裔学志》影响很大。美国的汉学研究源于1840年后的新教入华传教。新教传教士卫兰畏从中国回到美国后创立了耶鲁大学汉学系，宣告了美国汉学研究的正式开始。此后，到20世纪，哈佛大学又创办了卓有成就和影响的汉学研究机构"哈佛燕京学社"。 国外汉学对中国学界乃至文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一定意义而言，中国近现代学术的产生与西方近现代汉学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近现代学术之建立是中国本土学者与汉学家们互动的结果。"[2]如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即借鉴欧洲汉学和东方学的研究方法，讲授所教课程。而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和李方桂则受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启发，研究方法从传统的注经、训诂的"小学"，转向现代语言学方法。1980年代以来，海外汉学著作被大量引进中国，其中由外文译成中文者即有200多种。海外汉学与中国国学的对话日益频繁，两者的互动与交流对国际合作、世界的和平发展的作用，也伴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而提升、彰显。 二、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产生及发展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最初阶段是以"台港文学研究"命名的，后来又吸收了对海外华文文学以及澳门文学的研究，成为第二个阶段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现在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可以说是该学科的第三个阶段。 中国大陆学者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1979年，暨南大学中文系曾敏之先生在广州《花城》杂志创刊号发表了论文《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这是中国大陆第一篇真正有意识地关注、研究中国海外华文文学的论文。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史的角度来说，目前看来，这也是世界上第一篇有意识地、系统地将中国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学科来加以论述的文章。该学科的初始形态--台港文学研究是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边缘子学科出场的。它出场的历史语境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大陆人对未知的、睽隔已久的台港同胞生活状态的探知渴望。1982年6月，学科同仁在广州暨南大学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台港文学研讨会"。此后，这种界内同好发起的学术研讨会形成了每两年召开一次的定规，规模也逐渐由全国性研讨会扩大为国际研讨会。随着海外华侨华人人数的增加，华侨华人的海外生存状态也逐渐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他们的文学创作作为其生活世界的反映，便进入国内、海外人士研究的视野。1986年，在深圳大学举行的第三届台港文学学科研讨会，由于有众多的海外华人作家、学者前来参加，主办者因势利导，将会议命名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这一命名强调了台港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差异性以及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性。1988年，该学科的第四届研讨会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会议名称仍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1991年，第五届研讨会在广东中山市举行，在这次研讨会上，有澳门的五位代表参加并提交有关澳门文学的论文，会议由此更名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3]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发展从此进入了第二阶段，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与台港澳文学研究并列，组合成了新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该学科第三阶段的命名的历史语境是文化全球化的大趋势，顺应这种历史语境，于是有了2002年"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在广州暨南大学的成立。"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学科的第三阶段命名虽然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但它实际上采用的是中国大陆约定俗成的说法，即世界文学指的是中国海外文学，正如"东方文学"实际上指的是除中国外的亚非拉文学一样。这一点，在不了解中国1990年代前学术背景的学者看来，可能会觉得在逻辑上难以接受。这也正是中国境内学者与境外学者争论的聚结所在。"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学科命名所界定的研究对象仍然主要是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创作的华文作家作品。深入一步讲，就是无论是华人血统还是非华人血统，只要是在中国海外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都在该学科的学术范围之内。这样，该学科的研究范畴又得以再次扩展。但是，随着海外第二代、第三代华人移民的成长、成熟，非华文的华人创作已逐渐增多，对这类创作的研究也逐步开展起来。比如，近几年来，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已如火如荼，其研究对象既包括美国华裔作家创作的中文作品，也包括他（她）们创作的英文作品，如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1940-)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黄玉雪(Jade Snow Wong,1922--)的《华女阿五》(Fifth Chinese Daughter)等。而此类研究者中不乏"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业内人士。但海外华裔作家创作的非华语作品，已非"华文文学"的内涵所能覆盖，因此，世界华文文学学科范畴还有继续扩容的趋势。当下的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实际上正在向"世界华文、华人文学"的方向迈进，"世界华文、华人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只包括海外华文作品（既包括华人的华语创作，又包括外国人的华语创作），也包括海外华人作品（既包括华裔作家们的华语创作，也包括他们的非华语创作），还应包括海外作家的"归陆创作"（即海外华人作家在中国大陆的创作）。 由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该学科是一门不断扩充容量、漂动游移但又有着强劲的定力的社会科学。 三、世界华文文学与汉学结合的可能性 世界华文文学和国际汉学都侧重于"世界性"和"国际性"，两者都强调本学科的研究对象或研究者居于中国境外的地域性，或者强调自身的全球性。此外，世界华文文学实际上主要指的是在中国海外、台港澳创作的汉语言文学，从这一点看来，与"国际汉学"所研究的以汉语言为载体的典籍文本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如明末清初，客居日本的明遗民诗人朱舜水在日本创作的汉语诗文，毫无疑问是属于海外华文文学的范畴，而日本学界对朱舜水的研究，又毫无疑问是属于汉学研究的领域。而另如古朝鲜朴趾源《热河日记》和越南阮攸的《金云翘传》，也属于海外汉学研究的对象或研究时所需的参照文本。由此可见，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与传统汉学研究无论在地域区划界定、文本语言载体界定或是在发展趋向上都有多元的吻合度。 汉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的结合，所产生的后果将是两者的双赢。古老传统的汉学可以吸取世界华文文学的"年轻"文本，为自己的肌体输入新鲜血液，从而获得更加鲜活的资源，增添生命活力和一些灵动思维，避免陈腐迂化；稚嫩先锋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则可以吸收汉学的厚重朴实、严谨理性，使自己建立起一个深广扎实的根基，并发展壮大、扩充自身的学术空间，避免轻浮浅薄。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已有学者注意到了汉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结合的重要性，并进行了学术尝试。如德国汉学家马汉茂的高足雷丹现在已将目光投向了现当代台湾文学研究；中国福建的汪毅夫教授借鉴了汉学研究方法，如人类学、实证研究、语言学研究、海外交通史研究、民间信仰研究等，开展了闽台区域文学研究。[4] 国际汉学的主要特色是由中国国外的学者来研究中国文化典籍。而目前，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界，也已涌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国外的学者同仁。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两个学科的相似性。以中国大陆举办的近两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为例，外国学者（或外国籍华人学者）撰写的有关华文、华人文学的研究文章有：[日本]松永正义《世界华文文学杂感》[5]、[加拿大]张翎《写作就是回故乡--海外华文文学的现状与展望》[6]、[美国]沈宁《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桥梁》[7]、[新加坡]骆明《海外华文报纸出版的意义及作用》[8]、[美国]柯振中《20世纪50年代香港一家出版社所做的世界华文文学工作》[9]、[新加坡]陈美华《新加坡独立后的长篇小说概况》[10]、[新加坡]许福吉《都市情愁与文化变迁--新加坡华文诗歌的都市变调》[11]、[美国]陈瑞琳《原地打转的陀螺--论北美华文文学研究的误区》[12]、[美国]少君《再论北美华文网络文学》[13]、[美国]黄河浪《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编印〈珍珠港〉文学报和〈蓝色夏威夷〉文集的几点体会》[14]、[日本]廖赤阳、王维《"日华文学"：一座漂泊中的孤岛》[15]、[澳大利亚]庄伟杰《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与阐释的诗学对话》[16]、[美国]沈宁《海外华文文学创作比较和分类研究初探》[17]、[美国]柯振中《1970至1980年代美国南加州华文报刊创办的文化活力和族群特色》[18]、[荷兰]林湄《边缘作家视野里的风景》[19]、[美国]少君《沦洛夫诗的意象》[20]、[马来西亚]黄锦树《华文少数文学：离散现代性的未竟之旅》[21]、[美国]张凤《北美华文文学的原乡书写与超越定位》[22]、[马来西亚]陈鹏翔《独立后马华文学史概述》[23]、[加拿大]刘慧琴《加拿大华文文学的春天》[24]、[美国]宋晓亮《"为了写给妈妈看"》[25]、[德国]谭绿屏《20年来欧洲德国华文文学简述》[26]、[澳大利亚]张奥列《澳华文学的形成与发展》[27]。这些论文已将视野拓宽至横跨亚、欧、美、澳四大洲的华文文学写作，预示了世界性、全球性的华文写作及其研究的持续开疆拓土的趋势。再以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杨松年教授主持、徐锦成研究员、周煌华副研究员等编辑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网站（http://www.fgu.edu.tw/~wclrc）为例，在该学术网站上发表论文的外国学者（或外国籍华人学者）地域分布及其人数如下：马来西亚（6位）、纽西兰（2位）、汶莱（1位）、新加坡（25位）、日本（2位）、美国（1位）。地理分布范围以及人数也相当可观。 汉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契合点在于两者文本语言载体均为汉语。另外，因为两个领域的学者的视野均在不断开阔，两个学科都面临着新的学术转型。汉学逐步由对中国古代汉语典籍的研究过渡到对汉民族文化的研究，进而扩展到致力于对整个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研究的"中国学"；而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则不断地吸纳新的研究对象，先是由纯粹的对于中国海外华人的华文文学研究过渡到不分作者国族身份的全球汉语写作，进而将海外华人的非华文（外语）创作也揽入囊中，逐步向"世界华文、华人文学研究"的学术命名范畴迈进，从这一趋势看来，也恰与"中国学"合谋。 四、漂动的汉学：世界华文文学及其研究前瞻 传统汉学主要的研究对象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和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现象。而目前汉学（sinology）研究在海外有向近代、现代、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扩展的趋向，并且许多学者已开始将这种现代形态的汉学命名为"中国学"（chinese studies）。这种进化了的汉学--中国学，可以说其研究范围更为广阔，诸凡有关中国的事象，均位属该研究领域。也有学者认为汉学不等同于中国学[28]，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是强调文化典籍的重要性。这也无可厚非，因为汉学的源头本是明清之际注重言必有据、追根究源的实证考据的乾嘉之学。由此看来，国际汉学研究在汉学的定义范畴上存在着分歧，但总起来说，分歧的观点无非是由两大板块组成，这两个板块的不同特点大致是：一是强调典籍、训诂，一是侧重实用应对；一是专攻文史哲领域；一是凡涉中国，即所研究，游移学科边界，包罗文化万象。 目前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有一个误区，即界内的研究者往往将视野集中于现当代（1919年至今）的文学作品，而对1919年以前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少有注目。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大陆最先从事华文文学研究者多是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分身"而来。然而，就"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而言，该学科的研究场不应该把1919年以前创作于海外的华文文学作品拒之门外。举例而言，如古朝鲜朴趾源用汉文言创作的《热河日记》、越南阮攸借鉴中国汉文言小说创作的字喃诗歌《金云翘传》等作品就不应该被该学科忽略。朴趾源是朝鲜李朝实学思想家中北学派的杰出领袖人物，他喜爱文学创作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一生写过许多汉文诗歌、小说、日记和散文。越南《金云翘传》，又名《断肠新声》，俗称《翠翘传》、《翘传》或《翘》，是越南作家阮攸由明末清初中国作家青心才人的二十回长篇小说《金云翘传》取材创作的一部凡3254句字喃的"六八体"长诗。这部长诗约写于1804年至1809年间。此外，1848年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后，飘洋过海到美国采矿、修路、建筑和垦殖的中国劳工在其所居住的天使岛的木屋墙壁上写作的民谣、诗歌[29]，都应该属于"世界华文文学"的范畴，因为，虽然这些作者的国别、身份、生活年代不一，但他们的创作语言均为中文或与中文原典的语言极其相似，这就基本构成了"世界华文文学"所要求的"海外创作的"、"以汉语言为载体的"等文本要件。因而，毫无疑问，都应该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学科的研究对象。 世界华文文学学科正在逐渐成熟，研究范畴也在不断扩展，有向"世界华文、华人文学"[30]这一实质挺进的强大趋势。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边界在不断地游移、扩展，而其研究对象（包括海外华文、华人作家作品）本身就处于漂泊、游移的状态。如陈若曦，她是台湾作家，曾与白先勇等共同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她在台湾创作的早期作品具有现代派的艺术特色[31]，而她又在大陆生活、工作过，其代表作品《尹县长》被视为中国大陆伤痕文学的先声，该作品虽然是反映大陆文革题材的，但却创作于香港，后来，她又在美国创作了一些文学作品，成为旅美华人作家，现又回到台湾创作。--她的创作历程恰好反映了"世界华文文学"的漂泊、游移的特质及其世界性。林语堂、汤婷婷、高行健、虹影等华人作家在国外创作的英语、法语、意大利语作品则代表了"华人文学"的游移特质及其身份的漂动性。 当前的世界华文文学有可能变成实质上的"与中国有关系的文学"。当前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及由其发展而来、现已初具规模的"世界华文、华人文学"学科，有可能成为一种关涉中国境内与海外互动关系的"有关中国的文学的学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恰恰成为"有关中国的学问"--"中国学"的学术分支。被学者们争论不休的"汉学"学科命名及其范畴，与同样被学者争论不已、迄未定论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学科命名及其范畴，随着各自学科边界的游移扩展而有了重合的交点。漂泊海外的世界华文文学创作由此而极有可能成为汉学研究的对象，而海外学者从事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也会由此而成为国际汉学的一种"漂动"形态，成为汉学研究中的一个活性因子。因此，不排除未来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与未来的汉学合流的可能性。世界华文、华人文学研究会不会被"中国学"收编？这是值得深入思考与探讨的问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参考文献及注释] [1]张西平：《海外汉学热：从入华传教士开始--汉学的历史及其当代特点》，北京：《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N]第2版，2005年7月22日。 [2]张西平：《汉学：中国不能再是一个缺席者 国学：不要失去话语和反思能力--汉学与国学在相互推动中前进》，北京：《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N]第2版，2005年7月22日。 [3]有关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发展过程，可参见饶芃子：《大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概况》[J]，南京：《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2年第1期，p8-11 [4]参见汪毅夫：《闽台区域社会研究》[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4年3月初版1刷。 [5][6] [7][8][9][10][11][12][13][14]陆士清主编《新视野 新开拓--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初版1刷，p33-42，p103-110，p111-118，p165-171，p212-214，p222-229，p230-238，p259-267，p276-284，p492-497， [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黄万华主编《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第十三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初版1刷， p67-96，p121-132，p212-222，p223-228，p229-234，p244-256，p282-293，p315-327，p487-498，p505-513，p514-516，p517-522，p523-529 [28]施舟人（Kristoter M. Schipper）、汪德迈（Leon Vandermeersch）:"关于国际汉学之前景与发展的对话"讲座[R]，福州大学世界文明研究中心，2004年11月29日。 [29]1970年，在美国拘留海外移民的天使岛上的木屋墙壁上，发现了130首中国劳工所写的七言诗，这些木屋诗，后来以《埃伦诗集》(Island: 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el Island 1910-1940)为名出版。 [30]李诠林:《谈苏曼殊作为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研究对象的可行性--兼论该学科的研究范畴》，汕头：《华文文学》[J]2004年第4期，p40 [31]李诠林:《论陈若曦小说创作的现代派艺术》，唐山：《唐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J]2002年第2期，p14 （作者：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闽台区域研究中心 福建福州350007） 原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1224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