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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墨西哥对中国的关注较早，研究较多，是西半球除美国、加拿大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国家。近些年来，墨西哥出现了“中国热”，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中国问题的研究行列，公开发表和出版了许多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在墨西哥本国有着广泛影响，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其他国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半个多世纪以来，墨西哥的中国问题研究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9年），就有墨西哥人到中国参观、访问，回国后报道介绍中国情况。1960～1979年，墨西哥翻译出版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书籍，也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撰写了少量的专著，发表了少量的文章。1980～1989年，是中国问题研究的起步阶段。1990年以后，墨西哥的中国问题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逐渐形成了一支研究队伍，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近些年来，墨西哥的中国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中国史、当代中国史、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以及中国的发展对墨西哥的影响等几个方面。下面就笔者所收集的资料，对墨西哥的中国问题研究作一简介。 一、1950年以来墨西哥的中国问题研究概况 1950年以来，墨西哥的中国问题研究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50～1959年）：介绍中国，以采访和报道为主要方式 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 原国民党政府驻墨西哥代表林霖应墨西哥政府之邀， 于1947年用西班牙文发表了《中国走向民主》（《China avanza hacia la democracia》）一书。该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中国走向民主”，介绍了孙中山的三个革命阶段和国民党史；第二部分“中国再一次展示了其不可征服性”，介绍了抗日战争；第三部分“援助中国”，介绍了抗战期间及抗战后，国外（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这本书使墨西哥人对中国有了初步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墨西哥的一些民间机构和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安排人员前来中国参观、采访，将其见闻予以报道，向墨西哥介绍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情况。 在前来中国参观、采访的人员中，有三个人值得一提。第一个是维森特·朗巴多·托莱达诺（Vicente Lombardo Toledano）。1949年11月13日， 在世界工会联合会的安排下，他乘火车，经莫斯科和西伯利亚，从东北进入中国，15日到达北京，12月4日离开北京。1950年初回到墨西哥。回到墨西哥不久，将其在中国的旅行日记整理出版，书名为《新中国旅行日记》（Diario de un viaje a la China nueva）。该书简单而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经济、农民革命、革命胜利的原因、新政府的政策战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中国的文化艺术、新领导集体的使命、中国文学、新中国政府的主要成员以及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等问题。另外两个是费尔南多·拜尼特兹（Fernando Benitez）和安东尼奥·罗得里格兹（Antonio Rodriguez）。前者于1953年出版了其在中国采访的所见所闻， 书名为《眼中的中国》（China a la vista）；后者在1956～1957 年发表了其在中国和朝鲜的系列采访报道，1959年将其报道整理成书，书名为《中国和朝鲜报道集》（Reportajes en China yen Corea）。这两本书都向墨西哥介绍了中国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情况。 （二）第二阶段（1960～1979年）：大量翻译和出版关于中国的书籍 20世纪50年代，墨西哥学者开始少量翻译和出版关于中国的书籍。如1950年，维森特·高斯（Vicente Gaos）翻译的《中华民族简史》于1954、1966和1978年三次再版，最后一次再版时的名字为《中华民族史：从起源到1967年》（Hisotia del pueblo chin desde los origenes hasta 1967）。1959年，维森特·克拉维（Vicente Clave）翻译并出版了《中国人的思想》（El pensamiento chino）一书，该书原作者为法国的马歇尔·格兰奈特（Marcel Granet）， 此书重点介绍了中国的文字、传统文化、哲学思想，特别是《易经》、《四书》、《五经》等等。 20世纪60、70年代，墨西哥学者翻译和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内容主要如下：（1）介绍中国的基本情况，如《人民中国及其经济》（1961年）、《中国的生活》（1964年）、《当代中国：河的另一边》（1965年）、《中华帝国》（1973年）、《人民中国》（1977年）、《1949年后的中国与世界：其独立、现代化和革命的影响》（1979年）等等；（2）介绍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1966年）、《中国：另一个共产主义》（1966年）、《中华民国（1911～1949年）：民族主义、战争和共产主义的崛起》（1971年）、《走近中国》（1972年）、《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1972年）、《革命战争》（1971年）、《中国革命》（1973年，选译自托洛茨基的法文版《列宁后的国际共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简史》（1976年）、《1840～1927年的中国革命》（1976年）等等；（3）反映“文化大革命”情况，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文献选编》（1971年）、《“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1972年）、《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1979年）等等；（4）关于毛泽东，如《毛氏真理》（1967年）、《毛主席语录》（1973年）、《历史中的毛泽东》（1980年）等等。 这些译著对墨西哥了解中国提供了最基本的素材，也为学者们研究中国问题奠定了初步基础。 （三）第三阶段（1980～1990年）：研究的起步阶段 1957年，索罗门·阿德乐（Solomon Adler）撰写的《中国经济》（La economía de China）一书，是墨西哥关于中国问题较早的研究著作之一。该书以美、英等其他西方国家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介绍了中国的农民生活、农村经济、旧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体系，以及上海、北京、西安等大城市的经济情况。该书认为，1800年前的中国是世界上的第一经济大国，古都西安在历史上的现代化程度超过英国的伦敦。1900年前后，中国衰退为世界第五经济大国。20世纪70年代，也有少量的研究成果问世，如丹尼尔·德·拉·培德拉雅·姆诺兹（Daniel de la Pedraja y Mu?oz）于1976年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La política exterior de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介绍了中国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国的外交格局等。 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的中国问题研究进入起步阶段，墨西哥学院亚洲和非洲研究中心初步形成了一支研究中国问题的队伍。由于是起步阶段，因此，无论是翻译的著作还是研究成果都不是很多。这一时期的主要译著有《文化大革命与中国的工业组织》（1981年）、《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1989年）、《1800年后的中国历史》（1989年）等。主要著作有墨西哥学院亚洲和非洲研究中心的约翰·帕格（John Page）撰写的《楚汉之争：纪念司马迁》（1979年）、弗罗拉·波顿（Flora Botton Beja）撰写的《1800年前的中国历史与文化》（1984年）、罗默·科奈郝（Romer Cornejo）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趋势》（1986年）。史学家和自由作家费尔南多·拜尼特兹撰写的《中国之船》（La Nao de China, 1989年）①，是其中的重要著作之一。继50年代初访问中国后，他于80年代初第二次访问中国。《中国之船》一书介绍了16～19世纪中国商船前往墨西哥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航海路线、中国的改革开放、1989年的政治形势以及东北、北京、华东、华南的一些城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上海附近的一个农村公社进行了纵向对比分析，介绍了这个公社改革开放以后的情况以及与50年代初相比生活水平、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 （四）第四阶段（1990年以来）：中国问题研究快速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墨两国交往的快速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大大促进了墨西哥中国问题研究的发展。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逐渐形成一支研究队伍。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目前墨西哥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有50多人。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发表和出版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在墨西哥学术界、政界及产业界有着重要影响。 1.主要研究人员 墨西哥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主要分布在以下三个研究机构： （1）墨西哥学院亚洲和非洲研究中心 墨西哥学院亚洲和非洲研究中心成立于1964年，是墨西哥最主要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其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领域主要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当代中国史、文学、思想、经济、社会以及中国的对外关系等。主要研究人员及其研究领域如下：矣亥尼奥·安吉亚诺（Eugenio Anguiano）：当代中国政治与经济；利丽安娜·亚索夫斯佳（Liliana Arsovska）：中国近代史；弗罗拉·波顿（Flora Botton）：中国古代史、当代中国社会与思想；玛丽塞拉·高妮丽（Marisela Connelly ）：中国近现代史、中国经济社会史、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与拉美的关系、台湾和香港；罗默·科奈郝（Romer Connejo）：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史； 伊丽莎白·科西（Elisabetta Corsi）：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文学艺术、汉学；约翰·帕格（John Page）：古代和近代文学、汉学。 （2）国立墨西哥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 国立墨西哥自治大学已有400多年的校史，1910年开始使用现名称，注册学生20余万，为墨西哥最大的大学，也是拉丁美洲地区最大的大学之一。在该大学的政治与社会科学系、经济系、历史系均有学者研究中国问题，但相对而言，经济研究所的中国问题研究比较集中。 经济研究所成立于1940年，1968年正式成为国立墨西哥自治大学的一个独立研究机构。近几年来，该研究所每年都举行几次关于中国问题的专题学术报告。目前，在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中，研究中国问题比较多的有两位教授：伊莎贝尔·卢埃达·培伊罗（Isabel Rueda Peiro）：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中墨制造业比较、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以及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玛丽亚·戴莱莎·罗得里格斯·罗得里格斯（María Teresa Rodríguez y Rodríguez）：20世纪中国经济史、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的工业化以及中国农村地区的发展。 （3）科利马大学亚太经济合作（APEC）研究中心 该中心成立于2000年， 其中国问题研究组组长是胡安·冈萨雷斯·加西亚（Juan González García）。他发表的研究成果较多，目前主要从事中国和墨西哥经济的比较研究，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有：中墨港口比较研究；中墨消除贫困的政策比较；中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比较；中墨小企业比较分析。 除上述三个研究机构的人员外，其他机构的一些人员对中国问题也非常感兴趣，并进行了一些研究，如墨西哥国家对外贸易银行的行长何塞·路易斯·罗默洛·伊克斯（José Luis Romero Hicks）、墨西哥国家亚太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议员杜尔塞·玛丽亚·桑利·里安乔（Dulce María Sauri Riancho）等。 2.主要研究成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墨西哥的学者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引起了他们的浓厚兴趣，通过研究中国改革来对比中墨两国的异同是他们研究的重点。 如胡安·冈萨雷斯·加西亚教授，多年来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已发表了一大批研究论文：《中国的第二轮经济改革》（1996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及其经济增长：市场之路》（1966年）、《1979～1996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改革及其对外贸易的演变》（1997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现状及展望》（1999年）、《20世纪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向21世纪的成就与挑战》[1] （2001年）、《经济制度改革与外向型发展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墨西哥的异同（1980～2000年）》[2] （2002年）等等。他的代表作《中国：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3] （2003年）一书，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较系统地研究和分析，通过与墨西哥的改革相比较，认为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有三个基本原因：第一，中国的改革是循序渐进式的，而墨西哥的改革是突飞猛进式的；第二，绝大部分中国百姓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获得了好处，生活和收入水平普遍提高，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而墨西哥则不然，改革以来的贫困人口不减反增；第三，中国政府在改革进程中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墨西哥政府则丧失了应有的功能。 罗默·科奈郝以研究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而闻名，发表的主要论文有：《中国的经济特区》（1985年）、《乌托邦及其对中国政治改革的限制》（1986年）、《中国政治改革的制约因素》（1987年）、《中国革命的历史地位》（1996年）、《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与挑战》（1999年）等等。1993～1999年，他在墨西哥学院《亚太》杂志开辟“中国”专栏，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介绍中国政治经济改革、中墨关系以及中国社会状况的论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玛丽亚·戴莱莎·罗得里格斯·罗得里格斯，也研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主要论文有《1949～1986年中国计划体制的制度变化》（1987年）、 《中国的经济改革：由社会主义经济走上市场经济》（1995年）、《中国农村地区的工业化》（1998年）等等。她与国立墨西哥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另一名研究员、教授伊莎贝尔·卢埃达·培伊罗合著的《面对全球化的中墨成衣业》[4]， 是一部在墨西哥产业界有重要影响的著作。 此外，矣亥尼奥·安吉亚诺于1997年发表了《中国：从近期的经济改革走向后邓小平时代》一文，2001年主编了《当代中国：1949年以后的国家建设》[5] 一书。2003年10月，墨西哥国家对外贸易银行行长何塞·路易斯·罗默洛·伊克斯应墨西哥对外贸易协会中国—墨西哥分会的邀请，做了《中国：挑战与机遇》的报告[6]；2004年5月和9月，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驻墨西哥办事处公布了其研究报告《中国：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机会与经济挑战》[7]。 除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外，中墨关系和中国的历史、文化及社会状况也是墨西哥学者关注的领域。如玛丽亚·戴莱莎·罗得里格斯·罗得里格斯的著作《中国的20世纪》[8]，是一部影响广泛的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1992年， 罗默·科奈郝与玛丽塞拉·高妮丽合著了《中拉关系的源头与发展》一书，概述了中拉关系的发展脉络。该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中国与拉美的交往史、中国与拉美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开始情况以及在拉美地区的华人，第二部分介绍了1950～1970年中国对拉美的外交政策，第三部分介绍了1971～1990年的中拉外交关系，第四部分介绍了拉美在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中的地位，认为中拉经贸领域的竞争大于合作。1994年，罗默·科奈郝又与弗罗拉·波顿合著了《同居一室：中国的传统家庭及其危机》一书。 二、近年来主要研究的问题及观点 近些年来，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墨西哥的中国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当代中国历史 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是国立墨西哥自治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玛丽亚·戴莱莎·罗得里格斯·罗得里格斯的专著——《中国的20世纪》。该书认为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多灾多难又富有变革的世纪。通过简述20世纪中国革命和变革的历史，该书认为中国的20世纪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纪。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克服自身的困难和问题，有能力提高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前苏联东欧共产党垮台后还能继续执政的根本原因。同时，该书认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许多挑战，如：“自由主义的‘污染’”，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类似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和资源配置方式日益威胁其执政能力；资源短缺、污染和环境破坏严重威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地区发展的不平等既制约着经济增长，也威胁着社会安定；能源短缺已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等。该书在墨西哥发行量很大，影响广泛。 对当代中国历史的研究， 集中体现在矣亥尼奥·安吉亚诺主编的《当代中国：1949年以后的国家建设》一书中。该书共6章，分别论述新中国50年的建设史、第8～15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及历届党代会的主要决策、新中国50年的外交史、中国的知识分子、农村发展和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该书将新中国50年的历史以1978年为界，分为两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1949～1978年）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第二个历史时期（1979～2000年）为社会主义改革时期，介绍了改革的成就和改革带来的问题。对于新中国50年的外交史，则分5个阶段进行研究，即1949～1969年（中苏关系）、1970～1976年（政治开放）、1976～1982年（转型时期）、1982～1992年（邓小平时代）和1993～2000年（冷战后的中国外交政策）。论述较为系统、全面，是墨西哥当代中国史研究方面的一部代表作。 （二）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问题研究的热点。围绕着这一热点，墨西哥学者已发表了许多论文和几部专著。 1.高度评价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 如胡安·冈萨雷斯·加西亚在《20世纪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向21世纪的成就与挑战》一文中指出，改革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模式发生了巨大转变，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成就，为21世纪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伊莎贝尔·卢埃达·培伊罗的文章《1978～200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化》[9]（2002年），论述了中国的农业改革、特区和对外开放、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分析了中国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她认为，中国的改革是非常成功的。当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对外资的吸引力下降、出口困难时，中国则保持着高速经济增长，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出口增长迅猛，工业快速发展，人均收入提高，贫困人口减少。中国经济的加速增长，将会使中国在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2.指出中国经济改革所存在的问题 在对中国经济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的同时，墨西哥学者也看到了中国经济改革所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如伊莎贝尔·卢埃达·培伊罗在《1978～200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化》一文中指出，改革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地区差距扩大、收入差距（贫富差距）扩大、腐败问题加重等等。这些问题不仅会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还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形成制约。如中国农业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变为工业劳动力，减少了农村地区的失业，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但是，也产生了两大主要问题：一是大量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二是乡镇企业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特区是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改革最成功的部分。特区和开放，使中国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工业发展没有波及较贫困的省份，扩大了地区间的贫富差距，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银行系统的问题严重威胁着中国经济的增长。 胡安·冈萨雷斯·加西亚在《20世纪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向21世纪的成就与挑战》中指出，尽管中国的改革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但也产生一些问题，如地区差距、收入差距、金融问题、加入WTO的问题、腐败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中国在21世纪面临的挑战。尽管中国取得了巨大发展，但这些发展不足以说明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只能说明中国走上了良好的发展之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内部因素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金融问题。 3.比较中墨两国经济改革，分析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原因 很多西方国家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成功应归功于伴随着计划经济的放弃和私有化实施了资本主义的商业、生产和企业发展模式。但墨西哥学者比较了中墨两国经济改革，作出了不同的分析，他们指出，在实行私有化、发展资本主义等方面，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做得多，但为什么没有取得中国的成功呢？关键原因是中国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行的，是渐进的，政府在改革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胡安·冈萨雷斯·加西亚的文章《经济制度改革与外向型发展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墨西哥的异同（1980～2000年）》，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详细比较了墨西哥和中国的改革进程。他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和墨西哥的改革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改革的基本内容都可以称之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两国的改革取得少量的相似结果，如两国的出口都快速增加、都吸引了大量外资等。但相反的结果却很多，如中国保持着10％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而墨西哥则频繁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几乎没有增长；中国的贫困人口减至总人口的3％以下， 墨西哥的贫困人口增至总人口的60％以上；中国的失业人数在减少，而墨西哥的失业人数在增加；中国大部分人口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得到改善，而墨西哥大部分人口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没有得到改善，等等。作者认为，中墨两国改革的结果差距如此之大，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的改革是政府主导的渐进式改革，墨西哥的改革是市场主导的激进式改革；中国在实施下一步改革之前，认真评估上一步改革的效果和经验，而墨西哥则相反，其改革是突变式的。中国改革模式的巨大成功说明，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有比新自由主义更好的改革和发展模式。 （三）中国的发展对墨西哥的影响 这也是近两年来的研究热点。几年前，墨西哥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发展严重威胁着墨西哥的经济安全。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逐渐认识到：中墨两国虽然存在着竞争，但两国之间的竞争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激烈；中国的发展为墨西哥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 目前，中墨两国的竞争主要是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在美国市场上，中墨两国的产品约40％是存在相互替代性的，60％不存在这种相互替代性。何塞·路易斯·罗默洛·伊克斯在其《中国：挑战与机遇》这一报告中认为，在美国市场上，中国在鞋、皮革制品和玩具等方面居优势地位，墨西哥在燃料、豆类产品、蔬菜、汽车及其零配件方面居优势地位。玛丽亚·戴莱莎·罗得里格斯·罗得里格斯与伊莎贝尔·卢埃达·培伊罗在《面对全球化的中墨成衣业》一书中也指出，中墨两国的纺织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激烈，墨西哥在棉衬衫、牛仔裤等棉纺织品方面居优势地位，而中国在女衫和成衣等方面居优势。 何塞·路易斯·罗默洛·伊克斯还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一个主要的经济体。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约有2～3亿人，其消费日益增长。同时，中国的家庭消费也在快速增长，尤其是家用电器、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和高质量的非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中国需要大量的服务性产品，如医药、休闲娱乐、教育以及文化等。中国入世、对外开放和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中国的进口。墨西哥不应把中国看作是竞争对手，而应把中国作为战略联盟伙伴，寻求一种新的合作机制，发挥两国各自的优势，通过相互投资，扩大贸易，共同发展。 三、评价 从总体上看，墨西哥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是值得肯定的，主流观点较为客观、准确，在墨西哥及在其他拉美国家的影响是积极的。 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墨西哥学者基本上都到中国参观、访问过，有的多次来中国，还有的甚至在中国长期工作和生活过。本文所列举的学者中，有的在从事教学工作，专门开设了关于中国问题的课程；有的在研究机构工作，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为政府部门和企业提供智囊服务；有的在议会和政府部门工作，负责中国和亚洲方面的事务。他们基本上都是对华友好人士，为促进中墨两国的友好往来和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墨西哥的学者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所取得的成就持肯定态度，并努力建议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在今后的改革进程中吸取中国的经验。同时，也根据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以往的教训，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问题，如不要过于迷信自由市场、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解决农民问题和城市化问题要有节奏、消除不平等比减少贫富不均更重要等等，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当然，墨西哥的中国问题研究不可避免地有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由于语言问题，研究者所用的资料基本上以第二手资料为主。除利丽安娜·亚索夫斯佳（墨藉南斯拉夫人，兼任墨西哥总统府中文翻译，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中文）等极少数学者能直接利用中文资料外，绝大部分学者依赖欧美国家的研究成果和资料，特别是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家的资料。这样就影响了其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第二，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了解不多，要么用西方的理论研究中国问题；要么就事论事，显得肤浅。学者们基本上都清楚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对邓小平的思想体系却了解不多。如胡安·冈萨雷斯·加西亚主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问题，生搬硬套的色彩较浓。 第三，有些观点和认识有失偏颇，如有学者认为中国进行改革的原因是失去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心、中国的国企改革是私有化、中国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等等。如伊莎贝尔·卢埃达·培伊罗在其《1978～200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化》一文中，一开始就指出：中国的改革是出于失去了对长期信仰的共产主义的信任。 第四，过高估计中国的实力，认为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多地发挥大国的作用，承担较发达大国的责任。近些年来，中国力所能及地在国际事务中承担责任，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这点是不容置疑的。墨西哥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际上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表现。 第五，也有少数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对墨西哥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威胁。 总之，对待墨西哥学者所进行的中国问题研究，我们既要看到其客观、积极的一面，也要注意其偏颇的观点、研究的不足，并对其进行科学、辩证的评述、分析。墨西哥的中国问题研究，虽然规模不大，但在墨西哥乃至拉美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要加强中墨两国学术界的交往和交流，促进双方的互相了解，以进一步引导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走向客观而深入。 注释： ① 1565年，满载货物的中国商船队经菲律宾的马尼拉到达现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港，在太平洋上开辟了通向墨西哥和拉美其他国家的“海上丝绸之路”。从此，著名的“中国之船”将中国的丝绸、瓷器、纺织和刺绣等工艺品传入墨西哥；墨西哥的玉米、棉花、可可、木薯等产品也相继传入中国。 【参考文献】 [1] “A finales del Siglo XX: Logros y Desafíos hacia el Siglo XXI”, Problema de desarrollo, Vol.32, Núm. 124, México, IIEc-UNAM, enero-marzo, 2001. [2] “Reforma Económica Institucional y Modelo de Desarrollo con Orientación Externa: Similitudes y Diferencias entre México y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1980～2000”, Problema de desarrollo, Vol.33, Núm. 129, México, IIEc-UNAM, abril-junio, 2002. [3] China: Reforma económica y apertura externa. Transformación, efectos y desafíos. Un enfoque neoinstitucional, 2003, México. [4] La industria de la confección en México y China ante la globslización, 2004, México. [5] China contemporanea: la construccion de un pais, desde 1949, Eugenio Anguiano, coordinador, México, El Colegio de México, Centro de Estudios de Asia y Africa, Programa de Estudios APEC, 2001. [6]“China: Retos y Oportunidades”, 20 de octubre de 2003. [7] Oportunidades y retos económicos de China para México y Centroamérica, Naciones unidas comisión económica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CEPAL LC/MEX/L. 633, 27 de septiembre de 2004. [8] El siglo XX en China, 2001, UNAM, IIEC. [9]“Crecimiento y Cambios Socioeconómicos en China, 1978～2000”, Problema de desarrollo, Vol. 33, Núm. 128, México,IIEc-UNAM, enero-marzo, 2002. 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01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1533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