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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汉学”,人们常常会联想到清朝乾隆年间,有一批读书人皓首穷经,在故纸堆中讨生活的情景。那是在封建集权政治高压之下的一种远离现实生活的学术研究,又称之为朴学和考据学。而本文所说的“汉学”,是指西方人对中国进行学术研究的一门学问,英语为sinology,意思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等内容的研究;而乾隆年间的“汉学”,称之为“国学”则更为恰切。 中国文化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领先于整个世界,其优势文化的辐射力引起了世界众多国家和民族对东方中国的钦羡和仰慕。追求文化的进步,向先进文化学习是人类的共性,因而西方国家学习中国文化早在中国封建制度刚刚确立的时候就开始了,随着文化传播的载体——纸张及印刷术的发明和进步,中西交通历史的进程也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明代以前,欧洲人对古代中华文明的了解主要经历了猜想、推测和旅行家的游记时代,他们主要依据道听途说,再加上一些联想来解读中国。当然,中西交通的艰难,科学技术发展的制约,也是造成中国与欧洲窒碍难通的原因。蒙古铁骑使中西交通大开,此时从欧洲来到中国的有商人、探险家以及传教士,其代表人物是柏朗·嘉宾、卢白鲁克、鄂多立克、马可·波罗、孟高维诺、马黎诺里等,他们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或依据道听途说,为后人留下了一批游记史料,但遗憾的是,这些文献涉及的内容十分有限,多为中国的国名、疆域及物产方面的一般性介绍。 明朝中叶以后,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扬帆东来,他们在“学术辅传教”的策略下,有意无意地将西方的文化引进中国,同时,也把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这就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从此,一种新兴的学问k k欧洲人研究中国,即今日称之为“汉学”的学术应运而生了。 为什么汉学的起点在明代中叶以后?为什么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中西文化交流由远离世俗的欧洲传教士扮演着重要角色?这需要从东西方历史发展的两条线索来寻求答案。 明朝是由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封建专制集权走向了登峰造极。但是,政治的高压无法抵御经济发展的步伐,资本主义已经在江南冒出鲜嫩的幼芽。在哲学文化领域,人们开始对空谈性理的程朱理学产生了疑问,一种以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心学开始替代理学。正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晚明时代的士大夫中出现了一批开明派,他们以提倡实学,拯救社会弊病为己任,这种面对社会现实的学术倾向正应合了耶稣会士以学术为媒介的传教方略。 就在中国封建体制内部出现文化变动潜流的时候,欧洲社会也在经历着一场翻天复地的划时代变化:文艺复兴运动把人们从神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人们开始重新理性地审视这个世界;由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打破了由罗马教廷一统天下的格局,并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提供了理论武器。在这种新形势下产生的耶稣会,尽管是一个隶属罗马教廷天主教修会,但其能量、其传教方法、其组织机构完全不同于中世纪的任何修会,他们的会员大多经过完备的教育和科学训练,且其中不乏知识界的精英。 明朝来华耶稣会士的知识背景、文化素质与明以前到中国的欧洲人具有明显的不同,他们具有相对的文化优势,尽管来华的动机与目的是传播基督教,但“无心插柳柳成荫”,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之间的差异,导致了滋生一门新的学术萌芽的格局。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揭开了早期汉学的帷幕,他们站在“起点”上,并开始了“磨合”的艰难历程,由领军人物利玛窦开创的“适应”政策,到后继者们的齐心努力,并取得一定的文化成果,其间经过了一二百年时间。可以说,汉学的起源与发展,走过了一条从不自觉到自觉,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猎奇到学术研究,从带着有色眼镜来看中国文化,到理智地分析、借鉴中国文化因子这样一条不平凡的道路。如马可·波罗1292年就离开了中国,而元政府于1313年11月才下诏正式实行科举,次年即进行施行,因而,他在游记及信札中没有说到中国的科举制,更谈不上对考试的内容《四书》、《五经》的介绍。同时,马可·波罗也没有提到中国的长城、中国的文字、印刷术、茶叶等许多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这些关于对中国介绍及评价的局限性,也表现在孟高维诺、鄂多立克等人的著述之中。相比之下,明代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以及多种著述,无论从文化视野,还是研究的广度及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他们的前辈,关于这些问题,《明代欧洲汉学史》(《明代欧洲汉学史》,吴孟雪、曾丽雅著,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作了很好的回答。 《明代欧洲汉学史》将研究视野放在一个新天地,其主要内容包括评述耶稣会士的汉学著述、明季欧人对《马可·波罗游记》的补遗(印刷术、长城、饮茶)、宗教与风俗、中国制度文化、语文及文献的西传等,并用大量的资料和事实来阐说问题。如在讨论欧洲汉学的“缘起”时,作者认为“创立”和“缘起”有着不同的涵义,并明确指出:欧洲汉学缘起于明朝中后期,即16至17世纪中叶这百年间。当欧洲人走进中国,对大明王朝进行近距离、全方位、多层次的观察后,欧洲汉学便在不知不觉中问世了。可见,汉学的诞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颗硕果。 该书主要从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两个层面剖析了16世纪之后的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领悟,以及他们在哪些方面填补、超越了先辈;评判了早期汉学发展过程中耶稣会士所扮演的角色等重要问题。作者认为,在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的百年间,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不仅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前辈,而且为后人创下了西方汉学的基业。关于明代欧洲汉学的意义及局限,书中的“结束语”论说得十分到位: 尽管明末之季来华或介绍中国的欧洲人,囿于时代、动机和水平,还谈不上对中国未知世界的“研究”,某些介绍更是谬误、荒诞,偏见与溢美不一而足,汉学在很大程度上还笼罩在教会的“灵光”之下,既未深入到学术界,也未走向大学殿堂,更未来得及对中国各民族、各派学说、各宗教经典、各种文化沉淀做出专门的科学的研究,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其风气之先,功不可没。没有本书所提到的那些汉学成果,也就不可能有日后的汉学大书。 这就是对欧洲汉学起缘的解读。 汉学实为中西文化会通的产物,早期汉学的发轫及发展证明文化交流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冲突、碰撞、对话、融汇构成交流过程中的一个个逻辑阶段。今天,经济全球化无疑是一明显的趋向和态势,但是,东西方文化在新世纪将会展现一种什么样的格局?在文化的多元之中,还会出现哪些新的冲突和新的融汇?如此种种问题,读读《明代欧洲汉学史》,或许会得到一些启示。 中华读书报 2003年4月2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