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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早期学术繁荣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儒、道、法等诸家均视科学技术为末道或不屑为之或明确排斥。儒家经典论著《论语》中讲道：“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所为。”所以认为君子当致力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科学技术为“小道”而不为。道家崇尚自然，主张小国寡民，安贫乐道，对科学技术持有抵触态度，老子在《道德经》中讲道：“智慧出，有大伪”，“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技）术，奇物滋起。”认为只有“绝圣弃智”“绝巧弃利”才能保持原有的自然本色。法家基于“定分止争”“兴功惧暴”的要求，看到了科技对于富民强国的重要性，但法家却并不推崇科学技术。 在这一时期，唯独墨家对科学技术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价值取向。墨子在政治上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主张的同时，还在几何、力学、光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及军事技术、机械、土木工程诸方面取得伟大成就。梁启超在《〈墨经校释〉自序》中说：“在吾国古籍中欲求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墨经》而已。”钱临照更赞叹：“集数百条自然现象与思想之定义与定律于一书，先秦诸子之著述中惟此墨经而已矣；求诸世界并世之古籍中，亦惟古希腊之少数著述始足以相埒，吁，亦盛矣！”并言称墨子是“我国古代稀有之科学家也”。随着近30年来墨学这一“千年绝学的伟大复兴”，以《墨经》为代表的墨家科技成就获得了学术界普遍承认和推崇，墨子也被尊称为“科圣”。当代著名墨学专家杨向奎先生认为：“一部《墨经》无论在自然科学哪一方面，都超过整个希腊，至少等于整个希腊。”笔者认为，墨子的科技成就固然让人骄傲，但是其在科技实践活动中贯彻始终的“人文关怀”更值得珍视，对当今科技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一、“义利统一”——墨子科技思想的功利主义 所谓科技功利主义是以墨子的义利观为理论基础，也就是何谓至善的问题。孔子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把义利对立起来，主张“仁者安仁”“何必曰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放于利而行，多怨”。墨子回答这个问题时主张既“贵义”又“尚利”，提出了义利合一的观点：既肯定“利人”为至善的标准，维护了道德原则的尊严；又把“义”看成是达到“利人”“利天下”的手段。 墨子提出“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他认为：“义者，正也。何以知义之为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以此知义之为正也。”（《墨子·天志下》）故“义”是“正”。在《墨子·天志下》中墨子又说：“义，利也”。（《墨子·经说上》）即“义”是“利”，主张“义”以“利”为内容。在墨子看来，“利”是判断衡量事物是否合乎“义”的价值判断尺度，“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墨子·贵义》）。他明确提出“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墨子·辞过》）。《经上》篇中写道：“功，利民也”，就是说只有有利于人民的事情才有“功”可言。他还说：“所谓贵良宝者，为其可以利人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异，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宝也。今用人为政于国家，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墨子·耕柱》）也就是说，墨子以利人、利民为义，认为义与利是合一的，“义”是“天下之良宝”。 墨子认为，凡是符合于“利天下”“利人”的行为，就是“义”；而“亏人自利”“害天下”的行为就是“不义”。一切善恶之名的区别也都以是否有利为标准。有利于天下人的现实利益的，就是至善的标准；反之，凡是有害于人的，就是恶。为了实现行“义”的目的而得到“利”，墨子是愿意付出代价的。他在《大取》篇中说：“断指与断腕，利天下相若，无择也。死生利若一，无择也。”通过这一段话我们可以体会到墨子那种只要对天下人有利，无论断指还是断腕，是生还是死，都会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博大情怀。在这样的“义利统一”思想的推动下，在“行义重利”的人文关怀大旗的指引下，墨子及其弟子的科学技术实践都是努力地趋向实现“义”“利”等功利性目标，最终实现“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墨子·天志中》）的大同社会理想。墨子的科学发明和创造，只不过是他的“义利统一”思想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投射和外化。 在这里笔者想指出墨子所讲的“利”，乃立功之利，当然也包括“忠”“惠”“孝”“慈”等道德规范，而不是世俗所慕财货之利，简单地说：墨子之利是公利而非私利，不是损人利己之利。墨子眼中只有“人民之大利”“天下之利”“国家之利”。 二、“道技合一”——墨子科技思想的价值旨归 《墨子·鲁问》记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刈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鸢飞。墨子曰：不如为车鞔之巧也，用咫长之，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今我为鸢，三年成，蜚一日而败。惠子闻之曰：墨子大巧，巧为鞔，拙为鸢。” 从上述两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在墨子的科技实践中寄托了强烈的人文情怀，墨子的科技思想是一种人文化的科学观，里面包含着丰富的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由于墨子的科学技术实践都是为以“救世”为特征的“义”的思想服务的，所以“道”和“技”就构成了墨家科技思想的主要元素，以“道”保障“技”的发展方向，以“技”促进“道”的深入发展。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制约。 针对墨家学派这一特点，朱亚宗先生认为：“墨家集团成功地实现了人类社会早期难以具备的两个结合，一是学者与工匠的结合，二是辩术与技术的结合。这大致可以看作是墨家学派的特点。”所谓“学者与工匠的结合，其奥秘在于将学者在空闲的读书与思索中发展起来的想象力与理解力用于提炼工匠积累的技术经验，由此而创造出新的科学知识。在这种结合中，学者的有闲与工匠的实践都是缺一不可的条件”。而“这两方面的条件恰好在墨家学者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因此，“墨家集团是实现学者与工匠相结合的理想组织”。 墨子既是伟大的思想家，又是伟大的科学家的双重身份，是他的智慧体系中两个互相交融的层面的外在表现。他以人为本的政治伦理体系是他的“道”，他的科学发明和创造是他的“技”。“道”是理论层面的，“技”是操作层面的。所谓“道技合一”，就是指墨子“以人为本的思想理论与科学技术的统一”。考索墨子的科技实践活动，我们不难发现，其科技贡献主要集中在几何学、光学、力学以及机械制造方面，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学科与生产实践的关系最为密切，与人民群众生活最为密切，无论是发展几何学用于建筑和手工业制作，还是研制杠杆、滑轮、桔棒等使用广泛的生产工具，目的都是为了能提高劳动效率、增加社会财富，以获取实利。墨子说：“其为舟车何以为？车以行陵陆，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为舟车之道，加轻以利者鲜且不加者去之。”（《墨子·节用上》）意思是造车船用来沟通四方之利，造车船的原则是能增加轻快便利的，就增益它，不能增加的，就去掉。这句话最能说明墨子创造价值的标准。张岱年先生认为：“墨家自然科学研究从属于墨子的‘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最高宗旨。”这一论断深刻阐明了墨子科技思想的真谛。 三、警惕科技发展中的人文代价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狂飙突进，科学技术裹挟着地球在迅疾向前的情况之下，科学技术也面临着自我加速脱离正常轨道的危险。科学技术在推动世界向前发展，为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在威胁着人类的文明和既定的秩序，正在陷入一种既创造文明同时也破坏文明的荒诞境地，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与社会风险也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1936年，英国促进科学协会莱克普会议将“科学和社会福利”作为它的主题，并提出建立一个世界性科学联盟来保卫和平与学术自由，并最有效地把科学用于为人类造福的建议。1937年12月31日，美国促进科学协会委员会会议决定：将研究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作为它的一个目标。该协会邀请英国促进科学协会，以及全世界抱有类似目标的一切其他科学组织，不仅在促进科学事业的利益方面和促进各国之间的和平和学术自由方面进行合作，而且积极促使科学协会和剑桥大学先后设立了专门研究科学与社会和国际关系的部门，这些团体的活动代表了这一时期科学家之间最大限度的协议。然而，随着科学知识功利价值的日益彰显，科学技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财富方面所具有无限潜力但也正在被改造得越来越强调私利、功利性。令人担忧的是，为了攫取超额垄断利润，一些大的利益集团正试图挟持技术的发展，技术已经成为资本的婢女，完全听命于资本的驱遣。 目前所有问题概括起来，不外乎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科技实践过程中“道”与“技”的疏远和分离，“道”日渐萎缩，“技”在没有“道”的保障之下自我加速式地膨胀，那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越来越失去了平衡。这种人文关怀方面是侏儒、技术方面是巨人的科学技术，与墨子所提倡的“道技合一”的科学技术相差甚远，前一种科学技术完全违背了科学技术发展所应遵循的伦理原则，一定会把人类社会引向自身发展目标的反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