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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至18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向欧洲介绍中国各方面情况的文字报道里，中国的历史著作已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研究中国文明的汉学在19世纪初期建立了自己的学术纪律，对汉学的兴趣最初集中于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古文和文学。这是很自然的一步，因为理解一种外国文化必须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欧洲最著名的第一代汉学家主要的研究领域不是历史，但多少也做了一点历史研究。直到20世纪初，史学才成为汉学专门的分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史研究在欧洲学术和高等教育里最终确立自己独立的学术地位时，仍与汉学一般的学术纪律保持紧密的联系，尽管中国史最主要的研究由高本汉或戴密微那样的汉学家完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联系仍保留着，高本汉和戴密微的研究跨越了汉学的很多领域，如语言、文学、哲学、宗教和历史。 不能把欧洲中国史研究的整个历史缩微成缓慢、顺利并笔直地成长为专业学术的过程。与传统汉学显著不同的是，直到20世纪中期才把由哲学思想和概念组成的历史反映论运用到中国研究上，以此指导汉学家阅读中国历史文献，用社会学思想解释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历史上的一般特征。 很奇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尽管一直与中国联系着，并用来自中国的资料展开研究，上述概念一直很难影响欧洲的中国史研究。汉学家深入汉学领域时正值社会科学对史学的冲击加强的时代，他们没有直接运用这些概念，却从中国人自己写的历史著作里看到了西方概念的烙印。在欧洲的中国史研究、社会思想和中国人的史学著作之间可以看到一种复杂的三角关系。本文试图分析这种关系的形成、确定、及过去两个世纪里欧洲中国史研究的走向和一般过程，这比详细列出有关书目要好。这项考察将不超过20世纪中期，因为到了那时，美国和日本汉学的影响把事情弄的更错综复杂了。 18世纪的两部著作为以后几个十年里的欧洲中国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一为杜赫德神父的《中华帝国全志》，1735年出版于巴黎，另一部为冯秉正的《中国通史》，1777至1783年同样出版于巴黎。杜赫德还是《耶稣会士书简集》的编者，该书收集了1702年以来耶稣会士撰写的情报和护教报告，很有必要地把信件里分散的观察和评论编在一起。冯秉正的13卷大作是朱熹《通鉴纲目》的译本和续编。必须注意的是朱熹的著作更多地是新儒家的道德和教义手册而不是史著。如果加上1776-1814年同样在巴黎出版的《中国杂纂》，冯秉正笔下的历史可以说代表了耶稣会士时代最后的、可靠的努力。但他们还是失败了：结果完全相反。这种用文学方法观察长时期中国史的作品有违欧洲公众对世界历史的一般认识。 与此同时，当“先进”的概念成为评论人类历史决定性的标准以后，欧洲对中国的看法改变了。先进概念最初并不产生于史学研究，它形成于知识分子试图从18世纪欧洲盛行的绝对论逃出来所做的必要的努力当中，后来牢固地被欧洲大地上的工业发展、科学和政治改革证实了。 上述综述依据的判断中国历史的标准并非来自历史本身而来自欧洲人接受的先进概念的理论解释。让我们引述黑格尔论述中国历史的话：“没有发展”，使人想起他在《历史哲学讲演录》里论述东方和中国历史的章节，该著作至今仍持久、广泛地影响着史学研究和认识中国的简单化倾向，其中最后一段话常见于后来研究中国政治的著作的脚注：“如果与生俱来的特权没有不同，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最高的尊严，平等就没有意义，它不来自于斗争和人的精神，而来自于从未制造过差别的较低的自我意识。” 18、19世纪被先进概念浸染的欧洲思想家完全接受耶稣会士急于传达给欧洲的中国印象，即无时间限制的建立在有序而无变化的儒家伦理基础上的社会。他们仅仅改换了解释。表明社会组织是成功的那些证据现在在先进的欧洲人眼里却成为社会处于低级阶段的证据。 19世纪初期欧洲汉学第一个学术活动在对于史学研究而言很有限制的条件下进行。由于无人有机会访问中国，故来自中国的印刷品非常少。主要依靠欧洲图书馆仅有的藏书即17、18世纪中国皇帝的赠品。这些藏书包括编年史、正史、传记和百科全书、地方志、古籍汇编和注释、法令、法规、仪典和古地图。它们只收藏在巴黎、柏林、圣彼得堡和伦敦的图书馆里。 另外，早期汉学家并没遇到好的、确定的、可用于研究中国史的方法。19世纪第一个十年，欧洲史学仍处于为自己建立科学规范的阶段。这个过程包括建立新的规则和批评的标准，提倡注意第一手史料和档案资料，也强调寻找新的史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史学研究从此建立在注重研究事实的基础上，进而解释产生于当时的欧洲政治事件主要行动者手里的民族国家的起源和特点。 直到19世纪最后两个十年，欧洲汉学形成了通过文献研究中国史的一般方法，同时强调翻译基本文献，注意实际发生的事。这个时代的中国史研究仍属旧式汉学范围，即通过语言和现有的文献研究中国文明。汉学方法在西方学术里成为惟一与中国学术相似的研究方法，倾向于促进汉学家考察中国文献，从中寻找分布在集中的和分散的所有中国事物里的杰出思想。这种只有很少人使用的、新出现的研究方法产生的学术成果往往是局部的、零碎的。 早期中国史研究的兴趣集中于四个主要的课题。考察中国文明的起源可以看做17、18世纪兴趣所在的延续。这种趋势有伦敦大学学院印度中国哲学教授泰雷安·德·拉孔皮尔（Terrien de Lacouperie）关于中国文明的巴比伦起源的著名思想，毕欧（Edouard Biot）、卡洛·皮伊尼（Carlo Puini）和昂立奇·普朗什（Johann Heinrich Plath）沿着这种趋势更细致、更严格地阅读了古代文献。 中亚部落和中国边缘地带的人口是第二个重要的课题。突厥人、蒙古人、藏人、鞑靼人和女真人成为欧洲各国学者论著里的主角。亚历克西·莱奥蒂（Alexis Leont’ev）编著了16卷本《满族八旗军兴起和发展详史》，1784年出版于圣彼得堡，不久，雷慕沙（Abel-Remusat）在其影响下治蒙古史，此外还有普拉茨（J.H.Plath）的《亚洲东方史》（哥廷根，1830）、爱德华·哈泼·派克（Edward Harper Parker）研究边疆人口的很多手稿、亨利·海尔·豪沃思（Henry Heyle Howorth）的《九——十九世纪蒙古史》（4卷本，伦敦，1877）、瑞典皇家学院多桑（C.D’ohsson）的4卷本《多桑蒙古史，从成吉思汗到铁木耳朝的蒙古史》，1853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 第三个主题是中国历史的连续性。纪尧姆·鲍狄埃（Guillaume Pauthier）1837年出版于巴黎的大作《中华大帝国的历史、地理和文学及资料汇编》第一句话即指出这个问题：“所有历史现象中使人印象强烈并试图理解的是要掌握整个宇宙生活和人类的一般发展，最古老、最特殊的是帝国确实无限期地存在着。”被历史悠久的中国所迷惑，欧洲汉学家确实不辞辛劳地学习、翻译了史料里各种各样的记载。19世纪50、60年代维也纳的奥古斯特·费茨梅尔（August Pfizmaier）出版了各朝代、各皇帝时期带注解的史料，成为这种努力的证明。 19世纪欧洲中国史研究第四个引人注意的、有趣的主题即分析中国历史长期存在的一些现象并考察中国社会固有的特征。这条道路上一部先锋的著作是毕欧的《中国公共教育史和儒生之社》（巴黎，1847），它试图在可得到的史料《玉海》和《文献通考》的基础上描述古代以来的教育机构和借以产生的社会组织。毕欧应该是19世纪欧洲最具革新精神、新观念的中国史专家，很多人追随他的有关土地所有制和各种科学发展史的著作。 欧洲汉学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得到大收获，由传教士、外交官或供职于驻华外交机构如海关等所谓“实践型汉学家”的著作壮大了汉学。作为译者他们翻译的古典文学品种非常丰富、更具意义，他们对历史的兴趣常被现实的政治需要引导，局限在更有限的范围里。这类著作有德微里亚（Gabriel Deveria）论中越关系及众多研究历史宗教的著作。以实际需要为方向的汉学得益于广泛的史料和文学作品，丰富的信息和可靠的知识给西方中国史研究提供了支撑。注重中国当代史也是开拓性的，从前的汉学家总是轻蔑地避开这个领域。第一批研究太平天国的学者有沙尔斯·古茨拉弗（Charles Gutzlaff ）、卡勒瑞（Callery）、伊范（Yvan）和特奥多尔·哈墨伯（Theodore Hamberg）。 但是领域上的扩展和专家数量的增多都没使这个时期的欧洲中国史研究整合进一般的历史学科，汉学成果不能与其他历史学家的世界史成果相比，也不能被后者吸收。1887年，法国很有影响的哲学家欧内斯特·雷恩（Ernest Renan, 1823-1892）在其名著《以色列民族史》“序言”中写道：“哲学家的头脑致力于注意起源，人类历史上只有三个文明可引起第一流的兴趣：希腊史、以色列史和罗马史。它们加在一起表明什么可称为文明史，文明存在于希腊、尤地阿和罗马的相互合作之中。” 德国史学家兰克（Lepold Von Ranke）看到中国处于“永远的停顿”状态，认为中国“不可能从永远的停顿状态起步，加入世界史内部的运动。” 后来的德国历史学家有了新的尝试，特别在哥廷根大学，瓦尔特·奥托（Walter Otto ）和爱德华·迈尔（Eduard Meyer）撰写的通史较多地注意到欧洲以外的世界。但他们缺少可靠的中国史料以便把中国史融入世界史。他们仍接受了兰克的推测，认为欧洲国家制度的发展是当代史里最重要的问题，而“东方和中国的伟大文化和人民仍留在画面的框架以外。” 历史学家对其所做的解释十分谨慎，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则倾向于相信中国的确与历史发展的正常模式不太一致因而成为特殊的亚洲或东方式社会。欧洲汉学家当时的论著并没有使用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黑格尔更欣赏汉学家雷慕沙，当时，有关原始社会的知识随着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发现发展得比较先进，因而马克思亚洲生产方式的概念被悬置，而摩尔根的思想并不源于汉学家。 欧洲中国史研究的新起点出现在19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当时，年轻的学院式专家可以到中国去进行深入的研究。那就是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1889年到中国任法国使节，但除了学习没有外交职责，1888年，身为德国总理府使节的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到达中国。1900年，作为研究机构的法兰西远东学院设于河内，研究领域为考古、历史和哲学，学院提供从一流的图书馆到年轻学生长期居留的各种学术条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是第一批当中的一个。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1908年到达后直到1920年才离开。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于1911年秋去北京。在中国的英国人和说英语的学者组建了“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分会”，1857年设于上海，也是一个鼓励研究、讨论和出版的机构。1894-1895年中日战争以后，中国受过教育的人迫切要求与外国人进行知识上的交流，好奇心非常强。 变化了的环境提供了与中国最好的学者和学术机构进行交流的宝贵机会，可以得到书店和图书馆里的资料甚至未出版的史料。另外，去中国的年轻的欧洲学者可以接受很强的中文和其他手段的训练。他们在系统的研究方法方面武装得更好，因而可以在中国史和欧洲史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利用期待中的发现进行丰富的比较和圆融的整合。福兰阁1887年在柏林学中文，此前已在弗赖堡、柏林、哥廷根和基尔学习过历史、印度学和法律。沙畹去中国前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就读，拥有扎实的希腊、罗马人文科学和德国研究的知识背景，同时也是哲学专家。他对中国的兴趣来自校长、著名希腊考古学专家佩罗特（Perrot ）的鼓励，他的导师考狄尔（Henri Cordier）认为中国史被忽略得太久了，因此沙畹致力于中国史研究。葛兰言也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习，有同样深厚的古典人文科学基础，他的历史学学业受到了涂尔干社会学的极大影响，当时巴黎高师是涂尔干社会学的主要学术中心。马伯乐学中文时，已通过了古典学和法律学学业，他第一项研究是《拉吉德时代的埃及财政史》。瓦西里·阿列克谢夫（Vasilii Alekseev，1880-1951）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研究系，有很好的史学和古典哲学训练，后在巴黎从师沙畹深造，然后去了中国。 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天才的年轻一代奋力攻读可以得到的新的资源宝库，使他们用新史料做研究，取得了等同于古典文物专家的地位。20世纪初年，无数考古学考察团开发中亚特别是敦煌和各省的洞窟，得到铭文、手稿和其他资料。挖掘出来的金石碑铭学、考古学的遗留物和甲骨作为文献和实录遭到严厉的、语言学的批评。这种努力得到中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密切合作，大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古典学术研究，使之产生了许多著作，其中有一些直到今天还是这个领域的奠基之作。 对中国起源的兴趣转移到研究古代中国的各个侧面：与政治同样重要的宗教知识、经济和社会史。沙畹注解、翻译的司马迁大作和《泰山，中国山岳崇拜的专论》（巴黎，1910）引领了方向。1927年马伯乐出版的《古代中国》不仅仅包含广泛阅读的无数的文献，还融入了长期在越南生活、与越南人接触的个人经验，用比较的方法解释了中国古代史，包括民间文化、信仰和社会组织。 中亚人研究从考古发现得到新刺激，进而集中注意与汉人的关系、对中国文明发展的影响。伯希和无数的注解、文章、重要文献的研究、《蒙古秘史》（巴黎，1949）、《〈圣武亲征记〉译注》（莱顿，1951）等激发了新的研究方向。 中国历史的连续性现在被看做国家的历史而不仅仅作为朝代的延续。国家的概念、机构和发展成为福兰阁《中华大帝国史》的主线。尽管1946年作者去世时仅写到1368年元朝终结，但是这部鸿篇巨制仍然是欧洲中国史研究的里程碑。它传递了贵族的理念，其意义和尊严等同于欧洲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伟大著作。史学领域的汉学面对两条道路：或翻译中国历史文献，一项单调沉闷且很辛苦的任务；或者或详或略地描绘历史轮廓，把解释性的翻译和一般的描述结合在一起，同时把它们延伸到3000年以上的历史，这就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标准和方向。仔细地评估中国历史范围内特定时期的事件及意义，这种倾向表明追溯历史事实已决定性地超过语言学领域的研究方式并被秦、汉、唐、宋各朝代出色的新出版物所证实，其作者是荷兰学者戴闻达（Jan J.L. Ouyvendak）和德克·卜德（Derk Bodde ）、英国学者德效骞（Homer H. Dubs）和亨利·威廉姆斯（Henry R. Williamson）、瑞典学者毕汉斯（Hans Bielenstein）。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史学和汉学都受到社会科学的挑战。欧洲的社会危机呼唤新的分析方法并要求思想界对新出现的问题提供系统的解释。保守的进化论的旧科学史的积累不再能做出足够的解释。至于中国史学界，则第一次受到来自于1910年至20年代初留学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年轻一代的新思想的冲击。传播、讨论和把这些思想应用于中国史的研究很快地促进了中国的出版事业。史学思想变得更具问题意识。尽管理论框架的组成呈现多样化。从直接的、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到杜威、涂尔干、马克斯·韦伯，各种思想的曲折反射，但分析的目标是一致的。所有新历史学家都试图比较中国和欧洲并探求中国为什么不能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和工业现代化。经济史和社会史得到空前的关注。 20世纪30年代莫斯科的苏联汉学界准备拿出一套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史的解释。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在中国生活过的欧洲学者和中国本土知识界的一场争论影响了欧洲其他汉学家，试图从那场争论得出新的研究方式和对中国历史的新认识。其中最有成就的是艾博华（Wolfram Eberhard）的东南沿海地区文化研究，展示了中国文明和社会结构如何由各种地方文化相互交接而产生，他的鸿篇巨制《中国历史》（波恩，1948）用社会学观点解释中国史，在一边倒的阶级斗争中，有土地、有知识的绅士阶级持续地控制着中国政府，压制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并阻止欧洲传来的商业和工业革命。艾博华的著作提出了贯通的经济史研究，傅海波由此起步进行了最重要的元朝研究。 尽管葛兰言的主要贡献不在古史领域，他仍为抵制历史上长期盛行的烦琐、过量的语言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他试图实现分析整个中国社会和思想，全力支持对中国历史产生全新的认识。白乐日（Etienne Balazs，1905-1963）出生于匈牙利，在柏林接受学术训练，30年代末飞往法国，他也尖锐地批评了传统汉学的许多方面。他希望结束传统的、相互隔绝的中国研究，使从中国获取的知识变得可被各种形式的学术疑问所需要。他认为只要中国研究变得与当代世界的知识关怀更协调，就可以办到。他的很独到的唐代经济史博士论文证明基本问题是关注的焦点。这项研究的创意来源于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他自己关心中国社会结构的焦点——学者-官员阶级及其与占统治地位的制度的复杂关系。 与欧洲的中国史研究者一样，中国的历史学家回应了社会科学的兴起带来的挑战，试图把史学建设成为社会科学。1950年前后的中国历史在欧洲人眼里与150年前描述的已经十分不同。中国已融入世界历史，不再与世隔绝。从前假定的停滞不前受到严重挑战，历史的变化过程可以通过研究现实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政治制度表现出来。这样的探讨导致发现外来的影响已经塑造了中国文化。这种新文化与中国新一代历史学家诸如郭沫若、陈垣、范文澜、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等人的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思想也帮助欧洲汉学家提出新问题，运用社会科学研究中国，使中国文化更经得起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社会、经济、宗教和知识史等史学新领域已经打开。但是当代史仍被放在一边，可期待的成果不多。留给西方学者的是外交关系领域的研究、西方对中国的冲击，以使用外文史料为基础。接受传统汉学学术训练的欧洲学者忽视当代史的做法给用纯社会思想解释历史留下了余地，尽管原因是其他方面的，不像18世纪耶稣会士那么理想主义。近代和当代的研究在20世纪后半叶成为最大的成就。但在新时期里，美国和日本的学术为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毁掉的欧洲汉学增加了潜在的助力，而欧洲两个最好的史学研究中心在法国和德国。 （作者巴斯蒂夫人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1018联合研究组主任，主要从事中国晚清史、20世纪中国的绅士和教育史研究。《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10章作者。本文收入《欧洲研究中国，欧洲汉学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28-239页，伦敦，寒山堂书店，1995年。） 来源：http://www.zisi.net/htm/xhjy/2005-04-04-11080.ht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