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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综述日本近年来元明清诗文研究的情况,显示日本学者在选题和方法上的特点,以及与我国学界研究旨趣的异同。 关键词 日本;近年;元明清诗文 元明清诗文的研究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中相对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诗文研究,相对元明清戏曲小说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客观上,也许元明清诗文的成就不及前代辉煌,而元明清又是戏曲小说异军突起的时代,但是,在这800年中毕竟创作了数量超乎前代的诗集文集,作为一种文学的存在,似乎又不能有所轻忽。元明清诗文研究近30年来已取得长足的发展,基础的部分,如文学史料的整理、作家别集的笺校等,成果颇丰,诗文流派和作家的研究也有许多论著问世,涌现出一大批学术新进。21世纪以来,在元明清诗文研究领域,作为中国学研究比较发达的日本,他们研究的现状如何,中国元明清文学研究的在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处于什么位置,关注点有哪些,在观点和方法等方面有没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呢? 首先,我拿几本日本权威的中国文学研究杂志所发表的论文选题作一个统计,这个统计或许大体可以反映元明清诗文研究在整个文学研究中所占的比重。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的重镇京都大学《东方学报》2002—2006年共发表论文31篇,其中有3篇元明清诗文研究,一是元代社會和文化研究班编的《(事林广记)学校类译注》,二是金文京先生的《(事林广记)刑法类·公理类译注》,三是古松崇志先生的《元代(辽史)(金史)(宋史)三史编纂的过程》(日文原标题(元代[遼史][金史][宋史]三史编纂の過程)。这3篇都是文献研究。日本东北大学《东北大学中国语学文学论集》2002—2006年发表论文32篇,其中关于明清文学研究的有5篇,包括矶部彰先生的《世德堂刊西游记的版本研究》、矶部佑子先生的《中国才子佳人小说在东亚的影响》以及花登正宏先生的《关于明代非坊刻本小学书的刊行》、伊原大策先生的《新汉语“出发”的诞生》。这其中前两篇为明清小说研究,后两篇则为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研究。日本中国诗文研究会编的《中国诗文论丛》,2002—2005年共发表论文26篇,其中明清文学只有两篇,一篇是中野清先生的《袁枚(子不语)的增补》,一篇是尤侗研究会连续译注的《拟明史乐府》。统计表明,日本的元明清诗文研究在中国文学各个门类的研究中,与中国学界一样,也是比较冷落和寂寥的部门。 然而日本学者的选题却与中国有明显的差异。这里不妨罗列一下近年的论文题目,从中可以大致看出日本学者的关注点以及他们在研究方面的旨趣。佐藤一郎的《乾隆帝左右文臣的角色——御选(唐宋诗醇)和沈德潜》(《國學院雜志)106-11),有木大輔的《从曹寅的奏折看御定(全唐诗)的成书过程》(《日本中圃學會報》58,2006),佐藤浩一的《关于仇兆鳌(杜诗详注)的音注》(《日本中國學會報)58,2006),市瀨信子的《袁枚和杭州詩会》(《中国中世文學研究》49),三浦秀一的《明善·观我·野同——明桐城方氏的家学和继承》(《柬洋史研究》64-2),小川恒男的《关于黄遵宪(入境庐杂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2005,12-3),林香奈的《黄遵宪笔下的日本汉诗——以(日本杂事诗)第七十六、七十七首为中心》(《和漠語文研究》4.2006.11),矢田博士的《关于傅咸的(四言赠答诗)》(《中国詩文論叢》24),朴春丽的《長崎的(明清乐)和中国的(明清时调小曲)》(《文化科學研究》17),相川政行的《从清代士大夫的尺牍看刘熙載的人物和书论(书气>的考察——以(书概)第二一二章书气分析为中心》(《立正大學文學部論叢》123),浅井邦昭的《刘大魁文论和八股文批评》(《金城学院大學論集》人文科学编2),玉木尚之的《读曹宗墦(驳声无哀乐论)——围绕(驳声无哀乐论)》(《柬洋古典学研究》20,広岛大学柬洋古典学研究会),董明、鹤岛俊一郎的《陈元赞其诗其人》(《復刊柬洋文化》94),土肥克己的《杨朝英和乐府新编阳春白雪中的江西文化背景》(《未名》23),要木纯一的《关于杨维桢(小乐府)》(《岛答案言語文化》19),鹫尾正明的《(寒花)和(如兰)——归有光的文学和(花)》(《国士舘大學人文學會紀要》38),江尻彻诚的《关于陈启源(毛诗稽古编)的诗序论》(《日本中国學會報》57),菅野智明的《陶濬宜(稷山论书绝句)诞生的背景》(《墨》175),铃木敏雄的《王船山(和白沙)诗考》(《中国中世文學研究》48),平良妙子的《冊封使节来琉時的诗文交流——以(渡琉日记)为中心》(《集刊东洋学》94),三野丰浩的《姚鼐(今体诗抄)收录的陆游七言律诗》(《愛知大學文學論叢》132),大平桂一的《戴名世和(忧庵集)》(《国際文化》6.2005.3),坂出祥神的《龚自珍——忧愁诗人印记的思想家——附(平均篇)译注》(《新漢字漢文教育》42.2006),淹野邦雄的《清代八股文的精神》(《經濟理論》331.2006.5)。 专著方面有大木康先生的《沉浸明清文人的小品文世界》(《粲明清文人小品世界》集店含2006):《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研文出版2004),《冯梦龙(山歌)研究》(《馮夢龍[山歌]の研究)動草書房2002),《中国游弋空间 明清秦淮妓女的世界》(《中国游里空间 明清秦淮妓女の世界》青土社2002),小川阳一先生的《中国的肖像画文学》(《中國の肖像画文學》研文出版2005),《明代的游玩 风月机关》(《明代の进郭事情 風月機鬨》汲古書院2006),中嶋隆藏先生的《中国的文人像》(《中國の文人像》研文出版2006),合山究先生的《明清时代的女性和文学》(《明清時代の女性七文學》汲古書院2006),佐藤一郎先生的《中国文学的传统和再生》(《中國文學の伍統と再生》研文出版2003),吉田纯先生的《清朝考证学群像》(《清朝考証晕の群像》創文社2006),等等。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有这样的一些研究系列,如日本古典研究会编的《汲古》第47号,编了一个小特集,系列题目是《中国日用类书》,其中收录了金文京先生的《关于(事林广记)编者陈元靓》、小川阳一先生的《日用类书和明清文学》、坂出祥神先生的《中国日用类书题解的再补遗》等6篇文章。 综上所述,元明清诗文的研究在整个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中与我国一样所占的比例较小,不过他们以文献研究为主,论作家作品,很少就文学谈文学,大多是从思潮、民俗、人文背景以及中日关系等处着眼,其视角和题旨与我们有显著不同。日本学者比较重视文献的挖掘,对文献的校勘和整理用力甚多且水平较高。这和他们的传统学术训练很有 关系,日本大学中文研究室的研究报告很多是对中国典籍文献的注释和整理,而且和研究课题紧密结合,师生合作。参看东北大学的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中国文学会读报告,有时会有许多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及其研究,比如我们前述《(事林广记)学校类译注》就是京都大学元代社會和文化研究班的师生研究课题报告,类似的还有日本京都大学的《事林广记》研究会,大阪市立大学《礼记注疏》研究会等,又如筑波大学的明清文人研究会,一年度作一个明清文人的研究,去年的研究专题是徐渭。所以在日本一些大学的研究刊物上往往有这类文献的注释索引,非常细致有条理,利用起来也很方便,这和中国大学的文学研究训练有着很大的区别。 文献学和文学的关系很密切,日本有着很丰富的中国文献典藏和文献整理的经验,文献的发掘和整理形成一个很好的传统,他们认为文献的发掘、整理、考辨和训诂是古典文学的基础。这不只是对整个学科而言,它对于每个学者也是如此要求。在文学研究中怎样利用和处理文献资料,日本学者有着独特的视角,在这方面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古典研究会的《汲古》第47号的《中国日用类书》专辑,这个专辑收录了金文京先生的《关于(事林广记)编者陈元靓》,小川阳一先生的《日用类书和明清文学》,坂出祥神先生的《中国日用类书题解的再补遗》等6篇文章。明代万历朝坊间编刊了一大批日用类书,它们网罗了士农工商日用需要的各类知识,如天文地理、人纪国法、文修武备、冠婚葬祭、阴阳术数、农桑医药、侑觞博戏、文籍书法、诗对酒令、风月杂览、清谈笑谑,凡日用所需,无不包罗在内。书题曰“万用正宗”、“万宝全书”等。日用类书在《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类书类”中没有位置,大概是因为它太俗。日用类书虽然包罗有今所谓应用文的多种文体,亦有诗、词、民歌之类的韵文,但是一般文学史并不提及。日用类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中不甚被关注,但是日本学界却大有兴趣。以日用类书作为研究对象,日本学者早有传统,在法学、教育学、医学等方面早已做出成绩,从文学角度研究它们与文学的关系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比较出名的学者是小川陽一先生(本文后面还有介绍)。他参加编辑的《日用类书集成》在日本很有影响。在这个专辑中有金文京先生的《关于(事林广记)的编者陈元靓》(《汲古》第47号)。关于《事林广记》这本日用类书,中国学者关注不多,利用这本日用类书来研究文学史的问题,就更少见了。金文京先生认为日用类书构成了明代社会的日常景观,对我们今天了解中国以及整个亚洲文化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真正基础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这样的类书为研究文学文化史提供了一个珍贵的平台。文章对《事林广记》作者陈元靓进行了特别研究,详细研究考察了陈元靓和朱子的关系,也就是探究儒学在日用类书里的渊源,这个考察对研究朱子学影响近世中国的风土文化有着很深的意义,作者还详细介绍了陈元靓编撰《事林广记》的过程以及考察了《事林广记》的不同版本情况和成书年代,调查了当时建阳的出版和类书的状况。文章考察了《事林广记》的各种版本的增补改定内容的不同,从《事林广记》到《万宝全书》的演变可以了解日用类书的流变轨迹,以及朱子学以后儒学的发展。从日用类书看当时文化社会的状况,了解中国思想史的流变,揭示俗文学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它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均不失为一种途径。文献在日本学者那里由工具变成灵感。 20世纪,日本出现过铃木虎雄、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吉川幸次郎等研究明清文学的大家,去年岩波書店第17次印刷再版了吉川幸次郎的《元明诗概说》,他对元明清诗歌的论述和研究,常常是把诗人诗作放在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放在时代思潮和诗歌历史系统中进行考察,因而常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他从家族家谱人手论证李梦阳文学的平民性以及古文辞的平民性问题,就令我们耳目一新。避免就作品论作品,就文学论文学,直到现在仍然是日本学者在观点和方法上的一个特点。 东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大木康先生近年的系列作品让我们看到了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如何应用在文学研究中。《冯梦龙(山歌)研究——中国明代的通俗歌谣》(《馮夢龍(山歌)の研究 中国明代の通俗歌謠》勁草書房2002)这本专著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了山歌的最初刻本,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了山歌和苏州方言的关系,文章还用很大篇幅研究了山歌的舞台,也就是场地,以及当时苏州的环境、生活状况,揭示出明代当时的社会原貌和风情,还有山歌的文化传播途径。作者希望还原历史,希望真实地描述在那个历史环境下文人的思想和创作。其文章的旨趣还不仅仅在考察冯梦龙的思想创作,它还试图通过冯梦龙这一典型个案彰显明末文人的思想精神风貌。这本专著在时间纵向上研究了山歌的演变历程和文化渊源,从《诗经》到明代民歌,勾勒了中国歌谣的发展轨迹,横向则探讨了山歌与当时明末文学的关系,探讨了山歌与明末农村和都市的关系,其研究思路和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大木康先生的另一著作《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研文出版2004),详述了明末江南书籍的出版状况以及出版文化的诸相——初期大众传媒社会的成立,明末江南的出版人,等等,从而论述了出版的环节和学术文化的关系。《中国的游历空间——明清秦淮妓女的世界》(《中国遊里空間 明清秦淮妓女の世界》青土社2002),也是大木康先生近年来的作品,从论题上可以看出,文学研究在日本学者那里,视角变得不再单一,领域有了新的拓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日本出版的一本大热的通俗读物,即大木康先生编的《沉浸明清文人的小品世界》(《ぐ樂した明清文人の小品世界》集広含2006),这是本明清小品文选本。对明清小品文,中国学者不乏研究,但是这本书的遴选小品文的标准却值得我们关注,它体现着日本学者的文学观念和他们对明清小品文的价值判断,如《爱的歌——冯梦龙》(《南ぁる愛の歌一馮萝籠》),《想念美人——卫泳(悦容篇)》(《美人ぉ凄思っ-衛泳[悦容编]》),《城市中的绿洲——宋荦(重修沧浪亭记)》,(《街の才——宋犖[重修沧浪亭記]》),《回忆中的才女——陈维(山/松)(吴姬扣扣小传)》(《思い出の中の才女——陳維[山/松][具姬扣扣小伝》),《心灵亲切 秀才的来信——吴兆騫(上父母书)》(《心優しき秀才の手纸——具兆騫[上父母害]》)。在中国学者眼中这些也许是不被器重的作品。但是在日本学者看来,庭院,书画,诗文,美女,俊男,这些正是明末清初文人的生活实况,真实反映了当时士人的思想情趣,也折射出明末清初社会流行的观念和思潮。大木康先生的《黄牡丹诗会——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点描》(柬方学,大99輯,33-46),《中国明清文人们乐园——江南的园林》(游学(Intriguing Asia) 勉誠出版82.2005.12),这样的选题。在中国的学术刊物上是很少见的,反映出日本学者对明清文学关注点与我们的差异。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小川阳一先生关于日用类书与明清文学的系列研究,早在1995年小川阳一先生的《依日用类书看明清小说研究》(《日用類書明清小說の研究》研文出版1995)就引起了海外学者的重视,这本书详细介绍了10种日用类书的基本资料,包括版本,出版者,分析了饮食,伦理、游戏、相法、占卜、求嗣等民间普通生活在小说的表现以及与日用类书的关系,可以说这是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比如对《红楼梦》《金瓶梅》中酒令的对比,《金瓶梅》完全来自日用类书,但是《红楼梦》中则浓缩着作者的创作心血,最后说明两者的创作基础完全不同。小川阳一先生非常善于利用日用类书中的民间文献资料,最近的新书《明代的游玩 风月机关》(汲古書院2006),是对日用类书的再研究,这本书详细研究了作为日用类书中的“风月机关”门类。作者认为明代的娼妓现象是社会风貌中的重要元素,透过它可以了解明代各阶层人的生活和思想,对了解明代文学的创作很有意义。本书收录了包括《风月机关》及《开卷一笑集》卷二所收的《娼妓述》、《娼妓賦》的日本语翻译,最后一章的论题的是“日用类书和明清文学”。这是小川阳一先生在完成编撰《中国日用类书集成》之后又一部关于日用类书的著作。青楼是一个独特的世界,盘桓其中的文人、官僚、商人拿各色人等的作为充分暴露出他们在礼教世界里隐藏很深的欲念和趣味。娼妓正是这种欲念和趣味塑造出来的特殊弱势族群。揭开人性的这一面,无疑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人性的复杂,不仅有助于理解当时的文学创作,而且对认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处境、明代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精神面貌也极有意义。这本书的体例首为译文,次为和刻本的影印,译文中的题目,有“娼妓的性情”,“娼妓的心态”,“嫖客的真与假”等。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翻译,也许中国研究者觉得中文是母语,所以对古汉语文献的理解精确程度不那么讲究,但是古汉语对于日本学者是外语,在解读上不能不追求精确。记得笔者在日本留学时,《说文解字》讲义是一个星期一个字的文献注解,学期开始就预先发下表格,规定每个学生各人应该训读的某个字。中国哲学的一个讲义是读“四书五经”,要求学生把每个字的注解和注解的文献出处都要读出来。注重版本和训诂,以此为基点再作思想的发挥,应该是乾嘉学派精神的继续和发展。 诗文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也是日本学者的一个关注点,例如诗歌与绘画的关系,虽然中国现在题画诗研究也是一个热点,但是一些研究者只是就诗论诗,赏析的成分居多,日本学者则比较注重被诗所题之画所表现的中国社会意识和文化精神。比如小川阳一先生的《中国的肖像画文学》(研文出版2005)就很有意思,这本专著中对明清时期肖像画的流行情况作了考察,对肖像的源流,题像诗和明清当时流行的原因都作了研究,图文兼有,文献资料很详备。文章谈到肖像画和文学如戏曲小说等的关系,从当时流行的相术来探讨肖像画的特点,以及和文学的关系。这本书引起日本学界很大反响。 江户时代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更多的是赏析式,把它们当作古董来把玩,这个在日本人的眼里是“虚学”。明治维新以后,随着时代历史的发展,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迅速学术化,他们通过古典文学是要了解古代中国人的真真实实的性情和精神,而了解昨天,大概是为了认识今天。这一点从上述研究选题就可领悟其一二。为此。日本学者一般不就作品论作品,他们非常注重,文学与宗教、思想、民俗的关系,非常注重贴近社会生活实情实录的作品。 日本元明清诗文研究在选题和观察角度上与中国学者确有不同之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他们的日本民族文化背景,他们是站在日本民族文化的立场来看待和理解中国文学的。不论其出发点如何,他们的选题和角度,的确拓展和丰富了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对于我们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此外,日本学者在处理文献方面的一丝不苟的态度和在考证方面的科学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他们的选题也许并不大,但是他们在题目所涉及的范围之内,追求材料的详备、对有关事实考证的精确和思想逻辑的细密,皆有关学术的科学精神,是没有民族的差异的。既然日本学者是站在民族文化立场上审视中国文学,当然也有它的局限。学者的选题固然决定于学者个人的学养、识见和兴趣,但学者群体所组成的学界,对于选题会形成一个局面。从上述情况看,日本学界对元明清诗文的研究局面还是略嫌偏窄,对主流作家作品关注不多,对文学发展的重大问题讨论不多。学术研究选题虽然不宜过大,但应该有题旨的深谋远虑,应该有宏观的考量,如果仅就一个具体问题解决一个具体问题,那就有恆钉细碎之嫌了。这是笔者个人的浅见,还需要和日本学者讨论切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学者近年关于元明清诗文的研究,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处还是多多的。 原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02期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4410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