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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西化成功的都是儒者 《21世纪》：已故耶鲁大学教授芮玛丽(Mary C.Wright)曾在其代表作《同治中兴》中提出了中国传统思想无法与现代体制相容的观点，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也曾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阐述西方崛起与新教精神之间的关系。上世纪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东亚国家的崛起又催生了“儒家资本主义”一词。对于儒家思想能否和现代社会相容，您是如何看待的?这和您长时间以来从事的新儒家研究有什么关系? 杜维明：芮玛丽是费正清的学生，费正清理解中国用的是汤因比的观点，“挑战与回应”，即西方的挑战与中国的回应。现在他的另一个学生柯恩(Paul Cohen)提出“中国中心论”来反驳其老师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并非因西方的挑战才做出回应，中国自身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西方的挑战只是因素之一，了解中国要看其内部发展的进程。以前有一种看法是，现代性的出现意味着传统社会的崩溃，现在很少有人这么看，因为这种观点把现代化看成线性发展，过于片面。近代中国是不是因为传统力量过于强大而未实现现代化?而日本却因“脱亚入欧”实现了现代化，目前的研究对这些论点不说否证，但认为太简单了。比如，日本是在明治维新以后才儒学大盛，并非脱离儒学，而是把儒学的基本精神带到社会中去。这期间也有代价，就是把儒家的爱国主义、忠义精神和与日本的神道结合在一起，形成狭隘的民族主义雏形和军国主义雏形，所以，日本的成功也付出很大的代价。 现在的日本在东亚社会形成了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健康互动，越国际化就越本土化。去日本看，不管它的建筑、相扑，还是茶道、花道和禅宗这些传统都保存很好，从京都到奈良，京都是按照洛阳仿建的，奈良是按照长安仿建的，至今仍保护得很好。所以它叫“脱亚入欧”，“脱亚”的意思就是离开中国，离开中国的儒家传统。但现在它碰到如何“回亚”的问题，就是除了它的国际化、西化，还有它的本土化，现在要再亚洲化就遇到韩国与中国的挑战。而且现在比较麻烦的问题是，小泉纯一郎认为只要与美国联手就行。日本将来的发展一定要在东亚重新起步。 芮玛丽她们讲的同治中兴不成功、满洲的崩溃，其中有很多原因，一是满洲政府所碰到的困境与整个中国文化发展潮流间存在很大的张力。因为满洲政府实际上是100多万的异族政府，要控制几亿汉人，它在掌握象征资源上非常在意，在有些地方采取强权，甚至是很残忍的控制手段。比如康熙、雍正、乾隆这些英明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很少出现，但他们的敏感度非常高。当时是四种语言并用，满文、汉文、蒙语和藏语，所以满清是多语言、多民族的大集体，满洲人完全认同汉语。对中国文字艺术有突出贡献的很多都是满洲人，像启功、罗常培，或者是老舍、英若诚等基本上是完全认同中国文化和代表中国文化的。 明代的思想家例如王阳明等还提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学说，清代的思想家受到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好好做人是首位。到后来很多地方官比如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等汉人，因为清廷控制了这批人本身，那么曾国藩的同治中兴怎么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后来发现，真正西化成功的、主动西化的都是儒者，没有例外。 日本也一样，日本的民族志士比如伊藤博文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当时伊藤博文和李鸿章就是很好的朋友。很多最重要的西化人物，包括福泽谕吉等对中国古典文化有深刻的理解。例如，福泽谕吉曾说，“很多日本人炫耀他们懂汉学，念几段《左传》就觉得了不起，我看《左传》就看了13遍。”当然他们说福泽谕吉有些喜欢夸大，但即使他看了3遍《左传》也是不得了的。福泽谕吉的儒学功底非常强，他把西方的个人主义吸收进来，但绝对不是西方意义的个人主义，而是如何使个人担负国家责任，这和西方代表的人权、个人主义隐私权等大不相同。 《21世纪》：您觉得是不是中国的未来也要走一条日本的道路，越国际化越本土化? 杜维明：是不是这样很难说，但是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问题，即文化认同问题现在很多人谈，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正因为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认同未能建立，中国学术界大部分是西方理论，而西方理论在中国没有根，你不了解它的来源，你自己没有它的传统，也没有深刻感受，所以跟西方学你只能做学生。 《21世纪》：好像我接触的一些学者，越是学习西方古典哲学的人，对中国古典哲学越感兴趣。 杜维明：肯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不能接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这个观念非常肤浅，而且它的二分法不对，如果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就叫做“无用之体”和“无体之用”，这是非常麻烦的。应该怎么样呢?有问题必须解决，就是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扬弃，愿意继承才能扬弃，不愿继承就不能扬弃。所以我说五四那时的知识青年过分乐观，当时对传统的形象描述叫“包袱”，身外物，一丢了事。但是如果它进到你的血液中那就不是包袱了。鲁迅讲的国民性的问题，就是个人的塑造问题，所以他后来劝学生不要念线装书，因为里面是吃人的礼教。鲁迅确实有相当强烈的悲观感觉，一方面是铁屋子，一方面是黑暗之门(Gate of Darkness)，这种黑暗是怎么样都逃不出的。他的一个很大的悲剧就是，到晚年病重最后还是得用中医，但是中医无用，这是他最痛恨的：“为什么我要用中医，中医本事就是骗人的东西，但是我还是要用中医。” 如果要建立主体性或者文化认同，那一定要开创性的，要通过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否则就成了狭隘的民族主义。2000年开始，我参加了联合国科菲·安南组织的文明对话小组。文明对话，首先应该是多元的对话，另外要有深刻的自我反思能力，就是一定要对传统文化中阴暗的东西加以批判。肤浅点说，好的东西要继承非常困难，但是污糟的东西却容易泛滥成灾。如果你对传统是粗暴，想一下把它切断或把它忘记掉，它下意识产生的阴暗力量对你的腐蚀非常大。对传统是粗暴的，那么对西方的理解绝对是肤浅的，该引进的引进不来，该排拒的排拒不了。 平常大家都容易犯“强人政策”，就是把自己最好的方面同别人最差的方面相比较。但中国正好相反，叫“弱人政策”,就是把我们的裹小脚、续妾、搓麻将和抽鸦片等陋习与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相比，那当然越比越糟了，所以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国民性一无是处。 本文源自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 访问地址：http://www.zwwhgx.com/content.asp?id=213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