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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前，作家虹影写的一部名为《K》的小说引起了一场沸沸扬扬的名誉诉讼案，也将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英国意识流小说代表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外甥朱利安·贝尔和中国现代女作家凌叔华之间的交往推向了公众视野。三年之后，美国的一部比较文学著作重提这段过往，这就是日前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 与小说《K》不同的是，在这本兼具感性和理性的学术著作中，美国学者帕特里夏·劳伦斯所采用的是一种尊重前人和史实的方式。她从凌叔华和朱利安的信札入手，再现了20世纪初中国的新月派和同时代英国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之间的一次"世界性邂逅"。近日，劳伦斯女士来沪，分别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发表了演讲，并在上海作协和王小鹰、王周生、陈丹燕、薛舒等沪上女作家座谈。无论是演讲，还是座谈，谈话的内容都紧紧围绕这本书的写作而展开。 让很多人感到惊讶的是，这本书的写作，竟源于劳伦斯偶然在一场伦敦索斯比拍卖会上看到的凌叔华与朱利安的一箱情书。在此之前，她还从未听说过凌叔华这位"布卢姆斯伯里的中国成员"，于是她怀着极大的兴趣，致信拍卖行，表达了想要阅读这宗拍品的意愿。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在纽约公共图书馆阅读到了这包信札。此后的十年间，劳伦斯往返于英国、中国和美国的大小图书馆和档案馆，阅读了大量的信件和资料。渐渐地，文字底下的那些人们从尘封的资料中获得了呼吸，劳伦斯与他们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劳伦斯解释说:丽莉·布瑞斯珂是伍尔芙名著《到灯塔去》中的一个人物，在书中，伍尔芙借女主人公拉姆齐夫人之口，形容她有一双"中国式眼睛"。正是借助这一双"眼睛"，劳伦斯"见证"了中英两个文学团体之间的历史渊源，藉此她得以"介绍中国作家及中国美学的方方面面在英国现代主义中的作用，同时也记录了英国作家参与了中国现代主义发展的事实"。这本书就从朱利安来到中国写起。1935年10月，渴望冒险的朱利安，经过三个多月的海上颠簸来到中国，开始在国立武汉大学执教。初来乍到，朱利安非常感激时任文学院院长的陈源及夫人凌叔华对他的照顾，甚至还试图保持对凌叔华的柏拉图式的情感，但没过多久，他胆大妄为的天性就使事态发生了急剧变化。到1937年1月，朱利安由于"贝凌关系"而不得已离开中国。 至此，劳伦斯教授的叙述分成中国和英国两条主线，这两条线索时而平行，时而交错。1937年朱利安在西班牙内战中阵亡，凌叔华同其母亲、画家瓦内萨·贝尔以及其姨母弗吉尼亚·伍尔芙开始了通信。在后者的帮助下，凌叔华尝试用英语写作，并在英国、巴黎等地举办画展，广受好评。由此引发开去，劳伦斯还以自己的眼光评论了鲁迅、徐志摩、胡适、沈从文、陈源、珞珈三杰(苏雪林、凌叔华、袁昌英)等中国现代文坛人物。 尤值一提的是，在书中，劳伦斯追踪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月派与左翼作家联盟之间的对峙，并把同情的目光投向了徐志摩。她并不认同新月派"脱离政治"的说法。她指出，1926年北京发生举世震惊的"三·一八"惨案，闻一多在《新月》首刊中特别撰文纪念。在《"新月"的态度》一文中，徐志摩表达了对当时中国的混乱状态、价值标准缺失的担忧，提出了用理性来制约热情的重要性。《新月》还刊出了沈从文撰写的政治讽刺文章，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新月派不仅具有文学内涵，还以严肃的政治责任为当务之急"。在她看来，创造社、文学研究会以及新月派"表现出了互不相同的文学和政治热情。他们之间的论战至今看来仍然错综复杂"。 劳伦斯说，当初发现那箱情书的好奇与兴奋过后，临到着手研究，她才知道写作真正的困难所在，可以看到的信件，缺失了很多环节:例如"贝凌"之间的事，朱利安的信件极多，而凌叔华那边的文件几乎不存在；上世纪50年代，萧乾将福斯特的信件上缴，从此不见影踪，福斯特因为萧乾不回信而愤怒地撕毁先前保存的信件，因此故事不全；至于与徐志摩有关的事，由于那个著名的"百宝箱"事件，大部分信件也不知所终。所幸，她到中国的寻访，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为写此书，劳伦斯特地来中国采访了懂得西方文学的叶君健、萧乾、袁可嘉、文洁若等老作家。在寻访过程中，她还有了新的发现，叶君健少年时是朱利安在武汉大学最得宠的学生，萧乾与福斯特之间的友谊是因当时的政局而落得悲剧性结果…… 得益于此书的写作，劳伦斯看到了许多以往只能在书本中才得以见到的风景:朱利安曾经任教并遇见凌叔华的地方(武汉)、中国知识分子云集的上海和北京、长江三峡、花园城市苏州、雾中西湖、云冈石窟的巨佛和五台山壮丽的庙宇等。这些地方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她深深爱上了中国这片土地。来沪没几天，她就去看了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双年展。在展览上，她注意到一些带有"批评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如一个吃得非常胖的独生子女。她高兴地说，在世界艺术的范畴中，有许多愤世嫉俗的东西、理想主义的东西，是允许表达的，很高兴在上海也看到了同样的表达。让她感到遗憾的是，在美国，人们对中国的视觉艺术的了解远胜过文学，她期望中国的文学作品能更广泛地介绍给世界。"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如果不重视中译外这个环节的话，那么中国人在社会的改革变迁中所表现出来的更加复杂、更为微妙的东西，可能就不能适时地传达给世界了，而事实上，中国已经站在了世界的中心。"? 原载：《文学报》2008-09-25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367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