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是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国家之一。德国的中国学研究同英、法等欧美国家相比，虽然起步晚，起伏大，但在战后发展较快，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做出了一定贡献。本文试从三个方面对德国的中国学研究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 德国中国学研究的历史进程 真正意义上的德国的中国学研究开始于19世纪，汉学教授的设立则是20世纪的事情，但它的萌芽和材料准备要追溯到17世纪。 从17世纪开始，德国的一些著名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如汤若望、戴进贤、魏继晋等人都曾得到过清政府的重用。他们给中国带来了现代西方的科学知识，同时也向欧洲传播了东方的文明。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一世对研究东方文化很感兴趣，他通过一个名叫季瑟尔斯的荷兰人把一大批中文图书运道柏林，成为王家图书馆的珍品。这也使柏林成为17世纪欧洲最大的中文图书中心。中国文化也引起了德国一些学者的注意，米勒曾把王家图书馆里的中文图书编成目录，以利查阅，并利用这些材料编写过《关于契丹国的历史和地理论集》、《中国的碑刻》等著作。这一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莱布尼茨详细地阅读过传教士的报告，将其中一部分编辑成《中国近事》一书，他认为欧亚大陆两端的欧洲文明和中国文明是人类最高的两大文明[1]。这一时期，德国学者从传教士那里了解了一些中国的情况，他们所从事的仅仅是对儒家文化的介绍，对中国的反映既不全面，又理想化，所以还算不上严格意义的中国学研究。 19世纪的欧洲各国由于政治形势和商业关系的需要，急需培养大批懂得中文和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人才，这促使了德国中国学的产生。但德国自己没有中文教学和研究机构，大部分中国学家受教于法国。诺曼曾在巴黎从著名中国学家雷慕沙攻读中文，后到中国购书，于1831年带回6000多册中文图书，分藏于柏林和慕尼黑。和诺曼一样曾在巴黎学习汉语的著名学者库尔茨，翻译了《太上感应篇》、《忠经》、《花笺记》等书籍。靠自学掌握中文知识的帕拉特对德国作为学术的中国学研究作出了奠基贡献。1830年，他在哥廷根出版了巨著《满族》的第一卷，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他还发表了大量有关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和儒家经典的文章，特别是论文集《关于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和学说》影响了德国几代学者。硕特因小时候在哈勒学习神学和东方语言时与两位中国人过从甚密，对中文有着浓厚的兴趣，曾于1826年用拉丁文写了《论中国语言的特点》一文取得博士学位。1854年，他出版的《中国文学述稿》是德国最早的一部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著作。夏德曾在中国海关任职，著有《中国与东罗马帝国》、《中国上古史》等，回国在大学里找不到合适的教授中国学的职位，只好于1902年受聘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教授。这一时期的德国中国学研究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大学里还没有一个专职的中文教授职位，大部分中国学著作也是由业余爱好者完成的。就研究水平来说，德国的中国学研究要大大落后于英、法等国家。 作为学科进行建设的中国学开始于20世纪初年。1909年，由于德国殖民协会和一些汉学家的反复要求，汉堡殖民学院（汉堡大学前身）决定设立专职的中文教授，由福兰克出任第一任教授。这标志着德国的中国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此，德国各大学的中国学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1912年，柏林大学也设立了中文教授职位，不久又设立了中国学研究所。在二战前设立中国学专业的大学还有莱比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哥廷根大学、波恩大学等。关于中国学研究的杂志也在这一时期纷纷创刊，如《中国档案》、《东亚杂志》、《中国学报》等。孔拉迪、卫礼贤、佛尔克等人是这时期中国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孔拉迪，又名孔好古，长于语言研究，主要著作有《北京八个月》、《东西方的古文化词汇》、《乌尔斯泰世界史》、《〈天问〉——中国艺术史上最古老的文献》等。卫礼贤曾作为传教士来中国，以尊孔闻名，把中国的古代文化典籍《论语》、《孟子》、《礼记》、《易经》等翻译为德文。佛尔克专攻哲学史和思想史，他的三卷巨著《中国哲学史》被认为是后人难以企及的哲学史著作。这一时期的中国学研究呈现名家辈出、成果丰硕的局面。 二战期间，法西斯驱除了一大批很有成就的中国学家，使中国学研究遭到惨重的破坏。二战结束时，只有汉堡大学的中文系是完整的，许多大学的中文系都经历了一个重建的过程。东西德统一后，德国各大学都有了中国学教授。这一时期的德国中国学研究受英法美等国中国学的影响很大，注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并使中国学研究日益走向了专门化的方向。史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艾伯哈特的《中国历史》一书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影响深远。艾克斯的《中国社会发展通史》是一部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其他比较重要的史学著作还有艾士宏的《中国文明史》、傅吾康的《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福赫伯的《元朝的货币和经济》、葛林的《明代的儒家教育》等。文学翻译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著名翻译家霍福民翻译的书籍主要有《李煜词》、《春花秋月》等，弗郎茨•库恩翻译的《肉蒲团》曾在西方引起了轩然大波。鲍吾刚和福赫伯合译的《百宝箱》多次再版，拥有众多的读者，在西方国家广受欢迎。20世纪80年代以后，德国的中国学研究由注重中国传统文化转向了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问题研究并重的时期，现代化问题、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开始成为德国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2] 二、德国中国学的研究机构 近年来，随着中国学研究范围的扩大和研究水平的提高，德国的中国学研究机构也逐步增多起来，特别是在大学里相继开设了一些有关中国学的系科。一些没有开设中国学系科的大学也设置了与之相关的课程，涌现出了一批中国学的学者。这里仅就比较重要的研究机构加以介绍。 柏林自由大学的东亚系设有中国学专业。该专业的研究以中国历史和中外关系为主内容，如冯门德的研究重点是清代及唐代东北亚的国际关系，郭恒钰的研究重点是中国近现代史和近现代文化、中德关系史，罗梅君的研究重点也是中国近代史。该专业在校学生有300多人，除本科教学外，还可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该专业的中文图书达4万多册，中文期刊有100多种。该校的政治学院还设有东亚和中国政治教研室，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外交等问题。 波恩大学从事中国学教学和研究的机构有中国学系和东方语言系汉语专业两个单位。前者可以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后者以培养翻译人才为主，可以授予翻译学士学位。中国学系以研究中国历史为主，它的中文图书有4万多册，以文史哲为主。东方语言系汉语专业研究重点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有学生300人左右，图书4千多册。该专业的出版物有《袖珍中国学》、《东方语言系学报》。该校的中亚语言文化系主要研究蒙古学，兼及藏学、满洲学和突厥学等。该系出版有《亚洲研究》杂志。 汉堡大学的中国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中国语言文化系设立于1909年，是德国最早的中国学系。该系有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两个研究方向。司徒汉的研究重点是先秦史和汉唐史、儒家思想史，毕少夫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诗歌，伯斯坦的研究重点是中国近代戏剧和历史。该系有学生300多人可以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该系图书馆藏有7万多种中文图书，以保留许多线装书为特色，有中文期刊100多种，以大学学报为主，编辑出版物为《远东学刊》。 慕尼黑大学的中国学专业设立于1946年。著名中国学家鲍吾刚曾担任该专业的主任教授，他的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该系有学生600人左右，可以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该系图书馆藏有中文图书5万多册，期刊240种（其中中文期刊占一半左右），该系的出版物为《慕尼黑东亚研究丛书》。慕尼黑大学从事有关中国学研究的系所还有三个：戈氏政治学研究所重点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人类学和非洲研究所从事中国边疆民族的研究，医学史研究所以中医为研究重点。 波鸿大学东亚学院设有中国语言文学和中国历史两个专业。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著名中国学家马汉茂主要研究清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与政治。中国历史专业的著名中国学家魏波多研究的重点是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该院的东亚政治专业和东亚经济专业分别研究中国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中国经济和经济史。各专业均可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该院藏书8万多册，期刊100多种，出版物有《波鸿东亚学院丛书》、《波鸿东亚研究年刊》、《中国论文集》丛书等。 海德堡大学的中国学系创立于1962年，有古代中国学和现代中国学两个专业。古代中国学专业以研究魏晋思想史和近现代文学史为主，现代中国学专业以研究中国现代史和中国科技史为主。该系有学生300多人，可以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该系的图书馆藏书4万多册。该校的艺术史研究所设有东亚研究室，以研究中国书法和艺术史为主。该系与中国学系共同编辑出版了《海德堡东亚研究丛书》。 特利尔大学语言文学院设有中国学系。该系从1981—1982学年度开始招生，有学生近200人，可以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该系的研究重点是汉语语法、中国古典诗歌、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近现代文学和思想史等。该系图书馆藏有中文书籍3万多种，其中包括《四库全书》，中国学期刊达100多种。该校的政治学系还设有东亚政治教授的职位，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和民俗学。 此外，杜塞尔多夫大学、厄尔郎根—纽仑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富莱堡大学、哥廷根大学、洪堡大学、基尔大学、科隆大学、莱比锡大学、美因兹大学、马尔堡大学等高校也都有中国学研究机构。 三、丰硕的研究成果 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的中国学研究蓬勃发展，硕果累累，出现了一大批国际知名的中国学家，现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傅吾康和他的明清以来的中国历史研究。傅吾康是著名中国学家福兰阁的儿子。1937年，傅吾康曾来中国访学。后来，他与天津南开大学毕业的胡隽吟女士结婚。1950年，德国汉堡大学聘傅吾康为中国语言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长。60年代，他曾受聘马来西亚大学创办中文系。1972年，中德建交，傅吾康是德国建交访华团的特邀代表和顾问。傅吾康的主要著作有：《中国近百年革命史》、《中国与西方》、《中国科举制度沿革史》、《明代史籍汇考》、《中国的文化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国手册》、《马来西亚华人铭刻萃编》等。他主张西方应克服"欧洲中心主义"更多地向中国人学习；他认为中国革命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上升和深化的过程；他在中国学研究中注重比较研究的方法。[3] 鲍吾刚和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鲍吾刚曾担任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先后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和香港、台湾、日本等地做过研究工作，1985年当选为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鲍吾刚的主要著作有：《中国人的名字——名、字和小名的构成规律及主要内容》、《中国人的幸福观》、《中国人的面孔》等，翻译有《百宝箱》等书。鲍吾刚认为，中国哲学思想各学派不同于西方思想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于"过去"的重视。他认为，中国社会发展至今都一直是向后看的，中国人的全部理想都是从过去吸取的，而对于未来却不感兴趣，但是随着19世纪东西文化的碰撞，中国哲学的视角也开始经历巨大的变化。他还认为，中国精神的强烈的历史性特点，决定了中国人把自我和自我的环境中的角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哲学对于社会的强烈兴趣就是这种自我观的结果。 马汉茂和他的中国文学研究。马汉茂是德国波鸿大学东亚研究学院的中国学教授曾多次到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日本、美国等地做客座教授。他主编有《中国论文》丛书。马汉茂主要从事中国文学的研究，兼及中国政治。他的夫人廖天琪是一位华人中国学家。马汉茂夫妇的主要著作有：《李笠翁戏剧：中国十七世纪戏剧》、《中国文学批评》、《来自台湾的中国故事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群众组织》、《中德政治经济词汇》等，还主持翻译了当代中国作家王蒙、冯骥才、巴金等人的大量文学作品。他认为，中国作家很有必要到外国留学，只有了解了外国才能真正地了解自己的祖国。他历数了鲁迅、巴金、郭沫若、冰心、老舍等的留学经历，认为近代中国的大作家没有一个是没出过国的。 德邦和他的中国诗歌和艺术研究。德邦先后在科隆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从事中国诗歌和艺术研究。他的主要著作有《〈沧浪诗话〉研究》、《忠实自然的褒奖——邹小桂的〈小山画谱〉》、《中国诗歌的历史、结构和理论》、《中国的思想世界：从孔子到毛泽东》、《中国唐代的诗人们》、《东亚艺术》、《湖上秋光——中国诗歌》、《世界艺术：中国卷——思想与社会》等。德邦认为，中国的诗歌从来没有独立出来成为一种艺术行当，而是作为人类思想灵魂的最高表达形式存在着。他认为中国的诗学还停留在广义美学的阶段。由于"诗人"大多情况下又朝廷官员，所以中国诗学也有着道德哲学的特点。在宋代以后，神人还兼有画家的身份，所以中国的诗学又带有画论的特点。 其他知名的学者还有：研究现代汉语的德籍华人学者乔伟、研究唐代文学和历史的嵇康、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葛林、研究中国当代政治经济的王海、研究宋代历史的迪特库恩、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德关系史的华人学者郭恒钰等人。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加强和中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将会引起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的兴趣，海外中国学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原载：《史学研究网》2005-1-1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1269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