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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发轫于17世纪在华的欧洲传教士的传教工作。早期汉学的第一阶段始于1552年耶稣会士沙勿略前来中国传教，终于1688年南怀仁的病逝。这个阶段由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占主导地位。其后便进入到了由法国人占主导地位的第二阶段（1688－18世纪末）（[1]，p.43）。这个阶段发生了西方传教士从传教活动到职业中国研究的渐变。法国在这个时期的汉学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起了不可取代的作用：法王路易十四于1685年派遣来华的“国王数学家”们将当时传教士们对中国的简单的、业余的记录转变成了职业的学术研究；法国的法兰西学院1814年创办的汉学讲座使得西方高等学府第一次把汉学列为正式学科，从而确立了汉学作为一门举世公认的专门学科在学术界坚不可摧的地位；正是继法国之后，俄、德、英、美等国也陆续设立了汉学研究机构或在著名大学开始举办汉学讲座，使得汉学研究在19世纪朝着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Sinology（汉学）一词也正是出现在19世纪。19世纪末第一份国际性的汉学杂志――《通报》也是由法国人创建的，它的出现更加促进了汉学的国际性交流。 《通报》创刊目的 《通报》创刊于1890年，原则上是每年1卷，但从1918年起，某些年份偶尔出现了中断。前10卷（1890－1899年）组成第1集(Série I)。1900年起为第2集第1卷（série II, vol. I）。迄今已经有近百卷，起初刊名全称是《通报，供东亚（中国、日本、朝鲜、印度支那、中亚和马来西亚）历史、语言、地理和民族学研究的档案》 （T’oung Pao ou Archives pour servir à l’étude de l’histoire, des langues, la geographie et l’ethnographie de l’Asie Orientale (Chine, Japon, Corée, Indo-Chine, Asie Centrale et Malaisie)）。不久，标题中干脆就省掉了“中国、日本”等国名和地区名，只称“东亚”，即《通报，或关于东亚历史、语言、地理和民族学的档案》 （T’oung Pao ou Archiv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langues, de la geographie et de l’ethnographie de l’Asie Orientale） 在创刊号中的声明中，主编清楚地提到了创刊的目的：“我们创立这份新的刊物，不是出于自己个人的自负，也不是想在已有的亚洲期刊中徒增一份来凑数，而仅仅是出于确信我们出版的这份杂志能够填补在远东民族研究中的一个令人遗憾的空白。”（[2], 第一集，第一卷，1890，p.1） 也正如其刊名全称所言，《通报》主要刊出研究东南亚各地，尤其是关于中国的历史、地理、语言、风土等方面的文章，也有书评和汉学家的生平传略，撰稿者大多是欧洲著名学者，多以法文刊出，也有英文或德文。《通报》的刊名也突出体现了“通报”与“交流”相关领域的信息的观念。 《通报》的编辑和出版社[3] 主编 《通报》的创刊者有两位，一位是法国巴黎东方现代语言专科学校和政治学自由学院的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 1849-1925）教授，一位是荷兰莱敦大学的首任中文教授薛力赫（又名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 1840—1930)。 考狄和薛力赫在1889年举行的第八届国际东方学者代表大会期间，决定创设一份致力于东亚研究的学术刊物。同时与会的荷兰莱敦的布里尔（E. J. Brill）出版社的两位经理和二位教授讨论了创刊的计划，双方一拍即合，很快，《通报》创刊号便由布里尔出版社于1890年正式出版了。 荷兰主编薛力赫教授于1903年去世后，由沙畹（1865－1918）接任，与考狄联袂主编《通报》。 第18、19卷（1917，1920年）的主编均为考狄独自一人，沙畹去世后，伯希和（1878－1945）作为联袂主编于1921年到任。 考狄1925年逝世后，伯希和独掌主编大权，直到1935年，一名来自莱敦大学的联袂主编戴闻达（J.J.L.Duyvendak，1889－1945）出任，该杂志重新拥有一个法－荷联袂编委会。 戴密微（1894－1979）于1947－1975年间主持该杂志。从1957年起与何四维（A. F. P. Hulsewé, 1910-1993）共同主编。 许理合（Erik Zurcher, 莱敦大学）与谢和耐（Jacques Gernet, 法兰西学院）从1978年起主编《通报》，他们修改了《通报》的副标题，使之变成《国际汉学杂志》，确认了很长时间以来就发展起来的一种事实。 自1993年起，该杂志的主编是伊维德（Wilt Idma，莱敦）和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巴黎）。 出版社[4] 《通报》自创刊起，直到今日，一直都是由布里尔（Brill）出版社出版。1683年，由Samuel Luchtmans在荷兰的莱敦城创建了该出版社的前身。1848年，布里尔家族从Luchtmans家族手中接管此出版社时，便将它的名字改为了今天著名的“布里尔”出版社。从此布里尔出版社便以为学术界服务为其鲜明特点，并将这一特色保留到今天。布里尔出版社与同位于莱敦城的著名的莱敦大学（创建于1575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730年布里尔出版社便被正式指定为莱顿大学的印刷商，时至今日，这种特殊密切的关系依然。现今的布里尔出版社作为一个一直以来都是独立的、商业性质的出版公司，总部仍设在莱顿，在美国波士顿、和日本东京均有办事处，并与英国、法国和德国出版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通报》的内容 《通报》由几个栏目构成，包括“学术论文”，“杂识”，“杂录”，“记事”，“评论简报”，“讣告”，“书评”，“按语和征询”等，多年来某些栏目有些变动。 学术论文Articles de fond 《通报》中最主要的栏目是“学术论文”(Articles de fond)。在这个栏目中通常会见到一些长达数百页的论文，其涉及的研究领域范围主要是东亚诸国，尤其是中国的史学、语言学、宗教、文学、考古学、艺术，也有为数不多的文章谈到了东方的科技，涉及到天文、历法、数学、制陶技艺、航海、火器、纺织等领域。 我们可以从下列的题目中看到早期《通报》（1890－1948年）所关注的一些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 1. 第一集第2卷 (1891) 《中国历法》（Der Chinesische Kalender） 2. 第二集第3卷 (1902) 《欧洲人来华前火器和火药在中国的发明及使用》（On the inverntion and use of the fire-arms and gunpowder in China, prior to the arrival of Europeans） 3. 第13卷 (1912) 《关于中国的代数》(Sur l’algèbre chinoise), 《“中国”名字的起源》（L’origine du nom de <Chine>） 4. 第22卷(1923)，《中国陶瓷历史小记》(Notes sur l’histoire de la céramique chinoise)。 5. 第30卷(1933),《十五世纪初中国的大型航海》（Les grands voyages maritimes chinois au début du Xve siècle）。 6. 第10－15卷(1909-1914年), 第21卷(1922) 连载《中国天文学的起源》（Les origins des l’astronomie chinoise） 杂录Variétés “杂录”栏目在创刊时就存在，此栏涉及的范围相当广，多是报刊、电讯或官方文件的节录，有国际学术会议、展览或政治谈判的内容或结果，也有对政治人物的介绍，及含有些政治倾向的文章。此栏目多少也反映了从法国和荷兰观察到的国际形势。 例如，第2卷（1891年）的“杂录”中有若干各种会议的记录，其中有“第九届国际东方学者代表大会（Le 9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orientalistes）”的内容简述。 在第7卷（1896年）的“杂录”中，有《与中国事务代表在柏林的会谈》(Interview avec le C hargé d’Affaires Chinois à Berlin)，和《中国政治家：李鸿章》(Un homme d’état chinois: Li Hong-tchang)。第11卷（1900年）中的“杂录”栏目中有《1900年世博会》（Exposition universelle de 1900）和《中国协会年度报告》（Rapport annual de la China Association）。 “杂录”于1904年停止存在了，但在第23卷（1924年）此栏目又短暂的再次出现，之后又销声匿迹了。 杂识Mélanges “杂识”也是在创刊时就存在的栏目，它含有一些简短的具有学术性质的研究札记，涉及到了某些特殊的学术观点。例如，在1900年出版的第11卷的“杂识”栏目中，可以看到薛力赫教授写的一篇名为《茶叶首次入荷记》（First Introduction of Tea into Holland）的文章，还有Chambeau的《关于几个节气的命名》（Des noms de quelques terms solairs）的短文。 从1950年起此栏目就消失了，之后有也曾有几次简短的重新出现。 记事Chronique 这是一个很能代表当代思想的专栏，在创刊时便存在，中间此栏目时断时续，但在1931年的第28卷中就彻底消失了。它按国家而对事件进行重新的分类集中，包括德国、美国、安南、中亚、俄属亚洲、奥－匈帝国、比利时、缅甸、中国、朝鲜、法国、英国和爱尔兰、英属印度、法属印度支那、日本、荷兰及荷兰的殖民地、俄罗斯、暹罗、瑞典、瑞士等国家和地区，传播各种信息，诸如学术讨论会的议程和进展情况、突出事件、探险、任命和颁发荣誉称号和奖赏。[3] 评论简报Bulletin critique和书评Bibliographie 从创刊开始这两个栏目就在《通报》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从一开始“评论简报”和“书评”在内容上的分界线就不太明确，二者都是关于当时著作的书评。譬如，在第24卷（1926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总目录中注明在“评论简报”栏目下的条目在正文出现时反倒是在“书评”的大标题下。从第25卷（1928年）起“评论简报”栏目干脆就不再存在了，而统一变成“书评”栏目。 “书评通常是以锋芒毕露的口吻写成”……它“汇辑了对西方语言、汉语和日语（极少量的其他语言著作，如马来语）著作的书评，但也包括对于中文古籍的刊本和再版本。”[3] 另外，“收到赠书书目”（Livres reçus）一栏自1925年起就开始存在了，后来通常被列在“书评”的栏目之下。 按语与征询Notes and Queries 此栏中通常是读者或编者或杂志的经常供稿者的来信，有的则是与大家共享自己的见闻或观点，有的是就某些汉学问题征询读者或编者的见解。 例如，在第一集第2卷（1891）的此栏中，有一则是关于笔者听到和看到的阿拉伯人和中国人的挤奶方法，这种挤牛奶方法能使得奶牛顺从并能提高奶产量，笔者在文中明确此文之目的是希望欧洲人能借鉴此法提高欧洲的牛奶产量。还有一则是笔者赞同《格智镜原》中关于中国“女娲补天”神话有所暗示的观点，即“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暗示着女娲发现了用煤炭作燃料并将此法传授给当地老百姓的说法。 由此可见，此栏目所不仅限于汉学方面的学术问题，凡是关于东方的生活见闻，都可以置于此栏与读者共享。 讣告Nécrologie 这个栏目中，某些学术名人的逝世消息被郑重地公诸于众，对逝者的生平成就有一个可长可短的回顾，最后对此人的逝世在其亲朋好友及学术界中所造成的损失表示遗憾。 在第26卷（1929年）的讣告中，就有伯希和为我国国学大师王国维的逝世（1927年6月2日）写的悼词。其中写道：“他还不到50岁，中国就失去了这位第一博学之人。” 但《通报》创始人亨利 考狄的逝世（1925年）并没有在次年的“讣告”中出现，反而是在1926年的第24卷的“学术论文”中出现，由当时在任的主编伯希和执笔撰写。考狄在汉学界尤其是在《通报》中的份量之重，由此可见一斑。 《通报》的查阅处 对《通报》收藏较全的是上海图书馆，在这里可以看到从创刊号（1890年）开始直到2004年近百卷的《通报》，但由于种种原因，上海图书馆没有收藏1949－1956年间、1966－1970年间和1993－1998年间的卷本。《通报》杂志本身将其1890－1899年出版的十卷称为第1集（Series I），从1900年起为第2集 (Serie II)，卷数重新从第一卷开始记数，故至今看到的2003年记为第89卷）。 其次，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有第1集（第1至10卷，1890� 99年）的1941年影印本，共10册（每卷1册）。1949年以后馆藏有第45卷（1957年），46卷（1958），47卷（1959），48卷（1960），49卷（1961�62），50卷（1963），51卷（1964），52卷第1至3期（1965），54卷（1968），均为原版。 据“全国期刊联合目录数据库”显示[5]下列的图书馆或研究所也收藏的有若干卷数，本文不再赘述各自所藏的卷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内蒙古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文理分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资料室。 参考书目： 1．何寅，许光华 主编，《国外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通报》（T’oung Pao）（1890－1948年） 3．[法] 洪怡沙，魏丕信,“《通报》杂志小史”，[法] 戴仁 主编，耿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pp.591-599。 4．布里尔出版社网站 http://www.brill.nl 5．全国期刊联合目录数据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