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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齐勇 一、“五伦”与“五常” “伦理”一词最初见于《礼记·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郑玄注：“伦，犹类也；理，分也。”这里的“伦理”指类别条理。那么，人类的社会生活条理，即人伦之理是什么呢？  郭齐勇（资料图 图源网络） 最早明确指出人伦之理的是孟子。孟子说：“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为）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又）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这就是俗称“五伦”的由来。上句话中，“契”音薛，相传为殷代的祖先。孟子的意思是，传说中的人文始祖，从教民稼穑开始，重视物质财富的生产，进而教化百姓，使人民懂得遵守基本的社会生活的规范。孟子的意思很明确，人与禽兽的区别在哪里？与动物不同，人类社群有人与人的基本关系、秩序及背后的道德价值。在道德价值背后还有人对终极性的天、天道、天命的信仰。  清·小墨妙亭本《中庸》（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中庸》里讲的“五达道”，即修养自己的五条最通达的道路：“天下之达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也就是说，人们正是在最基本的五伦关系中修身成德的。修身成德离不开家国天下，尤其是基本的亲属关系与社会关系。 《礼记·礼运》讲“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这里讲礼治的功能与内核，礼对于治理人心与天下的重要性。此外，儒家还提倡兄友、弟恭，夫义、妇顺，君惠、臣忠。这就指出了“父子、兄弟、夫妇、长幼、君臣相互之间的道德准则”。 汉代以后，“五伦”关系主要沿习《孟子》《中庸》的说法（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些伦常关系背后的道德价值，父子之间的是慈、孝、仁，君臣之间的是仁、惠、忠、义，兄弟之间的是良、悌、友、恭，夫妇之间的是义、顺，朋友之间的是信、义等。 “五常”指五种基本的道德价值原则“仁、义、礼、智、信”。孔子以前的思想家及孔子本人已分别提出了这些道德原则。子思、孟子明确指出“仁、义、礼、智”四德。西汉贾谊、董仲舒正式提出“仁、义、礼、智、信”等“五常”之道，将这五种基本道德原则视为人的“常行之德”。东汉班固等撰《白虎通义》和王充撰《论衡》，都指出“仁、义、礼、智、信”是“五性”、“五常”，重申它们为五常之道和常行之道。“五常”是中华民族最普遍、最重要的道德规范，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另外还有“四维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也是重要的德目。 人伦关系及其道理的“五伦”与内在道德的“五常”“八德”是有密切联系的，当然也有区别。所谓联系是指，“五伦”指人的社会存在、社会关系，其中包括社会关系、社会角色的道德价值，而“五常”“八德”指人在社会关系中、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原则。“五常”“八德”贯彻在、实现在“五伦”之中，或者说，透过“五伦”关系的实践，人们可以培养“五常”“八德”。两者之间的区别是：首先，“五伦”的关系是相对的、外在的、实然的、现实的状况，人的伦理角色之间还有交叉（如一个特定的人可以同时是人臣、人父、人子），“五常”“八德”则是天赋的、普遍的、超越而内在的、人的应然的、理想的状况。其次，“五伦”关系是他在的、被规定的，“五常”“八德”却是自我命令的、自律的。再次，“五伦”重在强调伦理关系的和谐，“五常”“八德”强调的却是其中的理念。 自孔子肯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以来，儒家学者一再阐明君臣、父子间的关系都是对等的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间都是相对相关的。在公共事务中，“君不君，则臣就不臣”；在私领域中，“父不父，则子就不子”。其中之“不”字，“包含‘应不’与‘是不’两层意思。假如，君不尽君道，则臣自然就会（是）不尽臣道，也应该不尽臣道（“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父子、夫妻关系也是如此。 传统五伦除君臣一伦外基本都是私领域。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必须具体历史地加以考察。早期的家国同构，使君臣关系有时也处在公私之间。但总体上，儒家关于公私领域是有区别的：“门内之制恩掩义，门外之制义断恩。”（《礼记·丧服四制》，郭店楚简中也有此句，只是“断”字为“斩”）门外以义为重，门内以恩为重。从人伦基础来看，父子关系重于君臣关系。处理父子、君臣关系以及两者发生矛盾、冲突时，儒家强调的是具体理性。 在郭店楚简中，“六位”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人首先是处于一定角色和关系中的，如此又各有其职其位，相应各有其德，需要按照既定的品质规范而行。关于个人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角色问题，楚简《六德》篇指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夫、妇、父、子、君、臣为“六位”；与之相应，此六位各有其职，分别对应于率人者、从人者、教人者、学习者、使人者和事人者，称为“六职”；此六职又各有相应之德，分别对应于圣、智、仁、义、忠、信，称为“六德”。第二，“六位”之间有内外之别，父、子、夫为内；君、臣、妇为外。第三，“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义”，“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极为重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六德》篇中，“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反应了早期儒家学说中最本质、最基础的伦理内容。儒家认为，对于父母兄长的孝悌和仁爱是发自于本心，内在于人性之中的，是人的真情实感。相对而言，“忠”和“信”的普遍性意味更为强烈。 战国时，“五伦”的人伦秩序处于逐步形成的过程之中，这是当时社会整合的需求。汉代文治政府的建立，出于社会治理及“内裕民生、外服四夷”的文治武功的需要，从西汉武帝时董仲舒等开始，朝廷全面倡导“五伦”秩序，有助于公序良俗的建构，对社会稳定起了重大的作用。到东汉章帝时，班固等编撰《白虎通义》，三纲六纪即成为大经大法。这对于形成中国，凝聚中华民族与中国社会，以及使中国人文明化，其中的正面价值高于负面价值。由于问题复杂，兹不赘述。 父子一伦，特指父母子女之伦常关系，这在今天仍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过去人们常说父子是“天伦”，意即任何人都无法选择父母，父母有责任与义务养育子女，子女有责任与义务赡养父母。父母慈爱，子女孝敬，是天经地义的。孝道反映的不仅是自然生命的延续，而且是文化生命的延续，不仅是社会伦理的秩序，而且是内在的道德价值。俗语有曰：“国之良民即家之孝子”；“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这些话都有一定的意义。家庭是人生最初的学校，亲情是每个人最终的精神港湾。仁爱子女、孝顺父母是生命与生活的切实体验。有了这一体验，慢慢由内而外，由己而人而物，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是仁爱之心推广、扩充的过程。当前，父母子女的伦常关系面临极大的挑战，包括房产等在内的经济利益的纠纷裂解亲情，老人生老病死的经济负担过重，高龄化社会使超高龄老人的赡养成为大的难题。农村留守老人应得到关爱。在社会养老机制、法律保障的前提下，政府与社会应多渠道、多途径解决老百姓，特别是老人的“养生丧死而无憾”的问题。我们还是要提倡以子女为主，子女、社会与政府共同赡养老人的方式，政府与社会要平抑老人重病、临终与丧葬的高费用，解决“病不起”“死不起”的问题，使收费合理化。全社会都应鼓励、支持、提倡“孝养父母”，并为之提供一定的条件。 夫妇伦理。在大家庭解体，核心家庭普遍化的时代，夫妻一伦尤为重要。有人说，夫妻是朋友。诚然如此，父子也可以是朋友，但夫妻、父子的角色定位及相互关系有特别的内涵，不是朋友一伦可以代替的。在男性中心主义逐渐被扬弃的时代，妇女在家庭、社会作出的贡献及相应的地位与传统社会已不可同日而语。夫妻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敬爱与忠诚，仍是最重要的，这是夫妻关系稳定的前提。“二奶”现象对夫妻伦常之道有极大的破坏。离婚率过高，影响社会稳定，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留守妇女问题，离土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夫妇的夫妻生活及其家庭的整全性问题，应得到政府、社会的高度关注。全社会都应积极维护夫妇伦理，维护家庭的和谐稳定。 《大学》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里再次阐明了君德为仁，臣德为敬，子德为孝，父德为慈。而国人，即古代城邦中的人，其交往之德为信。张岱年先生说：“这里强调了‘国人’的相互关系，国人的范围又大于朋友，这是《大学》的新观点。”国人比朋友的范围大，其中有大量陌生人。 公民社会的交往伦理当然要突破古代的交往伦理。我国台湾地区经济起飞之父李国鼎先生等在1981年提倡建立第六伦：“群己”一伦。李国鼎在《经济发展与伦理建设》一文指出：“台湾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群己关系受到私德败坏的影响，致形成经济进步、道德落后的现象，亟需建立五伦之外的‘第六伦’群己关系的社会公德。第六伦的作用，在维护社会的稳固、调和与成长，使其成为国民人格不可分离的部分，进而促进生活素质与社会的健全发展。”“第六伦”就是个人与社会大众的关系。李先生等认为“五伦”都是私德，“第六伦”才是公德。他把私德与公德绝对地对立起来了。实际上，私德是基础，私德可以推为公德。中国文化、儒家传统中有丰厚的公德的资源。李先生等基本上还是西化的观点，对“五伦”“爱有差等”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对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化的关系亦缺乏全面、辩证的看法。 韦政通先生引述、评论了李国鼎、孙震先生等关于“第六伦”的讨论，他指出：“‘伦理’不只是关系，还应该包括使这种关系合理化的‘理’。”“近代思想中有一个现成名词可用，那就是‘群己权界’，‘群己’指关系，‘权界’就是使这种关系合理化的理，这是1903年严复翻译穆勒《论自由》的中文书名（《群己权界论》）。”“一个社会既工业化、现代化，在家族亲友之间又保持适度的感情，是可能的；一个社会既讲求法律、制度、契约，又讲求人伦、亲情，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只是各有其有效范围，不得任意扩张。”韦先生又指出：“广义的伦理可以包含法律，法律却不能取代伦理，伦理除法律与守法的问题之外，还大有事在，人间的关系除权利义务关系之外，还有许多复杂的关系，其中有些关系不是靠法律能处理的”较之李先生等，韦先生的看法显然学理性强一些。但韦先生也有把公私德对立的倾向，且把“五伦”作为特殊主义，“第六伦”作为一般主义，也是有问题的。其实，“五伦”的基本精神在当代也是可以转化为普遍之道的。 儒家有丰富的群己关系的智慧，有“成己”与“成人”、“立己”与“立人”、“己达”与“人达”之论。在“己”与“人”的关系上，孔子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就是忠恕之道。成就自己是在成就别人的共生关系中实现的。成就自己，同时必须尊重别人，不尊重别人，也不能成就自己。儒家的“为己”、“成己”、“反求诸己”之学，肯定“人人有贵于己者”（《孟子·告子上》），肯定主体的内在价值，肯定自我，并在道德实践和政治诉求上，表现了“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自我的完善与实现，脱离不了家国天下的完善与实现。孔子主张“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大学》主张，“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以“修身”为中轴，把“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所谓“内圣”与“外王”的统一。这种思想传统亦说明了中国人在交往理性上并不会发生困难。中国古代哲学有关群体和谐的话语，路人皆知，兹不赘述。在人与终极的天，人与自然、他物，人与社会、他人，人与内在自我的关系问题上，在人之世代生存的时空问题上，中国文化与哲学有丰富的资源。 在个人与社会、国家、大群的交往上，我们提倡“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尽己之心，讲求奉献；在个人与陌生人、与他者的交往上，在不同国家、民族、宗教、文化的对话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提倡“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之心，将心比心，宽容厚道。这就是“群己”这一新伦之“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