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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乌龙茶的诞生，也像其他茶类一样，很难说清它的具体时间。但它不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源远流长。应该说，它是脱胎于历史上更早的茶类乌龙茶源于武夷山，这在中国茶界是基本公认的史实。但是长期以来，在报刊中也偶见不同说法，本文就乌龙茶发源于武夷山问题进行进一步佐证，考诸历史，关于武夷茶的记载有： 关于乌龙茶的起源，清布衣文士王草堂在其《茶说》作了详细记载：“武夷茶采后，以竹筐(当为筛字)，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阳羡山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罗、龙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纯。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红半青。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茶采而摊，摊而扌鹿(摇之意)，香气越发即炒，过时不及皆不可。既炒既焙，复拣去其中老叶、枝蒂，使之一色。”此文被当时(1717-1720年)在崇安县(1989年改名武夷山市，下同)为令的陆廷灿编入其《续茶经》。 唐代元和年间孙樵(806—820年)《送茶焦刑部书》：“此徒皆春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碧水丹山(指武夷山)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贱用之”。徐寅(894—898年)《谢尚书惠腊面茶》诗：“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飞鹊印成香腊片，啼猿溪走木兰船，金槽和碾沉香末，冰棍轻涵翠缕烟，分赠恩深知最异，晚铛宜煮北山泉。”可见，当时武夷茶已作为馈赠珍品，并提到研膏、腊面的制法，说明了武夷茶的栽制更早于此时。 宋代范仲淹(989—1052年)《斗茶歌》：“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苏轼(1037—1101年)《咏茶诗》：“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说明宋代已将武夷茶作为贡品。元代大德六年(1320年)设置御茶园于武夷九曲溪的第四曲溪边，制龙团五千饼入贡。此时武夷茶已单独入贡，名声从此日渐扩大。 明代万历年间(1573年)徐火勃《茶考》：“山中土气宜茶，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陆转，鬻之四方，而武夷之名，甲于海内矣。宋元制造团饼，稍失真味，今则灵芽仙萼，香色尤清，为闽中第一。”于是贡额累增，崇安贡茶达470.5公斤，约占全国贡茶2011公斤的四分之一。 清代释超全(即阮文锡)《武夷茶歌》：“景泰年间(1450—1456年)茶久荒，嗣后岩茶亦渐生，山中籍此稍为利。……凡茶之候视天时，最喜天晴北风吹，苦遭阴雨风南来，色香顿减淡无味，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如梅斯馥兰斯馨，大抵焙时候香气。”陈述了当时武夷茶犹如今天乌龙茶制法中气候与品质间的关系，以及天然的花香品质特征。1717年任崇安县令的陆延灿在《续茶经》中引述王草堂的《茶说》：“武夷茶……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色青渐收，然后再加炒焙，阳羡齐片祗蒸不炒，火焙以成。松萝龙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纯。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茶采而摊，摊而扌鹿，香气发越即炒，经时不及皆不可。既炒既焙，复拣去其中老叶枝蒂，使之一色。”这些记载与当今乌龙茶制法以及品质三红七绿的要求，是相同的。1751年，董天工《武夷山志》：“第岩茶反不甚细，……烹之有天然真味，其色不红”，与今天乌龙茶的采摘要有一定的成熟度，茶汤不宜红的要求，如出一辙。武夷茶自元至清，一直处于兴盛时期。 史籍中留下的可贵记载，说明了乌龙茶制造技术与历史上的武夷茶制作技术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可以说，乌龙茶约肇始于16世纪的明代，盛行于清代。明代是我国制茶继往开来，在技术上有较多创新的时期，一反把茶叶碾碎或杂以其他香料的制法，以保持茶叶原有的形色香味，把绿茶蒸青改为炒青，并推动了乌龙茶等其他茶类的创立和发展。与此同时，闽南安溪在历史上选育和繁殖了不少适制乌龙蔗的优良品种，并在制造技术上精益求精，虽然缺乏较早的有关历史文献，但亦不能就此认定安溪与乌龙茶的创制无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