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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是先秦以来儒家系统中最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国后期封建社会在文化思想领域中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从学术成就上看，他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宋明理学最突出的代表。从他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上看，朱熹在中国古代学者之中，可算是屈指可数的几位伟人之一。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有两个最繁荣的时代，一个是先秦时代，另一个是宋明时代。宋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哲学思想家出现最多、思想水平最高的时代。以朱熹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宋明理学，是先秦儒家思想新的发展。 朱熹是婺源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规定，公民的籍贯应以本人出生时祖父的居住地为准，若祖父又迁移他处，该公民的籍贯不再随之更改，仍称为其祖父旧居住地人。中国古代，亦是如此。朱熹出生时，他的父系朱姓一直居住在婺源。因此，朱熹虽出生在福建三明尤溪，但他仍是江西上饶婺源人。 从朱熹的家世看，他的祖辈世代为“婺源著姓，以儒传家”，在婺源很有名望。据江永编著的《近思录集注·考订朱子世家》记载：“唐末，有朱古寮者，世为婺源镇将，因家焉。”自朱古寮传至朱森为第七代，为朱熹之祖父，“以子赠承事郎，森生松，为朱熹之父。朱松字乔年，号韦斋，官吏部”。宋政和八年（1118年），朱熹的父亲朱松（1097—1143年），登进士第，授廸功郎，任福建政和县尉，“举家徙闽”。宋宣和五年（1123年），朱松调任尤溪县尉。朱松在闽为官期间，朱熹随母亲侨居尤溪、建阳、崇安一带。 朱松少年时，是二程（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再传弟子罗从彦传等人的高足。父亲的理学思想和重文教的执政理念对朱熹影响很大。朱松在福建政和等地为官，关心民瘼，轻徭薄赋，使乡民安于农桑；废除严刑峻法，施理学教义于民，对民间诉讼以调解以息其争；大兴教育办书院，不仅亲自讲学督课，还广延饱学之士讲学，以教当地生员。在朱松的倡导和努力下，政和文风崛起。据《政和县志》记载：自朱松创办书院始，政邑读书者倍增，人才辈出。从南宋绍兴（1131—1162年）至明清，先后出过15名进士、45名举人、381名贡生。为感朱松的德治政绩，政邑士民于星溪书院建立一座“韦斋祠”（“韦斋”朱松号），春秋二祭。朱熹日后的为人为官为学，无不深受父亲的影响。 《宋史》本传记载：“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嘉问曰：‘天上何物？’”这说明朱熹自幼就是一个具有强烈求知欲望的人。朱熹出身于婺源的儒学世家，而父亲朱松是在二程理学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儒生，对儿子的要求自然是按照儒家学做圣贤的目标去实行。据《朱子年谱》中记载，朱熹在10岁时就“厉志圣贤之学”，每天如痴如迷地攻读儒家书。他自己回忆说：“某十岁时，读《孟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受家风影响，朱熹从小便立志要做圣人。在他日后的教学生涯中，他常教育学生说：“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他的父亲生前好友、他的老师李侗赞扬他：“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诧难，体人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亦深矣。”并说他“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罕有。”（《朱熹年谱》）。 朱熹14岁时，父亲就去世。年少的他，遵照父亲遗嘱的安排，师从父亲生前好友刘子翚、胡原仲、刘致中、刘彦冲、李侗等当时的理学大师。 从教半个世纪 从朱熹的生平看，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读书、讲学、著书和注释儒家典籍。 朱熹一生，自19岁考取进士（主考官蔡兹对人说：“吾取一后生（朱熹），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到71岁去世，共52年，经历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南康知军、提典江西刑狱公事等职，后由赵汝愚推荐升任焕章阁侍制、侍讲（皇帝的顾问和教师）。共被授官20多次，但屡遭排挤，“仕于外者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朱熹年谱》）。虽然为官为政时间短，但他却做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政绩显赫。他的政治主张主要体现在主张富国强兵，抵抗金兵的侵扰，反对屈辱求和；“以口数占田”，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推行“社仓”制度，对农民减轻赋税，禁止豪强地主高利贷敲诈剥削。除去做官，其余43年，他都过着讲学著书生活。他仕途坎坷，很不顺意；可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却卓有建树。 [NextPage] 两宋时期，学术上造诣最深、文教上影响最大的人，非朱熹莫属。 朱熹在做官的九年中，从没有放下过教育。他任“知南康军”时，上奏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修建“白鹿洞书院”，拨专款购置书院产业，亲自讲学，订立学规。朱熹制定的学规，名为《白鹿洞书院揭示》，共五条。第一条，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五教之目”；第二条，以《中庸》所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为学之序”；第三条，以“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修身之要”；第四条，以“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事之要”；第五条，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这个“学规”总结了孔孟以来儒家的礼教体系，体现了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际关系准则，后来成为我国书院学规的标准，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任职湖南期间，朱熹大规模重建岳麓书院，置田五十顷，为书院养士之费，亲自坐讲，延聘名师讲学，书院学生人数多达千余人，时谚说“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书院在南宋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力倡书院教育直接有关。 朱熹一生在闽赣浙皖湘各地书院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刻印发行，并广搜资料，作《四书集注》。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成为宋元明清教育的教科书。他在讲学活动中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完整的理学体系，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他的门人黄斡说：“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论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朱熹行状》说：“自周以来，任传道之意，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日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清人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晦翁学案》指出：“（朱子之学）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注释，被奉为全国通行的标准答案。朝廷以此取士，学子以此做学问。他在教育中主张分大学、小学两级。小学要注重日常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以及礼、乐、射、御、书、数之业；大学则要注重格物、致知，以致治国、平天下之道。后世，称熹为“朱子”。这说明，他对我国教育事业贡献极大，与孔子并重。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又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卓绝的成就。 朱熹与上饶 南宋以后，上饶理学名家璨若群星，这与朱熹在上饶的影响不无关系。朱熹讲学的足迹遍及上饶各地的书院，故旧不少，门生众多。 两宋时期的饶州和信州，经济发达，人文昌盛，是朱熹最喜欢的地方。王安石的表弟吴孝宗在其所著的《余干县学记》说：“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江南既为天下甲，而饶人喜事，又甲于江南。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其美如此。”《上饶县志》记载：“吾信州为闽之门户，文公（朱熹）游学四方，必道出焉，故信之山水最为赏爱，至今深山穷谷，虽土人亦罕至，而往往有公（朱熹）遗墨然，莫可考矣。鹅湖以讲道特显，怀玉、三清又平生所愿游，每见于书礼间不一而足，南岩去郡始绝溪而南半里许，公盖常至焉”。 [NextPage] 朱熹一生不仅频繁来往于饶州、信州，而且常在上饶的鹅湖寺、带湖书院、象山书院、博山书院、南岩寺、章岩寺、怀玉山、银峰书院、双桂书院、忠定书院、东山书院等处讲学、读书、静思、著书。《广信府志》存录有朱子的《玉山讲义》，信州区博物馆存有朱熹的六经图碑、紫阳遗墨等。朱熹在余干东山书院一边讲学，一边注释《离骚》，完成了《楚辞集注》。每到南岩寺，“朱子常憩数月，聪其所居”《广信府志》）。南宋淳熙二年至绍兴五年的19年(公元1175—1194年)间，朱熹多次上怀玉山讲学，与陆九渊、吕祖谦、汪应辰、程珙曾等人切磋学问，或“遂入怀玉，深山静坐数月”写《四书集注》（朱熹给吕祖谦的信）。至今，怀玉山还有一棵朱熹栽的梨树。 朱熹与辛弃疾是好友。朱熹称辛弃疾是“今日如此人物，岂可易得”的人才。辛弃疾对朱熹在学术上的成就称赞说：“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朱熹逝世，辛弃疾为朱熹写祭文赞道：“所不朽者，重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抗金志士、爱国词人、哲学家陈亮是朱熹的好友。陈亮称赞朱熹的抗金意志“赤手丹心扑不灭”。他们三个人经常相约于铅山鹅湖寺、紫溪观音寺等地极论世事和切磋学问。朱熹与张栻、吕祖谦等人都是好友，他们经常相聚在上饶各地的书院会讲（“会讲”是中国古老的学术研讨方式，由老子开创，通过讨论、辩论达到不断提高。“鹅湖之会”后，这种学术研讨的方式成为中国文化创新和发展的主要形式），被当时的人称为“东南三贤”。 朱熹在上饶的学生众多，有名气的有陈文蔚、施师点、余大雅、程端蒙、饶鲁、柴元裕、赵汝靓（赵汝愚弟）、赵崇宪（赵汝愚儿子）等。施师点逝世时，朱熹写诗“哭一施”。陈文蔚在《陈克斋文集》中，录有八篇朱熹书信。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春夏之交，朱熹、陆九龄、陆九渊、吕祖谦等100多位学者在鹅湖寺举行了为期5天、开中国书院“会讲”之先的学术辩论会。这场由吕祖谦发起的鹅湖之会，在学术界影响深远。陆九龄接受了朱熹的治学方法，吕祖谦给朱熹的信中说：“子寿（陆九龄）前日经过，留此二十余日，幡然以鹅湖所见为非，甚欲着实看书演讲。”他告诉朱熹陆九龄更重视读书了。“鹅湖之会”后三年，朱熹上怀玉山认真回顾鹅湖之辩，于是追和陆九龄之诗而赋诗一首：“德义风流夙欣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过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岭。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欲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朱熹肯定“鹅湖之辩”的作用，使旧学商量更加深邃周密，新知涵养转深沉，即新旧知识更加周详深入。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对学生说：“示瑜竟辩之论，三复帐然，愚深欲劝同志者，兼取两家之长，不轻相诋毁。就有未合，且置勿论，而力勉于吾之所急。”又说：“南渡以来，八字著脚，理会实功夫者，惟某与子静二人而已，恭实敬其为人，老兄未可以轻议之也。”鹅湖之会，不仅对朱熹陆九龄二人学术思想相互促进，而且对两派弟子影响巨大。会后，与会的两派弟子也如他们的老师一样经常相约于书院会讲和书信往来讨论学术。后世学者常通过书院会讲或书信来往进行学术争鸣，由此起。 因为有公元1175年的朱陆“鹅湖之会”，后儒景其风流，仰其道德，建“四贤祠”（朱熹、陆九龄、陆九渊、吕祖谦）、建“文宗书院”、建“鹅湖书院”。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康熙帝亲自书赐鹅湖书院“穷理居敬”匾一面和“章岩月朗中天镜，石井波分太极泉”楹一对，赞扬朱熹讲学史迹和学术理论功绩。 南宋庆元六年（1120年）三月，朱熹病逝于福建省建阳县考亭家中，享年71岁，是年十一月葬于建阳县唐县里大林谷，辛弃疾为其撰写祭文。参加葬礼的朱熹故友和朱熹门生，数千人。(郑大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