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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一词最早见于唐代诗僧释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另据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条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唐末刘贞亮在《茶十德》中更指出茶可以：“利礼仁、表敬意、可雅心、可行道”等。可见，早在我国唐代就已经饮茶有“道”了。 饮茶而言道、有道并因茶入道，这当然要归功于茶圣陆羽了。陆羽在《茶经》这部旷世巨著里，首次把饮茶从生活领域提升到精神品饮和艺术创造的高度，不但使饮茶程式化，更使饮茶艺术化了。他细分十事，详加评说，使茶道初具规模。饮茶至宋代已蔚为大观，出现了许多热衷于品茗艺术的文人雅士，如蔡襄、黄儒、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等。甚至连一些帝王贵胄也加入到茶人行列，为茶道推波助澜。如宋徽宗以帝王之尊，就曾亲自碾茶、煎茶，并写有一部茶学专著《大观茶论》。他们或以语言文字入茶，或以艺术修养入茶，或以佛法禅机入茶，或以自我人格及大自然的真情入茶，使中国品茗艺术真正从日常煎点提升到精神品饮的境界上来，茶道过程中那种雅洁、清静、空灵、平和、率真的精神追求也逐步完善，为中国茶道的最终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茶道历元而降至明清时，已渐呈衰落之势，如山涧寒泉，给人以冷寂感。明清时的茶道往往流传于文人雅士间，成为中国文化的一股清流。近年来，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和生存条件的进一步改善，茶道又渐呈发展趋势。我个人以为，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融汇了儒家、道家及佛家精华，成为东方文化艺术殿堂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是具体的茶事实践过程，同时也是茶人自我完善、自我认识的过程。茶人通过品饮而悟道，这种过程就称作茶道。或者简单的讲，品饮者对茶的觉悟，称作茶道。由此可见，茶道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修证范畴，是要实修实证的，不仅要在“理”上认知，更要在“事”上修证，而非仅仅停留在认知或研究的层面上。如同参禅一样，研究公案、阅读禅宗史料充其量只能算作文字禅，其实和悟道没有多大关系。 古往今来，谈茶论道的人很多，从唐陆羽、皎然、封演、卢仝、陆龟蒙、皮日休到宋蔡襄、苏轼、黄庭坚、赵佶及明清时的朱权、许次纾、张岱、张源、陆树声、罗禀、袁枚、冒襄以及近代的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都以其人格及文化修养，不断充实和丰富着茶道内容。 而禅门历代的高僧大德们和茶道的渊源就更深了。 禅宗形成于我国隋唐时期，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相标榜，虽然奉菩提达摩为中土初祖，且直指灵山会上佛陀拈花、付法摩诃迦叶之事，但禅宗实在是佛教和儒家、道家相融合的带有强烈的汉文化趣味的产物，因而为历代文人雅士所欣赏、推崇，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至晚唐时，全国约八成以上寺院皆为禅寺，出现了无寺不禅、无僧不禅的鼎盛局面。由于坐禅易致昏沉，所以“皆许其饮茶”，以至于“人自怀挟，到处煮饮。”（唐·封演《封氏闻见记》）禅门茶风兴盛一时。 我国茶文化诞生于两汉之际，兴盛于唐宋之间，衰落于明清之后，其兴衰期恰好与禅宗发展不谋而合，所以禅门与茶结缘，实在是诸缘合和的必然结果。1987年4月，陕西法门寺出土了举世瞩目的唐宫茶具系列，唐僖宗依照唐密曼荼罗坛场仪式，将茶器和佛骨舍利秘藏在法门寺地宫里，这大概是佛教与茶结缘的最有力的证据吧。 盛唐时期人称赵州古佛的赵州从谂禅师不仅自己喜欢吃茶，还经常以“吃茶去”三字接引学僧，禅语法言流布天下丛林。南宋时浙江余姚径山寺里茶道盛行，有一套严格的茶道程式，据说日本茶道最初就是从这里流传过去的。宋代高僧圆悟克勤大师更是深得茶中三昧，据说曾手书“茶禅一味”四字，流传东瀛。这些古代高僧大德们饮茶的真正目的当然是为了参禅证道。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且不发”，成为禅门修道的最好辅助。这些古代的高僧大德们最早将禅平等、真切、精微而又空灵的精神贯注于茶道中，并对中国茶道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和作用。 邻国日本的情况则值得我们关注。日本临济宗荣西禅师遣宋留学回国后，将茶种植于禅寺旁，并著《吃茶养生记》一书，流传禅林。之后大应国师又将中国寺院饮茶方式传至日本，禅僧们开始将饮茶和参禅结合了起来。珠光禅师是后大德寺宗纯一休禅师的法传弟子，他在寺院旁结草庵，并制定茶规，成为日本茶道的创始人。珠光禅师说：“茶道的根本在于清心，这也是禅道的中心。”并最终提出“佛法存于茶汤”的见地。日本茶道巨匠千利休在《南方录》中写道：“佛之教即茶之本意。汲水、拾薪、烧水、点茶、供佛、施人、自啜、插花焚香，皆为习佛修行之行为。”可谓道出了茶道的秘密。千利休将珠光禅师的数寄屋茶道进行改良后大力推广，倡导“和敬清寂”的日本茶道精神，最终创立了千家流茶道，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当今世界文化产生着深刻影响。所以提倡茶文化，提倡茶道精神一定要将禅的精神融入到茶事过程中去，茶禅一味，禅茶互参，没有对禅的理解和感悟，没有对茶道精神的追求，没有对茶事过程的实践，没有对茶器的爱惜呵护，没有对茶汤的真切体会，是很难将两者相融合的，也就谈不上茶道乃至茶道精神了。所以我个人以为，提倡中国茶道，除了儒家的“中庸”、道家的“无为”精神外，一定要将禅“平等”“空灵”的精神融入进去，始终将“雅洁、清静、平和、空灵、率真”的中国茶道精神贯彻在茶道实践中，如此，方有茶道可言。 谈茶论道离不开茶艺。茶艺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茶叶冲泡技艺，虽然只是“技艺”，但也是实践茶道精神的基础，因为“艺可载道”。离开茶艺而奢谈茶道精神容易流入空泛；而没有茶道精神的茶事实践活动又容易落入平庸。因此，如何将两者很好的结合至关重要。 陈文华先生在《论当前茶艺表演中的一些问题》一文中指出：目前，关于茶文化的许多名词术语存在一些模糊甚至是混乱的认识，茶艺界有许多人常常将茶道、茶德、茶艺混为一谈，弄不清茶道和茶艺的区别，如有的叫茶艺馆，有的叫茶道馆。有的称茶艺表演，有的称茶道表演。需要进行深入的讨论，加以界定，以求取得统一的认识……早在唐代，陆羽在《茶经.一之源》中就指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即饮茶者应是注意操行具有俭朴美德之人，陆羽已经对饮茶者提出品德要求，喝茶已不再是单纯的满足生理需要的解渴了。唐末刘贞亮在《茶十德》中更指出：“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可见，早在唐代就已经喝茶有道了。可以将刘贞亮提出的茶德视为对诗人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三饮便得道”和“孰知茶道全尔真”句中之“道”和“茶道”的诠释和充实。由此可见，茶道应追本溯源至唐代皎然、陆羽时期，当然，它还不如后代如日本茶道那么明确具体。 先生所言极是，应该将茶道精神始终关注在茶艺实践过程中。 说到茶道精神，不能不再说一说陆羽《茶径》。有些学者以为，陆羽《茶经》只重“术”（即煎茶之方法）而不重“道”（即饮茶的精神追求），这是很不客观的。我个人以为，陆羽《茶经》始终是围绕着“道”来谈“术”的，是一部论“道”之作。“道”在哪里？“道”在其中。《论语.八佾第三》：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夫子的回答真是太妙了，这“问”的过程就是“礼”呀。《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复次须菩提。随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 四句偈是什幺？古来众说纷纭，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头，值得去参。那么，陆羽在《茶经》里是否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话头呢？对此，国内外许多学者从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及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的诗文中早有“茶道”一词来进行讨论说明。其实“道”是无处不在的，“道”在哪里？“道”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应用到茶事上，“道”就在茶莒、茶釜、茶碗、茶橐中，所谓“一旗一枪，一饮一啄莫不是道”正是这个道理。所以，陆羽《茶经》里的“道”已具体物化到诸如茶莒、茶釜、茶碗、茶橐、散茶、粗茶、饼茶中，已物化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是民众“不可须臾离”的茶之“道”。而且我个人还以为：陆羽《茶经》里不但有茶道，也有煎茶技艺，也有茶文化，也有茶人，也有茶器，也有茶具等，只要我们细心体味，一切无不具备，《茶经》之所以成为茶学著作的一座丰碑，也正因如此。 正因为陆羽《茶经》是一部论道之作，因此也遭到了后世某些学者的诟病，并对陆羽将茶著作置于六经之列颇多微辞，在这些人眼里，存在于寻常百姓“开门七件事”之一的“茶”中的“道”，是不能以“茶道”称谓的，充其量只能叫做“茶艺”。如明·李维桢《茶经·序》：“而以拟‘经’之故为世诟病，鸿渐品茶小技，舆六经相提而论，人安得无异议！”茶圣如陆羽者遭遇尚且如此，后世茶人所面临的种种尴尬也就在所难免了。 还是引用陈文华先生《论当前茶艺表演中的一些问题》的原文作为本文的结束：总之，茶道精神是茶文化的核心，是茶文化的灵魂，是指导茶文化活动的最高原则。我们应该根据茶道精神来从事茶文化活动。一切有悖于茶道精神的行为，都要加以纠正、克服，使中国茶文化事业永远沿着健康、文明的道路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