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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认同的形成 邓曦泽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27卷第1期） 华夏族民从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保持着对本文明体系的高度认同，并且这种认同对这个体系作为一个庞大国家的领的完整、政治统一，以及体系内各种交往的有效进行，发挥着极大的促进作用。能象中华文明这样在一个广大区域内数千年保持高度认同，在世界文明史中绝无仅有。 一、中华认同的形成问题 从春秋以降天下大乱开始，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前后达550年，经历了约30代人。而从春秋开始，大国兼并小国，到了战国，主要是七雄把持天下。群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兼并其他诸侯，统一天下。让人奇怪的是，为什么群雄不是越打越远，而是越打越拢，最终统一？当时，居然没有一个诸侯会这样想：“我退出竞争，退出周王建立的天下秩序，自成一统，我不与别国争，不吞并别国，别国也不吞并我，大家相安无事，各自为政。”诸侯想的都是如何吞并别国而统一天下。关于中华认同的形成，春秋战国时期是关键。历经长久、广泛而严重的动乱，天下居然没有散，反而形成了更加稳固的秦汉大一统模式。是什么原因使得诸侯国只思聚而不思散，最终统一为一个国家呢？这是中华认同的关键问题。 与中华认同构成鲜明参照的是，欧洲文明也很古老，但是，欧洲没有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以欧洲为区域的国家认同。虽然我们可以把基督教视作欧洲基本文化认同（至少是其重要部分），但是，这种认同与中华认同的差异颇大，因为中华认同是一种综合认同，不仅是文化认同（道统、学统），并且是政治认同（政统，虽然周秦有巨变），还是地域认同，并且地域认同非常明显和强烈。历代官方关于保障金瓯无缺的政见、政策、行政军事措施很多，并且，在文化倾向与心理上，无论官民，都希望国家领土完整统一，这从历代的边塞诗、促统诗，可见一斑。比较而言，欧洲国家林里，各自为政，虽然可以说形成了基督教认同，并且不断有人试图整合欧洲，但是从来没有形成一贯的欧洲认同。欧洲认同区别于基督教认同的一个特征是：欧洲认同必须蕴涵地域认同，而基督教认同则不必。二战后，欧洲进入新的整合历程。从1946年9月丘吉尔曾提议建立“欧洲合众国”开始，到1967年正式成立的欧共体，到1993年的欧洲联盟，再到2009年选出“欧盟总统”（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欧洲越来越象一个“国家”了。 中华认同的形成，是过去的事；欧洲认同能否最终形成，是当前的事。如果欧洲认同真能形成，欧洲整合为一个国家，将对未来世界产生巨大影响，会导致世界地缘政治的深刻改变。在今天，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影响是渐进的，我们看不到它有苏联成立、苏联解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类事件的直接而巨大的影响，但是，国家认同的形成及其影响，根本不能着眼于短期来考量。几十年对于国家认同是小尺度，百年算是中尺度，数百年才算得上大尺度。所以，考察中华认同，不但对我们加强中华认同有裨益，且对我们理解当下的欧洲认同问题，也有裨益。 二、中华认同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基础 中华认同是一个具体的认同事例，对此类认同的一般概括则是国家认同。其实，国族认同这个概念更准确，因为国族认同的涵盖范围比国家认同宽泛，中华认同更应该视作国族认同。 如何理解国族认同的形成呢？我认为可以从两个维度进入。一是经济、政治、文化这个框架及其次序（尽管这一组概念自身的区分尚有问题，但目前尚无可替代的概念来理解一个社会），二是时间。前者针对的是，国族认同须在经济、政治与文化这个结构中理解，并且是从经济开始导引，按照经济、政治、文化这个次序形成。后者针对的是，经济、政治、文化这些因素在不同时间所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 根据这两个维度，可以这样理解国族认同：国族认同属于文化现象，更具体地说，是一种文化情感，但是，情感只能说是国族认同的最终表现，并不意味着国族认同是从情感开始形成的。就形成过程看，国族认同不是自变量，而是因变量，它受经济变量与政治变量的严重影响，但是，国族认同形成后（时间维度），它不再是因变量，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对经济与政治这两个变量的依赖，能够发挥近乎自变量的作用。 人类最基本的交往是经济交往，这对于任意群体的成员之间的交往都适用。并且，这里的经济交往不是广义的利益交往，而主要是指物质利益交往。因为任何人首先需要满足基本的物质需要，才谈得上其他需要与发展。经济交往会面对如何交换、分配的基本问题。在经济交往时，如果对每一次交往的具体方式都采取临时协商的方式，则交往成本巨大。为了降低交往成本，需要商定一些处理一类交往行为的规则。一旦涉及规则，就涉及规则的制定、执行等问题。于是，当经济活动与规则相关时，就进入政治领域。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在国族认同形成中的作用，乃是为国族认同提供基本的交往基础。 对于中华认同的形成，经济、政治因素都是在天下观念中发生作用的。中华文明很早就形成了天下观念与天下视野，也就是形成了蕴涵区域要素的体系观念。《尚书·尧典》开篇就说：“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此言是天下观念的最早出处（而此言前的“光宅天下”一语，可能来自孔子为《尚书》作的序）。天下视野是黄帝、尧、舜、禹等上古帝王考虑问题的归宿，天下为公的思想自中华文明早起就形成了，即：要为天下这个整体服务，而不是为一地一隅服务。天下为公或天下视野能促进人们产生对整体的认同感，对于中华认同的形成，至关重要。 首先，中华体系是一个天下视野中的经济交往体系。《尚书·尧典》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允厘百工，庶绩咸熙。”此言说的是如何组织经济生产，并且是接着上文的天下视野说的。天下视野有助于帮助中华体系结成利益攸关体。 其次，中华体系是一个天下视野中的政治交往体系。这表现在，中华体系是受一些具体制度制约的交往体系，这些制度获得公认，具有合法的强制力，也就是当时的天下公法。例如，“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不伐丧”（《白虎通疏证·诛伐》），封建制，公侯伯子男的封爵制度，朝聘会盟制度，等等。 上述两点乃是中华认同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基础。在中华认同形成初期，即先秦，此二基础表现在封建制大一统之中，即“封国土，建诸侯”；在中华认同的巩固期，即秦汉后，此二基础表现在秦汉郡县制大一统之中。 其实，封建制远在西周之前就开始了。按照史籍记载，五帝时代，就开始封建了。只不过，到了西周，封建制成熟了。封建制首先是一种经济利益安排，把周王室（即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整个区域分为若干块，交给诸侯去治理。诸侯在其封国内享有很大权力，包括封国经济支配权、立法权（但不能与周制相背）、行政区、外交权与军权（只不过诸侯的军队要比天子少，天子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但是，诸侯必须尊王，接受周天子的领导，为周王室进义务。周初封建，正是想通过这种封建，通过分级统治，使天下成为以周王（或周室、中央政府）为中心的一元多支多级的大一统结构。《左传》关于封建目的的记载，较有可靠性。“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左传·定公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左传·昭公九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在封建制中，最重要的是中心，即周王室，亦即中央政府。天下如何布局，是以周王室为核心，根据周王室的意志来进行的，各封国（诸侯国）必须效忠于周王室。这种效忠在经过若干代人的传承后，就形成周的天下认同，亦即中华认同，成为近乎自变量的因素（详见后文）。中国先秦封建制显然有别于古代欧洲的主要时段。古代欧洲经常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致使欧洲认同缺乏政治基础（因而，不能将欧洲的feudalism与中国的封建制混为一谈）。或许有人会质问：封建制算不算大一统？这里的简单回答是：封建制、郡县制，甚至今天的民主制，都可以成为实现大一统的具体形式，大一统的基本特征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亦大政方针由中央政府颁行，至于具体的经济、政治组织形式，可以因时而异（关于西周甚至更早时代就是大一统的，可参见杨向奎的《大一统与儒家思想》，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邓曦泽的《文化复兴论——公共儒学的进路》第三章第一节、第四节，人民出版社，2009年）。 封建制经历了几百年的稳定后，从春秋开始，其弊端显现出来了。封建制稳固的前提是，其中央政府的驾驭能力必须大于实行郡县制的中央政府，因为在封建制中，地方（诸侯）的权限比郡县制中的地方大很多。那中央尤其是天子的驾驭能力从何而来？周代的主流思想认为，封建制要得以稳固，仅靠强力维系，远远不够，天子还必须要有德，所以，文武周公以及整个周文，都非常强调德政。从理想的一面看，德政可以少用强制力，的确成本很低；从现实的一面看，西周初期，生产、交通等比秦汉时显然更落后，周王室没有能力直接管制庞大的疆域，封建制也是当时唯一实践过的政权组织形式，分封恐怕是不二的选择。而要节制诸侯，单纯强调中央对地方的强制，即便这种强制是合法的，恐怕地方未尝诚服，或诚服度较低。所以，德政倒不失为一种“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治理方式。但是，德政对周天子的要求很高。从后人的记载看，周初的若干代天子，德行不错，实现了长期的稳定繁荣，得到了诸侯的认可，对中华认同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春秋以降，天下大乱。对于天下大乱的原因，古人的一致看法是：周王失德，诸侯不服，周王对诸侯的驾驭能力大大降低，从而导致天下大乱。封建制的问题，当时的人们就认识到了，所以才改用郡县制。郡县制通过取消地方长官的世袭权，改为中央政府任命，并取消地方立法权、军权，亦即通过地方消而使中央长。尤其是，地方军权被剥夺，使得地方与中央抗衡的能力大大削弱。柳宗元的《封建论》，其核心意思就是不能纵容地方而与中央抗衡，而封建制容易纵容地方坐大，所以不能恢复。 但是，上述讨论并不意味着，有了经济基础与政治基础，中华认同就一定能形成，因为任何文明体系都是经济交往与政治交往体系，但许多文明并没有形成中华认同这样的国族认同。表现为封建制与郡县制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基础，只是为中华认同的形成提供了基本条件。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政治组织结构与运作方式，并不影响国族认同的形成。从封建制到郡县制，变迁者乃经济与政治组织形式，一贯者乃天下观念，以及由此观念派生的地方对中央的效忠。天下观念作为文化因素对中华认同的形成，至关重要。而秦汉后，天下一家观念得到了加强，而不是削弱，从而使得中华认同在秦汉后被加强而不是削弱。 三、天下一家：中华认同形成中的文化因素 天下观念有几个特征。一，天下的切入点不是体系，而是由小到大发展成的体系，并且，天下的扩展原点是个体（即《尧典》允恭克让、克明俊德的主体），由个体扩大为群体，逐步扩大为天下（万邦）。二，同时，天下一定包含地理区域，但天下所包含的区域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天下是指发展到最后那个最大的区域。与天下不同，国（包括先秦的封国）却是有界限的，至少人们在理论上赋予了国以确定界限、疆域。三，天下是在交往中扩展与形成的。此点尤其重要。天下从个体出发，是个体通过其行为与其他个体交往，构成一个交往体，天下就是逐步扩大而最后形成的那个最大交往体。《大学》八目对此表述得很清楚。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主要属于个体行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主要属于交往行为。此八目把个体行为放在天下福利判定，使个体行为与天下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尚书》、《大学》中天下的形成，其假设的个体是君子或有德者、修身者，当然，君子、常人、恶人，是相对的。只有君子才善于交往，形成稳定的交往体，并使交往体逐步扩大，而恶人构成的交往体很难稳定与扩大。《尚书》、《大学》的理想，乃是希望君子通过德来服人、化人，从而是交往体协调，逐步扩大。虽然天下的扩大经常借助了征伐，但是，中华体系的扩大，对武力的借助较少。正德利用厚生，对于中华体系的扩大，发挥了极大作用。天下是由交往形成的区域，而不只是一个地理区域。由此，可以给天下一个大概的界定：天下是最大范围的交往体系；或者：天下是具有一定秩序的最大区域。 如何理解天下中的秩序呢？对于中华来说，天下是一家。中国人是按照家庭结构来理解天下中各具体区域的交往关系的。“太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左传·桓公六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诗经·小雅·常棣》），“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捍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晋与鲁、卫，兄弟也”（《左传·成公十一年》）。这里的兄弟，都是指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天下一家的观念，与周初封建时大量封建姬姓有关，“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夫举无他，唯善所在，亲疏一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儒效》、《君道》）。而其余非姬姓，也亲亲相及，即按照亲戚关系推扩，处理天下诸侯关系，由此形成“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的观念。 秦汉后，虽然封建制基本解体，但是，天下一家观念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被加强，以至于它成了我们今天非熟悉的观念，“天下”也成为日常语汇。秦汉以后统治者以及主流思想之所以刻意加强天下一家观念，我认为首先是受一种很日常的交往现象即家庭交往的影响。人天然是有亲情观念的，在各种交往体的交往中，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成本最低，交往最有效。如果天下各区域以至天下人们真如家庭成员一样交往，即便仍有冲突，也可以把冲突降到最低程度，何乐而不为？ 由于中国古代统治者有意识把家庭交往方式运用到国家治理上，天下一家观念一直被统治者强调，成为国家的主流思想。此观念在下述两点的作用下，最终形成为中华认同。 第一，西周长期间的稳定、繁荣。这为天下一家观念的良好效果提供了有力的现实证据，也为该观念的教育、传承创造了时间条件。西周初到春秋的几百年间，社会总体稳定、繁荣。这有利于让人们在天下一家与社会稳定繁荣之间建立因果关系，让人们认为天下一家的效果的确不错，从而产生对天下一家的认同。 第二，代代相承的教育。如果人们只是偶然地认同天下一家观念，这种认同很可能难以维持，而代代相承的教育，则大大强化了此认同。在古代，祖宗遗命、遗训是有很大权威的，人们常讲遗命、遗训作为不容置疑的教育内容。我们可以从几个例子来看这种教育的重要功能。召陵之盟（鲁僖公四年，西历前656年）时，楚国使者质问齐师（诸侯联军）凭什么侵楚。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此言给出了齐师侵楚的一个合法性来源，即齐国有权命令其他诸侯以辅佐周室。从召康公到管仲时代，已近500年，但召康公的命令还具有权威性。没有代代相承的教育，这是不可能的。再如，齐伐鲁，鲁不惧，齐侯问鲁人“何恃而不恐”，展喜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诸如此类的记载，《左传》及其他先秦典籍中还有许多。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华认同的形成没有断裂的危险。春秋以降到秦统一这四百多年的动乱，导致天下的整体性有所削弱，此如荀子所概括：“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荀子·解蔽》）。在经济、政治上，诸侯国各自为政，天下的整合程度大大降低；在文化观念上，天下的一致性削弱。强调整合程度与一致性，不是要求整齐划一，而是说，各个地方可以不同，但这种不同须经中央政府批准，亦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其实，秦汉以后，各地的政治模式也不是整齐划一的，虽以郡县制为主，但仍然有封建制，还有土司制。几种制度因时制宜，和而不同。当然，这些不同治理模式都必须经中央政府允许，而不能擅自为政。 春秋战国的动乱直接削弱中华认同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基础（诸侯异政），而思想界的异说纷纭，则大大削弱了周文道统的权威性。周文的疲敝表现为礼坏乐崩，即周文价值观念的被认同程度与被执行程度大大降低，以前的许多礼制都被废置了。例如，周礼规定“不伐丧”，即国君新丧期间，他国不得攻打。有人遵守了此条规则，如“三月，陈成公卒。楚人将伐陈，闻丧乃止”（《左传·襄公四年》），但也有人开始违背了，如“秋七月，庚辰，郑伯睔卒，于是子罕当国，子驷为政，子国为司马。晋师侵郑”（《左传·襄公二年》），杜预注曰：“晋伐丧，非礼也。”顾炎武概述了春秋以降周文日渐崩坏的情况：“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驯至西汉，此风未改。” 其实，最能反映中华认同面临岌岌危险的，乃是诸侯国文字的兴起。我们知道，七国（含秦国）文字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战国时代形成的。为什么七国文字（七国的俗体字就是七国文字）是在战国时期产生呢？有人认为，“进入战国时代以后，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和飞速发展，文字的应用越来越广，使用文字的人也越来越多，因此文字形体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俗体字的迅速发展上”（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52页），但这个解释是有问题的。战国时期社会变化大，交往扩大，文字发生变化，趋于简化，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这可使交往更简便。但是，既然为了简便，那么，诸侯国的俗体字应该趋于统一才会更简便。如果齐国有齐国的俗体字，楚国有楚国的俗体字，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不但不会更简便，反而会更繁杂；不但不会节约交往成本，反而会增加交往成本。并且，还有一点很值得质疑：为什么七国文字分别以七国为特征？或者说，为什么七国文字以一国为大概界限而发生变化？为什么不是这种情况：一种俗体字在齐国某些地方流行，又在楚国某些地方流行？国家在俗体字演变中起了什么作用？ 俗体字的发展是为了交往方便，但是，俗体字以诸侯国为界限而发生变化则是国家强力控制的结果。诸侯国为什么要强力控制俗体字的变化呢？——为了树立自己的独立性。战国时期，周王几乎完全丧失了威信与有效的控制力，名存实亡，诸侯国就开始彰显、凸出自己的特性。在简化文字的过程中，使己国文字不同于别国是树立己国独特性的有效方法。虽然使己国文字不同于别国就是异政的具体内容，但是，这与诸侯的其他异政（如商鞅变法、吴起变法）还有所区别，后者主要是通过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改革使国家强大，而使己国文字具有独特性并不能直接推动国家强大，基本上只有建立文化独特性的作用，使自己的文化也强大起来。七国文字的产生是西周大一统破裂的重要表现。 按照常理，战国以前，交往更少，周朝文字更不容易传达到诸侯国，诸侯国应更容易发展出独立的文字。但是，为什么春秋及其以前，诸侯国没有自己的文字呢？此期文字的书写虽然也不齐整，同一个字，甲骨文、金文有多种写法，但是，这种不齐整不是以国别为变化单位的，与六国文字以一国为变化单位明显不同。按照常理，进入战国以后，诸侯国之间（以及诸侯国内部）的交往扩大了，更密切了，诸侯国应更没有必要发展独立文字才对。但事实恰恰相反，进入战国以后，诸侯国开始发展独立的文字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认为，由于西周是大一统社会，礼乐征伐、文字等大政方针都由中央政府规定，所以，诸侯国不敢发展独立的文字系统，甚至也不愿意这么做。但是，春秋以降，中央政府的影响日渐衰落，以致诸侯国藐视中央，各自为政，诸侯国之间又相互不服、相互敌视，于是产生独立于别国的想法，从而把发展独立文字作为形成己国独特性的重要方式，而发展己国文字也是诸侯异政的表现。这不仅在情理上是可通的，并且有诸多关于诸侯异政的文献可以佐证。我们知道，不论哪个时期的汉语，在语音上，各地的差异都是很大的，真正成为各地的交往平台的，乃是统一的文字。如果文字不再统一，交往平台就会大大削弱，建立共同的中华认同或天下认同就会更难。 由此可以说，如果没有秦始皇这样强有力的人物，战国群雄长期争雄下去，各自为政，并各自在诸子百家中选择一套理论作为国家策略，那么，诸侯国的差异很可能越来越大。可能到了某个时期，诸侯国在文字、语言、思想、法律等方面的差异扩大到一定程度，并且文化差异扩大到诸侯国都不认可天下观念的时候，或许诸侯国就不再愿意花大力气去征服别国，统一中国，于是大家继续各自为政，尽可能相安无事。于是，天下就消失了，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看到秦朝统一后的这种中国。 幸好，中国出现了雄才大略的秦皇汉武。秦始皇重新开启了大一统工程，“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整合了天下的经济政治秩序。对于秦始皇的统一、整合之功，在《秦始皇本纪》中，不论是秦始皇本人，还是群臣，还是作为史家的司马迁，都毫无二致予以赞颂，这说明大一统观念在秦时期仍是中国人所认同的观念，大一统秩序仍是时人所追求的秩序，同时说明从黄帝尧舜尤其是西周以来，贤王对天下一家观念的塑造、侵染极其成功。秦汉鼎革后，经过汉初七八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势日盛。汉武帝顺势变更制度，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文化、思想、观念方面的大一统基础，确立了大一统格局。汉武帝之后，中国就重新实现了完整的、真正的大一统。因此，春秋以降，大一统观念虽然有所削弱，但从未被废置。 由于儒家很完整地继承了周文道统，所以，汉武帝之后，独尊儒术实际上使周文在文化、思想、观念方面重新成为主流，而天下一家观念作为周文的核心观念，再次作为主流核心价值被强调（况且该观念从未被废置过），作为官吏选拔考试的内容，在学校教育中代代相授，在其他社会教育（如家庭教育）中代代相传，从而成为很稳固的观念，从而使中华认同被强化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心理。天下一家观念被强化，以至具有文化自变量的功能。天下一家观念成为文化自变量，乃是中华认同正是形成的标志。不过，天下一家观念究竟在西周还是秦汉以后可以视作文化自变量，或有认定上的分歧。我的大概看法是，天下一家观念在西周就已成为文化自变量，但在春秋以降有所削弱，而秦汉后又重新成为文化自变量，并成为更强的文化自变量。 如何理解这里的自变量呢？在西周初及更早时代，统治者向人们宣传天下一家，有意无意地借助了一种实用逻辑，“如果天下一家，那么天下大治”。天下一家的合法性是靠其效果来保证的。此期，天下一家乃是因变量。但是，后来，在教育中，天下一家观念作为一种独立的思想而非依赖于天下大治这一效果的思想而被代代相传，人们不再将天下一家观念视作因变量，而是视作天然的价值观念，于是，天下一家观念就成为自变量。当天下一家观念成为自变量后，再在教育中代代相传，就形成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心理，以致人们会这样看待时势变局与天下一家的关系：天下局势再怎么动乱，始终是一家，问题不是天下该不该统一，而是谁来统一和领导。王朝可以更迭，但天下不能分崩离析。所以，后世才产生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样的思想与明确表述。当天下一家观念成为自变量后，它受具体经济、政治运作方式的影响就很小，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我们允许台湾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但绝不允许分裂。但是，这种自变量不是刚性的。如果再次出现春秋战国那样的乱局，天下一家观念的稳固程度也可能被削弱。 由此，我们还可以概括地把握古人如何把时宜权变与普遍永恒有效地结合起来，利用变迁的经济、政治来塑造不变的天下一家观念，形成中华认同。我们知道，封建制、郡县制这样的制度是很基本的政治制度，但在古人那里仍然不是最高的，至于具体的行政措施、经济政策，更不是最高的。这些制度层面的具体内容都是时宜权变的东西。真正最高的、普遍永恒的，乃是天下一家。古人赋予天下一家在社会秩序建构中的终极合法性，让时宜权变服务于不可否定、不可改变、普遍永恒的天下一家观念，从而让天下一家观念超越于时宜。尽管时势不断变迁，天下观念却总是很稳固。 综合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中华认同的形成条件。第一，经济基础与政治基础；第二，蕴涵区域要素的体系观念（即天下一家）；第三，通过稳定、长期的教育使该体系观念被普遍认可，代代相传，成为国族心理。此三条件都是必要的，也具有一般性。第一点不用重复讨论。关于第二点，如果没有蕴涵区域要素的体系观念，则中华认同、欧洲认同之类的认同中的“中华”、“欧洲”就没有思想支持，则根本不能形成区域认同。关于第三点，如果没有稳定的教育，则体系认同很难形成稳定的代代相传的认同。并且，此三条件是或近乎国族认同的充分条件。 根据这些条件，是否有助于我们理解欧洲认同呢？按照欧盟的宗旨，即通过建立无内部边界的空间，加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建立最终实行统一货币的经济货币联盟，促进成员国经济和社会的均衡发展；通过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弘扬联盟的个性。可以说，欧洲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的一体化进程的确大为推进。并且，除了经济、政治、外交方面的协同性，欧洲认同也渐渐加强。最近的研究表明，1995年之前，利益因素与欧洲认同的程度高度相关；此后，制度因素在欧洲认同中发挥的作用相对增加，并且加入一体化时间越长的国家，其公民欧洲认同程度越高（范勇鹏：《欧洲认同的形成：功利选择与制度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08年）。但是，相当于中华认同的欧洲认同，并未正式形成。 首先，在政治上，欧洲还没有得到公认的中央政府。虽然欧洲认同的经济基础大体具备，但是，民族国家观念在欧洲根深蒂固，主权原则势必影响欧洲认同的形成。“民族国家实现了对公民的忠诚和归属感的绝对性、排他性诉求。欧洲一体化是在民族-国家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必然面临着民族主义及更广泛的民族-国家认同和地区-族群认同的阻力”（范勇鹏：《欧洲认同的形成：功利选择与制度建构》）。对于中华认同来说，中华体系乃是最高的，整个体系有且只有一个中央。即便西周时期诸侯国自主权很大，也不是最高的，周天子为代表的中央政府才是最高的，地方诸侯都必须承诺效忠于中央。这里说的是理论上或合法性上的最高，实际上，可能出现地方实力大于中央，而产生地方凌驾于中央的情况。如果要形成与中华认同相当的欧洲认同，必须以欧洲中央为基础。而在处理欧洲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关系上，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反思与削弱民族国家观念，二是将欧盟渐进地发展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当然，民族国家观念既然是历史地形成的，就是可修改的。2009年，欧盟可以选出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谁能断定未来不可能形成一个实质性的欧洲中央呢？ 其次，在文化观念上，欧洲需要形成蕴涵区域要素的体系观念。虽然欧洲开始产生蕴涵区域要素的观念，即“欧洲一体化”，并且“欧洲认同”也成为政府、学者与公众都在讨论的话题，但是，目前看来，蕴涵区域要素的体系观念并没有被明确化。欧洲需要明确形成这样的体系观念，即：欧洲乃一体，欧洲体系高于任何欧洲国家。 再次，与上一点直接相关的是语言的统一问题。欧洲尚无共同语。欧洲是否需要一个共同语？因为体系的共同语是促进体系认同的重要力量。如果欧洲要形成共同语，选择什么语言作为共同语，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最后，在时间上，欧洲一体化的时间还太短，欧洲认同远未形成国族文化心理。由于体系观念尚未明确化，也就不存在在教育中自觉地加强体系观念的教育。对于强化欧洲认同来说，欧洲一体或欧洲一家观念的教育十分重要。若明确了欧洲认同的体系观念，则需在教育上强化欧洲一体观念，逐渐将之形成欧洲人民的民族文化心理。 总之，要形成与中华认同相当的欧洲认同，欧洲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预测要比解释难很多，欧洲认同能否最终形成，只能靠时间来检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