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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现状与前景 黄玉顺 （作者按：本文是笔者于2016年12月12日在下述活动中的发言：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儒学新探索”工作坊系列一·首届“两岸儒学工作坊”座谈会：共识、异见与开展——关于“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之反思。） 首先界定一下“大陆新儒家”这个概念。两年前，李明辉教授接受澎湃新闻网的专访，表明他“不认同‘大陆新儒家’”，即不认同“以蒋庆为中心、包括陈明在内的一小撮人”[1]，引发了一场论战。论战的结果之一是：大陆儒家学者普遍认为，“大陆新儒家”这个名称不应专指那么“一小撮人”，而应泛指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儒家群体。我本人也持这种观点。[2] 一、两岸儒家政治哲学之共识与异见 下面对两岸儒家政治哲学的异同的观察和分析，未必准确，因为我对台湾儒家的整体情况不是很了解。 （一）两岸儒家之共识 两岸儒家的思想学术固然存在着种种差异，但既然都是儒家，当然有共识。最大的共识就是：儒家对中国和世界的当下与未来负有责任，包括负有政治责任。这是两岸儒家的一种“底线共识”。因此，不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广义的“政治儒学”，亦即儒家的政治哲学，一直是儒学界的热点之一。 （二）两岸儒家之异见 1、两岸儒学差异的情况：比较而言，台湾儒家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更一致；而大陆儒家政治哲学的情况则非常复杂，这一点我待会儿进行分析。 2、两岸儒学差异的缘由： （1）发展阶段不同：台湾社会的现代转型、包括政治转型已经完成，而大陆社会的现代转型还远未完成，两岸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是一个基本的判定。因为发展阶段不同，所以面临的问题也就不同。因此，台湾儒学更重视儒学与现代性政治价值的协调，而目前大陆儒学中却出现了拒斥现代性政治价值的倾向。 （2）学术资源不同： 台湾儒家政治哲学的儒学资源，主要是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尤其是熊十力、牟宗三一系，以及由他们推上去的宋明理学；而其西学资源，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今天在座的以李明辉教授为代表的康德专家就比较多，呵呵！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学术背景。 而大陆儒家政治哲学的儒学资源不同。他们基本上、或者绝大多数都对现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和宋明理学有一种拒斥倾向。这是一个基本判断。大陆新儒家更重视现代新儒家之前的近代维新儒学，乃至先秦儒学、汉代儒学；而其西学资源也很复杂，既有英美系统的哲学，也有欧洲大陆系统的哲学，其中德国哲学方面更重视现象学，此外还有广义的后现代主义、保守主义、社群主义等资源。 二、大陆新儒家政治哲学之现状 近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哲学主要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热点，即宗教哲学（狭义“儒教”[3]）和政治哲学（广义“政治儒学”），我称之为“创教与干政”[4]。这两个方面是密切关联的，在某些儒者那里甚至是统一的。这是大陆儒家方面的基本状况。 （一）共同的焦虑状态 大陆新儒家之所以非常活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普遍的心理焦虑状态。这当然与儒家传统当中的“忧患意识”传统密切相关。这种焦虑，源于对社会现实状况的不满和担忧。这同样是儒家“忧国忧民”传统的体现。尽管他们焦虑的具体缘由颇为不同，但都可以归为“转型焦虑”，属于百年来的“中国问题”，即由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5] （二）不同的价值取向 大陆新儒家处在严重的分裂状态中，这是大陆目前社会撕裂状态的现实反映。今天大陆从学界到官方、到民间蓬蓬勃勃的所谓“儒学复兴”、“国学复兴”，其实有很多很不同的情况。我曾将大陆儒家的状况形容为“妾身未明”：“当今的儒家，可不就是‘人尽可夫’吗？除了‘老大嫁作商人妇’、或被老板‘包养’、改‘儒’姓为‘钱’姓的以外，时而嫁给‘左’家（左派儒家），时而嫁给‘右’家（右派儒家）；时而随了‘马’姓（马克思主义儒家），时而随了‘自’姓（自由主义儒家）；时而又姓了‘原’（原教旨儒家），时而又姓了‘后’（后现代儒家）；……似乎‘名花有主’了，实则‘水性杨花’而已。”[6] 这种状况，也体现在政治哲学领域，最主要的倾向有： 1、前现代的原教旨主义的儒家政治哲学。这种思潮的基本特征，就是拒绝现代文明价值，主张回归古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倡导君主主义、家族主义、父权、男权等。有的儒者更是公然鼓吹恢复“三纲”，反对人权、自由、民主等现代文明价值。这是如今大陆儒家内部很常见的一种思潮或倾向。 2、作为“现代性政治怪胎”的极权主义的儒家政治哲学。今天的某些“儒教”论者、“贤能政治”论者等等的论调，皆属这个范畴。这种思潮的特征之一是：貌似复古、实则属于一种现代极端现象，我多次称之为“现代性的怪胎”——极权主义。这种思潮的另一个特征是与民粹主义的结合，所谓“毛儒”是其典型。这种思潮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与权力、国家主义、或曰极端民族主义的结合，在国内问题上是极权主义倾向，在国际问题上是帝国主义倾向。这是刚才李明辉教授所讲的重点之一，民族主义或者民族国家的问题。 这些问题，这里没有时间展开。但李教授刚才有个观点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跟安德森（Benedict R.Anderson）的说法一致：民族国家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7]。怎么会是“想象的共同体”呢！民族国家绝不是什么“想象的共同体”，而是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历史阶段的必然现象。 以上两种思潮——原教旨主义和极权主义，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现代化歪曲为西方化，从而反对西方，而实质是以“中西之异”来掩盖“古今之变”，以抗拒“西方”的名义来抗拒现代文明价值。所以，以上两种思潮经常会结合在一起，而目前这两种思潮在大陆儒家内部颇为强势。 3、正常的现代性的儒家政治哲学。这种立场的基本特征，就是寻求将儒家传统与现代文明价值结合起来，探索两者之间的融通。我本人是属于这个范畴的，这里就不具体展开了。 三、大陆新儒家政治哲学之前景 下面谈谈我个人对儒家政治哲学的前景的看法。 （一）当代儒家政治哲学应有的问题意识 1、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及其观念前提 撇开原教旨主义的态度，因为这种态度认为：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都是要不得的，应该回到古代人的生活方式。我们对此姑且不作价值评判，这种取向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社会、包括中国社会必然现代化或者现代转型，那就必然面临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如果既要追求现代性或现代化，又要利用传统儒学资源，那么，这取决于对真正的儒家传统的正确判断，否则就会陷入自相矛盾之中。这是因为： 按照传统的理解，儒学不外乎就是“形上学—形下学”两级观念架构。那么，由此出发进行分析：（1）传统儒学的形下学，比如说帝国时代儒学的形下学，就是以“三纲”为核心的伦理政治建构。这套东西，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适用的，否则就与现代性取向相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无须与原教旨主义者讨论。（2）从哲学的奠基观念上来讲，正是为了论证以“三纲”为核心的前现代的伦理政治价值，帝国时代的儒家才建构了前现代的儒家哲学的形上学，包括心性本体论等宋明理学的内容。这套东西，在我看来，今天也是不能照搬的，因为以上的形上学与形下学之间，是一种密切的奠基关系。 那么，如果儒学就是如此这般的“形上—形下”两级观念，那就意味着：如果要选择现代化、走向现代性，那就必须彻底抛弃儒学。 2、上述观念前提的解构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我们既要坚持儒学，又要坚持现代化，这意味着：帝国时代的传统儒学那么一种“形上—形下”的基本框架，必须突破；真正的儒学，恐怕不是这种“形上—形下”的二级架构可以涵盖的。 我这些年来所做的“生活儒学”，其实就是想做这个工作。儒学绝不仅仅是“形上—形下”这么一种二级架构；在孔孟那里，儒学还有着更加本源的思想视域、观念层级，而被后儒、尤其是宋明理学所遮蔽。今天的儒家，必须在这种本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才可能有效地切入现代性。 （二）当代儒家政治哲学应有的价值取向 限于发言时间的规定，我只能简单地讲一讲。今天，儒家政治哲学必须容纳八大现代政治价值：个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宪政、法治。 最后补充一点：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以及后来的港台新儒家，尽管他们的哲学视域与我的不同，但至少在政治哲学的基本价值取向上，我是赞成的。所以，在李明辉与一些人的辩论中，我是支持李明辉的。我前段时间有一篇文章谈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当今的大陆新儒家比起牟宗三那一代人来讲是大大地退步了。[8] 注释： [1] 见“共识网”（www.21ccom.net）2014年12月。 [2] 黄玉顺：《论“大陆新儒家”——回应李明辉先生》，《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此文首发于“共识网”（www.21ccom.net）2015年11月）。 [3] 参见黄玉顺主编：《庚寅“儒教”问题争鸣录》，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4] 黄玉顺：《当今儒家的“创教”与“干政”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问题——在联合国总部“纽约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的点评发言》，载《当代儒学》第4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 参见黄玉顺：《儒学与中国之命运——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学术界》2009年第3期。 [6] 黄玉顺：《儒家“妾身未明”之际》，首发于“共识网”（www.21ccom.net）2015年8月。 [7]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睿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版。 [8] 黄玉顺：《论“大陆新儒家”——回应李明辉先生》，《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