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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问题本身：问题、方法与效用 ——《论六家要旨》的启示之一 邓曦泽 作者按： 1、无论自觉与否，司马谈在评论时都运用了“问题＋方法＋效用”的思路，从其评论可以揭示生存活动的基本结构并提取一种方法论，由此形成启示之一。同时，司马谈对六家的评论是对经典与文献的评论，他在评论时肯定运用了一定的经典观与文献观，所以，从其评论也可以把这两种观念提取出来，由此形成启示之二与启示之三。通过历史考察，还可以发现，《论六家要旨》的经典观流行于古代与现今，据之可以清理出中国的经典体系，由此形成启示之四。并且，司马谈的评论还是对六家的比较，他一定运用了某种比较方法，所以，从其评论还可以提取出一种比较方法，由此形成启示之五。罗列这几篇启示如下：《面对问题本身：问题、方法与效用——〈论六家要旨〉的启示之一》、《问题、方法与经典——〈论六家要旨〉的启示之二》、《问题、方法与文献——〈论六家要旨〉的启示之三》、《问题与方法：经典体系的建立与统绪——〈论六家要旨〉的启示之四》、《问题与方法：比较研究的可能性——〈论六家要旨〉的启示之五》。 《论六家要旨》对我的启示还在继续。 2、这里发布的是启示之一，此文正式发表于《原道》第16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也是《文化复兴论——公共儒学的进路》的附录1（人民出版社，2009年）。 摘 要：《论六家要旨》蕴含了“问题＋方法＋效用”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切中了生存活动的基本结构，因而具有基础性、普遍性。这个思路提醒人们，不要在无谓的问题上耗费精力，要集中精力关注方法的效用问题。 关键词：问题 方法 效用 《论六家要旨》 一、生存活动的基本结构 人的生存活动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离开了事情，根本就没有人。任何事情都是问题，任何问题也是事情。人们在做事情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询问并回答两个基本问题：为什么（做）和如何（做）？“为什么”有两个维度：一是因为什么，二是为了什么。“因为什么”询问的是原因，“为了什么”询问的是目的。“为什么”实际上是两个问题的一体化：“因为什么而为了什么”，也就是因为问题而展开的行动（事情）的旨归所在。明白了“为什么做”，下一步就是“如何做”，就是寻找方法解决问题。 但并非所有方法都能解决问题。针对方法，行为者还得询问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的方法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的，因此，方法的效用问题就产生了（“效用”就是通常说的“有效性”）。效用问题蕴含在方法的选择（即回答“如何做”）中，而不是独立于方法之外的。 问题、方法和效用，乃是做一切事情都要思考的。它是一切事情都有的问题结构，即“因为什么而为了什么而如何做”，也可以表述为“问题＋方法＋效用”的结构。这个结构是生存活动的基本结构，也就是元结构。“问题＋方法＋效用”首先是生存结构，当人意识到这个结构之后，还可以将之从生存活动中提取出来，明确表述为一种理论，作为指导自己行为的方法论。在这个结构中，最重要的是方法的效用问题。关注效用不是通常说的急功近利的态度，而是非常冷静的态度和清醒的思维。效用是方法对于解决问题、实现预期目的的有效性。无论是理论问题还是实践问题，无论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还是文化问题，无论对于什么问题，只要是问题，就一定要面对方法的效用问题，找不出反例。就算是通常说的最远离日常生活的玄虚的纯粹的理论，它也一定要面对一个问题，希望达到一个目的，然后采取一定的方法解决问题，最后再考察方法的效用。例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要解决“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个理论问题，他同样必须考虑他采取的方法究竟能否有效解决问题。 效用问题本是常识，但是，在人们常常遗忘这个常识的情况下，有必要予以讨论。而这个问题早已为思想者所关注，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就作了专门讨论。他以《周易·系辞》作指导思想，以“问题＋方法＋效用”的思路评论六家，给我巨大的方法论启示。[1] 二、解读《论六家要旨》 《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这是司马谈理解六家的基本方法，也是对六家思想（以及诸子百家思想）的最精炼的概括（第一层评价）。并且，司马谈的这个评论表达了双重的方法论（思想），既是对六家的方法论的评价，也是评价六家的方法论的思路。 司马谈在评价六家之前，引用了《周易·系辞》的一句话（顺序作了改变）。《系辞》之言本是孔子对《周易·咸》的九四爻辞“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的阐发，可以理解该言的角度非常多，历来的注家主要强调万端变化，终归于一。而司马谈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理解该言的，将之作为评价六家的指导思想，并作为对六家要旨的最高概括。 “一致而百虑”，如何理解“一”是关键。在司马谈的引用中，“一”是指目的，而且是共同目的，即下文所说的“为治”。“虑”乃考虑，即策略、思路或方法（这里主要使用方法这一概念）。“一致”是致一，或至一，就是达到共同目的。“百虑”是指众多方法。“而”在此表达的是一种关系，即：为了一致而百虑；或：为了达到共同目的而采取众多方法。“同归而殊途”与“一致而百虑”完全同构，每一个词都能够相互对应，去掉其中的任一分句，对孔子表达的意思和司马谈对六家的评论毫无影响。 达到一个目的可以采取多个方法，“一致而百虑”可以表述任何目的与方法的关系，是目的与方法的关系的普遍结构。这个结构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采取了一个或多个方法。 司马谈接下来对六家的总括性评论，可以证明上文对“一致而百虑”的理解不仅符合司马谈的理解，也证明该言是他的指导思想。司马谈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为治”是说六家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治国平天下。那么，六家与其共同目的是什么关系呢？乃是实现共同目的之不同方法，而且司马谈特意加上了“直”来强调，认为六家只不过是为实现共同目的而从不同角度立论而已。因此，司马谈论对六家概括性评论完全符合“一致而百虑”这个结构。 但司马谈对易道的运用并未止于此。是不是每一家的方法都能治国平天下呢？未必。所以，司马谈认为，六家之方法对于实现共同目的“有省不省”之区别。司马谈这个评价切中了方法论中必须考察的重要问题——方法的效用问题。如果方法是无效的，则它对于解决问题、达到目的就毫无帮助。 六家之法对于治国平天下各有什么效用呢？接下来，司马谈从方法及其效用的角度比较具体地评论了六家之得失：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这是司马谈对六家的第二层评论。由于问题在第一层评论中已经指出了，也没有产生新的问题，所以，司马谈在第二层（以及第三层）评论中就省去了问题，直接评论方法与效用。除了道家以外，司马谈对其余五家均先抑后扬，认为五家虽然都有不足，但各有一些独特效用，所以不能一概予以摈弃。大致可以说，司马谈对六家的态度是尊崇道家，兼采五家。司马谈对六家究竟持什么态度对于本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完全是从方法及其效用入手的。此以他对儒、墨、道的评论为例。 “博而寡要”是儒家的方法，其导致的效用是“劳而少功”，因此是无效的或低效的（“其事难尽从”）。但儒家也有其正面效用，“序君臣父子”是方法，达到的效用就是使君臣父子之间有礼有节。“列夫妇长幼之别”与“序君臣父子之礼”完全同构，此二言均融合方法和效用在一体。正因为儒家积极建立天下的礼制，有利于治国平天下，这是它区别于其余诸家的独特优势，所以儒家的这一优点“不可易”，应该加以采纳利用。在此段后面，司马谈再次论及儒家。儒家主张采取“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之法，这是其不同于道家之处。如果按照儒家之法（“如此”），效用是“主劳而臣逸”，这肯定是不利于治国平天下这一目的的。接下来，司马谈正面表述了“大道之要”，再从反面给出理论根据：“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根据这个理论，司马谈更强有力地证明了儒家提供的策略在短期看是低效的（“主劳而臣逸”），就长期看则是无效的（“非所闻也”）。无论抑扬，司马谈对儒家（以及对其余诸家）均是从“方法＋效用”的思路来考察并做出相应评价的，并落实到效用。再看司马谈对墨家和道家的评论。 墨家“俭而难遵”，“俭”是墨家提供的方法。从司马谈的评价看，“俭”本身并非不好，但是把“俭”作为普遍规则则太苛刻太高标，一般人难以遵守，所以说“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是对“难遵”的强调。但是，财货有限而欲望无穷，一定程度的节约是应该的，所以，兼采墨家之法，有利于“强本节用”，有利于治国平天下。须注意，“遍循”是对普遍效用的一种表达。诸子百家提出的策略都不仅仅想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而是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天下大乱，实现天下大治。这个目的固然很好，但各自提供的方法未必有效。 司马谈对道家则充满了赞赏，“道家使人精神专一……立俗施事”，可以看作道家的方法；“无所不宜”，是说道家之法能够普遍适用；“指约而易操”，是说道家之法简单明了，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事少而功多”，是说按照道家之法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用。司马谈对道家的评论的思路更细致。（1）先指出道家的方法。（2）然后指出道家方法的适用性是无所不宜的。如果适用性较小，则只可以齐家治乡治县，而不可以治国平天下。（3）再指出道家方法的操作性。如果没有操作性，则该方法无效。适用性和操作性本来是紧密相关的，某种方法适用于某个范围就意味着在这个范围内是具有操作性的，而司马谈把二者区分开来，说明他对方法的效用的考察已经非常细致。（4）最后指出效用。司马谈对道家之法的效用的论证，思路更细致，逻辑更严密，在辩论中也就更能说服对方。因此，在司马谈看来，以道家莅临天下，匡时济世，不亦宜乎？ 第二层评论后，司马谈对六家作了更具体的第三层评论。此以他对儒家的评论为例，说明在第三层评论中，司马谈仍然贯彻了“方法＋效用”的思路。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儒者以六艺为法”这是儒家的方法，此法好不好呢？似乎不能断然地说不好，但此法太繁琐。在辩论中，对方只要承认儒家之法的确繁琐，司马谈就证明了他对儒家的“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评价是有根据的。因此，司马谈不仅从“方法＋效用”上论证了儒家的得失，同时非常注意自己的论证方法及其效用。 回过头来审视，可以非常清楚地清理出《论六家要旨》的结构和逻辑。其结构是：以《系辞》为指导思想，分三个层次对六家进行了由简到繁、由略到详、由浅到深的评论。其逻辑是：每一层评论都是在“问题＋方法＋效用”的思路下展开，并且可以清理出三层评论中每一个具体评论都遵循了“问题＋方法＋效用”的思路，而司马谈在每一层评论中对每一家的评论的结构都非常清晰与规整，顺序也没有丝毫错乱。 三、“问题＋方法＋效用”的思路 有一个问题还没有澄清。本来要说“问题、方法与效用”，但在解读《论六家要旨》时，我一直讨论的是“目的、方法与效用”，此间有何差异？ 其实，以目的代替问题未尝不可，实现目的就是解决问题。在逻辑上，问题作为“因为什么”与目的作为“为了什么”也是相互贯通的，二者都可以蕴含在旨归（“为什么”）中。从任何一个目的都可以回溯出它的问题，从任何一个问题也可以展开它的目的。不过，因为问题在当下，人的行动总是当下发生而面对问题的，目的却指向未来，是一种预期。根据问题来确定目的在时间上是顺向的，而根据目的来回溯问题却是逆向的。所以，“问题、方法与效用”比“目的、方法与效用”更能切中事情本身，本文更倾向于使用前者。 在《论六家要旨》中，无论就问题还是就目的看，诸子百家无疑都是一样的，接下来需要回答的是“如何做”的问题。开出药方非常容易，药方能否治病或具有多大功效则是另一回事。诸子百家都开出了自己的药方，但大多数药方都只有非常有限的功效。然而，诸子百家都认为自己的方法具有普遍效用，自以为是，此诚如《庄子·天下》所言：“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若诸子百家自以为是，就非常容易陷入“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子·齐物论》）的混乱状况，却无济于问题的解决。 要解决是非莫辨的问题就必须确立判断是非的有效标准。也许可以从许多方向来判断理论之优劣，如问题、目的、方法、方法之效用、包装理论的文采等，那么，标准的确立又需要先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从哪个方向入手去寻找标准？答曰：关键是考察方法的效用。效用问题是解决问题的诸环节中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是“问题＋方法＋效用”的思路。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效用问题不是一开始就要面对的，而是在问题的指引下一步一步给出的。 问题1：面对什么问题？（此即：因为什么？） 有四个附属于问题1的子问题。 问题1.1：发问者的主体性是什么？[2]或者：发问者为什么要如此发问？ 考察这个问题，可以明白发问者关注什么，不关注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提问。 问题1.2：使问题成为问题的境遇是什么？此即问题背景。 问题1.3：问题（以及目的）是否具有公共性？ 公共性是指问题对于他人是否有意义。考察问题的公共性，可以知道问题是否能够引起人们的争论，可以知道问题是否切中了人们关注的问题，并进一步考察问题是不是真问题。不过，这不是说只有具有公共性的问题才是真问题，才是好问题。问题的真假好坏与其公共性程度没有必然关系，有些问题只是在极小范围内被他人理解，甚至仅仅是发问者独自思考的问题，却可能是非常好的真问题。 在《论六家要旨》中，问题具有公共性，而且是真问题。如果问题没有公共性，诸子百家根本争鸣不起来。相应地，诸子百家也就具有共同目的。一旦确立了问题和目的的公共性，二者在争论中就成为自明的前提。 问题1.4：问题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 任何行为都必须首先明确问题，如果问题尚未明确，就首先需要明确问题，因此，有些时候，需要考察问题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例如，当行为者面对一个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方法仍不能达到目标，他可能反思问题本身的合理性，尤其是甄别真问题与假问题。当行为者考察问题本身的合理性时，就产生了问题的分阶。问题可以分为一阶问题与二阶问题。一阶问题就是行为者最初直接试图解决的问题，它不能以问题为对象。例如，“如何从内圣开出新外王”，这就是一个一阶问题。二阶问题乃是对一阶问题本身的发问，是关于问题的问题，或考察问题的问题。二阶问题必须依赖于一阶问题，即在提出二阶问题之前，已经提出了一阶问题，而二阶问题就以一阶问题为对象。但是，一阶问题却不依赖于二阶问题。例如，“‘如何从内圣开出新外王’这个问题本身是否合理”，“‘如何从内圣开出新外王’这个问题的提问方式是什么”，这两个问题就是二阶问题。 二阶问题可以用来明确一阶问题的合理性（但其功能不限于此）。通过对二阶问题的解决，可以修正一阶问题。如果先前的一阶问题被修正，提出了新的一阶问题，那么，新的一阶问题就被设定，成为新的不变量，进入“问题＋方法＋效用”的思路。同时，二阶问题与一阶问题一样，都要运用“问题＋方法＋效用”的思路。一旦提出了二阶问题，问题就已经设定，就是不变量，需要考察的同样只是方法及其效用（详见下文）。所以，无论解决什么问题，都要运用“问题＋方法＋效用”的思路，这是对这个方法论的普遍性的强化论证。 问题1.5：目前的处境是什么？ 以上几个子问题在发问者那里或在争论各方之间，有时可以作为自明的东西予以隐去，并非一定要进行专门考察。 问题2：将要实现什么目的？（此即：为了什么？） 问题3：如何解决问题（或如何实现目的）？（此即：如何做？） 诸子百家争鸣的焦点乃在于问题3，于是，各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但这些方法是否都有效呢？ 问题4：可能方法的可能效用如何？ 这时候，方法的效用问题才作为问题正式提出。本来，效用问题蕴含在问题3之中，当思考如何解决问题时就不仅需要提出各种各样的备选方法，更需要考察方法之效用，因为效用是判断备选方法之优劣的唯一标准，如果缺乏对效用的考察，各种备选方法都会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从而陷入无休无止的自夸和攻诘。更重要的是，方法的效用直接影响问题的解决，解决问题最终只能而且一定归结为某些方法。而在选择具体方法之前，无论行为者如何判断具体方法的效用、判断是否准确、方法的选择是否得当，他都需要考察方法的效用，都要对其效用作出预期。只有判断了各种方法的效用，行为者才能对方法进行选择。因此，方法的效用问题是最重要的，应该专门考察。[3] 附属于问题4的子问题有： 问题4.1：有多少可能备选方法可能解决问题？ 如《论六家要旨》中的六家。 问题4.2：各种方法的可能效用如何？ 如《论六家要旨》对各家的效用分别作了考察。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察的具体问题有：哪些有效、无效、低效或高效？哪些只可用于一时一地？哪些可以普遍施行？由此而产生方法的选择问题。 结论：行动——选择可能最有效的方法或各种有效方法之配合，付诸实施，解决问题，并检验实际采取的方法的实际效用。 因此，一个问题的解决不过五个小环节：（1）发现问题并确立目的；（2）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法；（3）考察方法的可能效用，并确定方法；（4）付诸实施；（5）检验效用。 从这五个环节中可以看出，“方法＋效用”被运用了两次。第一次是在第二与第三环节中，行为者是在可能状态下考察方法与效用，这种考察是预测或估计。在这个两个环节中，行为者是考察他设计的方法及其效用，这些方法还未付诸实施，因此其效用也只是可能的。第二次是在第四与第五环节中，行为者是在现实状态下考察方法与效用，这种考察是检验。由于方法总是蕴含其效用，有可能的方法就有可能效用，有实际实施的方法就有实际效用，所以，第二、第三环节可以合并，第四、第五环节也可以合并，这五个环节就合并为三个环节： （1）发现问题并确立目的；（2）寻找可能方法并考察其可能效用，确定方法；（3）付诸实施，检验效用。 三环节这个表述更清晰地反映了解决问题的程序，也更简练，所以，我采取三环节这一表述。从日常生活的琐屑之事，到学术研究、治国安邦、经天纬地，任何问题的解决都具有这三个环节。当确定方法并付诸实施后，如果实际效用等于或近于目的，则实际方法对于实现目的是有效的；如果实际效用远离于或相反于目的，则实际方法是无效的，这就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可以称为元方法。 或问：你从《论六家要旨》中提取出“问题＋方法＋效用”这个生存结构，并将之作为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对于解决具体的问题究竟有什么帮助呢？ 答曰：可以肯定，“问题+方法+效用”这个思路不能考察在具体问题中出现的具体方法的效用，无法帮助人们选择具体方法解决具体问题，因为判断具体方法的效用很可能是一个非常专门的技术问题，尤其是在分工细密、技术日益发达的社会。但是，“问题＋方法＋效用”既是人类生存活动的基本结构（元结构），也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元方法），在人们遗忘或没有明确表述这个结构与思路的时候，将之作理论化的表述，是有意义的。在方法论的角度，它可以为行为者提供方向性的指示。这个思路提醒人们，精力应该集中在方法及其效用上，而不要在无谓的问题上浪费精力。争论无关紧要的问题不但浪费精力，更重要的是削弱了争论各方的公共平台，扩大了各方差异，从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问题＋方法＋效用”的思路还告诉人们，在解决特定问题的过程中，一旦确立问题，问题、目的都是常量，不用考察，那么，变量就是方法及其效用。而当给出了特定的备选方法后，唯一的未知变量就是其效用。一旦对特定方法的效用（已经发生的效用或未来的可能效用）作出了判断，就可以回过来判断是否应该选择该种方法。因此，人们的精力应该集中在对方法及其效用的考察，尤其是效用。 例如，甲、乙、丙三人分别提出了A、B、C三种解决同一问题的方法，但人们有时会耗费精力去猜测别人的用心等。“问题＋方法＋效用”的思路提醒各方，不要在甲、乙、丙的其他方面耗费精力，要集中考察A、B、C三种方法的效用。至于A、B、C等具体方法的效用究竟如何，如何给出判断标准，则是专门的技术问题，不是这个思路能够解决的。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如果汉武帝咨询究竟应该尊崇道家还是儒家，甲说尊道，乙说尊儒。汉武帝如何对二人的方法作出判断呢？如果他耗费精力去猜测甲、乙谁出于公心谁出于私心，精力就转移到用心上，而用心是难以考察甚至不可考察的，那么，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出于公心的方法未必有效，出于私心的方法未必无效。所以，汉武帝完全可以不管甲、乙究竟是何用心，只管谁的方法有效。 再如，在争论中，如果甲方从方法的效用来批评乙方，就可以对乙方作出一种无立场的批评。因为甲方承认乙方的问题、目的，那么，双方的立场就是一致的。既然立场一致，就不会在立场上批评对方，即不会以A立场批判B立场，那就达到了无立场（实乃公共立场）的争论。这样，争论的重心就落实在效用问题上，使双方的争论达到最大限度的公共性，从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如果解决一个问题有多种有效方法，如何选择呢？——择善而从、和而不同。也就是说，选择最有效的方法或方法的配合，各种方法尽量做到兼容互补，和而不同。若两种方法相互矛盾（即独自使用可能有效，合起来使用反而无效），则必须有所放弃，而放弃的标准仍然是效用（善是就效用而言）。[4] 择善而从、和而不同，这个思路似乎很空洞，并不具有实际的操作性，但古人早有思考。“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记·乐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也表达了兼采各家之长的思路。 在面对纷争时，“问题＋方法＋效用”的思路有助于消除一些不必要的立场或意气，撇开许多无关紧要的问题，更加清醒冷静，有的放矢，切中要害。此举例略加说明。 例一，五四前后以来的西化派、保守派、马列派，在目标上都是为了民族复兴（不考虑别有用心的情况），诸派貌似复杂的分歧其实都是在“如何实现民族复兴”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并进一步在“采取什么有效方法实现民族复兴”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在“问题＋方法＋效用”的思路下考察，三派的争论与诸子百家的争论完全是同种形式（同构）的争论。但三派似乎都没有足够冷静地分析各派的方法之效用，没有考察各派的方法是否可以兼容，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兼容，而是比诸子百家更加自以为是，以为自己的方法是万能的，从而以自己的方法排斥其他各派的方法，惟我独尊，党同伐异。“只有X才能救中国”，“只有Y才能实现民族复兴”之类的话语就是惟我独尊的反映。就对待科学和民主的态度而言，三派都是拥护的，但西化派并没有很好地考察：是不是一定要以反传统文化作为引进科学与民主的前提？以反传统文化为前提是不是引进科学与民主的有效方法和最佳方法？其实，根本不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革命。 例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评价固然不错，但很含糊。“领导者错误发动”这个“错误”是对什么的评价？是领导者的目的、方法，还是其行为之效果？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就错了，我不敢苟同。这岂非说毛泽东本身就想祸国殃民？这个错误的真正所指，乃是方法错误。也就是说，继续采取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并不能有效推进民族复兴。当这样看问题时，也许可以撇开许多含混，减少不必要的分歧，明白真问题之所在。 丙戌年八月初九/西历2006年9月30日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2. 孔颖达：《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3.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4. 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5. 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6. 孔颖达：《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1] 需要规避的是，这里不是从《论六家要旨》归纳出“问题＋方法＋效用”的思路。恰恰相反，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有“问题＋方法＋效用”的思路，司马谈虽然没有专门讨论这个思路，但他明确意识到了并以之作为他的思路运用到对六家的评论。本文只是通过司马谈的评论把这个思路揭示出来，因此，本文不存在从不完全归纳得出普遍性结论的问题。 [2] 用“是什么”来对主体性发问，不够妥当，此权且用之。 [3] 在此，需要规避一个问题。“问题＋方法＋效用”的思路是否会导致只管目的，不择手段呢？其实，不论干好事还是干坏事，都有效用问题。这个思路是针对行为者思考问题的思路而言的，行为者选择的方法应该有利于解决他面对的问题。讨论这个思路，根本无需介入善恶等问题。退一步在道德上讲，若某甲要干坏事，只求效用而不择手段，这是他自己的思路，他人无法控制。而对于某乙而言，若他要干好事，那么，他同样应该注重方法的有效性。而明确“问题＋方法＋效用”这个思路，可以提醒那些想做好事的人，不要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耗费精力（详见下文）。 [4] 完全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同一方法的效用的评价并不相同，如何处理这种分歧呢？这并不是本文讨论的思路所能处理的，因为本文只是说应该把精力集中在方法及其效用上。至于如何评价具体方法之效用，并使人们对效用的评价尽量达成一致，这依赖于特定的用以证明方法具有何种具体效用的技术条件（技术确认方法可能具有什么效用，即提供被判断的事实），和对效用状况进行评价的特定的评价标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