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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怎么定义“国学” 宋定国 提 要：该怎么定义“国学”？迄今还没有个一致的说法。这既不适应“国学”的研究，也不适应“国学”的教育和宣传。给“国学”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无论对于“国学”的研究还是教育、宣传，都十分必。原有的“国学”定义都是就其外延而言的，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应该遵循确切定义的一般规则，从内涵上对“国学”重新定义，以使“国学”不仅突破原有定义的局限，而且着重研究中国学术之源、流及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使之更有利于推动中国和全人类的学术文化之发展。从而把“国学”置于早就应该置于的位置上，使它在地球人类的学林中，占有本来应该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关键词： 国学 原有定义 重新定义 “国学”又热了起来。不仅在大学的讲堂，各种媒体，充溢着“国学”的讲授和宣传，就连幼儿园或其它专为娃娃们开设的场所，也都传来关于“国学”篇章的朗朗读书声。但对于到底什么是“国学”？到底该怎么定义“国学”？迄今却还没有个一致的说法。这种状况，既不适应“国学”的研究，也不适应“国学”的教育和宣传。尤其是，我们不能老是糊里糊涂地，向一代代青少年传授“国学”啊！ 定义，是对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学科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是一门学问赖以建立的基石。所以，给“国学”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无论对于“国学”的研究还是教育、宣传，都是十分必和具有重要意义的。 一、 确切定义的一般规则 鉴于在“国学”定义上存在的分歧，很大程度上与对确切定义的一般规则缺乏认识，或存在歧义，所以，有必要先对确切定义的一般规则加以讨论。 对于一种事物，一个概念、学科下定义，到底有没有应该遵循的一般规则呢？有。我认为对于一种事物，一个概念、学科，确切定义的一般规则有二：一是从外延上予以说明，即指出其涵盖的范围，如“国学系指中国学术”；二是从内涵上加以诠释，就某一概念、学科而言，即指出该概念、学科所特有的对象或研究领域，并揭示其本质特征或特有的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如“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力与生产生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的规律的科学。” 假如认同了上述的规则，我们则可就“国学”之确切定义加以探讨了。 二、 原有的“国学”定义 据我所知，以往关于“国学”的定义，大致有以下几种： （1）“国学”即“中学” 这一定义与清朝大员、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等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说有关。然而，因为有“西学”之说而提出与之对应的“中学”，并不妥当。因为与“中学”相对应的概念应该是“外学”，而“西学”则不过是“外学”中的一部分，并不能涵盖日学和印度学等等所有的“外学”。另外，即使与“外学”相对应，因世界各国学校一般都有大、中、小学之分，用“中学”这样的概念，也很容易在一般人心目中引起误解。故把“国学”称作“中学”的说法，显然欠妥。 （2）“国学”即“国粹” 这是当时针对“中学”的提法太笼统、宽泛，而另提出来的。 但是，顾名思义，“国粹”即国家学术文化之精粹。“国学”与“国粹”不论在外延和内涵上，其实都不一样，硬把两者等同起来，无疑等于把传统学术文化“精粹”以外的内容排斥在“国学”之外，又因人们对传统学术文化“精粹”之理解的不同，自然就很难使“国学”的内容及其解释规范化。而在实际操作上，这样的定义也行不通。主张这一说的人实际上往往认为中国传统学术一切皆“粹”，因而把中国的传统学术一揽子统统兜进了“国学”的筐子里。 其实，对这种说法一开始就有不同看法，而持这种看法的人也未能坚持多久。例如胡适就认为“国学”不仅应该研究“国粹”，而且还应该研究“国渣”；不研究“国渣”，就无法知道什么是“国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使用“国故”比使用“国粹”妥帖，因而认为“国学”是“国故学”的省称。（见《<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卷一） （3）“国学”即“国故” 这是针对“国粹”一说，又鉴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并非一切皆“粹”而提出来的。这种提法曾经被当时许多著名学者认可。“五四”时期的“旧派”和“新派”国学家都使用了“国故”一词。1919年初，新旧文化激烈交锋之时，北大较保守的学者创办《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在此背景下，毛子水、傅斯年在《新潮》杂志撰文，针对“抱残守缺”“追摹国故”的倾向，而提出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整理国故”。所谓“整理”，并非限于考证、训诂，还包括了评判价值、探寻因果。他们既以现代观念发掘、阐扬古学，又强调清理“国渣”，打倒“偶像”。傅斯年指出“清末民初，人以国学二字为不妥，遂用国故。”（傅斯年致朱家骅<抄件>，1940年7月8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转引自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顾颉刚在《古史辨》第四册序言中指出：“我们古史里藏着许多偶像。”帝系代表种族的偶像，王制为政治的偶像，道统为伦理的偶像，经学为学术的偶像。研究古史就是要打破这些偶像，“使他们各回复其历史的地位”（顾颉刚《序》，罗根泽编《古史辨》第4册，第13页。朴社1930年版，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4编影印本）。“整理国故”打上新文化烙印。 但也有人主张应把“国故学”与“国故”分开：“国故”是材料，而“国故学”是一种科学，“用分析综合比较种种方法，去整理中国的国故的学问，叫做国故学”（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第41页）。所谓“国故”是指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整个传统学术本身，而“国故学”则是对其进行客观的研究、阐述。因而，曹聚仁承认，“习常之目‘国故’殆和畴昔所谓‘中学’‘国学’者同其内包外延”（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第60-65页）。 曾经将“国学”、“国粹”和“国故”并用、互换的章太炎，后来觉得“国故”比“国粹”妥帖，便把其阐述国学的第一部著作名之为《国故论衡》。甚至有人用“国故”取代“国学”，并发起了“整理国故”的运动。 “整理国故”的提倡者、研究者往往将“国学”与“国故”两者并用，互相替代。胡适说：“‘国学’在我们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第195页，光明书局1934年版）随着“五四”新文化浪潮低落，“国学”一词在30年代得到普遍承认和运用，“国故学”则消声匿迹。 （4）“国学”即“即中国固有之学，系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亦即“中国学”。 “中国学”是针对“外国学”而言的。“中国学”即中国特有而固有的学术文化。 关于这样的国学的定义，据我所查阅的相关资料看，起初当以章太炎和邓实等对此表述得比较明确、透彻。 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旅居日本主编《民报》时，曾举办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并为设在上海的国学保存会机关报《国粹学报》撰文。在《民报》第七号所载《国学讲习会序》中，他这样论及了国学：“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又说：“夫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优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立之文辞，为其国秀美之士所爱赏。立国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于其一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习其文辞。苟不尔，则不能立于最高等之位置。而有以转移其国化，此定理也。” 可见，章太炎认为“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并把“国学”之兴亡与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了。对此，《国粹学报》主编邓实在《国粹学报》第十九期上则表述得更加明确：“国学何者？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其爱国，无不知爱其学也。” 汤志钧先生在199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的，由曹聚仁整理的章太炎讲演的《国学概论》一书的“导读”中，在引述了上述章、邓对于国学的阐释后，概括说“‘国学’既是一国固有之学，中国是有悠久的历史、灿烂文明的国家，《史记》记录了自黄帝以来的历史，成为中国民族的象征。此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历代相传，至孔子而集‘国学’之大成。这种传统思想文化，也就是所谓‘国学’。它既不同于不是‘中国固有之学’的西方文化，和我国少数民族的专制统治思想也有差异。因此，‘国学’实际上是指我国汉族之学。” 汤氏把“一国固有之学”等同于“传统思想文化”，可见他并未从严格的意义上区分“学术”、“思想”、“知识”和“文化”等概念的差异，而是笼统言之。当时，这种说法颇为流行。那时，人们还习惯于把“文化”作为“知识”、“思想”的同义语而加以使用，说“学术文化”，与说“学术思想”、“学术知识”是一样的。这与今天把“文化”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显然有别。在今天，从严格的意义上看，“学术”与“文化”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学术”作为系统化了、专门化的学问，自然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属于“文化”的范畴，但不是一般的文化，而是文化中比较高级的或被提炼、升华和凝聚了的，属于精华或核心的部分。但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把学术与文化联系在一起尚可理解。 但是，汤氏把“国学”看作“我国汉族之学”即“汉学”，显然欠妥。既然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而中国是个有诸多民族所组成的大家庭，那么，汉族以外的其它民族之学，自然也就不应该被排斥在外。把“一国固有之学”理解为“中华民族固有之学”，似更妥帖。 “国学即中国固有的或传统的学术文化”这一定义尽管也受到非议，但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监守和阐释，终于被沿用了下来，成为“国学”的通常定义。如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国学”一词的解释就是沿用了这样的定义：“称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 这可以说是自清末民国初至今，一直沿用下来的比较通用的定义。 张岱年先生在为中华孔子研究会编纂，于1996年9月出版的《国学通览》所作的序中，这样写道：“国学，亦称中国学，即中国学术的简称。” 张先生既沿用了百年来通常的说法，却把“文化”二字剔掉，可能是鉴于《国学通览》所涉及的内容比当前人们所理解的一般文化层次较深之故。但张先生在该序中又使用了“中国文化是世界三大文化系统之一”，“现代的中国人应对于传统文化有比较明晰的认识”这样的用语，说明张先生并非排斥“中国学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文化”一说。 三、 原有定义的缺陷 首先，把“国学”与“中国学”等同，并视为“中国学”的简称，容易引起歧义：因为“中国学”既可“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研究对象”，也可“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 其次，“国学”的原有定义是从其外延上切入的。有的甚至谈不上“定义”，只不过是一种通常的说法，就好比把张家的物件说成“张家物”，把中国的学术说成“中国学”，再简称一下罢了。正因从外延实际上是从国域来界定国学，所以相关的学者在其讲演或出版的《国学概论》中，也都是从外延上对国学的内容加以阐释。例如，在由曹聚仁所记录整理的章太炎于1922年的讲演，并于当年由上海泰东图书馆以《国学概论》为题出版的书中，就是从外延上来阐释国学的内容的。在第一章概论中，讲“国学的本体”时，按“经”（“经史非神话”）、“子”（“经典诸子非宗教”）、“史”（“历史非历史小说”）排序。显然受了《四库全书》等按“经”、“史”、“子”、“集”对中国学术文化加以排序编目的影响。如果说章太炎的讲演并未完全受《四库全书》排序编目之束缚，在具体论述国学分类的派别时，按“经”（“经学的派别”）、“哲”（“哲学的派别”）、“文”（“文学的派别”）排序，而尚有独到之处的话，那么，在其他人所著述的《国学概论》中，则大都按“经”、“史”、“子”、“集”来排序的。例如，由上海光明书局于1934年出版的谭正璧所著的《国学概论讲话》中，就是这样排序阐述的，只是把“集”部改成了“文学”。又如，由台湾国立编译馆于1969年出版的程发轫所著《国学概论》，则完全是按“经”、“史”、“子”、“集”分类、排序的。其他人的同类著作，有的虽未按“经”、“史”、“子”、“集”排序，但按照历史顺序就传统文化讲起。例如钱穆所著，于1931年初版，1997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的《国学概论》，就是这样的。其章目为：“第一章：孔子与六经；第二章：先秦诸子；第三章：嬴秦焚书坑儒；第四章：两汉经生经今古文之争；第五章：晚汉的新思潮；第六章：魏晋清谈；第七章：南北朝隋唐之经学注疏及佛典翻译；第八章：宋明理学；第九章：清代考证学；第十章：最近期之学术思想。”这样的排序和阐释，显然与哲学或思想史的讲述难于厘清界限，而且侧重点也带有相当大的随意性。 愚以为，从国域即外延上界定国学，由于把国学的研究范围或对象与其定义相混淆，所以，很容易在研究和著述时导致以下的局限性： 第一、若按《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编目排序，那么，国学著作汗牛充栋，实难尽述，无论对于研究者和学习者而言，无异等于作茧自缚；而若择其要者阐释，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容易导致众说纷纭，难于体现一个学科（学说）的严谨性； 第二、若按历史顺序来讲述或阐释中国的学术文化，则冗长不说，更重要的是难于同哲学史、思想史等厘清界限，而且更容易导致见仁见智、挂一漏万等弊端。 一般而言，从外延上给一个学科下定义，是最简单、直接，也是最容易的方法，比如，哲学，可以说是关于哲学的学问，政治学可以说是关于政治的学问，经济学可以说是关于经济的学问，等等。但这样的定义法很难对一个学科作出确切而规范的界定，因为这样的定义实际上不过是指出了学科的研究范围或研究对象。因此，现今广为流行和讲授的学科，很少再有这样定义的，而几乎都是从内涵上予以定义。 所以，愚以为，必须改变从外延上给国学下定义的传习，而宜从内涵上另予以定义。 四、 该怎样对国学重新定义 我在本文中所称的“国学”，仅仅以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为研究对象，而不涉及中国的其它对象。因此，从内涵上加以定义，似可以表述如下： 国学，是研究中国即中华民族之传统学术的源、流及其发展规律，以推动中国和人类学术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为目的的科学，也可以称中国学或中华学。在国内则可以简称“国学”。 这个定义明确了以下几点： 第一、国学不仅包括汉学，也包括满学、蒙学、回学、藏学等其它民族的学术，这显然与从清末民初所开始谈论的“国学”有区别（当时提倡“国学”最积极的“国粹派”有强烈的排满情绪，它们所说的“国学”实际上只是“汉学”），也与海外所称谓的“汉学”相左。海外人士把“汉学”等同于“国学”，严格地说，不妥。但因为“汉学”的确是“国学”的主流部分，所以在非严格深究的场合，笼而统之地把“汉学”称为“国学”也未尝不可，正如人们习惯笼而统之地把“汉文”称作“中文”一样。 第二、国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源、流； 第三、国学所着重揭示的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规律； 第四、国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推动中国的和全人类学术的进步和发展。 这个定义是根据给一门学科从内涵上下定义的一般规则而作出的。前面已经指出：给一门学科下定义的一般规则是：每一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而揭示本领域的特殊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是任何一门学科的根本任务，同时也是该学科赖以建立和立足的基础。不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思维科学等等，它们所包涵的每门具体学科，比如物理学、化学，政治学、经济学，形式逻辑、辩证逻辑等等，都是这样定义的。 愚以为，这样来给“国学”下定义，既符合给一个学科从内涵上下定义的一般规则，又可剔除原来从外延上下定义的局限性。 五、把“国学”视为一个学科是否适宜 有人认为把“国学”作为一门学科对待不合适，其理由主要有：一是认为这样会贬低“国学”，其根据是一般学科的内涵都比较单一，而我们的“国学”则内涵极其丰富。 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因为“国学”确实不同于已有的一般学科，其内涵确实比一般学科要丰富得多。但是，我认为，伴随时代的进步，传统的“学科”分类和内涵也必然要相应地变化。比如我们的“国医”，其内涵也比“西医”丰富，可把它称之谓“中医学”并未贬低它。学科客观上的确有简单和复杂之分，犹如物质有“单质”和“化合物”之分一样。我们的“国学”可谓学科中的“化合物”。 二是认为这样会背离“国学”这个概念提出时的初衷。我认为，“国学”当初提出时确实没有面临像今天这样的形势，甚至可以说大相径庭：当时所面临的“灭种灭族”的危机，与今日所面临的“和平崛起”，恰成鲜明的对比。因此，我们这样定义，突破其初衷，则正是时代进步和形势变化所使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国学”突破原来把中国固有的学术，用一个“篮子”一股脑兜起来的简单提法，而引导人们不仅要用一个篮子把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兜起来，而且着重研究篮子了所兜的东西的源、流及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并使人们在了解其规律的基础上，使之更有利于推动中国和全人类学术文化之发展和进步。所以，这样做不仅不是、也决不会贬低“国学”，而恰恰相反，把国学置于早就应该置于的位置上，即使它在地球人类的学林中，占有本来应该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