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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现状、教训与经验 ——政治哲学层面的观察与思考 黄玉顺 【编者按】本文是在“当代儒学发展的现状、经验和方向”研讨会的发言，会议由北京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和嵩阳书院联合主办，于2017年6月24日-25日在河南省登封市嵩阳书院举行。 当前儒学的情况非常复杂，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来加以分析。这里侧重于政治哲学层面的价值观的角度，略加评析。 一、当代儒学的现状 无可讳言，当前儒学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价值分裂：有原教旨主义的儒学，有现代性的儒学；后者之中，有规范的现代性儒学，有变异的现代性儒学。 （一）原教旨主义的儒学 所谓“原教旨主义儒学”（Fundamentalist Confucianism）是特指的这样一类儒学，它们将前现代的、亦即帝国时代的儒学价值奉为信条。这些价值的核心部分，就是“三纲”。某些儒者试图恢复帝国儒学的君权主义、父权主义、男权主义的价值观，这是典型的原教旨主义儒学。 （二）变异的现代性儒学 所谓“变异的现代性儒学”（Abnormal Modernistic Confucianism）是指的这样一类儒学，它们的价值观并非原教旨主义的，而是现代性的，却又并不是现代性价值的规范形式，而只是现代性价值的某种变异形式。其最典型表现，就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注意：不是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因为后者乃是由前现代向现代性的一种正常的过渡形式）；此外还有威权主义的儒学、极端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儒学、民粹主义的儒学等。 以上两种价值倾向的儒学，有时又缠绕在一起，难舍难分。 这里有必要澄清所谓“反思现代性”的问题。对现代性的反思来自三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一种是上述前现代的或原教旨主义的立场；另一种是上述变异现代性的立场；还有一种则是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其实，所谓“反思现代性”或“反思启蒙”本来就是后现代主义者发起的，但这里必须指出：他们的初衷本质上是抱怨现有的现代化过程和成果未能真正兑现当初的“启蒙承诺”——人的解放、即个体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本质上仍然属于现代性启蒙的范畴，这与变异现代性和原教旨主义是根本不同的。 （三）规范的现代性儒学 所谓“规范的现代性儒学”（Normal Modernistic Confucianism）是指的这样一类儒学，他们努力从儒学的一般原理中发展出一套现代性的价值观。无论成功与否，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或“内圣开出新外王”就是这样的努力；21世纪以来的中国大陆的新儒家当中，也有一些儒者，包括今天在座的一些朋友和我本人在内，就在进行着这样的努力。 这样的现代性儒学之所以是“规范的”（normal），是因为现代性有自己的价值规范（value norms），诸如个体、权利、自由、博爱（韩愈《原道“博爱之谓仁”）、平等、民主、法治、宪制、共和，等等。这些价值并非专属“西方的”，而是人类共同的现代价值。 鉴于上述价值分裂，儒学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学术派别，而成为了各种不同思想学术派别的公共话语资源，人们用儒学话语来表达截然不同的价值立场。 二、当代儒学的教训 当前儒学的上述三类价值立场处于某种紧张关系之中，任何一类都可能将其他两类的正面经验视为负面教训。鉴于中国尚未真正现代化，本人即持规范的现代性价值立场，据此分析其他两类的教训。 （一）价值观方面的教训 1、原教旨主义的儒学价值观的教训 （1）君权主义的教训 当前某些儒者怀念前现代的君主主义、或倡导某种变相的君主主义，公然反对民主、主张专制，反对法治（the rule of law）、主张本质上是人治（the rule of man）的所谓“法制”，寄中国乃至世界的希望于“乾纲独断”。这是极其危险的倾向，可能导致“文革”、甚至比“文革”更糟糕的结局，而且也使儒家陷入了令人厌恶的专制主义境地。 （2）父权主义的教训 当前某些儒者怀念父权主义，声称儒家是以家庭为本的，然而他们所谓的“家庭”，本质上是前现代的父系宗法家庭或父系家族家庭，而不是现代性的核心家庭。在社会基层治理中，他们反对现代性的基于公民社会的公共权力，试图恢复前现代的宗族治理或家族治理。这使儒家陷入了悍然挑衅现代性的公民权利和公共权力的境地。 （3）男权主义的教训 当前某些儒者怀念男权主义，反对男女平等，主张夫权统治，甚至主张三妻四妾的一夫多妻制度，鼓吹所谓“女德”，妄图以此“安顿”妇女。为此，他们肆意攻击任何关于女性自由平等权利的主张。这就使得儒家不仅自绝于现代女性、自绝于“半边天”，而且自绝于所有具有男女平等的现代意识的人们。 2、变异的现代性儒学价值观的教训 （1）国家主义的教训 国家主义（nationalism）或译民族主义，本是民族国家时代（the times of national state）的必然现象；但如果走向极端、成为极端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就可能变成纳粹式的“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对内造成“国进民退”的局面，对外造成“中国威胁”的局面。然而某些儒者鼓吹的正是这样危险的国家主义，并自觉不自觉地与社会上的极左思潮形成呼应。 （2）极权主义的教训 上述国家主义，在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即经济国家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 / statism）（如我们经历过的计划经济）和政治国家主义（political nationalism）。而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与统一，则往往走向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然而当前某些儒者的言论正是这样的极权主义。 （3）民粹主义的教训 我说过，民粹主义（populism）其实并不是什么“主义”，即并没有什么固定的主张，而只是一种极端化的大众情绪，因此可能与任何性质的主义相结合。当其与极端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相结合时，它就会成为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然而当前某些儒者的言行，正是民粹主义的表现。他们却没有自觉到：儒家即使是情感主义（emotionalism），但绝非情绪主义（sentimentalism）。 总之，以上各个方面都使得儒家在具有现代意识的人们面前变得面目可憎。 （二）方法论方面的教训 1、因循主义的教训 所谓“因循主义”（conformism）是指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即从实然推出应然：因为过去向来是如此这般的，所以现在和将来也应当是如此这般的。例如，不少儒者认为，中国过去向来是家族社会，所以现在和将来也应当是家族社会；儒家过去向来以农村为基地，所以现在和将来也应当以农村为基地。这不仅是当前一些儒者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但这种思维方式无疑是荒谬的。试问，中国过去是君主国家，难道现在和将来也应当是君主国家？人类过去曾经是奴隶社会，难道现在和将来也应当是奴隶社会？人类过去曾经是猿猴，难道现在和将来也应当是猿猴？足见其思维方式之荒谬！ 2、对立主义的教训 当前儒家当中存在的对立主义（antagonism）思维方式，本质上是“一分为二”的“斗争哲学”的一种延续，他们将中国儒家和西方世界绝对截然地对立起来，只讲对立、而不讲统一或同一，乃至于表现出“凡是西方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西方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样的极端情绪，掩盖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共性一面、以及这种共性在全球化趋势背景下的发展前景。当前儒学中最危险的一种思维倾向，可概括为：以“中西之际”的对立模式来掩盖人类文明发展的“古今之变”。 3、特殊主义的教训 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是普遍主义的对立面，将中国和儒家视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而不具有普遍意义。它有两种表现：一种可以叫做“本土主义”（localism），过分强调中国本土的“特色”；一种可以叫做“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以为无论人类文明潮流如何发展，中国、儒学却是一个例外。特殊主义实质上是对孔子和儒学的宗旨的背离，因为孔子和儒学所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并不只是鲁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即是一种普遍主义的关怀。 三、当代儒学的经验 当前的儒学发展，当然不仅仅有上述负面的教训，也有一些正面的经验。 （一）重建儒家形下学 就形下学而论，儒家向来主要关注的不是知识论问题，而是伦理学及政治哲学问题。但儒家的伦理学及政治哲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周秦之变”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即从宗族生活方式的王权社会转向家族生活方式的皇权社会，儒家顺应了时代的转变，从周公的宗法伦理政治哲学，经过孔、孟、荀等，转变为董仲舒等人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如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型，即从家族生活方式的皇权社会转向市民生活方式的民权社会，儒家理当再次顺应时代的转变，建构起新的伦理政治哲学。唯其如此，广义的“政治儒学”——儒家伦理学及政治哲学成为了儒学研究的热点。 但是，目前的儒家政治哲学在价值倾向上的情形颇为复杂。其中有一种倾向是值得警惕的。我们所面对的传统儒学，严格来讲，主要是皇权帝国时代的儒学，其形下学的核心价值就是“三纲”。然而目前某些儒者却想恢复、或者变相恢复“三纲”。我曾说作过这样的判断：仅就形下学——伦理学及政治哲学而论，比起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21世纪的当代新儒家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了。 然而在此复杂格局之中，也存在着我认为健康的倾向，就是努力重建儒家的形下学——重建儒家的伦理学、政治哲学，以发展出现代伦理政治文明价值。 （二）重建儒家形上学 从学理上来讲，形下学的重建，需要形上学的奠基（foundation-laying）。这种形上学显然不能是传统的皇权帝国时代的形上学，否则就会陷入“旧内圣开不出新外王”的困境。所以，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甚至更早的近代儒家即已经开始致力于重建儒家形上学。这是因为现代儒家不仅需要“新外王”，而且需要“新内圣”。比较而言，当前的儒家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了：他们要么根本就不关心这个问题，例如将“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对立起来；要么就是以复古的态度固守帝国儒学的形上学，殊不知这种形上学原本是为皇权帝国的形下学服务的。因此，现代新儒家重建儒家形上学的努力方向乃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三）开启生活存在论 这样一来，就会引出一个问题：如果说，皇权帝国时代的儒学，不仅其形下学、而且其形上学都不能照搬到今天来，换言之，其“形上-形下”的关系整体都是不能照搬的，那么，难道儒学整体系统就仅仅是“形上-形下”这样的二级架构吗？ 当代哲学思想前沿的发问方式是：如果不论形而下者、还是形而上者都是存在者，那么，存在者何以可能？于是我们获得了先在于这些存在者的一种“存在”观念。由此，我们获得了一种三级架构：存在→形而上存在者→形而下存在者。 何谓“存在”？就是生活。生活即是存在，生活之外别无存在。这样的“生活”并不是说的任何生活者的生活、存在者的存在；相反，任何生活者、存在者都是由生活所生成的，他们首先“在生活”，然后才能“去生活”。而生活的显现样式即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转换就是社会历史形态的转换。由此才能理解历史、包括儒学史（儒家形上学史、形下学史）是何以可能的。 然而何谓“生活”？按照原典儒学的观念，生活即爱，爱即生活。此“爱”是说的仁爱情感。但这种情感并非帝国儒学那种“性→情”架构中、即“形上→形下”架构中的所谓“性之所发”的情感，恰恰相反，形上的东西和形下的东西都是由这种情感给出的。《中庸》“不诚无物”命题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真诚的、本真的仁爱情感，那么，一切物、一切存在者都不可能存在。 这就是生活存在论。这里的“存在论”不是说的传统哲学的本体论（ontology），而是说的关于作为存在的生活的理论（Theory of Life as Being）。 儒学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本源、仁爱情感本源上不断地重建自己关于形而下者的形下学、关于形而上者的形上学，于是才有了宗族王权时代的儒学、家族皇权时代的儒学，也才会有市民人权时代的儒学，儒学才能真正走进现代生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