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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国学界有关《春秋繁露》伪篇问题的论争 邓 红 内容摘要：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学界，对董仲舒《春秋繁露》的文献问题有三个引人瞩目的观点。一是庆松说,认为「汉书」本传和「五行志」不讲五行,所以《春秋繁露》中讲五行的「五行诸篇」是伪篇。二是田中说,认为「五行诸篇」中前四篇是以五行相生相胜说五行，所以是属于董仲舒的,而后五篇不讲五行相生相胜，属于尚书谴告系统,所以是伪篇。三是近藤说,用新的论证方式来赞同田中说。本文对上述三种说法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提出这三种说法都站不住脚。 关键辞：日本中国学界、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诸篇 一．引子 关于日本中国学界的董仲舒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笔者在拙著《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i]的第四节「日本的董仲舒研究」中有着详尽的阐述，此处不再赘述。本文仅想对日本中国学界有关《春秋繁露》伪篇问题的一些观点，作一详细介绍并加以评述和论证。 笔者在「日本的董仲舒研究」一文中说过,关于《春秋繁露》的真伪和有无伪篇问题,自宋代以来一直有人提出疑问。而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提出，此书「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之能所托」之后,中国(包括台湾)的学者就很少对繁露的文献问题提出质疑了。一是「四库提要」言之有理，二是要对历史的承传提出新的质疑的话，必须要有新的有力的证据,譬如出土文献之类。 然而在日本,风气却大不一样。我们知道,日本中国学界的董仲舒研究一直停滞不前，或者叫做「步履蹒跚」吧。笔者10年前出版的日文版《董仲舒思想之研究》，迄今也还是在日本出版的用日文写成的唯一的专著。究其原因，除日本学者认为董仲舒和《春秋繁露》大讲阴阳五行带有「妖气」，且文字晦涩难读难解之外，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日本学者太小心翼翼，过多的拘泥于《春秋繁露》的文献真伪问题。于是他们一提及董仲舒其人其事其思想，就先要表态，认为董仲舒的研究材料特别是《春秋繁露》，由于有文献真伪问题，他提及的，都是人们公认的有关董仲舒的真实材料部分，云云。 殊不知从绝对真实的角度来看，他们所谓的人们公认的有关董仲舒的真实材料，仔细「考究」起来也算不上什么绝对真实，相反，也是大有问题的。譬如汉书本传中的「天人三策」，应该说是研究董仲舒的最重要最真实的资料了吧。可是偏偏就是这个「天人三策」，越看越是疑窦百出的。且不说有人写过文章，说这三策是「汉书」的作者班固的伪造[ii];即使不去怀疑班固，「天人三策」本身也有许多疑问点。就拿三策的上书时间来说吧，至今也没有人能够说清是哪一年进行的，于是留下了好多种说法存疑。 再说《春秋繁露》吧。日本学者一提及《繁露》，态度犹为谨慎。如曾任京都大学教授的内山俊彦在写有关董仲舒的文章时，采取的是只使用「他认为」是和「天人三策」内容相符合的资料[iii]；而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春秋繁露》前面几篇有关春秋公羊学的文章不是伪作。如故日原利国先生在丛书[中国古典新书]《春秋繁露》(明德出版社1977年版)中把《繁露》的前五篇(楚庄王、玉杯、竹林、玉英、精华)训读翻译之后，在[后记]里踌躇满志地说，这五篇应该是董仲舒写的，至少是传达了真正的董仲舒的部分，如果再加上[三代改制质文]等篇的话，就可以窥见《春秋繁露》的全貌了。云云。 日本学界的对《春秋繁露》文献问题的置疑，要追根到一位叫庆松光雄的学者那里。 二．庆松说的主要观点及其评价 1959年，时任金泽大学东洋史学教授的庆松光雄写了一篇题为「春秋繁露五行诸篇伪作考－和董仲舒阴阳·五行说的关联－」的文章刊登在「金泽大学法文学部论集－哲学文集六」上，提出了以下观点，轰动了当时的日本学术界。 1,尽管历史上一直有着《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著作的流传，然而却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董仲舒确实著作该书的证据。 2,《春秋繁露》中有以阴阳冠名的「阴阳诸篇」和以五行冠名的「五行诸篇」，可以想见董仲舒是个讲阴阳五行的大师。然而查《汉书》的本传(特别是「天人三策」)和「五行志」，其中阴阳说随处可见，而却完全没有五行说痕迹。于是可以想见《春秋繁露》中的五行诸篇不是董仲舒所著。 3,那么,五行诸篇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是六朝末以前至前汉中期以后的作品。因为五行说的流行是前汉中期以后的事，此后写成的五行诸篇，假托于董仲舒，以利用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的权威。 这三条的逻辑联系在于，第(1)条先入为主，等于直接宣布《春秋繁露》有伪篇，剩下的任务就是去寻找伪篇而已。 第(2)条是最主要的。它以《汉书》的本传(特别是「天人三策」)和「五行志」为基准，认为其中董仲舒没有讲五行说，因而《春秋繁露》中的五行诸篇都是假的。顺便说一句,五行诸篇为「五行对」「五行之义」「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行顺逆」「治水五行」「治乱五行」「五行变救」「五行五事」。 第(3)条是善后收尾，为五行诸篇找到一个写作的时间和作者出来。由于没有任何证据，于是它用了一个「六朝末以前至前汉中期以后」这样一个模糊而跨度几百年的时间来搪塞。 下面我们想来简单地评价一下庆松论文。 严格说来，怀疑《春秋繁露》有伪篇是可以的，因为怀疑主义往往是学术进步的动力与源泉。然而，宣布《春秋繁露》有伪篇却和宣布《春秋繁露》没有伪篇都属于同一问题的两个侧面，都必须要有严格的论证和可靠的材料。不能想当然地结论先行。而庆松的宣判却只有主观上的推断。至于说历史上不存在董仲舒确实著作该书的证据,所以董仲舒没有著作过该书这一点更是荒唐。谁能举出孔子著「论语」、孟子著「孟子」、韩非著「韩非子」的证据吗? 对第(2)点里提及的诸问题需要进行全面分析。 一是庆松观点的主要前提是《汉书》的本传和「五行志」没有提及五行说,然而这一前提并不可靠。仔细考察起来，「天人三策」里是有五行说的。「对策三」云: 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 这里所说的春生－仁爱，夏长－德养，霜(秋)杀－刑罚之说，即是《春秋繁露》中典型的五行说，它和「五行对第三十八」的「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或者是「五行顺逆第六十」的「木者春,生之性，农之本也。······火者夏,成长。······土者夏中,成熟白种。······金者秋，杀气之始也。」等所谓五行诸篇的说法也是高度一致的，和五行诸篇以外的「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四时之副篇)的五行说也是没有任何两样的。所以说《汉书》的本传和「五行志」里没有五行说这一前提并不成立。 其次，以《汉书》的本传和「五行志」不讲五行说，于是《春秋繁露》中的五行诸篇是伪作这一推论方法也有问题。我们知道，《繁露》中讲五行的，不但包括所谓五行诸篇，还有其他许多文章，如「十指」「官制象天」「四时之副」「循天之道」「天地阴阳」「天道施」等等都是大讲五行之说的文章。如果加上讲春夏秋冬四时说的，就更多了。按照庆松说的逻辑，这些文章都不应该算做是董仲舒的文章而是伪作。为什么偏偏要拿五行诸篇开刀呢? 尽管庆松论文有如此多的破绽，在日本学界里这一说法还是有些市场和影响。仔细分析起来，虽然这一说法破绽百出，人们采取的竟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典型的日本式暧昧态度。尽管日本学者们在许多场合里提到庆松论文，但是甚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篇对庆松的如此观点进行认真检讨的文章，哪怕是简短的质疑的都没有过。 三．田中说的主要观点及其评价 田中麻纱巳出生于1937年，曾是日本大学的教授，著有《两汉思想的研究》(研文出版1986年版)和《后汉思想的探求》(研文出版2003年版)两部论文集。他于1969年在《集刊东洋学》二二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春秋繁露》五行诸篇的一个考察」(后收入《两汉思想的研究》)的论文，对《春秋繁露》的所谓五行诸篇的真伪进行了考察。他的主要观点是∶ 五行诸篇的九篇文章可分为两组。 一组是「五行对」「五行之义」「五行相生」「五行相胜」等四篇,是以五行相生相胜说五行，所以是属于董仲舒的。而且这四篇的一些说法在《繁露》的其他一些文章里也可以见到。 一组是「五行顺逆」「治水五行」「治乱五行」「五行变救」「五行五事」等五篇,不是用相生相胜说论述的，而是「采用时令说讲究灾异，和尚书系统的灾异解释有关，和作为春秋公羊学者的董仲舒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再加上这五篇的说法不见于《繁露》的其他文章，它只是用五行说来讲灾异。所以这一组不是董仲舒的。 对于田中的如上观点，新儒家重镇徐复观曾在其名著《两汉思想史》[iv]卷二的「先秦儒家思想的转折及天的哲学的完成」一文里，进行过反驳。现在我们将徐复观的反驳全部转载如下∶ 按「五行顺逆第六十」，是将五行配入四时，而将土配于「夏中」。木火土金水的顺序，分明是相生的顺序。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是以冬至为准，用日数(不用四时)说明五行各当令用事七十二日，由木而火而土而金而水，各说明其特性。五行的顺序,依然是相生的顺序。 「治乱五行第六十二」是说五行若不顺着相生相胜的运行顺序而互相干犯；则必然产生灾祸;这必然是以五行相生相胜为基底，始能定出其是否相干犯,否则无所谓干犯。 「五行变救第六十三」是说明「五行变至，当救之以德」。此处所提出的五行之变，乃源于政治,而非来自自身运行上相生相胜有何乖桀，与上篇不同，当然不涉及相生相胜的问题，但排列出的五行顺序，依然是相生的顺序。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这是以「洪范」的「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和「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互相配合以言休咎的。「洪范」的水火木金土的顺序,既不是相生，也不是相胜;因「洪范」五行的本来意义，指的是五种实用材料,根本没有相生相胜的问题。但董仲舒的时代，既已把实用材料的五行混入到五气的五行中间去，则他必须套上相生相胜的运行格套，使其成为一有机体。所以「五行五事第六十四」中的五事的顺序，与「洪范」相同，而五行的顺序，却与「洪范」不同。「洪范」的顺序是水火木金土,而董仲舒氏此处的顺序是木金火水土，这正是五行相胜的顺序。 由此可知田中麻纱巳的说法，毫无根据。 徐复观从五行诸篇的后五篇也讲相生相胜的角度来反驳田中之说，辩得有理有据，因而田中自此以后也只得缄口不言了。 在我们看来，田中之说在逻辑方法上也有根本错误之处。他认为后五篇「采用时令说讲究灾异，和尚书系统的灾异解释有关」，于是这些就不是董仲舒的。然而田中首先得证明，为什么「以五行相生相胜说五行」就是董仲舒的,「采用时令说讲究灾异，和尚书系统的灾异解释有关」，就不是董仲舒的了这一大前提。可惜田中并没有做过这样的证明。 其次,田中自己也承认，时令说和五德终始说有密切关系，然而五德终始说的顺序就是五行相胜，这等于说后五篇的五行说也和五行相胜说有密切关系。 再次，后五篇里的灾异说既可说有尚书的灾异说,也有春秋公羊学的灾异说。「五行变救」说:「五行变至，当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则咎除;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天当雨石」。这和董仲舒在「天人三策」和《繁露》「必仁且智篇」里的「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天人三策)的灾异说精神是一致的；而天雨石，又是春秋学者所鼓吹的谴告方法的一种。春秋经庄公七年有「夏四月，星陨如雨」,公羊传曰:「记异也」。《繁露》「王道篇」则将之作为对「周衰，天子微弱，诸侯力政」之乱政的谴告。诸如此类，还有许多，有什么证据能够断定这些不是董仲舒和春秋公羊学的，而只是「尚书」系统的呢? 诚如笔者在「日本的董仲舒研究」所说，以田中为代表的这一派的学者采取的作法是，「先发明一种理论，认为董仲舒的思想应该是这样，然后对繁露的文章群进行考察，如果其中的某些文章符合这一假定理论，他们就宣布这些文章是董仲舒的;如另一部分文章不符合这一假定理论，他们就宣布这些文章是赝作」。下面我们将要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论述。 三．近藤说的主要观点及其评价 近藤则之是新锐董仲舒研究专家，现任佐贺大学教授。关于董仲舒(严格说来是关于《春秋繁露》)撰写过「『楚庄王篇』三世异辞说和董仲舒的灾异说」(九州大学《中国哲学论集》23集，1997年)、「关于董仲舒思想中的『元』的意义」(「日本中国学报」第51集、1998年)、「关于《春秋繁露》的改制说」(「九州中国学报」第37卷、1999年)、「关于董仲舒的五行的考察」(九州大学《中国哲学论集》25集，1999年)。 近藤在「关于《春秋繁露》的改制说」和「关于董仲舒的五行的考察」的两篇文章中，对「繁露」的文献问题，主要是五行诸篇，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首先，近藤在「关于《春秋繁露》的改制说」一文中，以「楚庄王篇」和「三代改制质文篇」为中心，考察了「繁露」的改制说。他认为两篇的改制说有连续性，并认为这一改制说在循环方式上采用了「三统」和「四法」之二重循环，这和五德终始说是对立的。然而「繁露」的改制说只是在「五」的循环定数上持否定态度，而继承了强调五德终始说的改制上革命性意义和以气的推移为王朝交替的动力之说，也就是加以了符瑞、受命、革命的改制之儒教教说的改造。 如果仅只是上述的论说的话，近藤论文只是平铺直叙《繁露》改制说的解说性文章。从近藤的论文来看，他对《春秋繁露》是否董仲舒的作品抱有非常谨慎的态度，他甚至说，他讨论的改制说只是《繁露》的改制说，而没有说是「董仲舒的」改制说。然而他在结论部分笔锋一转，认为，「繁露的改制说，如先前所见，可以认为是太初改制前夜成立的，从时间上看完全可以看成是董仲舒的学说」。换言之，他一改初衷，一口断定「楚庄王篇」、还有「三代改制质文篇」就是董仲舒的作品。 仅仅是断定「三代改制质文篇」是董仲舒的作品的话，并没有什么意义。他还说因为所有研究过董仲舒思想的学者，从中国的冯友兰、任继愈，台湾的徐复观到日本的重泽俊郎、佐川修和滨久雄等大家，在论述董仲舒的政治思想、特别是改制说时，都无不以「三代改制质文篇」为主要材料。近藤作出如此搪突的结论，是要为他的下一篇文章的说法为铺垫。 这下一篇就是他的「关于董仲舒的五行的考察」。 在本文的前一节「田中说的主要观点及其评价」中我们说过，田中的「对《春秋繁露》五行诸篇的一个考察」的论文，对《春秋繁露》的所谓五行诸篇的真伪进行了考察。认为五行诸篇的前四篇,是以五行相生相胜说五行，所以是属于董仲舒的。五行诸篇的后五篇,不是用相生相胜说论述的，而是「采用时令说讲究灾异，和尚书系统的灾异解释有关，和作为春秋公羊学者的董仲舒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再加上这五篇的说法不见于《繁露》，它只是用五行说来讲灾异。所以这一组不是董仲舒的。 近藤的「关于董仲舒的五行的考察」一文，沿袭田中的结论，对五行诸篇的前四篇和后五篇，以进行了考察，考察的方式也十分独特。 他首先认为，经过他在前一篇文章中的考察，「三代改制质文篇」是董仲舒的作品。而「三代改制质文篇」的改制说在循环方式上采用了「三统」和「四法」之二重循环，这和五德终始说是对立的。他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五行诸篇的前四篇，得出结论是，「这四篇和「三代改制质文篇」同样，采取的是反五德终始说的主张和立场的。」而且「五行对篇」和「五行之义篇」中强调「以土德为忠」的说法，也是和五德终始说相异的。因而五行诸篇的前四篇是董仲舒的。 其次他简单地考察了五行诸篇的后五篇，认为如田中所说，这五篇的五行观没有联贯性，特别是主要是以时令论为基础论述君王对灾异的态度，和前四篇的谈论的父子君臣关系的宗旨完全不同,因而可以考虑这五篇是出自另外的人之手。 于是近藤得出结论，由于「三代改制质文篇」是出自董仲舒之手，那么和这篇文章同样采取反五德终始说的主张和立场的五行诸篇的前四篇也是董仲舒的文章，而没有联贯性且五行说的宗旨不同的后五篇就不是董仲舒的文章。 结论如此简单，通过不同的论证之路，却完全踏袭了田中的结论，在学问的方法和态度上又让我们进行了许多思考。因而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近藤的观点进行一些辨析商榷。 如前所述，如果说「关于「春秋繁露」的改制说」一文的目的仅只限于讨论《繁露》乃至董仲舒的改制说的话，近藤论文没有任何新颖之处，明确肯定「三代改制质文篇」是董仲舒的作品一事也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但是，如果是为了讨论《春秋繁露》的文献问题，那么他提出的「三代改制质文篇」是董仲舒的作品的观点，就具有了关键性的意义。这一关键性的意义在于，他确认「三代改制质文篇」是董仲舒的作品，是要以之为绝对的衡量标准去检验《春秋繁露》，提出∶凡是和「三代改制质文篇」一致的文章就是董仲舒的作品；凡是和「三代改制质文篇」的观点相左，甚至是不一致的文章，就不是董仲舒的作品。 我们认为这样的方法论犯有逻辑上的错误。 先不说以田中近藤为代表的学者们对《春秋繁露》基本态度是，《繁露》一定有伪篇，学者们的任务只是去如何寻找伪篇而已的先入为主之见。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怀疑《春秋繁露》有伪篇是可以的，因为怀疑主义往往是学术进步的动力与源泉。然而，宣布《春秋繁露》有伪篇却和宣布《春秋繁露》没有伪篇都属于同一问题的两个侧面，都必须要有严格的论证和可靠的材料，不能结论先行。 同样，如果要怀疑《繁露》，就必须站在以《繁露》为彻底的客观研究对象的立场，对《繁露》的所有文章都要采取平等的态度。因为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繁露的哪些文章是伪篇?」，这一问题也就等于是「繁露的哪些文章是真品?」具体来说，证明「三代改制质文篇」是真品，和证明五行诸篇的后五篇是伪作，都是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要怀疑《繁露》的文章有伪作的话，必须对《繁露》的81篇文章一视同仁，都列为怀疑对象。因为历史上传下来的《春秋繁露》本身是一个整体,虽然怀疑的人一直有,却苦于没有证据。 直言之，以《繁露》中的某一篇为真，来证明《繁露》中的另几篇为假，在逻辑上犯有「循环证明」的错误。 否则，在证明《春秋繁露》中的某篇是真品时，必须要有百分之百的客观证据证明此篇确实是真的，才能够以之去作为衡量的绝对标准。 然而近藤有关「三代改制质文篇」是真品的论证，没有什么客观的论据，他在「关于「春秋繁露」的改制说」一文只用了「繁露的改制说，如先前所见，可以认为是太初改制前夜成立的，从时间上看完全可以看成是董仲舒的学说」这样一句主观上的想当然，没有任何的文献上的证明，就断定「三代改制质文篇」是繁露中的真品。而且他对「繁露的改制说」的论述，也只是停留于主观上的解说，和文献上的证明也是毫不相干的。 至于说诸如中国的冯友兰、任继愈，台湾的徐复观到日本的重泽俊郎、佐川修和滨久雄等大家，在论述董仲舒的政治思想、特别是改制说时，都无不以「三代改制质文篇」为主要材料，也不能说明「三代改制质文篇」就是真的。因为这和文献证明毫无关系，而且他们对待《繁露》的其他文章和对待「三代改制质文篇」是一视同仁的。 其次，退一万步说，即使能够百分之百地证明「三代改制质文篇」是真的，将之用于衡量《繁露》的其他作品的绝对标准之作法也值得商榷。因为还得进一步证明这一篇是董仲舒思想的最重要作品，也是衡量他的思想的试金石，才能确立如下之「凡是」模式∶凡是和「三代改制质文篇」一致的文章就是董仲舒的作品；凡是和「三代改制质文篇」的观点相左，甚至是不一致的文章，就不是董仲舒的作品。可惜这样的证明并没有进行过。 第三，即使是确认了「三代改制质文篇」是董仲舒思想的不二法门，象田中和近藤那样，认为五行诸篇的后五篇和前四篇的思想内容不一致，或者是没有一定的联贯性、五行说的宗旨也不相同的理由，就断定这些作品不是出自董仲舒而是出自别人的作法也值得商榷。我们知道，人是在不断思想的，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也不可能前后永恒不变。特别是董仲舒这样的一生经历了几朝皇帝，其生活的时期的是从战国时代的分封割据时代，过渡到了秦汉大帝国的政治上的统一时期，思想潮流呈现出由百家争鸣走向相对统合的倾向。董仲舒本人的思想也经历了从黄老到春秋公羊学再到「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道思想的进程，其间更搀杂阴阳五行于其间。对于这样一个经过了如此复杂的思想历程，建立了异常庞大的思想体系的人物，完全有前后不一致的可能性。如果以文章的不一致性甚至只是因为没有联贯性，就一口气否定掉其著作的一组文章的作法，是不可取的。 结 语 当然，笔者也并不断定《春秋繁露》百分之百就是董仲舒的，也不认为《繁露》就没有文献上的疑问。其实我们也完全可以同意另一个日本学者池田知久的这样的论断∶《春秋繁露》的文章的思想只要和《汉书·五行志》以及本传中的董仲舒没有太大的矛盾的话，都可以认为是「董仲舒学派」，包括董仲舒本人及其后学乃至亚流的。(参见拙文「日本的董仲舒研究」) 我们只是要澄清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从庆松－田中－近藤之一派日本学者对整个五行诸篇以及五行诸篇后五篇的怀疑，乃至一部分日本学者对《春秋繁露》的所谓谨慎态度，是经不住推敲的。因为他们的谨慎怀疑，并不是建立在文献批判的基础上的，而是没有超出主观「想当然」的推断的领域，拿内山俊彦的话说就是「我只引用我认为和董仲舒本传一致的部分」，这只相当于说「我认为是不可靠的就有可能是假的,所以我不用」之类而已。最后我再想加一句画蛇添足的话,如果没有新的文物出土,或是像今文经书一样的新的民间藏书问世,对《春秋繁露》的文献问题的疑难都不会超出主观想像的。 作者：邓红,男、1958年生,四川合川(现重庆市合川)人。1982年2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曾在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和西南师范大学任教。1987年赴日本。1988年4月考入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史硕士课程,师从著名日本著名秦汉哲学史以及日本儒学史专家町田三郎先生,1990年考入博士课程,1995年以「董仲舒思想研究」为题获文学博士学位。1995年9月被大分县立艺术文化短期大学聘为副教授至今。2001年被聘为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著书有《董仲舒思想之研究》(日文，人与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并撰有中国哲学史以及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单篇论文数十篇、译文十余篇。另撰有关于中日关系以及日本现代政治文化方面的论文十余篇。日本中国学会、东方学会、中国出土资料会等学会会员。 注释： [i]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另外,本文中的有关董仲舒的观点,还可参见日文拙著《董仲舒思想之研究》,人与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ii] 如中国学者孙景坛曾撰有「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一文(载《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 [iii] 见内山著《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自然认识》一书的[第九章·董仲舒](创文社1987年版)。 [iv] 台湾学生书局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