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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符号学的困境和希望 ----芬兰符号学大会前后的省思 李幼蒸 作者按语 当代人文知识发展的困境在于学术整合不易，学科职业各行其事，各自安于一偏之理，不仅不热心学际交流，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因此今日世界学术交流大多仍按传统学科划分进行。所谓跨学科对话也往往只是在某新学科领域进行定式运作，以期维持学术产品之有效生产。在此局势下，符号学作为世界上唯一最广泛的多学科聚会之领域，其战略意义自然不言而喻。但是多年来，国际符号学学会的任务也仅限于筹办全球和地区大会，不过是同时汇聚不同学科讨论于一地，学际间的对话规模和方式仍然有限。国际符号学学会能否进一步发挥其组织跨学科对话的功能，成为我本人自去夏成为委员会成员后的关切所在。一年来我也曾多次提出“不合时宜”的建言，虽乏成效，却也积累了相应的经验。符号学学会机构的功能和方向为一事，学会成员个人的素质为另一事。在具体学术水准和机构发展潜力之间永远存在落差，不可简单地以前者衡量后者。各个学术领域中道情况均如是，为此不必过责于符号学。此外，国际符号学学会的前途和中国符号学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更是我的关切所在。而对于这一方面，国际符号学同行知之甚微。我们了解“两方面”，他们只了解“一方面”，彼此沟通本来就存在着技术性困难。鉴于人文科学革新之意义重大，我遂不顾现实障碍，言所当言，以期有助呈现学术局势的真相。 本文拟稿于三个月前，当时甚至考虑在赴芬前提前发表，以预先传布个人思绪之实态和困境之所在。因为当时对芬兰会议的条件和可能均已了然，临场经验不会使我在此文中的观点有所改变。但后来决定还是等回来补充修改后再发， 以便更能使论旨确 切。在向国际学者依例宣读了论文之后，却对与国内学者之对谈部分，产生了主题“失焦”之感，以至于迟迟未曾将此原拟中文部分定稿发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犹豫”？在诸多原因中主要的是，和西方学术的对话只是立场的宣表，对于效果，可以免虑。因为任何批评性言论在西方学术界都是不大可能产生什么效果的，外国学界明星尚且如此，何况 我辈。与中国学术界的对话，心理的预期值不同 。尽管在现实条件 下，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实际效果，但可合理地遥想一种未来可能的效果。一个处于巨大转型期的社会，不仅包含着“商机”，也应包含着“学机”。因为中国地大物博，好文者众，几千年人文传统一旦与世界思想汇流，其化合物之效果，决不限于中土，甚至可广被全球。有此潜在的预期值在，难怪会往往落笔踟躇，不知该把“千言万语”从何说起。今日之事，从根本上说，并非学理认知之不明，而是利益分配之艰难。不过，学术行为之利益动机和目的，却与学术方法形成之客观条件密切相关。学术方式之形成当然源于客观社会性背景，此即潮流是也。学者在潮流下迅速形成个人学术方式选择，而此方式之选择又迅速与利益动机相结合，而使此方式选择固执力益形强化。学以致利，已成天下之通势。西人视此为常态，何须你来“唱高调”！我的固执态度却也基于一种实用考虑：功利主义学术观必将妨碍学术之提升。即欲对西方同行论证：按今日市场化现实“游戏规则”行事，大家共同参与的符号学活动将难获实质进展。按照西人可行即是成功的逻辑，我言当然复归无效。于是还得促使其思维先上升至伦理学层次，反省其目标和动机，乃至于方向，然后再将此伦理学结论联系于符号学运动的成效。当然不会有什么效果，但此“论证”过程本身必可显示学术机制及局势的实态。我们无法改变学术现实，但我们可以提供关于此现实的正确认知。现在我把这一个时期的片段思绪陈列于此，以供中国读者参阅。(2005年9月下旬定稿) 本文分两部分：(A) 相关英文论文的目录；(B)正文：符号学全球化 和中国人文 学术。其实B 部分独立成篇，A部分所指引的英文论文，反可视作相关“参考”。 (A) 本人芬兰会议论文简介 论文题辞 “符号学对象域的战略性转移： 从客观世界到学术话语” * 英文原文参见本人网站“www.youzhengli.com”中"basic points" 栏目， 并将载于会议论文集。 * 英文论文 题目：“符号学全球化中认识论的扩展：从自然/文化记号本位到人文科学话语语义制度本位”(2005，6，14，Imatra, Finland) * 英文 论文分节： 1、符号学全球化的三个维面：地域，文化，学术 2、符号学的理论身份和符号学作为多元比较研究方法论 3、西方根源：现代欧美经验和符号学全球化的宏远目标 4、中国潜力：中国与西方的创造性结合 5、符号学作为对全球化人文科学中认识论-方法论结构研究类别的标称 6、符号学对象域的扩展：人文学术话语的语义制度分析 7、符号学全球化实行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1) 网路交流 2) 民族语言和公共英语 3) 双重身份：学者和组织者 4) 方向革新和伦理态度 (B) 符号学全球化和中国人文学术 1、论文写作的学术背景 现代人文科学的目标是促进有关社会、文化和历史的正确因果研究和有效评价研究，但是由于各种非科学性因素的干扰，此一目标的追求一直受到社会文化习俗和人文科学职业化制度的全面限制。广义符号学的目的之一正在于协助克服此类限制，以有效促进人文科学在全球范围内的理性提升。其步骤首先在于通过网路学术民主机制来摆脱各种不当传统学术权威话语范式及其相应学术制度限制。学术权威机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自利驱动学者和功利主义环境间协同互动的结果，其目的在于垄断学术资源和在历史和现代两个层面上形成学术权威话语范式的营造机制。符号学作为一种“多元视点变焦镜”，首先要对全球现存人文学术权势分划版图之认知学进行“重划”，以正确把握学术世界的真实结构(学术本身结构，与其相联系的社会力势结构，以及媒体世界对前二者进行反映的舆论结构此三者之间的共存互动关系)。 为此目的，方法论和伦理学必须齐头并进，以从动机和技术两方面来关注此全球人文科学现代化运动。人类生存由三大片组成：政治，技术和信仰。后者与人文学术关系最为密切。此三大片各有不同的 肌理和进程，虽互通而各自均维持着不 同的逻辑构 造，不可相互简单还原。有关人类问题的思考不当，主要源于对此三大片间关系的理解过于简单化。人文学术是人类知识系统中最为混乱却又最为重要者，然而长期以来受到世界各个地区普遍的忽视。盲目信仰和功利操作乃其固疾。百年来科学知识的进步为人文科学的重建带来一线曙光。符号学虽然是此学术转变过程中影响尚未显著的细弱分支，却在理论观念上和理想实践上占据着十分关键的位置。人文学者的尴尬命运是，理念和现实各行其是。所言种种当属理念，并非可以立即付诸实行。而可付诸实行并产生影响者，又往往去理念甚远。学者的本分遂仅能在于言所当言而已。本人此次作为亚洲区唯一特约演讲人赴会，与背景、立场、动机不同之欧美专家交流观点，非为求其实行之成效，而为求其表达之成效。“有效的表达”不是指所表达者必因此可受到关注，而是指所表达者可有效地被“记录”，以使其可“有效地”期待其历史后续效果。此亦属仁者“尽其在我”之意。符号学者应努力在学术上介入世界前沿学术论述情境；也就是努力获得足以对世界主流理论之论述“有效地”提出独立观点的机会。关键在于：国际学人均以专业训练为长，但亦因此往往受制于其专业训练；理论符号学的“专业”则是“学科间关系学”。符号学非专业知识的创生者，却是各类专业知识的有效读解者和创造性的利用者。在此人类知识由分而合的时代大转化过程中，符号学当以参与学际理论关系之协调为己任。当仁不让，此之谓也。 2、论文写作的实际背景 在2005年6月中旬芬兰伊马特拉召开的芬兰国际符号学研究会(ISI) 和IASS委员会联 合举办的研讨会“符号学全球化”上，我的论文主题是：论全球化时代符号学的新方向，也就是符号学身份的认识论转变：从一般记号研究向学术制度的跨学科分析的扩展。当代国内外人文科学研究“范式”是高度取决于历史环境和功用主义立场的。按照任何研究类型范式进行科研操作都是可行的。因此只按照“可行性”判断研究项目的可取性，必然是不会在实践可行性方面引生问题的。符号学则对任何研究范式的前提，条件，历史根源，学术价值提供一种系统的查验方法。 符号学分析法视中外 人 文 学术现状为历史上各种临时性-偶然性具体运作的结果，其内容和结论是高度 依存 于历史偶然环境的，不能因此视之为具有内在的权威必然性。 符号学全球化是网路 时代的新发展，网路学术民主讨论有助于打破权威主义和职业主义，以便在新的通讯交流形式下形成更合理的学术知识。 符号学对于中国人文学术的意义首先在 于它 有 助于分解传统学术文化的构成，并使其能够更有效地与世界学术沟通。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国学”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话语世界，与汉学界以外的西方学术主流世界基本无法沟通。符号学对于“国学”表述现代化任务来说则具有全面的方法论之助益。可惜汉学界和国学界至今对此尚乏认知。 百年来，由于在历史观，文化观，学术观，政治观多方面的民族主义限定性，使得我们的现代学术评判之历史经验欠缺人类普遍性意义，因此其特点仍属高度实用性和地域性的。这种倾向妨碍着中国学术本身的发展及其世界影响。中国符号学研究有助于形成中国学术背景和结构的整体重整图像，从而间接有助于根据人类普适性学术判准来对具体学术项目之价值和意义进行重新评估。因此人文学术中一些公认优秀项目其实是在较低学术结构位级上进行规定的。学术价值评估大致有两个维度：理论位阶(A)和技术精度(B)。我们的评判工作基本上是在B维上进行的，是一种资料技术性运作。对象材料的理论性类别(C)为一事，对此材料进行理论化分析方法(D)为另一事。二者均以“理论”名之，却为两件事。C 作为材料话语类别称呼(以区分于(文 学、历史等) 描述话语类，艺术话语类等等)，与对其运用的理论分析工具(可分多个分析等级)为两事。在C与D 方面均有技术性精度问题。人们往往对A与B ，C与D不加区分 ，从而 混淆了话语类别之区分和理论工具等级之区分。 作者在决定撰写论文或书籍时自然会考虑如下相关因素：中外学术界的需要，读者的接受可能，对学术方向影响的可能性，发表的可能性，发表的方式，写作与个人正常工作和未来计划的联系，写作时间的可能性，作者知识准备的程度，等等。一般来说，写作工作分为两类：长期规划部分和临时需要部分。两部分大概各具其半。临时性写作往往起因于学术交流环境中产生的临时需要。每当此时，最费心思的是如何把环境(如学术活动)一时要求和个人长期计划内容尽量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我的学术实践方向和内容安排而言，两者通常不能充份协调一致。我目前的主要写作任务是中国传统学术的解释学研究，而几年来却须经常插入一般符号学理论思考。后者是与我参与推动国内外符号学运动的任务相关的。这是处于“四分五裂”认识论张力场中的学人所须运用的权宜之计。(仁学中的“权”学之一) 写作过程即是作者与读者对话的过程，此时必然有内心中“典型读者”的理想性特质存在。在我25年来的着译过程中同时会有三种读者对象，首先是超越时空的理想型读者，假定中的适当对话者。其次是特定时空中的假定的较适当的读者。最后是期待中的广大青年读者，后者是兼具心灵开放性和经验未足性这两种特点的。重要的是，写作的话语组织是须灵活地同时朝向三类读者的，而不是仅针对一类读者的。写作的“策略”须维持内容的相对多元灵活性，因此就不能在任何一个维面上追求最大思维聚焦的效果。对于针对每一类读者的对话目标而言，话语内容的组织都不会是充分适当的。话语中目标的多元性导致话语组织的焦点相对模糊性。但我的写作策略中主要的对象是第一类，他们是我进行思想组织的主要对象和目标。我在和理想中第一类对象的“对话”中组织我自己的思考和表达，读者亦成为自我表达的“触媒”之一，写作也就成为一种自成自得过程，而可无关于其在接受方的实际效果了。这岂非也正是只计其义，不计其功的一种实践么。 3、与国际符号学界观点的异同 了解我的观点的读者，首先会感觉到我和西方符号学家的立场分歧，其实不是什么关于符号学的问题，而是关于整个人文科学的问题。他们在西方学术制度内就事论事，我则不时要超脱现存制度和规范，以期涉及更大范围内存在的条件、话题和目标等方面。也就是，我们在如何“用”符号学这个标称上的态度和方法上必然相当不同。一方面，我同样研究和涉及符号学的狭义方面，包括其在中国古典学术领域的可能应用；而另一方面我也用它指广义方面。为什么要用“符号学”这么一个已有确定所指的专业指示词来泛指人文科学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思考呢？首先，理论符号学可以融合或替代传统的哲学功能，其次它可以替代各种现成理论流派系统。作为泛称和代称的符号学，既有具体的代替性，又有其内容的开放性。其中既包含对具体理论范围的特意所指灵活性和包容性，又包括对未来待生理论的泛指性。在取其作为一般语意学的特性时，是要用“话语语义通分”功能作为一切领域间对话的基础和起点这样有具体针对性的方面。进而又要用其泛指学际理论对话中的各种“中介系统”或“沟通桥梁”。这种符号学操作观是相通于人文科学理论革新目标的。我从学术整体重组立场来“利用”符号学，西方同行则从专业立场来运用符号学。彼此的差异在此。受到专业训练和教学体制限制的西方专业人士和我这样一个不受任何制度和专业限制的独立学者之间还会有什么交集呢？我试图促使国际同行理解超乎各具体专业之上、之外所可能具有的共同目标。为了促成共识，首先必须具有共同的视野和目标。更重要的是，要克服学者“专业自尊”和超越理想之间的张力关系。二者均朝向首须克服的体制性束缚。我的论文子题即指涉学术体制框架和运作单元变动的技术性问题方面。如果一开始即以现存体制和规范为思考框架，即谈不到讨论超越性的理想话题。如果一开始即指出现存人文科学体制的内在缺陷，国际专业化同行会在两个方面有不适(受冒犯)反应：作为西方人和作为专家。他们以为国际学术交流是一个非西方人向西方人学习的过程。我们绝对承认这一事实，但马上要对他们补充说，还存在有超越此目标的学术交流需要。限于体制规范，他们往往对此没有接受准备，因为他们以为西方学术传统是世界学术唯一现成的基础。我的问题重点却并非在于指出他们也有向中国传统学术学习的必要，而是在于指出西方学术本身的问题必须在国际学术框架内公开讨论，而彼此都有同样的学术资格对此表达意见。如果这会使他们不快的话，接着他们会更感不悦的是我在他们自己强调的议题之上所提出的引伸之论：中国学者不仅要向西方专家学习，而且要在此基础之上进而在全球主流学术范围内参与讨论。反过来，我们却并不要求他们对中国学术进行专深研究(纯粹因为语言技术性理由)。这两个“先接球再抛回”的问题(中国学者须向西方学者学习专业知识/西方学者不须向中国学者学习专业知识)，显示了一个当前学术全球化时代的深刻认识论“吊诡”：中国学者如何从原本弱势地位变为强势地位的微妙处境。由于多数西方学人以体制为基础，以市场成功为目标，当然不会真地参与上述“抛球接球”游戏。对于少数有真理之念者，我们则要立即让他们理解一种“儒家风范”：不是在此比高比低，意图以什么五千年炎黄子孙文化底蕴之类的假大空言辞在国际场合自拉自唱，而是要邀请西方同行共同参与一个如何克服人类共同面临的时代学术理论危机问题。在此学术全球化共同事业中，彼此分工不同，各有专精。中学西学都是共同的话题，而各人分工领域和内容介入宽窄深浅不同而已。国际性的合作和对话不是为了在国际场合“扬眉吐气”(这是“俗儒”的心态，不是仁者的胸怀)，而是为了对人类学术大同事业的共同参与和追求。真正的仁者是不会强调血缘区别的。仁学者是人类一体主义者；是向前看，求创新，而不是向后看，颂祖恩的。在国际学者交往时，我们应多显示“仁学”情怀(人己一体)，而非“儒教”情怀(炎黄子孙，高人一等)。应多读<论语>，少读<易经>，前者教人“爱他利人”(个人和民族同理)，后者教人“趋利避害”(卒至以邻为壑)。如今各国文化史都是人类共享的资源，均与其历史创始人血缘身份不再相关。(今天把99%时间都花在西方科际文娱文化方式上的99%中国国民，究竟和“老祖宗”文化还有多少关联？)只是由于技术性条件(特别是语言条件)不同，各有不同专攻而已。借助此分工之便，世界文化遗产遂可为全球所用。会希腊文的学者在资料性研究上当然多有承担和贡献，而希腊思想可为一切其他专业人士所分享。儒学研究也是一样，虽然在语言技术性方面难度更大一些，大多数工作须土生土长的中国学者担任。哲学学科也是一样，某课题专家的专业成果为一事，该成果可为一切人分享为另一事。后者在“使用”专业资料时可能因进而参照其它专业知识而获得比纯哲学议论更富价值的理论成果。每个人的学术运作策略搭配方式各有不同，跨学科趋向会更进一步突出了这一特点。单科(学科或流派)专家不能以为本身专业主题“只属于”本专业，实际上它可为其它专业人士所用，并因后者选择的创造性相关搭配方式而或有可能在其它学术方面取得超过本专业人士的成就。(巴尔特和麦茨都是经过这一过程的：他们先“利用”和之后“跨越”了某专业，并形成了新专业。后者将进而参与同一专业间互动交融过程)。 4、研究策略的变更：从学科本位到问题本位 符号学对象域的认识论革新(从世界记号研究到汉语语义制度分析)，是与一种方法论的革新(学科本位到问题本位)相互对应的。后者的实现又相关于伦理学态度的强化。学术运作的功利主义方向是与学科制度的机械性强化一致的。出于职业功利主义考虑，专家型学者往往反对跨学科方向。为了有利于职场竞争，原先有创造性贡献者又须急于确立新的学科专业，以使得本人学术成就可获制度性运作化条件的保障。这就是我在此须面对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是学术本身之外的，属于学者动机层次的。我们当然不便直接讨论这类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明了自己的“国际处境”：在一个以学术功利原则为指导的国际交流场合如何推进非个人功利性之学术理想的困境？换言之，全球化观念如今实际上是在全球规模上追求物质功利主义的效率化问题。此处提出的符号学学术全球化理念与此倾向岂非南辕北辙？于是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学术全球化思考：一种是如何在全球化规模上谋一己之“物利”，另一种是如何在全球化物质条件下谋集体之“理真”。二者之间相对立的东方原型可举“求：功利名”之儒教精神(拜菩萨和摆族谱为其表征之一)和“求：真善美”之仁学精神之间的历史性对立为证。 专业化中心论原则必然导致专家和权威地位的追求。学术专业化是达到名权势的手段(汉代经师为其原型)。跨学科方向则必然松懈专业化带来的权威性控制程度。加以学术权威形像的塑造必然导至“圣化学者”的策略。专科中心论和跨学科方向论之间的张力关系还包含着此另一利害竞争层面。结果，跨学科学术方向竟然和学者功利动机联系起来。而在全球化时代，跨学科和专科本位的冲突关系将更为尖锐，因为，全球化将全面激化功利意识。这样，经济科技全球化就会与人文学术全球化成为貌合神离的平行过程。我的西方同行会理解，容忍，同情我的论点么？图利实践的全球化，必然依赖可操作的制度化强化、学术等级结构的严格化与精细化。今日之势，各国早已不分政治立场，大多以西方学术教育制度为基础和模式。对西方学术软硬体制度化趋向的批评还将引来出身于西方教育体系的非西方学者的反对，因后者正在要依赖己所从出的西方制度化背景以强化自身在本国的竞争地位。于是，跨学科学术主张将面对双倍的反对力量：西方本土的和非西方的，二者均以追求学术功利为目标，均以正规学术制度为根据。另一种学术势力来自非西方的民族主义学术。他们通过语言上易于掌握本民族学术资源而在本土形成特殊学术特权关系，并以之作为谋求学术名势的手段和渠道。结果，符号学所标榜的跨学科和跨文化方向将受到西方学界和非西方学界两方面的反对。虽然二者学术内容和方向不同，但各自均维持着自己的学术等级制度系统。这是非常有趣的全球化时代人文学术界的另一种“吊诡”现象。 历史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中华精神”：仁学和儒教；伦理学和功利学。也可以说存在有两种“儒家精神”：独立君子和皇权忠仆。历史上，专业僵化(汉代经学)，学者权威化(汉代经师)和师祖神圣化(三皇五帝)是三位一体的。专业程式成为学术意识形态运作的技术性程序，而其主操控者的权威性地位即可由此而立。为了强化和永久化其权势地位，遂进而制造历史神话，这就是将历史上的学界名人予以圣化和神化，使其成为准“超人”，以便在意识形态上加以任意操纵利用。也就是将现实中的权威与历史上的神人(圣贤)通过谱系道统编造来建立起彼此之间的“神圣继承”关系的神话。对中国学术来说，现代“儒学”事业正在世界学术“分工”理由下追求着世界共同的功利主义目标。对于新知新学的欢迎，不过是要将其纳入固有学术体系之内加以装饰性或宣传性利用。西方学术中心主义却也极其欢迎这种民族主义的学术立场，因为此等立场下之守旧学术是不可能触及西方学术制度和理论之根本的。二者之间在国际学术交流名义下的学术交际活动，遂成为彼此学术声名营造术互补性默契的一部分。而跨学科-跨文化的符号学路线竟至不会为任何一方所欢迎； 准确说，首先不为任何 一方的学科学术权威所欢迎。其次不为学术制度内一般学者所欢迎，如果其学术活动目标仍然是功利成就导向的话，他就必须紧紧跟随权威的脚步安全(成本和风险预估)前进。权威本位主义就是专业本位主义，也就是专科本位主义。权威制度成为学术意识形态的工具，神化学者为其基本手法之一。跨学科方向则与此程序相反，其表征为问题本位而非坚持制度程序之贯彻。符号学和学科专业虽然运用着共同的材料，但符号学的本质是问题本位而非学科(程序)本位的。先设立问题还是先遵循“程式”，为二者之间的基本区别。对于问题本位来说，各学科知识均可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反之问题是在学科框架内设定的，是参照既定程序方法设定的(经学为其典型)。结果，问题研究本位倾向于接受跨学科方法和易于朝向真理理念。反之，学科本位的课题设定和方法都是以既定学科程序为框架的，都是朝向以权威范式为标志的名势挂钩策略的。古代门户和学阀则为其原始形态。问题本位由于超越学科框架，故易于通向理念本身，而学科本位则易于通向权威规范和派系利益本位主义。学术名人制度于是成为学界内追求学术功利的工具。当权威名人制度涉及到社会面时，人们不再思考问题或观念本身，而是将学术思想实践归结为对神化名人的礼敬。权威至多只是一个时期学术成就的代表，但由于被充作学术功利主义运作的工具而成为某种永恒价值存在的独立神化实体或文化权威象征符号，并得以世世代代为派系集体功利主义所利用。重要的是，这种民族传统风气和惯习可成为 阻碍民族学术进步的最有效因素之一。 学术问题本位其实源于对象现实主义和知识危机意识。新的问题和设问方式是针对现实观察和体悟来确定的，也就是根基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顾颉刚所说学者贵在带着问题从事思考和研究，意思是一样的。“五四时代”在文化学术上有超乎政治以外的特定内涵，其主要特点是人文学者(往往由于家学渊源)具有足够丰富的旧学训练，同时又具有“足够”新学常识。二者的化合形成了特定的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学术判断和分析的能力。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学者，虽然各有五四时代学者所不及的知识强项，但均欠缺五四时代学者在国学典籍、开明立场和理性态度三者之间维持有机互动的综合性分析能力。五四时代史学家的特点是学者读书自得，具有问题意识；而当代中外华裔史学家的特点是：受到较多片面规范性训练而拘泥于章程制度，遂欠缺独立问题意识。实际上，五四学人高于当代海外学人的原因还不在于其国学素养显然更为深厚的优势，而在于其具有较浓郁的真理意识和理想精神，也就是具有更高的理性自觉)。问题本位导致：在针对现实世界各域设定相应问题系列之后才进而处理学科方法选择问题。先有问题然后在诸相关学科内和不同理论间选择和组配相应的方法，结果其知识论自然不只来源于一种学科和一种流派。学科是为问题服务的，问题是针对现实观察和在整体知识中提出的。可以说，在现实世界、问题系列和学科方法三者之间存在着互依互渗关系。问题本位和学科本位对立的观点源于学科方法难以用来解决从现实环境中提出的新问题。学者能够采取“问题本位”方向，乃因真实关注各种现实问题及其解决之道，而学术功利主义则必按照“行之有效”的学科既定程序去进行范式运作。这就是，从现实立场而达致问题本位，然后才从问题本位转向学科方法。学科专业知识是为我的问题服务的。结果“缺点”反而在某一方面变成了“优点”。学术世界显然需要两类(分析型和综合型)学者：专业制度内的技术性知识创造者和这类知识的综合性利用者。符号学家不是学科专家，而是学科专业知识的跨科“使用者”。前已指出，知识细节是由专家创造的，符号学家则对其进行判断，评价和使用。彼此的关系是相互合作的。各专科学术之间必须有人担任架桥、沟通和重组的角色。符号学家的作用首先即在于此，他们是社会人文学术从分析向综合方向发展过程中应运而生者。二十一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应是一个朝向学术全面综合性发展的人类共同事业，人文科学全球化和符号学全球化的实质即，人类人文学术理论的综合一体化发展。 5、仁学伦理学态度和符号学方向的选择 在本论文中我提到作为“知识的利用者”的符号学功能观，以与作为“知识创生者”的学科专业观相对比。知识的内容大多数与专业深化有关。学科专业知识的扩大、深化与提升是人类认知实践的自然趋向。跨学科不仅不是要排除专业知识，反而要参与促进专业知识。但是符号学时代强调学科知识以外的跨学科知识实践形态的必要性。符号学的跨学科实践在克服学科本位功利主义的同时，要使其理解跨学科学术运作到头来可能也会有利于学科内部知识的进步。就真理认知动机而言，此趋向相当于知识的丰富化与合理化发展，而就功利主义动机而言，其结果可能是权威地位的“失色”或淡化。对于重视学科本位内的实践目标来说，学术活动相当于按固定规范和程序进行的技术性操作，例如建构某种学科内的理论体系，或在学科系统内按照统一规范形成可被学界认定的学术运作。而对于问题本位者，其任务是双倍复杂的：一方面须在学科内增加知识的积累，另一方面须在跨学科层次上另行建构新的规范和操作系统。 对于不遵循体制内功利目标的人来说，为什么还要在此“会议仪式”内宣读论文呢？对于设计和组织学术思想实践来说，我们有两个实践“维面”：共时态的理念层和历时态的实行层。思想表达是一次个人向“众人”的思想投射，其思想表达之完成与其被接受为两事。但是思想“有效提出”的方式和场合具有某种有效用的象征意义；提出(宣表)的有效性和接受的有效性为两事。非功利朝向的学术实践只能计虑前者，不可能掌控后者。此外也不能因为无后者而不要前者。学者的动机遂有两个平行的相关方面：自成(独善)和及他(兼济)。即使对前者而言，也有一个技术操作性方面，即一个如何达致“有效记录思想”的技术性条件问题。为什么要如此“计虑”？因为这种策略性考虑至少可以使你在特定条件下有效组织你的阶段性学术思考并完成其表达。有效指出问题之所在和表达出你的相应学术判断，即已达成仁者之“自安”，岂有它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