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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时代人文理论的危机 ——基本问题随想 李幼蒸 二十多年来中国人文学界正在不断拓宽视野，新的问题领域既超过了任何传统专科学术范围，也超越了国学和西学的固有范围。学术视界的超越性使得在单学科领域内成为权威的学者并不一定能胜任于判断一般人文理论问题上的是是非非。符号学和解释学的精神，首先在于“立体地”拓宽学术和文化视域，而非限于机械地模拟权威学术话语。学人于是同时面对着两个不同的任务：专科技术性知识的掌握和学术整体格局的概观。不是要无所不通，而是要能更适当地在“整体”中为专科学术和具体课题重新定位。间接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知识和直接的(专业)知识技术是同样必需的。本文据此立论，岁末反省之际，就教于海内外中国学人。 1、真理和功利 实用主义和解构主义不仅是一种认识论，也是一种实践论，其共同的和明确的立场正好是与儒家原则对立的：只求其功，不计其义。瓦解传统真理观更是后现代主义运动之主要论题。有趣的是，这类理论性话语与时代全球商业化大潮遥相呼应。思想实践和商业行为在“求利”动机和目标上遂充分一致。学术商业化方向在二次大战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后，已成世界基本趋向。其表现是人文学术制度化，职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态势日趋强化。教育和学术的最终目标于是归结为求教育学术市场内之“成”(功)，而非求市场外知识之“真”(理)。 学术技术性运作的目的是在学术制度和学术市场内取得“成功”。学术运作就和成功效果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如果最终目标仅只是取得业界的成功，即与学问真理观根本不同了。在古代儒家(儒家1)，这就是义利之辨。但是还有另一个儒家(儒家2)，所主张的是通经致用。儒家1和儒家2是本质上不同的，但二者都采用传统类别词“儒家”，在漫长历史中呈混合性存在。西方实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现在从理论上均为学术功利主义“张本”，其共同策略即首先瓦解学术真理观。然而本质上，它们是诡辩派功利主义的当代新版。如果首先排除了“义利之辨”原则，本文所谈种种即属无的放矢。实用主义者认为，任何学术流派乃文化变迁中自然现象，听其自然可也，何来危机之虑？因此辨析今日人文学术理论问题首先涉及到学者选择的基本态度问题：功利还是真理？ 判断今日人文理论情事，首须不拘于俗常成见和过时的权威意见，包括西方人文科学理论权威，国际汉学权威，以及各式准媒体学术权威。所有各类学术权威的作品都是我们的重要研读对象之一，但均不能作为我们对人文学术进行判断和选择的最终根据。因为学术权威多为既定学术体制和媒体市场运作下的产物，虽然所学各有专深但均含有极大的专业之片面性和名实不符性，故不可能成为学术理论正误的当然根据。今日我们必须对人类一切重要知识成果重新进行独立的拆拼组合，以期开辟更合理，更具创造性的人文学术理论方向。于是，不拘于国内外人文学术权威之意见，反而成为我们在今日人文学术世界探索中取得深刻认知和积极创新可能的前题条件。 2、市场和竞争 更为严重的是，学术市场决定论导致了学术社会实践持久的定向化，无人敢于和可能与其相违背。违背的代价将是学术追求的“失败”和学者事业的失败。个人的独立性于是被市场的决定性机制所彻底左右。不再是通过传统的政法压制的方式，而是通过市场化“制约”的方式：其主要形式为制度化和职业化。这将是学术实践中一种更加不易分清，更加无法抵制的“被决定性”关系。因为此市场决定论根基于人性中的名利本能，更可无孔不入，还可假以各种体面的名目。传统上，学术实践是求真的手段，现在则成为求利的手段。学术实践不再是个人求精神上“满足”的途径，而成为物利上“贪得”的技术工具。固然一切传统上因求真而产生的心智产物仍然是今日学术研究的对象，但其与学者相接处不再是精神目标方面而是技术工具方面。学术遗产不再是今人继续求真的基础，而成为今人据以获利的手段。精神志趣材料结果成为名利追求的工具，真理驱动话语与名利驱动目标遂奇特地混而难分。结果，一方面，我们的确“玩赏”着学术商品，另一方面此玩赏美学并非主宰我学术运作方向的力源。真正的主宰者是人文学术市场机制，也就是可有助于学人在学术市场上最终获利的学术运作方向。我们常常问当前什么“西方思潮”最流行，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最高。此种关切往往即起源于我们对西方学术市场起落行情的关切。现在想想看百年来西方哲学流派大起大落多少次，其道理，意义和价值究竟何在？ 全球化时代是全面商业化和市场化时代，人的生存动机，目标，方式，信仰受到唯利主义的绝对支配。人类价值取向的市场定性化，成为直接间接影响一切精神活动方式(包括宗教方式；表面上宗教批判唯物质主义，实质上完全受其支配)的“总枢机”。和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解释不同，这一趋向乃科技和民主发展的自然结果。但一明确事实是，人文思想和人文科学同样难以摆脱此基本框架的束缚，包括那些表面上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极力抨击的西方左翼主张。市场化是一种价值取向，人文科学是以价值问题为对象的精神活动，二者之间密切相关。但是市场化的一个显著效果就是人文科学独立性遭到严重“打压”，使其理论方向发生了“信仰”危机，这是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的基本倾向。在市场化左右文化价值的今日世界，人文科学的地位和作用，早已不值一提。在学术制度和市场内各安其位的科班学者对此当然视而不见。 学派形成和学术活动均为学术求利行为的方式.实际步骤是：最初的理智性实践(求知动机)和其后的功利性运作(求利动机)。前者较多受爱智本能驱动，后者则充分受市场规律指引。较低层次上的技术性训练与较高层次上的策略性运作均有意识无意识地按照“市场决定力场”机制加以定向规划。学者个人成为市场化力场的主动适应者，这是以利代义精神取向的逻辑结果。在这个学术实践过程中当然处处仍然存在着心智“赏鉴”的精神成分，但其份量远不足以主导学人的学术选择方向。学术“品味”的心态有如文物“玩赏”的心态，但此玩赏的美学价值与其市场商业价值为两事，二者往往混在一起。结果，赏鉴的心智根源最终当然服从市场价值导向。传统的“真理话语”固然本身会引生心智兴趣，而决定此话语材料运用方式的往往为学术市场方向，也就是学术界的各种“流行”势力。几十年前人们为了“赶时髦”而追逐流行思想，今日则将思想流行视为学术市场行情的指标。 学界人际关系成为准商业化的竟争关系，党同伐异，势所必然。义理往往成为利益的口实(假仁假义)。学界竞争亦然，表面上各出理据，实则各方务求取胜，以最终得利。于是辩论为了树立和保卫学派“品牌”；学术方向的选择成为“安身立命”之资。在各种原因中，主要者为技术性考虑：改弦更张的附加成本费计算问题。今日西方人文学者不关心与其他学科的学者探讨同类论题之真伪正误，其所关心者为如何沿选定操作轨道采取有效步骤以提高其产品之市场认可机率问题，以期在“售出”产品后获得“真正最终”目的物：社会承认(其物质性方面为等级制度内的地位和市场内“品牌”的知名度)。有此目标在心，其它无关活动必须时时排除，以求学术求利方式效率的提升。(几十年前西方学者之间在私人通信中长篇讨论学术问题的习惯，今已荡然无存。今日一切思想行为必须是在社会上公开取利的行为)派别和课题选择以及表出方式，亦均须遵照此效率化原则。参加学术会议，非为“相互切磋”以求真知，而是为了追求准商业化目标：“广告”，“客户”，“情报”和在本业增添成绩记录。在此格局下固然不时亦有“创新”与“革命”，但均为另类市场化运作：创造新品牌时同样须依赖同一市场规律。在市场化时代，学术上的“同志”和“诤友”遂均失其义。 3、制度和规范 全球学术市场化已使人们对人文科学的身份，构成和功能发生了重大的认同危机。为了深入探讨相关问题，首须不受现行世界学术等级制度及其规范的局限，而应采取独立的，批评的视角。权威的意见乃我们应予以认真对待的研究对象和参考根据，而非轻易信仰或加以利用的偶像工具。学术话语构造的复杂性本身不能等同于理论修辞术的精致化；学术思考不能等同于抽象化语言游戏。文本主义使学人不再关注现实以及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而只关注“博闻强记”(文本)和文本修辞术。人文学者遂易于成为脱离实际的纯文本运作者。 无论是学术制度化还是市场化，都在全球化趋势中被国际化。学术制度化成为全球一体化现象。学术的发展只能按照国际标准(全球化)加以判断和规划。而此学术制度本身的衡量标准最终仍然来自市场化机制。学术市场化的成功表现为“品牌”(学派)的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知名度”判准。知名度遂成为学术成就的直接标志。从制度规范，到市场考验，再到品牌确立，形成了日渐严密的一条龙体系。在此机制内，学者成为各种技术性操作指标的贯彻者。其成功度，除了商业化炒作部分外，主要取决于个人和团体的专业技术性成就。至此，知识追求的目标不再是真理，而是功利。如今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又为此“以利代义”观从哲学上正名。社会上各种商业化成功全面引动了人的物欲本能和唯利主义，学术世界亦必被裹胁，盖因求小利者(学者)必以求大利者(商人)为榜样，不仅永远不能企及，而且在经济上永远有求于彼。试问，在此格局下，学者个人能否自外于此力势关系而别求所谓学术真理？ 博士制度成为学者参与学术技术化训练的第一步。其后的等级制度内的晋升均须受同一技术性规范制约。问题是在此格局下，学术实践的价值和方向怎样判定？什么是学术的标准？结果必然是取决于在此等级制度内居“上位”者的意见，因此意见必然与各级市场价值可有效相通；居上位者的资格即为市场内学术产品认定证。学术的职业化使得读书和未来谋职计划相联系，其方向必然是学术教育市场导向的。而市场价值方向正是由成功的学术制度参与者确定的。导师也就须预先为学生规定了有利于未来就业的学习方向。学术正确与职业保障遂成一体之势。 专业刊物不仅是学派利益的工具，也是体现和实现学派市场价值和影响力的手段。刊物方向也就是学派市场竞争策略的表现和认证。论文刊载的刊物级别成为学术等级制度的标志。学术的“质量”内涵成为高度技术性的，方向固定的，而非朝向独立思想探讨的。基本方向已定，接着是在此既定框架内的技术性和策略性的改进问题。刊物及其方向已获得市场检验，而具有了体制内的“权威性”，也就是市场流通可行性。刊物于是成为学派在学术市场内运作的枢纽，主持者也就成为学术价值的立法者和裁判者。学术辩论可以发生于和鼓励于相关框架规条内，既定规条遂成为先定的价值判准。这些规条是在学界学科共同实践中自然形成的，故为“共识”，也即被视为某种“客观标准”，须为学者共同遵循。研究的“水平”也就在方向和方法上相当地受制于此类先在规范和判准。不同学派在共同市场内各占地位，学术竞争采取按机构单位模式，集体地进行。即个人须先参与单位和学派，然后以此派之“成员”身份方可取得合法资格及有效参与学术竞争游戏。如欲特立独行，即相当于不守市场“游戏规则”，因而缺乏有效“进场”资格。一方面，学术实践越来越成为制度化行为，另一方面超越市场规范和游戏规则的学术话语亦在实际上难以被理解。学者是受特定“训练”者，他们只能理解本学科内被训练的话语语法。一切思想话语越来越被制度化，学者按制度化分类学运作，心智自由度遂亦锐减。因受过严格训练者，只能按固定法则思考。在人文科学内所谓训练乃指市场运作中成功者的话语规则之贯彻，其成功性是市场内部诸个人主观话语竞争之结果，可不受客观世界检验。人文科学的无外在制约性，反而成为其主观话语规则自定性的方便条件。只要其学术话语制作受到市场内部的认可即可视为成功产品，并获得继续生产话语成品和形成话语生产集团的条件。加以人文科学的“利”是单维性的，即学术社会认可之“名”，其成本有限而易于操纵。人文学术世界遂成为“炒名”(知名度制作)的理想场地。古代寻求“真理”的心态遂被还原为按市场规则求“名”的动机。名，或“社会认可”，成为人文科学者的直接目标。所谓“成”，成其名而已。孔曰“察其所安”，现代学人实安于此市场内之成；世界如是，夫复何疑！名的知名度化，即名气的计量化，标志着名利的可操作性提升，亦有利于学术成功度的测量。学术名利目标在全面市场化时代遂成为可计量化运作的内容。 4、学术和媒体 同样必须关注媒体(报刊，丛书，影视)上流行的学术意见问题。媒体所能关注的只是表层现实，而人文科学理论的对象是有其纵深面的“立体”现实。“媒体学术”是学术知名度的创造者，是将学术成就化归为知名度大小的主要市场机制。媒体市场是“知名度商品”的生产者和营销者。为了功利目的，学者不得不追逐和顺应媒体市场指标。学术的媒体知名度相当于学术商品价值的度量，也就是市场机制对学术质量和方向认可的度量。 人文科学对社会政治已越来越没有影响。一方面，社会经济的运作自成章法，不再需要人文学术的“意见”，另一方面，人文科学朝向主观化的发展也使其对社会现实越来越缺少真知灼见。但是，人文学术实乃文化现实的核心部分，虽不能影响社会政治，却可影响文化世界。在今日世界以科技工商为主导的大格局中，文化成为高度被决定者。不再是思想影响社会，而是社会影响思想。文化遂成为科技工商社会的附庸。以哲学为首的人文科学在制度化较低的社会环境中如尚可产生某种影响，在制度化较高的社会环境中其影响则甚微，甚至于全无。此一事实的意义是双面性的：社会欠缺和拒绝古典时代曾有过的高层精神性指导；现代人文科学也并无知识能力对科技工商社会有效提供这类指导。 人文科学社会影响力的降低还与其专业化程度提升有关。人文科学专业化体现为人类知识积累的增加。而在科技工商世界绝大多数人的知识范围和工作需要均与人文科学无关。其结果是绝大多数人读不懂也不重视人文科学(以至于以为诗歌音乐影视武侠即为“人文”)。与此同时，介于社会人文科学和科技工商之间的新闻学和媒体业，在直接的和间接的两个层面上，逐渐成为可对社会文化形成某种人文思想影响力的场地。民主时代中“影响”是相对于群众吸收力的概念。在古代人文学术一枝独秀，人文学术的作者和读者是少数文士“精英”，社会大众是不相干的物质性存在；作者和读者共同组成的学术世界其边界和构成是明确的。古代学术世界也就是由社会上全部知识分子组成。现代社会的主体成为科技工商，所谓社会精英主要从其产生，而科技工商精英不再是人文学术的作者和读者对象。现代学术界“文士”于是面对着一种尴尬局面：同为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文化与学术知识等级中大大低于科技工商人士。人文学术人士与科学技术人士为两类不同的知识分子。人文学者自视甚高，但致力于“无用之学”，且已失去社会读者群。无论是科技工商精英还是各界大众均非其读者或对话者，而且可能的影响之进一步降低，还因为他们的专业化和理论化的提升。此时出现了“缓冲者”：媒体和准媒体。媒体是在科技工商和人文学术之间进行沟通者。人文科学无法以其专业化语言造成社会影响，将人文科学通俗化后并予以社会应用的媒体却可以使之产生较大范围的影响。于是一方面存在着窄小的专业化的学术市场，另一方面出现了广阔的通俗化的学术文化市场。人文科学理论的通俗化转换所扩大的影响与人文科学理论本身无关。人文学者的尴尬处境和困扰心态是：如何同时达成两类彼此并非一致的功利目标：在专业学术界和在通俗文化界。 人文学术本来以专深自任，如今为了扩大影响，反须致力于通俗化。人文学者固有的困境是：专业化使其越来越脱离广大群众，而其最终目标本来是要影响社群。人文科学的理论性生产和其应用性生产之间存在着长期分裂。媒体学术往往以变形的方式填补着这一分裂，其效果却并非与人文理论原初目的一致。通俗化不一定指促使学术思想便于理解，而可兼指“有效地”灵活运用其知识，特别是理论类知识。但是适用于媒体层次上的理论话语遂提供了人文科学“走向世界”的一种假象。学者要想成为“思想家”今日必须“走向媒体”。理论话语元素于是成为媒体式运作的材料。既然对象非专门家，话语运作自由度大增(中国中文系和英美英文系遂成为当代“思想家”的主要产地)。后现代主义正象当初存在主义一样成功地成为媒体语言。在媒体市场获得知名度，影响可以陡增，还可以反过来增加学界知名度(“以政养学”为其例之一)。既然以“成功”为目的，走向媒体的结果自然导致逐渐忽略学术理论“内容”本身。实用主义甚至进一步从认识论上“解放思想”，有意识地调整学术思想方向以适应媒体市场的需求，以使学术思想成为“有媒体市场”的“可消费”学术商品。人文理论于是处于两套市场化机制内：学术市场和媒体市场。前者内在地制约着学术理论的方向，后者“外在地”牵引着学术理论方向。 于是不是学术指导市场，而是学术适应市场。专业学者亦须面对另一种窘境：与准媒体学人的竞争。后者不事严肃研究而专务社会声名制造，并显然更适应于科技工商主导的功利主义环境。从技术上说，媒体学人是专业学人成果的“袭用者”。专深研究赖其得以获知于媒体和大众。于是我们又遇到实用主义所不承认的在正当的影响力和“不正当”的影响力之间的区别问题。人文科学希望有益于社会文化事业本合于儒家“兼济”之意。但如将“贡献”与“影响”混为一谈，则学术进步无从谈起。在“泯是非”的后现代主义看来二者实无区别。而且凡有影响者即可为历史留名者，岂非于愿已足，何须深析！这一倾向遂成为人文科学理论滞碍难进的另一原因。因此人文科学的科学性成效难以提升，其有待承担的社会文化职能则改由媒体式“思想家”代劳。 结果，商业化社会中人文科学的特点是：学界内部的求利倾向；制度化-市场化 机制；以及媒体中介化制约。一方面，学界产生着不易为社会大众理解的专门的理论话语，另一方面媒体式学人善于简化学科理论遂可成为学术理论的实际“代言人”。由于媒体界的人文思想同样不能对社会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所产生者仅学者声名而已。结果学术思想成为媒体人制造声名的材料。学术产品最终落实于媒体的结局，反过来影响着学术理论的方向。 在媒体界于是易于发生普遍的角色混淆：学术思想和媒体思想。梁启超以来三四十年间人文学者不少借助媒体发表学术见解，学者学有专长而热心知识传播，谁曰不宜。但如“不务正业”，专务媒体炒作以邀声名，则属哗众取宠之列。其社会性影响为一事，其对学术方向之干扰为另一事。因广大青年读者不辨良莠，惟以知名度为准。媒体以扩大读者影响为目标，而惟浅显耸听之论易于奏效。因此报章充满人人皆可为之的“议论”。其结果可带来名利收益的议论(意见)发表代替了严肃的知识探讨。媒体的通俗化自亦有其必要，但决不相关于严肃的学术探讨，深刻学术思想反而因此也就无从有效发挥其当有的社会性影响。久而久之，媒体与观察者均以为，凡能在媒体上造成影响者才是有学术价值的思想。结果，媒体式学术反而有力地排挤了严肃学术的社会舆论空间。 5、思想和文化 科技工商，娱乐文化和宗教信仰在社会力学上实属三位一体，相互支持和补充。三者均相关于全球商业化机制之运作。当代武侠小说是商人文学，其“假大空”的理念和艺术，正可满足科技工商的浅娱乐需求。“文学”和“娱乐”不是同一级的分类范畴，前者是指载体，后者是指功能。同样的问题发生在“电影”和“娱乐片”之间。文化分类学的混淆习惯却反映了商业市场化的总格局。在古代，学术思想和通俗文化各不相关，民主时代“雅俗”互通，共同纳入文化市场总体。因此其功利追求亦间接导致同一市场内的“利益冲突”：对社会人群影响力的大小。结果人文科学远远不抵通俗文化。彼此消长态势是结构性的。实际上是科技工商和通俗文化联手“击败”了人文科学。此外在西方再加上宗教。人文科学的影响力怎能与宗教势力相比？今日反对启蒙时代思想的后现代主义以为其成功是其“思想正确”之效，其实乃因其配合科技工商之效。通俗文化和宗教势力均是科技工商的副产品。后现代主义则是人文科学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其本质虽相关于学术信仰而实质上朝向于“权势”；其手段则是在人文科学内部瓦解科学理性。科技工商能够成功源于有效运作理性，而后现代思想家倡导在人文科学内部弱化理性(反对“人文科学”概念为其一)，其结果如何乃不言而喻。(两军对垒。一方强化武备，另一方弱化武备，其势自不言而喻)结果，科技工商相当于势力运作的枢纽，娱乐文化是其“副产品”之一。前者间接运作后者，以致于日趋全面地占领着文化市场和“精神市场”。“声色犬马”是科技工商生存的文化表征。科技工商通过声色犬马来支配文化市场，以至于更彻底地排挤了人文科学效应，促其“就范”，使成为不能发挥社会性影响的文化附庸。(如将人文科学贬低为吟诗作赋或使其成为“学术性古玩”之类)。 广义媒体成为科技工商时代各种文化表达的工具，以其全方位的影响力排除了人文科学影响社会文化的机会。通俗娱乐性文化的价值表现遂有效地排除了高级精神价值表现的机会。武侠小说不过是现代商业化社会精神空虚性的标志，其肤浅性和空洞性受到广大科技工商界精英不分政治倾向地一致肯定一事，恰足以反映金钱社会的精神趣味。作为娱乐品，正象歌舞体育一样，本为人生所必需，无可厚非，但其市场化“垄断”效果却导致人类总体精神水准的降低。当代武侠小说创生于文化沙漠香江，并随科技工商和娱乐文化的发展而影响日增，继而随着全球化而流行到世界各地，遂有望成为商业化时代的全球新型艺术门类，其身份实不再属“文学”，而同于日本漫画一类。(可参照我对电影分类学的分析。) 6、中学和西学 本人参与筹划2004年中国社科院“中西符号学和人文科学”国际研讨会时曾一度与德方主持人在主题定名上有所分歧。对方建议用“西方和东亚”这样的对比词，我则坚持用“中国和西方”这样的对比词。过去多年来在国际比较符号学研究活动中，我也主张“中西比较”作为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适当性，而不赞成“东亚和西方比较”这样的学术范围规定。表面上，我的主张有些民族本位，而且“东亚”明显较“中国”在地域上为广大。实际上，中西比较课题的定位涵蕴着重要的认识论革新意义：中西比较人文学术理论探讨为跨学科和跨文化学术实践的典型领域。其次，西方人对于三大学术分界的观念并不严格，以至于符号学被视为可适用于人类知识全体。特别是对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他们往往视其为一体，没有认识到二者之间加以区分的必要。对此本人以前多有论述，此处不再重复。在本文中所谈学术问题，主要针对人文学术理论，虽然许多现象为一切学术所共有。人文科学论题因由事实和价值共同组成，故复杂性大增。此外，三大学术门类具有不同的知识论特点和实用性价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方面具有经验实证主导性，另一方面具有较强经济政治影响力，其运作方式和相关学术市场构成具有相当的独立性。相比之下，人文科学在这两方面均与前二者不同，既乏客观决定机制调节其运作方向，又无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其物质性存在更为依附性的。人文科学学术市场基本上不参与真正的商业市场，故亦并不受此客观市场力量的约制而具有其存在形态的随意性，因此反更易于人为操纵而成为各种意识形态炒作的工具和场地。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人文学术不够科学性。 百年来外语学习对于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功劳无限。但是在今日重新考虑中西学术前途时有必要对中国“外语文化”和中国学术前途的关系深入加以考查。特别是如果采取如今学术全球化中产生的规范来作为中国学术发展的指南的话，外语学习将有可能成为中国学界在永远较低层次上对西方人文学术亦步亦趋的媒介和根源。为了提高自身学术竞争力，外语专业背景者必趋向于紧随西方学术市场行情和按照西方制度规范去进行国际专业合作，以期在此国际化制度内巩固自身在学术市场内的有利地位。其结果是，西方权威学术仅因此双边交流的学术市场机制即可有力地影响中国人文学术方向。因为，对中方学者来说，用外文优势直接“援引”西方学星作品将可事半功倍。语言的思想承载与表达之功能和其国际交流功能为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中文和德法文均为优秀的语言工具，可以胜任一切古典和现代精神活动表达的需要。英文只是一种方便于国际学术交流的“拐仗”，而非什么内在学术资格的凭证。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读解外语的能力比说写外语的能力重要的多。因前者相关于知识的增加，后者只相关于对外国读者的表达技能。对于知识准备要求极高极广的人文学术研究来说，如在英文读听说写上全面“过关”而因此失去大量时间来吸取实质性知识，其是否得宜是极其成问题的。但是现在不分国内外，外语条件本身被当成了学术能力指标；学术内容和技术工具混而难分。外语作为技能工具结果成为达致学术“成就”的捷径。这一社会和心理倾向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学术理论发展的走向。 7、国学和汉学 实际上，今日国内外有关国学和中西比较学术的观点大多数是在现存学科制度内提出的，其观察方向高度依存于现存学术制度渠道。近年来符号学和解释学的提出，首先在于企图摆脱传统学科制度的局限，扩大和深化视野，以便能够深入考查未来中西人文学术关系。按此观点，中西比较学术研究的前途将远较西方汉学和中国国学目前所能估量的前途为广阔。中国学术的前途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和在世界主流理论层次上来重新定位，也就是在人类学术一体框架内来加以定位。此一观点与儒学的“大同观”和马克思的“国际观”在基本前提上是一致的。按此现代国学也就自然应该成为人类学术整体的一个部分。国学的现代化即国学与西学之间建立全面的可沟通性。国学走向世界，不是仅只指走向西方东亚系。国学的现代化必然要求其既须根基于古典又须沟通于世界。如果仅在泥古的方向上“意必固我”，至多将只能沟通于国内的百分之一人口和世界的千分之一人口而已。 为了在新形势下深入把握中国人文学术的问题和其未来方向，也必须不受国外“汉学”学术方向的左右。“中国学术”是一个比“汉学”在深广度上大百倍的领域，决非是后者有能力，有条件面对和处置的。西方汉学的内在局限在于汉学系的大多数外国学生几乎不可能充分掌握中国学术语言。这种情况成为汉学难以大幅提升其学术水准的永恒技术性障碍。汉学系所承担的国际学术交流的实用性任务为另一个问题。长期以来，汉学由于其西方背景而在中国学界获得某种“非相关于学术的”学术权威性，从而导致混淆了两个非常不同的学术领域的任务和功能。 中国人文学术规划是一个必须在全人类文化领域内加以重新定位的问题，是一个必须在现代全人类学术整体内加以重新整合的问题；它不应也不可能再采取学术复古主义(现代海外新儒家运动因此在认识论方向上是错误的)，它也不应朝向全盘西化方向。所谓中国人文学术，本质上应是在中国学术场地上，对全人类学术知识成果进行整合研究；中西两大人文学术传统比较研究则应为重中之重。中国学人关切的不应只是中国学术传统，中国学人应关切的是全人类的学术传统。儒家之“天下”即为今日之“世界”。今日真正的“儒家”必然是治今日全球“天下之学”者，而不是仅只治古代中国“天下之学”者。现代儒学解释学的结论之一即在于此。海外新儒家运动由于“泥解”“天下”一词，欲使古代一隅之学施之于现代全世界，其旨非虚则妄。现代儒学1或仁学是指其精神方向和动机结构，不是指其在前科学时代完成的学术经典话语内容本身。我们要在古典中见仁学之精神，不是要在太空时代重新穿上儒教的长袍马褂(不久前报载台湾举行了道教诵经大会，参加者从几岁到八九十岁，数百人经声朗朗，媒体叹为盛事。此新闻如报导于二十年代，必为胡适和陈独秀所痛斥。那么究竟是胡陈落伍了呢，还是今人提升了呢？今日台湾政要多有美国博士学位，他们又一体拜神祈雨，原因何在？我的解释：全部是商业化社会的产物。重要的观察是，受当代西方教育者，其理性可能不进反退)。解释学的目的正在于防止在古典话语解读中出现此类时空混淆的误差。如仅以中国古代文史资料为学术之“天下”，不惟“泥执”，亦属违孔。“依孔违孔”为两千年封建皇朝的基本策略和乡原式儒家的图利手段，大名鼎鼎的孔子遂成为各方加以利用的工具：神话孔子，使其变质，以便可加以任意利用，包括宗教性的利用。两千年来“醇儒”贬斥最厉者为“腐儒”，孔孟批判最厉者为乡原。 一百年来国外汉学和中国国学在构成和性质方面混淆难分。二者相同处是：与中国相关之学术材料及研究。二者不同方面包括：学术的范围，环境，方法，对象，目标。首先的混淆在于“中国学”(汉学和“中国研究”)范畴本身。中国学可以分为古典部分和现代部分。汉学主要指前者，中国学可以包括后者。在西方，中文学习，古典研究，现代政治历史研究，以及时事分析，四大片往往合聚一体。(政治，经济，军事的专门研究并不属于汉学和中国学范围)如果就包括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全体的“中国学术”这样一个大范围来说，中国和西方对相关研究不能相提并论。我们说中国学术比西方的“中国学术”之范围大出百倍亦不为过。况且，中国学术是指全体学域，汉学或中国学只是人文学院的一个单位。在此情况下，彼此在研究的广度，深度和目标上完全不一样。在狭义上，汉学似与国学相当，二者均以中国古典学术为对象。但是二者不仅在规模上相去甚远，而且在“方法上”差别也很大。从两方面说，国学均比汉学高出甚多，彼此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几十年来西方汉学较前大有进展，但其发展规模和势头受到两个基本限制：作为人文学术一个次要部门所受到的比其主要部门更大的限制；以及语言能力的限制。后者更是“难以克服的”。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华裔汉学家的加入当然大大增强了教师的语言和学术能力，但关键在于学生方面(讲授活动的受者方)。如果绝大多数西方学生均为中文的初学者，此一事实已可充分证明西方汉学学术水准提升的先天局限性。因为中文口语和文语之间具有极大的分离性。现代中文“文语”包括古文和清b代学术语言。学术语言中词义的“高语境关联性”要求读者大量的阅读实践才能准确把握文意，而这是西方学生极难有条件办到的。现代学术语言，特别是理论性语言，均是百年来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而且在语法语义表达上变迁迅速。西方学生甚至必须通过更多的阅读实践才能把握现代中文理论读物。这方面的困难还因为读中文的西方人大多以古典学术为专业，无须接触现代中文理论语言，锻炼机会也就更少。中文比西方语言困难的另一个证明是，西方汉学家极少有能够进行学术类中文写作者，更不用说写理论性论文了。反过来，中国学者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胜任英文学术写作。以英文写小说者亦在逐年增加。这种差异性无关于中西学者的天资，而有关于中西语言的构造。有华裔学者说，汉学家掌握中国学术的程度要高于中国学者掌握西方学术的程度，此论决非事实。实际上，中文语言的结构已内在地决定了一个不幸的前景：中西比较研究的重头戏只能由中国学者方担任主力。从理雅格以来，汉学家即须通过中国“语言助手”完成其翻译或研究工作。对于翻译理论性话语来说，困难就更大了。 五十年代胡适在美未能获汉学系聘用，海外华人咸感不平。乃因“胡适绝对有此资格。”好像华人在西方受聘教中国语言和学术为一种荣誉和资格凭证。此种见解固然片面，因为在国外所要求的国学学术程度必远低于在国内大学所要求的国学程度。但是此见解反映着一种一般性共识：在西方工作比在国内工作高人一等；以及，更为荒谬的是，用英文教学比用中文教学高人一等。其实环境不同所需技能种类(包括语言)不同，仅此而已。于是，一般向往到西方去的社会心理性原因成为一种被曲解的学术性标准。向往西方心理和崇尚英文能力竟然成为有关中国学术研究评价的根据。最近的发展表明，有关中国学术的国际交流越来越受到各种非学术性原因的左右。非学术的动机成为学术性评价的决定因素。其结果是，中国学术现代化方向的讨论受到严重干扰。国籍，学历，职位的任何一种西方性关联遂成为人文学术水平的判准。这种“国际观”已成为人们不辨学术本末主次的原因之一。 造成上述误解的另一个原因是学科分划制度混乱。汉学界一大问题是学术角色和社会活动角色的混淆。这种由于特定历史条件而形成的非专业化特点，反而成为汉学家自认为有特殊优越性的借口。结果他们成为在学术和政治社会评论两方面均不“专业”者。汉学界在中外学术交流中担任的“中介人”角色自有其重要贡献，但此类学术交际类贡献，往往被误认为其学术性成就，从而在国内权威尊西贬中的惯习中，和在须其协助以“走向世界”的中国国学界内，产生了学术方向认知方面的干扰作用。在西方学术界，没有人会视谦虚为美德，汉学界也必充分利用此国际学术交际层面上的获自中方的特权，以伸张其学术影响力。 8、对象和方法 五四一代学人之国学素养远远超过当代国学家，而其多数均对儒教传统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五四一代学人可贵之处是其真纯的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他们的现代知识水准肯定不如今日学人，但是他们人人分得清学术研究中的对象和方法是两件事。而当代的读经主义和孔教运动人士却对此未能明确区分。学问以置疑为第一步，宗教则以信仰为第一步。五四时代的疑经和疑古都不过是反映了一代学人的求知求真的精神态度。如果以“信”代“疑”，知识何在？理性何在？又与宗教家何异？作为知识对象，儒学，佛学和神学都是多么重要的研究课题。但为了有效研究这些课题，研究者不需要首先获得现代知识论工具么？不掌握新知识工具，能够有效研究历史思想资料吗？读经主义本质上是混淆了学术中的对象和方法，以为单纯诵习旧籍即可增加认知，其态度异于五四一代一事根本上乃因其理性能力不如五四一代。理性主义精神的退化成为时代学术思潮之特征，其本质则为学术事业市场化的结果。现代儒学首须明确其有关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之区别的问题；其次应该区别儒学所含之思想史料和所含之价值信仰。儒学作为中国古典学术思想文化史，自然是重要无比的研究对象。但是关于今日对儒学的研究方法，则必须充分依靠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手段，岂能泥守旧籍而自外于二十一世纪人类知识整体？“中国符号学”认为，中国古典学术遗产均可，并均应，与现代知识方法论相结合，如音位学，语义学，文本学，类型学，叙事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大量其它现代学术。因此当前科学的古典研究必然是比较学术研究，也就必然是超出传统学术范围的研究。既然是“研究”，就不能采取“信”前于“知”的立场，否则与另类宗教何异？ 五四学者的人格和治学态度，和其学术实践得失及社会实践得失，应区别看待。人们对此三方面之间的因果关联往往满足于表面化的分析，反而显示了今人理性分析能力的衰退。我们所赞许的为其理性主义精神，而非其因知识未足和经验未足而导致的各种实践差误。梁启超不断“自我超越”现象的实质即为不断寻求新知识新方法的态度。博学如梁氏而能视国学为客观研究对象，而非视之为膜拜对象，这是何等无私无我的精神气度。海外华裔学人数十年来对五四学术及精神的观察和解释是相当肤表偏颇的，此正因为他们的治学基地是汉学系之故。 9、人文和科学 严格来说在人文学术领域中人文学术和人文科学为不同之学科分类范畴，虽然学术史上二者可以混用。学术指任何时代含“学术性因素”的活动。人文科学指自然科学勃兴以来(两三百年)和社会科学出现以来(一两百年)存在的人文学术研究。人文科学范畴的出现根本上导源于自然科学的出现，直接地导源于社会科学的出现。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前者可以从各种不同角度思考二者之间的关系，或吸纳或排斥，但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自然科学已使得人文科学不可能使人们再象前自然科学时代那样地进行思考了，中外皆然。人文科学和传统人文学术的根本不同在于强调人文研究必须沿着“科学的”方向前进，虽然这个“科学的”(理性的)形态可以是多元的，也必须是多元的。因此当然不能象胡适一代那样把“科学”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科学。胡适一代初识现代科学(不过一二十年)，远远未能明白区分三大科学领域(自然，社会，人文)的必要，结果导致他们未能明了古典学术和现代人文科学在结构上的区别。一方面，他后悔未曾研究自然科学，另一方面却把宝贵光阴用来考据旧籍，理论上提倡向前看，实践上却一味向后看，一生轻重缓急之间实多有失当。 人文科学也有其“理论物理”，“应用物理”和“工程技术”，其对象和课题是多层次，多方位的。人文科学不同于社会活动，其课题优先顺序是多维的，不能要求其只关注媒体上单维性的时事类课题。人文科学尤其应该关注理论基础的问题，正如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如无其“理论部分”，也就无其工程技术部分。社会文化中的各种实用性课题如无基本理论部分的支持，是不能有效解决的。在课题选择问题之中，有社会性的轻重缓急，也有学术性的轻重缓急。两个权衡系列不应等同。在学术性领域，也有理论性的轻重缓急和应用性的轻重缓急之别。今日全球人文科学的理论性探讨迫切无比，又无现成章法可循。西方理论同样只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而非权威性根据。当前人类学术全局的实质是：自然科学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和人文科学处于相对寄生地位。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与18世纪“启蒙时代”完全不同，也与二十世纪初“理性主义”时代基本不同。今日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时代即人文理论公然宣称退出人类科学事业而自甘于赏鉴性地位的时代。后现代主义只是人类人文学术“退出科学领域”之自我矮化运动的表现之一，学术历史主义和复古主义则是同一退缩主义的另一种表现。 就近代人类思想史来说，法国启蒙时代和中国五四时代，均为人类人文理性主义实践的辉煌表现。二者的共同点之一是：对传统思想进行彻底的理性主义再检验。后来人们否定这两个启蒙时代的理由之一是，二者均曾导致社会性实践方面的的负面效果。殊不知，学人持有的理性精神和其在某方面的错误实践为两事。我们所肯定的是前者，而非后者；一个人的社会性见解水平和学术性见解水平可能南辕北辙(这类人物在当代西方大知识分子中可说比比皆是)。把一般精神信仰和具体理智运作中的效果混为一谈是不对的。后人为了批评其错误的社会性实践而对其学术性实践方向加以否定，则等于犯了另一次因果分析的错误。海外新儒家运动在认识论上的误区正在于此。他们以情蔽理，未遵行孔子所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教诲，懵然以不知为已知。殊不知：天下已变，社会已变，知识已变。新儒学运动失误的关键是忽略现代社会人文科学知识的存在，以为人文理论即是形上学话语。一则未能认真探索西方形上学传统，二则未知积极吸取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结果，在中西古典人文和现代知识理论的对话场内，新儒家所创造的现代“天道和性理形上学话语”难以发挥有效参与作用。 人文学术及其理论要不要广义的科学化和理性化，这关系到全人类人文学术思想理论的将来。当科技工商全面地坚持理性主义并“向前看”之时，人文学术却全面地坚持非理性主义或伪理性主义而“向后看”，是也非也，请君三思之。全面把握人类知识全局已成为今日学者当务之急，此任务必为集体之事业，而个人求尽其在我可也。二十世纪不过历史之一瞬。在此过度时期杰出之士所在多有，其知识贡献当然是我们继续前进的滋养之一。作为过度时期探索者，任何杰出学人都是得失参半的。辨其得失乃仁者为学求知时的应有之义。如果仅仅承继古人墓志铭传统，神化其成就，讳言其失误，岂仁者所当为？为数十年来被贬抑的学人辨诬为一事，借助其成败经验谋民族学术前进为另一事。从今日学术事业整体来说，向前积极扩充新学又远比向后颂扬旧学重要千百倍。当新学充分扩充后，旧学的时代局限性也就愈加明显，我们总体认知也才能进一步提升。我们的主要任务必然首先是要向前看地全面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我们是否知道：五四以来昔贤所完成的初步学术现代化工作，仅只是民族所需现代人文学术知识总量的百分之一呢？怀古与求新间的轻重缓急，实关乎未来学术理论发展之方向。 10、仁学和理论 提倡儒学1和儒学2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前者指真正的义理追求，后者指各种功利主义。为此必须恢复仁学的“向真”态度，儒学1即仁学，而儒教功名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共同朝向者为学术“求利”目标。中国古典伦理态度学和西方现代知识论的有机结合，或有可能克服当代西方人文科学认识论危机。食色性也；名利亦性也。但我们不能即按食色欲求来规划高级生存方向，学术名利问题亦然。而市场化的学术导向是全面采取名利操纵机制的。如为其所制，则无从积极参与上述学术理论问题的思考。因为市场化可以使任何一种学术内容经适当操作后居于获利地位，从而使功利取向学人可始终“安于”其术。但是当代西方人文学术也已全面制度化，职业化和“市场化”。其训练，资格，方式，成就，标准，均已成一条龙的运作关系。如果片面追求“国际标准”即等于落入此学术制度化轨道而受到相关市场化机制控导。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人文科学由于可以无关于客观现实从而更易于为一种人为构造的市场机制所支配。 摆脱学术市场化局限的一个机会即仁学主体意识的重建。不是顺应科举功名制度的儒家2，而是遵循自强不息的儒家1。不是关注市场化趋势以求功利主义的因应，而是强化学术实践中的主体自主选择机能。专科学术是知识材料的生产和储积地，解释学是在知识整体系统内为具体课题重新定位的认识论策略。学术市场化已然树立了分科制度与运作规范，并使其与职业化功名目标相结合。仁学态度和网路世界的结合将有可能实现摆脱全球学术市场化垄断的独立工作基地。来自中国的伦理学和来自西方的知识技术工具的结合，遂为世界人文理论的重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没有独立的主体选择学，就不可能从功利技术层面的思考上升到动机，价值和目标层次上的思考。没有现代化的义利之辨，就不可能突破市场化的方向控制。专业化，制度化和职业化，当然是现代人文学术实践的正当渠道。它们为现代人文科学思考提供了技术性条件。但是此技术性条件本身也包含着价值性控导，从而影响着学术思考方向。前者是我们自然须依靠的，后者则是我们不能盲从的。一种解释学的辩证法大概正在于此：利用学术之技术性手段，而又不可为其所约制。人，应该是此广义技术化世界的主人。 名词简释： 符号学: 是一个兼涉范围和方式两方面的跨学科-跨文化学术重 整策略的总称； 解释学: 是一个处理不同历史语境之间对话关系的分析策略的总称； (胡塞尔)现象学: 是在后现代主义时期重建主体伦理学机制的认识论学科； 结构主义: 是在经验实证的科学方向上进行多元化运作的方法论； 仁学: 是指学术运作主体的动机学机制(智仁勇为动机结构的三维)； 儒学: 是指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思想史，后者与西方思想史并列为世界两大学术文化思想主流传统。 2004年岁末于金山湾区 来源：作者赐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