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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与但丁 ——比较文学研究札记一则 李之鼎 在涉及到《红楼梦》的思想性质、思想倾向时，或谈及曹雪芹的世界观时，有的论者把曹雪芹和但丁相提并论，认为他们很有相似之处。这些同志几乎毫无例外地引用恩格斯评论但丁的话来赞誉曹雪芹：“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并以此说明曹雪芹与但丁处于相似的历史阶段或有相似的思想倾向，说明曹雪芹有着新兴资产阶级即市比阶级思想，他的思想和西欧人文主义思想是一致的。笔者对这种看法表示怀疑，兹将曹雪芹与但丁二人及其主要著作做一个简略的比较，以就正于方家。 第一点，从时代上看。但丁（1265—1321）距离我们较远，曹雪芹（1715？一1764？）比较近，相差约四个半世纪左右，但前者的传记材料比后者更为详实。曹雪芹唯一传世的作品是经过“十年辛苦”才搁笔的《红楼梦》，但丁的代表作则是大约经过14年才完成了的《神曲》。我们先看这两部作品。 《神曲》所反映的诗人的世界观，除宗教神学思想及皇权主义思想外，还有一种积极的进取精神，仔细分析，不难看出，这是属于人文主义性质的。《神曲》写的是中世纪传统的宗教题材，写诗人自己在地狱、净界、天堂三界的梦游。不可否认，从许多方面看，他还是从封建主义和基督教神学的基本立场出发来反映客观现实的，所以一再进行惩恶扬善的说教，宣扬道德净化必要，但他的地狱乃是人间的象征，天堂又是理想人生的象征，净界则是到达天堂必经的磨难。他原本是为了意大利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寻找出路的。这样就克服了他的一些宗教偏见，冲破了信仰主义的束缚，同时在当时意大利新兴市民阶级斗争的积极影响之下，在《神曲》中就出现了和他中世纪宗教世界观相矛盾的种种进步思想：关心现实生活、肯定人的价值、重视知识、热爱自己的祖国、渴望复兴自己的民族及追求生活真理等的积极精神。（关于《神曲》，学术界有争论，有人认为人文主义是其主导思想，而宗教神学是次要的；有的则相反。这儿不去讨论它。）谈到《神曲》时，但丁自己则认为：“仅从字面意义论，全部作品的主题是‘亡灵的境遇’……但是如果从寓言意义看，则其主题是人。”①他还说；“全书和部分的主角是人，这一点贯串全书。”②很明显，这一解释透露出他思想中与神权观念相矛盾的人文主义理想。有的诗篇的描写和议论，其内容都是现实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③他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抨击教皇的腐化堕落，鞭挞社会上的种种丑行。文艺复兴，实即在中世纪大黑暗中文化丧失殆尽之后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追忆，但并非旧的重复，而是新兴市民阶级打着亡灵的旗帜，唱起新的历史篇章。《神曲》不仅有上述揭露社会黑暗的内容，而且采用了许多古希腊罗马的神话故事和传说，讲到希腊罗马的哲学、伦理学、自然科学，这种对古代文化的崇尚，正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们所特有的色彩，是和市民社会的蓬勃发展及新兴市民阶级向上的精神是一致的。但丁和人文主义者一样，重视个人荣誉，他写《神曲》，曾表示想以此书传世而永垂不朽。和他确定《神曲》的主题是人一致，但丁是发现人的价值的先驱者，《神曲》歌颂古代那些不畏险阻、意志坚强的英雄人物。他通过古希腊传说中的英雄尤里斯的口说：人们“不应当象走兽～样地活着，应当求正道，求知识，”④并且歌颂了他排除万难、遨游世界、历尽善恶的热情。但丁以古罗马写诗人维吉尔做自己的导游者，说明他对古代文化的崇拜。但丁通过维吉尔的口肯定了神进者但丁的追求自由和古罗马伽东为自由而死的精神，维吉尔向伽东说：“……他是寻求自由而来的，自由是一件宝物，有不惜牺牲性命而去追求的呢，这是你所知道的。为着自由，你在尤的加视死如归。”⑤这里所说的自由，既不是古代奴隶制下的自由民的自由，也不是后来启蒙主义者所倡导的自由，（离这种自由，但丁还有很长的历史距离）但丁在这儿所说的自由是和他在政治生活中所体验到的不自由感，是和当时新兴市民阶级为开创自己的事业而前进的要求相联系的。作为“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但丁在放逐生活中毫不悲观气馁，政治斗争中失败时，潜心学问，努力探索，企图以写作唤醒人心，改造世界，所以，《神曲》中表现出了新兴阶级积极向上的精神色彩。（6） 曹雪芹的《红楼梦》，写的是封建社会末期贵族大家庭的生活。他在第五回让主人公贾宝玉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是全部《红楼梦》的缩影。（红楼梦）和贾宝玉的太虚幻境之梦是同一个意思：万境归空。这样说似乎认为曹雪芹的世界观没有任何积极因素了，不能绝对这样看，曹雪芹的世界观也有矛盾，《红楼梦》中也有一些描写基调活泼乐观，色彩明朗。但总的来看贾宝玉在儒释道三家巷中徘徊，时代没有给他以任何出路。许多论者都认为《红楼梦》是一曲挽歌，恐怕也是这个道理。从挽歌中找积极的调子是困难的。当然，由于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东西方历史条件也不同，我们不能要求曹雪芹也具备但丁所有的那种人文主义观点，否则会陷入反历史主义和形而上学。但是，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应该看曹雪芹的《红楼梦》有没有一些积极的正面的思想主张，还是仅仅限于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不满以及消极反抗。诚然，曹雪芹写贾宝玉有过浪漫主义的宣言：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根据书中具体描写，这女儿大多限于聪明的、美的未婚少女，因此，与其说他的妇女观是进步的，勿宁说他有进步的“女儿观”，——这从另一个角度看，还带有一些性爱的色彩和一夫多妻制的微弱反映。这样一来，拿这种进步的女儿观与封建制度下的男尊女卑相颔顶不免显得缺乏力量。在茫茫世界之中，曹雪芹肯定女儿，赞颂她们，然而，他并不能违反现实，给她们安排个好下场，而是“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这并非他的渺小，他只能如此，他面对现实，头脑清醒。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带着极大的思想矛盾塑造的主人公贾宝玉在对社会现实做了某些怀疑、否定、消极反抗后，披上了袈裟，遁入了空门。大观园中女儿们的几许欢笑，贾林爱情中少有的快乐日子，和封建势力、传统礼教对女儿们（按曹雪芹的命意，例外地可以包括贾宝玉）的威胁、压迫、窒息，以及因此而来的化灰化姻当和尚的慨叹、以泪洗面的愁苦，以至命运之神不时抛来的种种威胁，和这一切比较起来，乐观简直是微不足道了。封建传统势力太强大了，上层贵族的出身限制了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的思想行动。他们不能象张君瑞、崔莺莺、柳梦梅、壮丽娘、白素贞等等那样大胆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礼教的束缚，使她们两个人在婚姻问题上不放迈过“父母之命，媒灼之言”“伯门槛，虽然由于表兄妹的身份、由于大观园的环境在爱情上达到了生死相契。贾宝玉反对读书，因为他反对应举摘仕途经济，但他又不得不遵父命而去读书。父母之命，他至少在口头上从不违抗，鞭挞儿死而毫无反响。他并不认为和女儿们厮混是出路，所以混一日是一日。有时也唱唱“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并不是为了和林黛玉的爱情。他仿佛看破了一切，否定了一切，但又毫无肯定，正因为无所肯定，没有正面的理想，便没有任何积极的行动。这是贾宝玉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如果说贾宝玉的形象是当时经济关系间接的曲折的反映的话，我们虽然不能根据这一个文学形象否定当时新的经济关系已经形成而且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里来，但我们可以说至少在他身上还很难觉察到这种反映。（7） 通过上述粗略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但丁的思想中，确已有了人文主义思想萌芽，这是属于新兴资产阶级的；而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则没有这种反映。十八世纪声望最高的法国启蒙作家伏尔泰说过：“人类最可宝贵的财富是希望。”（8）《神曲》中已透露出希望的曙光；《红楼梦》这曲艺术上伟大无比的挽歌给了人以什么样的希望呢见？没有的，只有绝望。 第二点。充分表现但丁的积极进取精神的，是《神曲》中对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教会、教皇以及皇帝的揭露。但丁虽然仍拥护皇权，他对德国皇帝亨利第七抱有很大的期望与幻想，但他对一些残暴的君主敢于大胆的抨击与揭露。但丁并不反对宗教，《神曲》渗透着来世主义思想、涂绘着浓重的禁欲主义色彩、散布着道德净化的说教，但他敢于指斥教会、僧侣阶级、尤其是教皇的贪婪、腐化、堕落的种种罪行。按照宗教规定，教皇是永不下地狱的，但丁在《神曲》中却把教皇尼科那第三打入地狱，而且使他受倒栽于石穴、火烧双脚的惩罚，还给当时尚在人世的教逢尼发西第八、克乃门德第五准备了同样的下场。但丁对教会、憎侣、教皇的揭露，包含着新的历史内容。教皇为了永久统治意大利，企图分而治之，反对统一，对政权进行粗暴的干涉；新兴资产阶级则希望建立政权统一的国家，建立统一的民族市场。而但丁的要求和后者是一致的。另外，在《神曲》中，但丁往往采取合法形式，利用《圣经》的准则揭露教皇和僧侣阶级，这种作法，是后来人文主义者以改革宗教进行政治斗争的先导。以上事实说明，但丁对封建统治者，尤其是对教皇的斗争，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 从《红楼梦》的内容丰富的具体而形象的描写中，我们虽然可以得出曹雪芹对当时政治、吏治、伦常、家庭关系、男女关系、主奴关系、婚姻爱情等一系列方面或怀疑或否定的客观结论，但是作家的认识究竟到了什么程度，还需要联系他的生平（可惜我们知之不多），从他的具体情况出发，主要是联系书中其他因素（互有联系的形象描写和主观议论）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为了作初步比较，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说明。譬如，他在书中一再声明不干政治，只是“大旨谈情”，难道这仅仅是掩人耳目，为了打掩护？我们不能拿今天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加诸曹雪芹，认为他对政治的理解也那样广泛，甚至于象我们曾误解的那样：政治无所不包。又如，他说的“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庚辰本第一回）也并非全是官样文章。写薛宝钗入都时说：“近因今上崇尚待礼，征来才能，降不世之隆恩，除聘选妃嫔之外，在世宦名家之女，皆得余名达部，以备选择，……”（第四回）。写元妃省亲事，作者借贾琏之口说：“如今当今体贴万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来父母儿女之性，皆是一理，不在贵贱上分的。……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赞当今至孝纯仁，体天格物……” （第十六回）庚辰本第五十四回开头还独有这样的话：“且说元宵已过，只因当今以孝治天下，……”。这恐怕难以用打掩护之说来解释的。有的论者认为元春省亲与家人会面时的悲感是对最高统治者的讥刺，我们可以尊重这样的理解，但写省亲的富贵风流的“大块文章”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对是恩浩荡的歌颂呢？而且孰重孰轻，非常明显。清人有的表示，恐《红楼梦》中有“碍语”而不敢读，有的同志根据这种猜测也就判断其中有“碍语”而深文周纳地去从中寻找反对皇家的“碍语”，甚至不惜从反而理解曹雪芹的描写。其实，在专制淫威之下被吓怕了的清人尤其是宗室的类似这种在未读之前的胡猜测是不足为据的。贾宝玉这个主人公也并没有反对朝廷的思想，他认为对于“君父”，“咱们虽一戏一笑，也该称颂。”（庚辰本第六十三回）他在大观园题的对额和向元妃献的诗篇，有什么确凿根据来否定它们的领圣的意义呢？（9）他向袭人发的那番牢骚（第卅六回，他谈“文死谏、武死战”那一段）明显地是维护皇权的最高利益的，是符合封建正统的。他以天子为“圣人”，认为是“受命于天”。“昏君”云云，只是虚陪一笔。很难从这番牢骚里找到弦外之音或反面意思。曹雪芹和贾宝玉在许多地方都肯定孔子，此处不赘述。 从上述曹雪芹（通过贾宝玉）所表露的对待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态度看，是不是有助于说明他和但丁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是不是也有助于说明他和他的主人公还没有感受到新时代的气氛呢？我看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第三点。它们各自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各自生活经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对于但丁，史有定论。世界资本主义最早发展于欧洲，在欧洲最早发展于意大利，但丁的故乡佛罗伦斯是它最早的萌生地。在十三、十四世纪之交，由于市民阶级的觉醒和斗争，在佛罗伦斯已经建立了城市共和国，封建贵族政治上的失败大局已定。与此同时，为新兴阶级诞生和成长的新的文化运动即文艺复兴，也就在这里发展起来，并且在这个城市赓续三百年之久。但丁出身贵族，早年参加政治斗争，他所属的归尔弗党，基本上是代表新兴阶级利益的。他在党争中虽有动摇，但进步倾向鲜明。后被政敌摧败，终身流放，在困厄之中而写《神曲》。由此看来，但丁成为新时代最初的歌手，在《神曲》中反映新兴资产阶级的观点，是有坚实的现实根据的。 中国的历史和西欧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政治上的，而且包括文化传统上的。所以同为奴隶制，我们就没有象希腊罗马那样的奴隶民主制，后者的 影响可以说一直贯通到西欧资本主义时代。同为封建制，在欧洲中世纪短促而黑暗，我国的封建主义制度漫长而不时透露出民贵君轻思想的微光。这种种独特的性质，虽然都超越不了奴隶主义制度或封建主义制度这种概念，但又并非这些概念再加上一些马克思主义名词所能说明的。对于我国历史的种种特性即独特的个性我们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如果只了解历史的一般共性，而不了解本国历史的个性，教条主义是很难避免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也是这样。资产阶级的前身是市民阶级，产生于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但我们的封建社会也不乏大小城市，不过，它们都是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和西欧城市大抵是封建统治最薄弱的地方恰恰相反。因此，我们的市民即城市居民和欧洲的市民就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关于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意见分歧很大。如不少论者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中国封建内部的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并以此证明中国十八世纪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壮大，类似西欧那样的市民阶级不仅存在，而且他们的利益已经反映到一些知名的思想家的著作中来了。其实，毛泽东同志上面话里的“缓慢”也是一种约略估计。按他的意见，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是促进了我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如果没有外力，闭关锁国的我国封建社会究竟延滞到何时，那是难以预料的。有的论者甚至认为：我们“既没有完成过重商主义，也没有完成过产业革命，更没有真正的资本主义。”（10）一位中国学者写中国哲学史说中国哲学史没有近代阶段。其实即中国尚未进入近代，尚未形成真正的资本主义。这意见值得深思。 有一些论者曾经认为黄宗备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反映了市民阶级的利益，并以此证明红楼梦是市民文学说的可靠。首先表示怀疑和反对的是何其芳，（11）后来有曹道衡进行了更细致的分析和有力的论证，指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并不是市民利益的代言人。（12）同时有刘世德、邓绍基从《红楼梦》内容本身证明它并非市民文学。（13）可惜的是这些实事求是的分析并没有得到文学界以至历史界应有的重视。这至少对于《红楼梦》的评价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上述明清思想家对封建主义制度、对那一社会的认识确实是极为深刻的。象黄宗羲、唐甄等对封建帝王的抨击是很激烈、很大胆的。全面地看，与其说他们代表了新兴阶级的利益，不如说他们作为封建社会末期的封建统治阶级 中的先进分子，因为身受异族统治，从异族统治者这面镜子中清楚地看到千百年来封建专制的弊害，从而发出了铲除暴君、歌颂圣君贤相的呼声。他们把我国封建社会中有进步意义的民贵君轻的传统思想发展到了极致。十年动乱以后，对于黄宗羲等人包括曹雪芹，都一律以“初步民主主义思想”概括，似乎并不科学。 我们还可以从近代史和这几年关于近代史的讨论中受到某些启发。曹雪芹身后一百多年，我们的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发展，还那样严重地受封建力量的牵掣，要证明曹雪芹时代，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已经强大到足以反映到～些封建思想家以及曹雪芹的作品中来，不是那么容易的。鸦片战争以后，受外国资本主义影响而产生的洋务运动、戊戍变法，其封建性是非常突出的，而且主要是上层分子的运动。辛亥革命又主要是政治、军事的运动。以民主、自由、科学为号召的五四运动发生时，世界已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所以类似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那样集中鲜明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我国历史上是难以找到的。简单地套用外国历史模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还容易造成误解。 有的论者会说，最重要的是分析作品，即使当时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强大得很，市民思想也广泛传播，那也不一定能反映到《红楼梦》这样的具体作品中来。这是有道理的、值得重视的一种意见。《红楼梦》是一部内容丰富而复杂的作品，关于它的思想内容的论争，曾影响历史、思想史、经济史的研究。有关《红楼梦》自身内容的研究，卅多年以来，直到今天，分歧仍然很大。这时候人们往往回头再考察历史：一方面是，如果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譬如，市民力量那样壮大、市民思想那样广泛传播，不反映到《红楼梦》中是不大可能的；另一方面则是，如果当时资本主义性质力量微不足道而且根本没反映到意识形态中来，而单单在《红楼梦》中得到反映，这种可能性更是极小的。看来双方在求助于历史的时候，都仅仅依靠可能性。但问题又是这样复杂，当对《红楼梦》内容本身的争论相持不相上下之时，谁也不愿意放弃这种可能性。这就是今天我们在比较但丁和曹雪芹的时候，也不得不谈到中外的历史事实。其原因不仅在于文学作品是历史或现实的反映，而主要在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类似的争论估计还要继续下去。这个问题牵涉到许多学术问题，远非个人所能说清楚的，笔者只是在这里提供一些粗浅看见，以期引起有兴趣的学人注意而已。（14） 总之，根据上面所谈，对于曹雪芹时代的社会历史，至少尚待进一步明确，在这种情况，把他和作为新时代的第一个诗人但丁同等看待，已经失掉了可靠的前提。至于曹雪芹的生活经历，其简略情况是为大家所熟悉的，此处不赘。在这方面，有时我们不得不求助于《红楼梦》。除了先秦诸子的积极因素、《西厢记》、《牡丹亭》）等外，我们看不出他曾接受过其他什么更先进的思想。因此，要想说明曹雪芹及其作品《红楼梦》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或类似西欧市民阶级所有的人文主义思想，可以和但丁相比，是难以找到充分根据的。 注： ①、②《致斯加拉大亲王书》见伍嘉甫等编《西方文论选》，160、162页。 ③如《地狱》第六篇、第七篇、第十九篇等，《净界》第三篇、第六篇、第十六篇等，《天堂》第十六篇、第十九篇、第甘六篇、第甘七篇等。 ④《神曲》中《地狱》第甘六篇，王维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⑤同上书，《净界》》第一篇。 （6）但丁在早于《神曲》的著作《飨宴》里，就表露了人文主义思想的端倪：“而且我实实在在敢说：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虽然天使的高贵，就其统一性而言，是更神圣的。”（第四篇、第十九章）转引自：《文 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按有的只引前半句（“虽然”以前），易于误解。 （7）关于《红楼梦》的创作意图，可以从第一回看出：“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此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劝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已短，一并使其泯灭也。……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以悦世人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 （8）同注（6），184页。 （9）张毕来：《漫说红楼》369－371页。 （10）周谷城：《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光明日报》》1981．3．24。 （11）何其芳：《论“红楼梦”》。 （12）曹道衡《关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思想及其与“红楼梦”的关系》一文，收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错误倾向》一书内。 （13）刘世德、邓绍基《评“红楼梦是市民文学说”》一文，收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错误倾向》一书内。 （14）关于这些问题，张志岳的意见提得很明确，他认为；“红楼梦时代的中国市民，决不可能和西欧资产阶级前身的市民相提并论，它们中间是有质的区别的。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清初乃至鸦片战争以前还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有力根据”，并认为这“可以解决《红楼梦》作者的思想性质问题”。他并且认为：“中国的市民截至晚清，并没有发展到具有欧洲市民那种资产阶级前身的新质……”。我认为这些意见很值得重视。见《关于（红楼梦）若干问题的探讨》，载于《北方论丛》1980年第3期。 对外经贸大学人文科学系主办《人文科学》1991第一期 来源：作者赐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