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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中的古诗与我国诗歌传统初探 苏文聪 人所共知，《周易》是一部卜筮之书。然而未必有更多的人知道 ，它也是一部用于占筮的古诗杂汇（以下简称易诗），比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还要早五六个世纪。这对于研究我国的诗歌发展史，考察其相对稳定的要素，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 关于易诗，前人间有涉及。在近现代，逐渐引起一些易学者的高度重视。例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易学家李镜池的《周易筮辞考》，高亨教授的《周易杂论》等论著中均有所抉发。 而对《周易》古歌的研究更为完整系统的，当数四川大学黄玉顺教授编著的《易经古歌考释》。他在该书中说：“我们早已习惯于这样一个‘常识’：《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殊不知，《易经》里已经隐藏着一部时代更早的‘诗集’。”他认为，《易经》六十四卦无不征引古歌，六十四条卦辞中时而有古歌，三百八十四条爻辞绝大部分都有古歌。 ① 这得到了中国著名学者、易学大师张岱年教授的肯定，认为此书“为古代诗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区宇。” 由此可以说,《周易》不但是中华儒、道等传统文化之元典，同时也是中华诗歌之滥觞。研究这些颇带“原生态”意味的古诗“新宇区”，也许可以从中发掘出源远流长的中华诗词的“遗传基因”来的。 易象与易诗 研究易诗，自然首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易》与诗会有什么关联呢？ 《系辞传》上说：“圣人立象尽意”，“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同时更具体地指明“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于此可见，《易》是离不开象（即形象）和喻（即相像）的，以象喻理，正是《易》的基本特点。而我们知道，诗歌也恰恰是借助形象思维才能插上它的艺术翅膀的，这就与 《易》的要求颇相吻合。并由于诗歌文字简短，形象生动，富有韵律美和节奏感，因此便于筮人诵读、记忆、使用和传播。以此《易》也就与诗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言：“《易》有《诗》的效果，《诗》亦有《易》有功能，而二者在形式上往往不能分别。” ② 另据高亨先生的研究，因《周易》的卦爻辞“大抵为简短之韵语，有似歌谣”，故《左传》《国语》在引用时都 称之为“繇”，借为歌谣的谣（爻与谣亦读音相谐） ③ 。这从文字训诂学上也证明了《易》与诗的自然关联。 《易》与诗虽然都注重形象思维，但是两者却又有明显的区别。对于这个问题，钱钟书先生曾分析指出：“按《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颐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故谓之象。’是‘象’也者，大似维果所谓以想像体示概念。盖与诗歌 之托物寓旨，理有相通。”然亦不可混为一谈，他接着指出：“《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所以喻道而非道 也’（语本《淮南子·说山训》）。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初不拘于某象，变其象也可；及道 之既喻而理之既明亦不恋着于象，舍象也可……词章之拟象比喻则异乎是。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存言；舍 象忘言，是无诗矣，变象易言，是别为一诗甚且非诗矣。” ④ 所论至为确当。由是诗要特别重视喻象，这是它的本质所在。 所以，《易》只不过将诗作为彰明易理的手段而已。但由此却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前《诗经》”（虽然是比较零散的和片断的），无疑是它另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易诗与《诗经》 研究易诗，以《诗经》作为参照，这样更可以认识它在我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特点。下面列出十二首易诗并分为四组以便进行比较研究。（在字尾下面注有“·”号者为韵字，韵部采用王力先生研究《诗经》时代的3 0个韵部系统，邻韵可通押，阴、阳声韵可与入声韵对转叶韵）。 第一组： 1、“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震·彖辞）虩、哑，入声铎部，鬯，阳声阳部，阳入对转通押。 2、“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大过·九二）稊、妻，阴声支部。“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大过·九五）华、夫，阴声鱼部。 3、“明夷于飞，垂其（左）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明夷·初九，《帛书周易》翼前有左字）翼、食，入声职部。 4、“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中孚·九二）和、靡，阴声歌部。 第二组： 5、“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丰·上六）屋、觌，入声屋部，家、户，阴声鱼部。阴入对转通押。 6、“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归妹·上六）实、血，入声质部。 7、“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睽·上九）孤、涂、车、弧，阴声鱼部，寇、媾，阴声侯部，邻韵通押。 8、“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井·九三）食、恻、汲、福，入声职部。 第三组： 9、“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否·九五）亡、桑，阳声阳部。 10、“月几望，马匹亡。”（中孚·六四）望、亡，阳声阳部。 第四组： 11、“鸿渐于干，/鸿渐于磐，饮食衎衎。/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 鸿渐于木，或得其桷。/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鸿渐于阿（原文为陆，前人考证乃为阿之讹），其羽可用为仪。”（渐卦1——6爻）干、磐、衎，阳声元部；陆、复、育，入声觉部；木、桷，入声屋部；陵、孕、胜，阳声蒸部；阿、仪，歌部。 12、“干父之蛊，干母之蛊；/干父之蛊，褡父之蛊；/干父之蛊，用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蛊卦1——6爻爻辞）蛊、誉，阴声鱼部；侯、事，分属阴声侯部和之部通押。 以上第一组四首诗是属于比兴体的诗歌。第1首以雷鸣笑言喻处变不惊。第2首以老树发芽开花喻老夫少妻和老妇少夫。值得注意的是第3、4两首，其风格已很接近《诗经》，如与《邶风·雄雉》：“雄雉于飞，泄泄其羽，我之怀矣，自诒伊阻”等诗相较已难分轩轾。这是什么原因呢？要从两部诗集的成书年代说起。 据学界多数学者的考定，《周易》约成书于西周的初期，即公元前11世纪的中叶。又《周易》是对夏、殷二易（连山、归藏）的扬弃，自然吸收了二易的一些卦爻辞，也包括周族祖先遗存的一些占筮记录，其上限自当在千年以上。《诗经》的成书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晚于易诗500—600年。其采诗的上限约在殷末周初。故从时间跨度上看，显然易诗比《诗经》更为久远、更为古老。但是两诗所收录的年代也有一段重叠交叉，即殷末至西周初期或中期近百年左右的时间，因此其中有部份诗歌的内容和风格比较接近就毫不奇怪了。 第二组诗是属于赋体诗歌。第5首，大意说高大丰实的房屋却空寂无人，主人已经三年未归。有的释为商人，“商人重利轻离别”，爻辞故以“凶”戒之。第 6首，说女方捧着的筐里是空的，男方宰杀的羊也没有带血，是不正常的，故爻辞引以作“无攸利”的占断。这是有关婚礼习俗的风诗。第7首，有释为夏少康复国过程中一次经历，说在途中开始看见一头涂满泥浆的猪，其后又看到一辆车上满载着打扮得像鬼一样的人，本打算开弓射去，随即放下了弓箭，原来是来求婚的。这是用赋法写的一首雅诗。第8首，说本邑的水井虽然得到疏浚却不让饮用。英明的国君第为我们排忧解难，才使大家享受到幸福。这是一首歌颂王侯盛德的颂诗。 从以上第一和第二两组诗来看，我国传统诗歌风、雅、颂三种写作手法在易诗中也都有了。第三组为谚语、俚语，是句句用韵的短诗，也可谓古代的微型诗。第9、10两首大约都是农事谚语，意谓将牲畜拴在柔弱的桑树上，或在望月之夜，告诫人们都有亡失的危险。 第四组是重叠吟诵的组诗。第11首分6段，每段都以“鸿渐于”三字作段首，递次换韵，形成渐进式。第12首分4段，前三段以“干（继承）父之蛊（事业）”作为段首，末段以句式的突然变化，凸显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道德情操，至为高妙。这种反复吟咏、一唱三叹、层层递进、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的组诗形式，在《易》的卦爻辞中比较多。在《诗经》中更为普遍。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今歌坛亦是常见的的一种咏唱方式，而它却源于三千多年前的易诗，知道的人可能就不多了。 ⑤ 读易诗话传统 如果单从诗歌的艺术表现形式来看，根据以上的粗略分析，《周易》古歌至今给我们留传下来一些什么值得我们很好研究和继承的诗歌传统呢？我初步认为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诗歌表现手法的比兴传统。我国诗歌最早源于触物起情的兴，而后有借物喻情的比，直陈其事的赋（赋中亦有比兴）。据《兴的源起》一书作者赵沛霖先生指出：“就现存的古代文献来看，作为艺术形式和艺术方法的兴，最早见于《易经》。”“可以说，兴的出现是诗歌艺术的巨大飞跃。” ⑥ 从前节所例举的易诗中，对比兴的运用不就很普遍、很生动吗。于此可见，比兴作为形象思维对我国诗歌产生、发展和民族性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有韵而无比兴是不能成其为诗的，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只能叫“押韵的文件” ⑦ 。直到现当代，诗人毛泽东还强调：“诗要用形象思维……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给陈毅同志的信》） 二、诗歌音韵的合辙叶韵传统。上古时期并没有什么韵书，但在《周易》的大多数卦爻辞中，除去叙辞和占断辞外，几乎都可入韵的，虽然押韵的韵部较宽，也不大规则。这当是诗歌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并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主要是动听、易颂、易记、易于流传吧。几千年来韵律由宽而严，又由严而宽，终不可废。 三、诗歌声调的高（平）低（仄）音相间传统。从前面所举诗例中就可以看出，这种短练、均齐、具有鲜明节奏感和韵律感的句子，在易诗中为数是很多的。我对《周易》经文作过概略统计，在约384条四字句里，其中作为音节的第二、四句两个字高低音交替的句子共204句，约占总句数的52%，这是使诗歌富有节奏感和音乐感的必要语音结构。《文心雕龙·声律》指出：音律本于人声，言语乃文章关键，必须合于“声有飞沉”、“异音相从”和“同声相应”的音律。易诗虽未尽合，然已有肇始之功。后来在此基础上逐步发现四声，才自觉地按照“声有飞沉”（平仄）的规律写诗属文。我发现先秦以来流行至今的许多成语里，更加注重前后音节的相互转换。据对《万条成语词典》中九画起头成语的抽样统计，在995条的四字成语中音节平仄交替的共有714条之多，接近3/4的比例。这很能说明汉语的声韵特点。“五·四”以后的著名作家、诗人郁达夫说：“我个人对中国文字的感觉，首先要说的是汉字的微妙。中国文字每个字都是独立的，即使一个单字也有意味和形状，还有一个音，即所谓韵。这样的字，在世界上也许是比较原始或不好的……而中国文学的最妙之处也就在这里。”几年前，美国菲尼克斯城有3名中学生到成都市双流中学学习交流，临别时他（她）们高兴地说：“虽然我们几乎不懂汉语，但感受到汉语跟音乐一样美丽动听，很有旋律和节奏感，在这里上课真是一种享受。”这是汉语在外国人心目中的“最妙之处”。中国诗歌讲究四声平仄和押韵，不就是由汉字的特性所决定的吗。 我国著名的书法家和诗人启功先生在其所著《诗文声律论稿》中谈及汉语诗歌构成要素或形式的变化发展问题时说：“看来押韵和适当地讲究平仄，是汉语诗歌怎么变也不放过的要素。”并指出“这是想发展新诗歌的作家很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⑧ 。所论至确。 四、诗歌发展源流的民歌传统。中国历代的诗、词、曲大都起源于民歌。在易诗中，主要属于民歌的风诗就占了多半，《诗经》亦如是。楚辞也多源于江淮流域的歌谣。民歌的句式、用韵、表现手法（比兴、夸张、谐音、章段重叠等），常为历代诗词创作者所沿用。由此可以看出民歌在中华诗歌王国中的主体地位。我国诗歌要发展创新，走什么路呢？毛泽东同志说的有道理：“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甚至说得更为形象：“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就是说，诗歌既要有民族特色，又要贴近民众，走民族化和大众化道路。这是当代诗歌的定位不能不认真考虑的问题。 研究易诗中，初步发掘出以上四端有关我国诗学千古不易的古老传统，可以说它已构成华夏文化的遗传基因而溶入我们的血液之中了，企图完全摒弃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在“全球化”与时俱进、东西文化相互碰撞和融合的情况下，大概也不能动摇它的稳固性。无怪当今的一些新诗人也在从西方的引介到寻回自己人文传统的努力中，正积极谋求现代诗在中国的“存在方式”了。 注： [1]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绪论。 [2]闻一多《神话与诗》第118页。 [3]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第16——17页。 [4]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周易正义·二乾”第11——12页。 [5] 文中对诗意的解释主要依据于《周易见龙》。 [6]赵沛霖《兴的源起》第97——101页。 [7]启功《诗文声律论稿·汉语诗歌的构成及发展》第113——114页。 [8]钱钟书《宋诗选注·序》第25页 本文2003年发表于四川社科院等主办的《中华文化研究通讯》第2期，并为中华诗词学会2004年第18次研讨会提供的论文 转自：周易见龙（http://www.tddy.net/index.html）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