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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产者的前世今生:从物质浮现走向精神存在 李 强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 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性质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中国遇到的难题比欧洲大得多。 中华民族历来有崇尚道德、注重理想信念的传统。然而，曾几何时，世风日下，“三聚氰胺事件”里，如此伤天害理的行为居然成为某些行业的潜规则。其实，所谓“潜规则”、违法现象比比皆是。譬如，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到办假证件的小广告，卖假发票的、私刻公章的、卖盗版、黄色光盘的，各种违规、违章、违法行为，路人司空见惯。一个社会居然能够如此容忍违法行为，确实反映出道德失范、观念混乱、信念丧失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这不仅使我们回想起两百多年前的大思想家卢梭。卢梭年轻时投稿法国的一次征文活动，征文题目是：科学技术发展究竟是导致了道德的进步还是退步？卢梭论证：科学进步导致了道德沦丧。文章震惊世人，卢梭从此一举成名。卢梭的观点在当时显然是得到了相当的社会认同。这说明当时转型中的法国，社会混乱也曾达到何等地步。 卢梭当年所遇到的社会局面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局面颇有相似之处。当年，欧洲社会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是在逐步建立起市场机制。由于维系传统社会整合的纽带已经瓦解，而新的整合机制又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欧洲社会曾经陷入极端混乱状态。相比之下，今日中国也面临类似的难题。中国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加速期的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中国遇到的难题比欧洲大得多。 欧洲当年的人口总共不超过4亿人，社会转型用了100多年时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对外扩张来解决内部危机的，甚至还因为转型激化矛盾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今日中国面临超过13亿人口的转型，转型的时间比欧洲要短得多，而且遇到的农村问题、城市问题、能源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等，都比当年欧洲遇到的问题还要严峻，更何况中国完全是靠自己内部的调节来化解危机，而没有企及于外部扩张因素。从这个角度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变迁引发了如此的社会失范和社会解组。 中产阶层及其信念的历史回溯 第一，中华民族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的基础究竟是什么？第二，哪个社会阶层是理想信念最主要的载体和传播者？ 改革30年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财富增长，然而，我们同时发现，缺少一个与巨大财富相平衡的精神体系。换言之，巨大的经济财富与道德理想信念的精神体系之间失去了平衡。怎么办呢？有理想的中国人都在思索。 笔者以为，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第一，中华民族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的基础究竟是什么？第二，哪个社会阶层是理想信念最主要的载体和传播者？ 讲到中华民族道德价值观，就不能不回顾历史。秦始皇建立了集中统一管理的行政体系，这种集中管理的行政体系延续了两千多年，毛泽东曾经说：“历代都行秦政事。”从建立行政体制来说，秦朝是成功的——统一全国、车同轨、书同文、修长城。我相信当时的人们对秦始皇还是很崇拜的，要不然不可能完成那么多事业。但是，为什么“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所建立的秦王朝，仅仅十几年就亡国了？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秦虽然建立了集中管理的行政体制，但是没有寻找到与这套管理体制相一致的思想意识形态体系。 所以，秦以后的汉朝继续寻找这东西。汉武帝接受“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而树立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体系。思想、道德标准、信仰体系找到了，那么，谁是倡导、传播、继承这套价值观念的社会载体呢？公元587年，隋朝首创科举制度，即面向全国公众，通过考试选拔官员，而考试的核心内容就是儒家思想。科举制度也生产和再生产出了社会主导价值观念的社会载体：“士绅阶层”。 在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士绅阶层成为主导价值观的倡导、传播和继承者。在士绅作为载体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中华民族就思想体系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从来不是一个宗教主导的社会，但是，却是有稳定的社会阶层传播主导价值观念体系的社会。士绅阶层在社会上处于中间位置，上有皇亲国戚的贵族，下有黎民百姓，所以，也可以说它是中国古代的“中产阶层”。 1840年代，西方列强入侵了，原来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难以维持了。1905年中国废除科举制度，这意味着，传统思想的载体从此消失，传统王朝的衰落也就必然了。儒家思想意识形态衰落后，思想界也曾出现过百家蜂起的局面。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国家的几代领导人也仍然在完善与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思想意识形态体系及其社会载体。邓小平也一直在思索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在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上，有一个现象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就是民间兴起的社会公益活动。一段时间以来，民间自发组织的各种志愿者活动、关爱活动异常活跃。譬如，有人呼吁志愿者自费去内蒙古植树种草，竟然是一呼百应，浩浩荡荡的队伍开始了民间的绿化活动。前一段听说，由一些青年人组成的志愿者，自己筹款，到北方各地宣传环境保护知识、节水措施、治污措施，令人感动。 这种民间自发的志愿者精神、关爱精神、奉献精神，到今年5月的汶川地震期间达到一个高潮。短短几天时间，来自全国的志愿者竟有20万人之多。他们默默奉献，冒着生命危险救助灾民。人们说，灾区最感人的是志愿者。地震发生后，中国公民的责任感、道德心，使我们突然感到，流淌在中国人血液里的民族精神依然是那样鲜活，一点也没有减弱。 但是，如果细心观察最为积极的奉献者、参与者、骨干人员，城市中的白领阶层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典型的职业群体如：专业技术人士、经营管理者、医务工作者、党政机关干部、办公室职员、公司职员、传媒业人士、教师、大学生等等。这可以被看作是中国中产阶层在突发灾难面前的一次亮相。这次亮相所表现出的道德良心、理想信念，让全体国民记忆深刻。 谁是今日中国的中产阶层 第一个群体是传统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阶层；第二个群体是“新中产阶层”； 第三个群体是效益比较好的企业、单位的职工层；第四个群体是大量的个体、私营经营者 经常有人对我问起这样的问题：“李教授，您看，我这样的情况是否属于中产阶层？”提这样问题的人，其意向当然是希望被划入中产阶层。看来，中产阶层还是颇具社会吸引力的社会阶层。 什么是中产呢？其实，中产是个很模糊的概念。这个概念最初是“舶来品”，来自英语的“Middle class”，翻译成中文可以是“中产阶级”“中产阶层”“中间阶级”“中间阶层”“中等阶级”“中等阶层”等。笔者以为，中文说法虽然多，本质没有区别。 传统上人们以为马克思只讲中产阶级的瓦解。其实，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有两处提出中等阶级将不断扩大的观点，并肯定地说“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却正是这样。”当然，全面阐述中产阶级理论的，是爱·伯恩斯坦、埃米尔·莱德勒等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中产阶级迅速发展，逐渐成长为社会主体，对于中产阶级的探讨成为热门话题。 仅从概念上说，似乎中产仅仅是指经济地位：财产、收入。其实不然，在城市里，一个小学也没毕业、收垃圾的人也可能因为机会好而收入很高，是不是就可以划为中产阶层呢？一位学校的教师或政府的小职员也可能月薪很低，是不是就不属于中产阶层呢？ 笔者认为，中产阶层有三个标准。第一，经济标准。中产指经济收入或经济财产处于中间层次的社会阶层。世界各国的情况很不一样，美国的标准大体上是家庭年收入4万～20万美元，德国家庭年收入3万～8万美元，日本家庭年收入4.4万～6.8万美元。“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提出中国大陆的标准是家庭年收入5.37万～16万人民币。中产阶层的经济标准是比较宽泛的，涵盖的幅度是很大的。这就是中产阶层经济标准的特点。使用这种划分阶层的方法，有利于缓和冲突，化解矛盾。 第二，教育标准。中产阶层需要具备相应的教育水平，一般应是受过大学教育。过去，在中国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很少，1990年，高校毛入学率也仅3.4%，此后有了飞速发展，2007年已经达到23.0%。 第三，职业标准。在国际上，中产阶层主要是由四个职业群体构成，即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公室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这四个职业群体被称作“白领群体”。中国情况有些特殊，比如，中国曾经长期轻视商业、服务业，很多服务业人员与中产阶层还有很大差距。 将三个标准放在一起，究竟谁是中产？笔者认为，以下四个群体是当前中国最主要的中产阶层。 第一个群体是最典型的中产阶层，即传统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阶层。其中有小一部分人是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属于更高的阶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近60年历史中，其他类型的中产阶级都曾经遇到过兴衰沉浮，而干部和知识分子却是贯穿始终的中产阶层。干部和知识分子，收入稳定，上升机会较多，在住房、医疗、养老保障等方面有比较好的条件，社会声望高，在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发挥巨大作用，迄今为止仍然是中国中产阶层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当然，经过30年来的市场改革，传统的干部已经演变为两个巨大的群体，一个是仍然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政府公务员”，另一个是在企事业单位工作的管理者阶层。这里面也有很多界限是不清楚的，但是，从事管理、承担责任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传统的知识分子，也已经被新的专业技术阶层所取代，虽然有一部分人，如中学老师、大学老师、医务人员、科研人员、记者、编辑等仍然在传统的国有单位工作，但是，更多的专业技术人员，被吸引到传统的体制之外，从事与市场经营、企业经营相关的职业技术工作。 笔者最近研究发现，30年以后，在国有单位就业的人员会再下降一半，即从目前的国有单位就业者占城镇全部就业者比例的21.89%，下降到约10%。2038年，绝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会是在非国有单位工作。但是，不管是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工作，绝大部分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始终是中国中产阶层的中坚部分，所谓“中产信念”也更多体现在他们的身上。 第二个群体是所谓“新中产阶层”，笔者比较强调它的新生代特点。这个阶层的基本特征是：年龄比较轻，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学历，有新的专业知识，懂外语，会电脑，大多就职于三资企业、新兴行业，如金融、证券、信息、高新技术等领域。由于该群体处于产业结构的高端，技术含量高，体制上又多属于外资、外企，所以，收入上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在消费行为上有着很强的高消费倾向。生活方式上也开始形成所谓的新“格调”。近来流行的所谓“小资”“BoBo族”“布尔乔亚和波西米亚”等就是指以该阶层为主导的一种生活方式。 新崛起的一代人实际上是一种标志，它不仅是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且是社会结构变化的产物。从全体人口的角度看，新中产阶层的增长速度并不快，但是，在大城市里他们人数的持续上升还是明显的。当然，近来，大学毕业生、研究生毕业人数的激增，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中产阶层内部的激烈竞争。该部分人数不多，没有确切统计，估计占就业人口的1%～2%。 以往，对于这个群体人们更多地关注其外在生活方式的特征，而对于他们的心理、心灵、信念、观念不太了解。然而，此次汶川地震中，这一代年轻的中产群体所体现出来的关爱之心、社会责任、生活信念，让全体中国人受到了心灵的震撼。 第三个群体是效益比较好的股份制企业、国有企业和其他经营比较好的企业、公司、单位的职工层。改革以前，国企职工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典型的“中产阶层”。90年代中期以后，国企职工队伍出现很大的分化。到了新世纪初叶，企业的分化已经大体结束。效益比较好的企业、公司职工的经济地位也是比较稳定的，他们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具有很强的延续性。 其生活状况有些类似于改革以前的国企职工层，生活、住房、医疗、养老等都有保障。目前这种就业模式的比例虽然大大下降了，但是由于社会的惯性，有些人还是生活在这种就业模式下。虽然更多的企业、公司已经市场化，但是，传统模式的同化能力也很强，有些股份制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外企、港澳台企业、合资企业也在学习传统模式，比如购买住房然后低价出售或出租给职工。当然，前提条件是这些企业的经济效益都比较好。 第四个群体是大量的个体、私营经营者。大老板、亿万富翁不能划入这个阶层，而应该划入上层。但是，迄今为止，多数的工商业经营者还是处于一种中产阶层的状态，为方便起见，我们就暂且将这部分人称谓为“个体私营工商层”。 中国中产阶层这个部分的构成最为复杂，在农村里包括那些经营比较成功的富裕起来的阶层，在城市里包括大批下海的、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中小工商业业主、独立经营者、中小公司经理等。倘若按照“中产阶级”或“中等产业阶级”的字面含义，“个体私营工商层”本来最符合中产阶级的特征。在本文它之所以被列为第四，是因为其内部构成十分复杂，不统一性大于统一性，作为一个阶层的文化特征、信念特征还需要逐渐培育。 迄今为止，中国农村的个体户2187万，城镇个体户3310万；全国550万家私营企业的注册所有者大约1500万人。即使将大老板除去不算，这样一支中产队伍也是相当庞大的了。当然，队伍虽然不小，但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还在型塑过程之中。俗话说：“三辈子学吃、七辈子学穿”，阶层的文化型塑还需要时间的。 近来研究表明，中国中产阶级的这个组成部分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部分，如果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个体私营工商层有可能上升为中国中产阶层的最主要构成群体。 十字路口的中产责任 介于社会高层与下层之间的缓冲层；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保证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 通过以上四个群体的分析，可以清楚看到，中产阶层对于国家来说可谓举足轻重，它既是社会生产的重要承担者，也是社会的管理者，经济的经营者，理念的创造者，观念的传播者，传统的继承者。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中产阶层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国际上已经形成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表明，庞大的中产阶层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第一，中产阶层是介于社会高层与下层之间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的冲突就会受到阻止，社会矛盾和社会紧张程度就会大大缓和，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第二，中产阶层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第三，中产阶层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当中产阶层占社会的多数时，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 虽然我国的国情与发达国家有差异，但是，中产阶层的稳定功能是相似的，所以，“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也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战略，写入了中共中央的文件。 中国目前正处在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中产阶层更应该承担起理念、信念、道德、价值观的重大责任。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中产阶层，应该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2008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既有北京奥运带来的喜悦，也有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带来的灾难，近来，外向型企业又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冲击。中华民族的一个优秀传统就是不惧怕灾难，多难兴邦，面对危机，中华民族是有自信心的民族，中产阶层首先要有信心。所以，这也是考验中国中产阶层的关键时刻。 迄今为止，中国的中产阶层在全社会所占的比例还不高，中产阶层的四大群体，刨除互相重叠的部分，大约占中国全体从业者的15%。中产阶层的更大发展，还需要具备如下的一些基本条件。首先，产业变迁的条件，即它一般形成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的过程之中；第二，职业变迁的条件。在现代社会中，现代职业结构取代传统的职业结构，一个庞大的、白领阶层形成并扩张起来；第三，教育条件，随着大多数人进入高等教育，人数众多的中产阶层也就逐渐形成。大学是造就中间阶层的机器，大学教育非常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使人们接受社会主导规范或中产阶层的规范。 此外，中产阶层的发展，还要依赖于其他广泛的社会条件，包括：完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的任务，解决农业人口转向现代城市人口的最终变革；通过严格的税收调节缓解贫富分化；以及建立能够覆盖社会多数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等。 2008年是中国改革的第30年。笔者最近在分析，再过30年，中国是什么样子。结果发现，如果按照目前的发展进程，到了2038年，中国毫无疑问地会变成中产阶层占社会人口大多数的局面。我们可以预计，在未来的30年里，中国的中产阶层将会有更为杰出的表现。 转自：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12-23/1498483.shtml）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