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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需融通以求其大 ───就內聖外王之道與蔣慶商榷 皮介行 一．引言 人類在地球上生存，大約也有數百萬年了，其初起時，也不過似獸的存在，過著一種類獸的生活。但人類善於學習與積累，通過不斷的思考及勞動，創造了他的文化．他的歷史．他的器用．他的制度．甚至也造就了他的身體及心靈。如此浩大的工程，決非一個人．少數人，也非一代人．數代人能夠完成的，但是通過一代一代又一代的互相學習與創造，通過點點又滴滴的積累，人類一路走來，終於建成當前這樣的文明世界。這其中的一群人．數群人．一代人．數代人，沒有那一群是無缺點的，沒有那一代是完滿的，但是通過他們的疊加與互補，畢竟成就了如此壯大的文明。 以縱深浩大的歷史眼光看，當前人類的整體文明也不是滿全的，它是開放的，它是不足的，仍需不斷改進，仍需不斷的創造，文明故事並沒有被以前的人類說完，未來的人類仍然具有深大的創造空間。因此，我們沒有理由要求那一個文明具備一切，沒有理由要求那一代文明是滿全而無缺點的。文明總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缺失與不足，這一特質正說明文明需要學習與變化，也說明它是一個開放體系，擁有與人為善與己為善的彈性。 中華文明的確有其偏向與特色，這在中西文明接觸與衝撞之後，看得非常清楚，因此當年掀起西化的浪潮，雖然過份極端，但也不能不說是必要的，一個故步自封，拒絕學習的民族，最後只能被淘汰。善於學習，勇於學習，所謂“泰山不讓杯土所以成其大”，正是華夏部落群，逐步融通他群他部落，一路走來終於形成漢族的成功秘訣。華夏大地初無漢族，漢族是融通共成的結果。近代以來，加入中國大家庭的族群更形眾多，所以有“中華民族”的提出與使用，有些種族主義者拒絕接受“中華民族”的稱號，認為這是虛構的，其實只是他們心靈的自我封限與頑冥不靈而已。人類文明本來就不是天地自然而有的，人類語言文字也是一個虛構，但這種虛構卻是一種重大的文明成就，可以溝通並積累人的心智，使文明的壯大加速提升。“中華民族”的確是一種人為的創造，但這個創造卻是必要的，是與時俱進的，是為了平等而有尊嚴的接納多種族群的必要，也是為了中華大家庭安定團結的必要。拒絕與時俱進，拒絕接受歷史演化的現實成果，所能帶來的只能是分裂與戰亂，死亡與悲慘。可悲的是少數年輕而充滿憤怒的青年，竟然以追求良知與正義的名義，堅持種族主義，堅持邪惡與悲慘，還洋洋然自以為得計，其愚真不可及！ 以上談的是低層次的拒絕融通，接下來談談另一類高層次的拒絕融通。 二．心靈是萬事萬物萬理的最終表尺 儒學有天地人三才頂立的信念，天地都是浩大而集成的總體概念，其中的”人”，也涵蓋古今中外一切已生未生的人，因此人類文明的成就既是以往所有人的共德共業共同心力之所成，也是未來人類可以繼承，可以享用，可以繼續創造的基礎。因為文明涉及面既廣且深，既大且細，函蓋萬有無所不包，我們對文化與文明的評估，就應該盡量跳出個己的嗜欲及偏好，盡可能從正面疊加的立場，去欣賞他人的思索與奮鬥，欣賞之餘也可以貢獻自己的才情與智慧，為人類文明添上一筆，而不必學小君子，小家子氣的認為他人畫的一筆不算數，只有自己畫的才算數。此種拒絕融通的心態模式，正是人類一種個己性的反應，一切從自己的感受出發，一切從自己的經驗與見識出發，以己心度天下萬人萬事萬物，突破不了自我心智與信念之殼。 近代以來人類發展出各種邏輯．經驗．理性．實證的論證方式與檢驗技術，但是世界的存有不是以物性為基礎的感官觀察．不是物理實證所能函蓋的。人對世界的認知與信仰，理解與判斷，其真正的核心依托還只在人的心靈之中，心靈是萬事萬物萬理的最終表尺。受限於感官知覺，受限於自我經驗與利益，受限於自愛自戀情結的人，其對世界的想像與理解，也只能是自我愛戀與偏見的投射而已！由莊子提出而被普通接受的內聖外王之道，其內聖部份指的就是心性儒學之修心悟道，其核心指向就是要刊落，要克服自我感覺，自我愛戀的偏見偏愛與偏私，內探心源，突破個己之見聞，盡心知性以知天，證悟心靈自性之誠體，契接千聖千佛千古相傳之道心，進而貫通天人，泯除物我，而能如其所如的見物知物用物。其外王部份的真意所指，不過就是“學而時習之”，將自己心靈的契悟與抉擇，貫注到自己日用常行，言思云為當中，既以完足自己心靈之修證，又能將愛與智慧施予身邊的大地人民，更隨著自己聲名與地位的提高，推展其實踐以至於天下國家，正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所以內聖外王，是天人一貫，內外一貫的，不是你歸你，我歸我，兩不相干的兩截子工程。儒學所謂“愛生重死”“為己之學”，其真意就在說明自我生命是人愛戀與實踐的基點，自我心靈的修持又是自我行動能量之源頭。有多大的心靈，就有多大的世界。儒家相信人的心靈是可以自我把持，自我負責的，所以“我欲仁，斯仁至矣”。但是人的外在實踐卻受限於各種物理的人間的限制，是不可必的，所以“素貧賤則行乎貧賤，素患難則行乎患難”。正因為內外有別，所以人之自明其明德，是可以自正其心，自誠其意，自尊其德而成就的。但是人的社會實踐，卻必須格萬物，致萬知，通過各種問學，才能得其理路而有其智慧。當然自我心靈是一切修為與格物之本，這一種深層意志，指導著人如何定位是非善惡，如何抉擇目的手段應該與否，如何使用其理論工具與技術知識。依此理路，內聖是體是本，外王是用是末，不管外在條件如何惡劣，自我修持總是必須的，也不管自我修持是否能在天下國家得到實踐，至少可以行乎貧賤，行乎家室。畢竟天下事物有歷史的因緣，有社會．政治．經濟條件，有他人他心他欲他利的種種糾結，必須看題目做文章，看材料煮菜餚，是不能單用己心一以貫之的。心性之悟還必須綜合事物理則的實踐之知，才能談外王之應世活動，我想這也就是牟宗三先生之所以提出良知坎陷說的苦心所在。 三．內聖無待於外王 近閱蔣慶〔從心性儒學走向政治儒學 〕一文，為了要推行他想像中的所謂“新外王”，專門針對牟宗三等人的當代新儒學，進行了嚴厲批判。蔣慶認定“當代新儒學面臨的最大危機是未能開出新外王”。他認為： 偉大文化必須包含人的天道性理，以及文物典章制度兩個部分。他舉猶太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文化、中國文化用以證明其論斷。然後話鋒一轉說： “但是，以此來衡量當代新儒家，我們發現當代新儒家只能在生命中透顯出天道性理而未能將此天道性理落實到中國社會，因而不能在中國建成體現此天道性理的文物典章制度。鑒於此，我們不能不說新儒家代表的是一種殘缺不全的文化，不能不沉痛地指出新儒學面臨著衰亡的危險!” 這種論證的邏輯行程，的確十分可怪。我們知道蔣慶舉的這些文化體系，都可以追溯數千年，都是億萬人集體奮鬥的成果，拿這樣的例子，來“衡量” 當代新儒家這幾個人〔或者說幾十人〕，未免是一種拿月亮來否定螢火蟲的模式，因其過份的不相稱而顯得荒唐可笑。我不能不問：這樣欠缺相干性的論證，有相應的可比性與證明力嗎？淵深浩大的文化創造，如何能責望於區區數十人呢？ 文化與制度是一種相當大，相當長時間的集體創造，絕非一代．乃至數代人所能為功。以中國近代制度變革為例，如從鴉片戰爭開始算，已經160年了，如從戊戌變法開始算也已110年，付出許多戰爭，許多流血，許多愛戀與悲歌的代價之後，今天中國的制度建設，恐怕也還不能談足夠的穩定與成功。這種制度變革，本來就涉及億萬人的生死存亡，成敗禍福，是天下國家的大事要事，如何能單單要求新儒家的幾個書生呢？ 再說，人既是天地之創造，其本身就是完足的，人通過心靈的深層探索以契悟天心，本就是心性尋祖探源的當然需求，只要有人類生命存在，就有這種靈魂上的要求，正所謂“外王必有待於內聖，內聖無待於外王”，不管外在實踐的成敗如何，修持自心總是自在自足如其所如的，有什麼“殘缺不全”之可言呢？。心性對自我之要求實無待於外在制度的補充與證成，不管在那一種制度之下，心性的追尋與探索是生命之永恆追求，怎麼能說“不能在中國建成體現此天道性理的文物典章制度”， 新儒學就面臨“衰亡”呢？更且，天道性理是形上天心的契會，是助人脫離兩元對立，脫離自我軀殼起念的心靈體悟，不是包生萬物，包醫百病的上帝。古今天心之契會不容有二，但古今中外的人事物與地理天候，卻是萬有萬殊，即使要借天道性理以起制度，也只能是萬有其殊的，那裡能鐵口直斷說那一種制度才符合天道性理呢？ 蔣慶批判新儒家的論證行程既然如此怪異，接下來的罪名安放，當然也就非常不相應。他指控當代新儒學的幾條罪過是： 1．極端個人化傾向。2. 極端形上化傾向。3．極端內在化傾向。4．極端超越化傾向。 這裡幾個“極端”的連用，其用心似乎是要把當代新儒家打造成思想上的極端份子，這樣的用心與用語實在太缺乏溫情與敬意，太缺乏君子謙以自牧，仁以待人的基本風範了。如果蔣慶對自我心性有相應的修持，對“極端”兩字有相應的了解，對牟宗三等人論學之義理與心態有基本的理解，則所謂“極端”的罪名，無論如何是加不上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張君勱等人頭上的。 至於蔣慶用以坐實罪名的論據，所謂的： “新儒學不關心社會關係，不從社會關係的角度來立論，….完全忽視孔子的經學，忘掉了儒學通經致用的偉大抱負，拋棄了儒者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 不關心活生生的現實存在及其要求。….忘記了現實生活的生動性與多樣性，…..新儒學看不到外在事物的客觀實在性與獨立存在的價值，…..，新儒學既缺乏直接的社會現實感，…..新儒學這種極端超越化的傾向毫無疑問違背了孔子學說的精神，….”等等。這樣漫天漫地的一路說來，不但完全沒有相應的理解，甚至可以說是閉著眼睛全面否定當代新儒學！這還算是” 真正做到中肯地批評”嗎？這還算是“從儒學傳統的內部來批評新儒學”嗎？實在大言過度，不誠不信了！ 四．就心性儒學立場批評蔣慶 在此我要站在心性儒學的立場，著重的指出幾點： 第一．就生活經歷看。 牟宗三等人生活在北伐．國共鬥爭．全面抗戰的中國，國家多難，生活艱苦，在客觀環境鍛鍊下，他們根本不可能做一個光讀書而不問現實的人。其中徐復觀還留學日本，進入蔣中正侍從室，參與過軍政事務。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希望在墓石上刻下“這裏埋的，是曾經嘗試過政治、卻萬分痛恨政治的一個農民的兒子——徐復觀”，可見其參與政治之深與痛。而張君勱一生主要從事政治活動，推行“第三勢力”，被中共列名為第四十三號戰犯。對這樣一群飽經憂患，學通中西，努力投身民族文化振興的學人。我們可以用描述白痴的語句描寫他們麼？這些儒家學人，都具有高才大智，且一生跑的路，讀的書，接觸過的人，都不在少數。難道我們可以把自己的無知投到他們身上，把他們視為白痴兼蠢蛋嗎？難道連街頭小販都非常明白的“現實存在”，這些儒家精英竟不明白麼？牟宗三等人真有這麼笨嗎？ 第二．從思想潮流看。西力東漸中西碰撞，中國人看到中國文明在制度建設與科學技術上的不足，而有全面否定中華文化的思潮。中共的建政，代表著否定思潮取得全面專政的權力，代表中華文化的全面破壞與沉淪，所以有”花果飄零”的沉痛慨嘆。這些儒家學人身處家國飄零，文化慧命黯淡無光的痛苦時刻，毅然承擔護持民族道統的使命。他們的任務就是1.全面反思並闡明，中華文化之真精神與真價值。2.尋求中西文化的融通，以接續並壯大中華文化之慧命。這種融通當然需要引入概念．邏輯．實證等等西方之文化特長，以補中華文化知識論與思辯力不足的毛病。再說概念．邏輯．實證，從淺層看可以說是思辯遊戲，深層看，卻正是開拓知性．成就知性．壯大知性的利器，也是一個正常文明所應該有的思想工具，新儒家對此工具進行會通與引入，自然是有利於中華文化的更新與壯大的好事，蔣慶個人可以不擅長不喜歡，卻無權說三道四的不予接受還要派他們一個“極端形上化傾向”的罪名。 第三．從現實上來看。太極之人間是虛實相應，有無共成的人間。這些儒家學人通過親自介入，或觀察反思，洞然明白，欲求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有一種向好的變革，則思想的開拓，心靈智慧的變革必須是其首要條件。因此專心致思，要承舊以開新，投身文化慧命之再造與融通的工作，這不是遺忘而拋棄經學，不是缺乏社會現實感，反而是最具現實針對性的工作，此而不為中華民族將永難有翻身的機會。知識精英之所謂“現實”，不是財米油鹽的現實，不是現實政治搏擊的爾虞我詐，而是上下幾千年，東西十萬里，明白過去，看到未來，更要看到人心深處之微波靈機的現實，並能就此現實，思索其相應的體制更新與理論創造。這是一種創造世界現實的思想力量，這是一種高才大智者對現實世界最真實而有力的貢獻，也是一個學人應有的本份工作，有什麼“不關心”與“遺忘”之可言嗎？特別是張君勱還是“中華民國憲法”主要起草人，說他“不關心社會關係，不從社會關係的角度來立論”，豈不可笑？ 第四．從世界人間的有限性來看。任何人的任何創造都只能是有限的。這就是我在本文開頭所說，任何國家．任何民族，任何人的創造，都不會是完足與滿全的。新儒學人有他的捨棄，有他的專注，有他的殊勝，有他的不足，但是他們數十年念茲在茲的奮鬥，已經為中西會通，儒學慧命的再造，建立了一片山林芳草地，我們可以接續慧命，用此以壯大中華文明，用此以福佑家國天下，這是我們應該感念不忘的。可是蔣慶非但不知感念，竟還以全面完足與滿全立場，要求他們幾個儒家學人負起家國天下的責任，要求他們幾個人為新制度的設立負全責，這未免太不知類，太荒唐了！ 第五．從學理上看。個人化．形上化．內在化．超越化，都是學理本具的特質，因為能有心靈思考的只能是個人，心靈思考只能是內在工作，而要通透天地人文，要超越上下古今，要綜合統貫萬類，要脫落具體而殊異的個別存有，就必須進入超越的形上世界。宇宙本就有超越形體的存有，人心本就有超越現實生命的關懷，一個深透的學理體系，其根據就必須深入到天人之際，深入到宇宙本體的世界，不如此就不足以引導人心，不足以承續中華道統的慧命。這既是今日儒學必須向現時代做出的應有回應，也正是當代新儒學精華之所在。蔣慶有眼不識，竟以形上化．內在化．超越化做為其罪過，實在太不懂行了！ 第六．天人萬事萬物都是不可割裂的。地球的存立受宇宙萬有的條件支撐，人在人間的生息云為，也受地球與人間種種條件的影響，所以心與物並非隔絕的兩端，任何用力於外者，必須先有內在能量的安立與存有，任何對外界的觀想與作為，都必須先有自心的寂定與智慧貫注。因此人的思想與心靈擁有不可見，卻也十分巨大的根本性力量。除了白痴與植物人，任何正常人的言思云為，都從心靈裡發出來，所以心靈的修鍊與轉化，就是人實踐能量的提升與轉化，也就是經世致用的另一路徑。因此學人用力於心性學的研究與傳播，看似是個己的，看似與經世致用無關的，卻正是最根本的經世致用。要以經世致用的當代成就評論孔子，孔子只能是一個失敗者，但是通過教育及言說，孔子卻可以推動2500年的經世運動，而只要中華文化不亡，其思想還將持續推動人類的經世致用，這是何等偉大的經世致用呢？當代新儒家採取的路徑正是孔子的路徑，蔣慶卻責備他們“完全忽視孔子的經學，忘掉了儒學通經致用的偉大抱負，拋棄了儒者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真不知何所據而云然！ 第七．從道統的繼承與外王的開顯上看。自孟子首倡由堯舜禹湯而至孔子的聖道傳承系統，司馬遷更聲言“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以道統繼承人自許，而唐朝韓愈更有原道之論。但近代以來，究竟中國有無“道”，有無“統”，何種精神與思想最能代表道統，那些人最能繼承道統精神？都曾發生許多爭論。牟宗三等人對二千年之思想大要，做出深透的分辨與詮解，判朱熹為歧出，“別子為宗”，以心性學之陸王為正宗，這是石破天驚的大識見，一舉廓清千年思想迷霧，恢復儒學為己踐履之基本精神，以心性修持為儒學核心特質，實大有功於未來儒學之更新與壯大。牟宗三先生更提三統（道統、學統、政統）並建說，著重說明儒家學術第三期的發展，就是要融通科學與民主，就是“要開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外王，亦即開新的外王”[牟宗三．政道與治道序文]。這何嘗有過“拋棄了儒者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的問題呢？做為學人要批判其他學人，基本工作應該先讀讀人家的著作吧！怎麼能閉眼睛亂派罪名呢？ 第八．從制度創新的問題看。蔣慶指責說“新儒學不去按照儒家的理想建立起體現組織化的善的政治法律制度”。前已論及要當代新儒家包攬政治法律制度建設的責任，根本是河漢斯言，太離譜了。此處再補充說明：人的理想常常暗藏有罪惡的黑手，越熱烈越堅持自己的所謂“善的理想”，其危害性就越大。納粹要強大德國的尊嚴，其後果是製造可怕的大屠殺；猶太人建國的理想，製造出巴勒斯坦人整體的苦難；歐洲人對新世界的嚮往，製造了亞非拉人民厚重的死亡與奴役….。中國一代代的古人難道都沒理想嗎？中國二千年的相砍史又是怎麼來的？當代新儒家學人之所以要以教育與著作終生，正是他們守份守禮，持守人間物我分際的明智作為。蔣慶卻認為他們不涉入政治，不負責建起儒家政治，是新儒家的罪過。至此我終於更加明白蔣慶為什麼主張中央統制的儒教協會，為什麼指責民主政治是小人政治，為什麼幻想以”三重合法性”組建中國的政治體制。說到底這就是一種帝王意識的天命信念，堅持自己的信念最善，堅持自己的理想必須得到貫徹。卻忘了政治是眾人的事，必須通過眾人多層次．多面向．長時間的溝通，而後才能進行轉化與創造，任何個人的，少數人的所謂理想，都不可以未經溝通，未經認可就在天下國家實施。所謂“天聽自我民聽”，所謂“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說的就是這麼一層道理。二千多年來，許多有天命信念的政治人物，包括最近的毛氏，就因為他們渺視眾人，特特堅持貫徹自己的理想，而為人間帶來多少血淚悲歌啊！今日蔣慶還好是個文人，如果他竟是有權的政治人物，中國人可要有苦頭吃了！ 第九．世界是個整體，人類文物雖有其分殊，卻也有其共業，因此，人類文明可以互相學習，可以互相成就，這正是人性與事理之當然。至於說學什麼，如何學，這就需要就具體情況而論。西方文化之特質在上帝信仰．科學理論技術．民主法治體系。新儒家學人認為中華文化的新外王，首要的就是接通科學與民主的根脈，這一判斷自有其深厚的歷史經驗與群眾基礎。至於說具體怎麼學，怎麼落實到中國的體制上，這就需要億萬人的參與，需要具體實踐的不斷探索，不是幾個書生能簡單設想判定的。蔣慶不同意這樣的新外王，自可以提出他的理據，但不可以向壁虛構的以西方為小康世，中國為大同世，而說“不能一味向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看齊，否則，儒學就會喪失自己的獨立性，淪為西方文化的附庸，不再成為儒學了”。為什麼向西方學習就會淪為附庸呢？這是什麼邏輯？學生向老師學習就會成為附庸嗎？就以現代學人基本共識來說，涉及人的信仰，涉及人心靈深處的核心信念與人倫情感，才是一個族群的精神核心所在，必得要置換這種核心信仰，才能說一個民族被同化了，新儒家主張學習科學與民主，遠遠還談不上核心信仰的置換，怎麼能以“附庸”視之？〔蔣慶三重合法性的政治儒學說，我已在〔試評蔣慶先生的“三重合法性”論說〕一文中有所評析，讀者可以參看，此處不多論及。〕 五．結語 世界是自在自為，廣大無邊的，人類的文明成就與宇宙的浩瀚相比，畢竟還十分渺小，而這一點渺小的成就，也還是億萬人共同心念與奮鬥的結果，因此總結的說，每一個個人的思想與實踐能力都太渺小，太有限，人必須能群，必須善於組建聯合心靈，必須善於傳承他人奮鬥的成果，接續進行創造，才能有所成就。新儒家諸學人在中華民族花果飄零之際，毅然承擔護持文化心靈的使命，並且做出了重大成果，這是後學所應該感念不忘的。蔣慶要推銷他所謂的公羊學新外王，自是他的權利，我們也可以討論。但是沒有道理輕率而隨便的否定心性儒學，更不可以隨便否定科學與民主的外王追求。中華民族的文化成就來自眾多學人與實踐家的共德互助，不可以處處以己為是，不可以有唯我獨尊的傲慢思想。為此特寫此文與蔣慶商榷。 孔子2559年10月30日[08] 皮介行 寫於 江漢之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