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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文化论 ——中西文化中的文化观 周剑铭 摘要：心灵才是真正属于个人的，个人并不属于个人，这是人文学和社会学的第一原理。理性的个人主义是文化，现代社会的文化化是社会进步的现代形式。新教是个人主义的宗教信仰，路德真正贡献于历史正是基于这一点：灵魂是属于上帝的，因此也是属于个人的，这与资本主义所信仰个人主义具有相同的社会意义。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个人主义是文化在人身上实现的纯文化形式，即人或人性的文化性，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的秘密，这正与西方文化的logos的一样，是真正的人类瑰宝，相比之下，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形式化理性。 1. 现代社会的文化化与对文化社会化的自觉 现代人一个最大的惊喜和困惑就是现代世界的文化化，但这种文化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似乎完全不同，一方面，社会成了无外不在的文化的万花筒，甚至在思想文化研究的专门学科领域也是乱花迷眼，另一方面，更大的困惑却来自于具有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份子对文化的失落的切肤之痛，传统文化正在被浅薄地肢解，历史被轻薄，思想遭讥笑，专业知识侵占了纯文化而成为主流，纯文化意义上的文化人日渐从血缘土地上脱离而成为都市中疏离的群落，竞争、博弈就能决定一切，传统意义的知识份子再次被边缘化，“人心不古”似乎是历史注定的命运。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只不过是文明的冲突在中国文化内所表现的特殊形式，实际上，在现代文化的多种表现形式中，并没有所谓的文化冲突现象，中西文化，古今文化能斑驳陆离混杂在一起，只是增加了新奇和喜悦，人们大多忙着在多元化、多视角中一次又一次地接轨，不停地变换自身的角色而感受到兴奋，真正的冲突来自于深层的价值判断而不是交换价值，这里暗含着传统文化是一种深层价值这样一个前提，而传统意义的知识份子则自觉地与之共命运，当然，如果怀疑深层价值的存在那就是完全全不同的另一个问题了，因此真正的问题是：现代文化的真正价值是什么？深层价值怎样地在现代文化中得到体现？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如何实现价值的统一？ 这样的大文化问题的意义就在于它总只是意义的而不是答案的，因此这些问题从来、也永远不会失去真正的本质性和永恒性，它仍然在千年如一地等待着不断更新的朝圣者，我们现在只是像一只闯入到超市中的兴奋的猴子，无暇顾及而已。有一个故事说，1908年，塔夫特（Taft 共和党）与布莱安(Bryan 民主党)竞选总统时，有一位选战漩涡中的政治家参观了威尔逊山天文台，他从巨大的天文望远镜中观看仙女座星云，许久，他回过头说：和这个比较起来，究竟是塔夫特或者是布莱安当选并不那么重要。因此，当一个政治家从仙女座星云得到某种感受时，能说天文学与手中的选票是完全绝缘吗？现代科学家在科学的最前沿，如宇宙论等中就面临着的历史到底是偶然意义还是有规律的，历史是进步的还是循环的这样真正的大文化、大哲学的挑战，这样的问题是永恒的思想，事情不在于这样的问题离我们的现实有多远，而是今天的我们离我们的未来有多远，当我们讥笑过中世纪的愚昧时，我们会同样被后人不齿吗？人类绝不会因为不去思考这类问题而更聪明、更智慧，思想的潜在影响力是通过心灵实现的，心灵的外在社会表现就是我们称之为“精神”的东西，只有当心灵迷失时思想才是苍白无力的，历史却是在真正的思想中成为人类自己的历史，文化化只不过是人类化的代名词，所以今天的文化化只是人类化的继续，社会的文化化是通过文化的社会化实现的，今天知识的社会化使传统意义的知识份子能够从专业知识份子区别开来，这不并是一种文化的失落，这正象儒家文化便中国传统文化从王宫学中独立出来而得到一种历史与自身的超越性一样，今天文化的社会化它使人类得到了更大的未来的机遇，人类永远不会失落自己，正如他的开始一样，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引入这种智慧，这正是现代知积份子自己的命运，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份子从来不是一个特殊的有着自已独立阶级利益或党派形式的阶层，也无法套用共公空间之类的现代概念，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份子，不仅只是指儒士，而是包括了所有具有文化理想与文化价值的中国人，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人身上实现的纯文化形式，即人或人性的文化性，这也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实现方式，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的秘密，从西方文化的观点或方法是很难解难读这个秘密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现方式与西方文化的logos的方式一样， 是真正的人类文化的瑰宝，中西文化的不同只不过是人类的文化本质不同的表现而已。人类永运不会忘记真正的自己，基督教的世界末日不过是个人死亡的文化隐喻，从个人的有限视野出发，这是个人存在的终点，但人的思想是超越个人即在的有限存在，人的心灵是人的价值之源，人的心灵即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自我意识是自我的超越，这就是唯一属于人类的精神的实现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才是有意义的人，有价值的人，存在的人，今天人们疯狂地追求自我价值，自我肯定，自我实现等等，只不过是这伟大精神所折射的一点微光，它并不与作为人文价值的理想对立，但即使能认识到这一点，也是足够的大文化的思想了。 2. 个人主义与社会价值 个人主义是近代开始的现代性主题之一，个人从氏族、家庭、教会、政治团体等等社会实体中日渐分离独显出来，实质上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原子，“个人主义”这个概念夺目的光影，几乎令人难以直视，它几乎复盖了现代一切社会科学主要词汇的外延，而且它确确实实是从西方文化源头就开始一直延续下来的文化精神，只是在近现代随文化的凸现而成为一种时代精神。但是个人义并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和解释，人们似乎从来还没有一种从丰富的文化层次中一致性地理解个人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但现代社会的文化化却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个人主义是一个文化观念而不仅仅是一个学科概念或日常用语，比如哈耶克指就认为真正的个人主义即是一种基本社会理论也是社会意识形态下的政治行为规范，从哲学的高度上理解个主义虽然具有一种深刻性普遍性，如本体论、认识论或伦理论的个人主义理论等，但很难从哲学自身的困境中打通走向现实世界的道路。一般个人主义的粗糙的理论往往抽掉了文化的层次性，在同一个平面中把个人主义划分为各种类型，或者把它们纳入到现有的理论框架体中去，比如把个人主义平面化为与社会公共利益、国家、集体、对立的利己行为或是自由散漫和狭隘自私的个人品德等等，人们没有理解到，当个人主义被认为是与集体主义对立的时候，集体这一概念本身从来就没有从个人这个概念中清晰地被分离出来，甚无力反驳集体是真实个人的虚幻形象这样的唯名论命题，这样，个人主义实质上是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问题之一，甚至能危及一系列最基本的学术范畴，比如，道德的意义是基于社会的还是源于个人的？在这样一种基础不稳定的情况下，对个人主义这一概念的使用就避免不了解释的任意性，个人主义就无法避免被轻易地插上整体的分裂和对统一的背叛之类的标签，现代的一些强烈的个人主义信奉者（如安·兰德1905—1982），也往往是感情强于学理，即使是在一定的相对固定的层次如价值观上，个人主义也有自己的严重困难，如个人主义与家庭和社会和传统价值的对立的指责就是非常有力的，个人主义信奉者也无法避免这样的事实，如果完全游离在社会关系之外，个人生活就会失去价值，人生也就没有了意义，深受法国传统熏陶的托克维尔就承认，个人主义同时也削弱了那些赋予个人尊严理想以内容和实质的意义。实际上，个人主义与社会之间的价值的对立从来就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个人价值与利他的关系这样深刻而复杂的隐喻常常是文学、影视艺术中爱情之外的第二主题，如孑然一身的游侠、牛仔、超人、绿林英雄、江湖好汉、武林高手、甚至私人侦探之类，这类主题实际上都充满了价值观的迷惑而具有动人的力量，而且更深刻的是，中世纪的宗教传统或近现代乌托邦世界观与个人主义尖锐对立，集体与极权的变相，是发生过了的过的沉重历史，更不用说与当代政治生活中的有关自由、权利、法制等等的论争中焦点化关系。 中西不同文化中的个人主义课题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土地，实际上中西文化的异同性不仅对个人主义的解释具有极大的解析能力，而且对中西文化自身的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方面的研究甚至可以从哲学的源头的基本观念开始，从而深刻涉及到人文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一系列基本概念的理解。在中国文化境域中，传统与现实的冲突主要是由有着传统自觉性知识份子或文化人感受着的，这与西方文化中对以文化研究为专业的知识份子不同，后者所看到的文化冲突是社会层面的，最集中的就是政治领域，或者说他们主要地只是从即有的意识形态的冲突上去看文化的变迁，但中国知识份子的感受是来自心灵，是从文化的本质自身去阐释文化，这是一个以个人意识方式实现着的社会意识，这本身就是传统在现代文化中的活的价值，重要的是，这本身就是文化能够以活的价值延续传承的方式，传统的知识份子能否从近代以来不可阻挡的个人主义中重生这样的问题，只不过就是西方文化中上帝能否在当前的世界中实现拯救一样，这样的问题我们实际上有许多不同的表达，如一个学科性术语表述就是：现代人能否在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得到文化意义上的自觉？或者更专业地：思想与存在的问题如何从哲学复盖世界更新为哲学复盖文化？ 在西方传统文化中，除了上帝以外，不存在其它的实体意义的精神方式，基督教的原教旨就强烈地反对偶象崇拜，个人灵魂之类是同属于上帝的，柏拉图的理念也完全可以理解为上帝的几何形式，这可以看作是希腊知识能与希伯莱宗教相融合的前提，因此专属于世俗人类的精神存在只能以自然物质形式实现的，这正是人能够分离于上帝的立足之地，人带着自身的分裂性本质来到世俗的人间寻求的自己统一性，这是西方文化的最困难最神秘的圣地，这也就是从中国文化所理解的西方文化的伟大形象——基督！同样，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核心概念实体(substance)的研究也正是把思辨意义的纯粹概念与现实世界的物质事物统一起来的不朽的努力。因此，从文化的源头上看去，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也只能是人或个人这个抽象观念的物质实现形式或方法，或换一种说法，西方文化中的人就是努力地从自已的物质形式中寻与失落的灵魂的统一的人，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化存在形式显著不同。 基于这种的文化起源，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是一种基于物质表现的理性精神，但这种理性是基于世俗的表现形式，与灵魂的纯粹性不同，它是对物质的超越形式，但不是超验的存在，因此注定有一种对即抗上帝，又禁锢个人的双重性，韦伯称之为了工具理性的东西正是这样一种本质在西方学术中最恰当的理解，个人主义的理性精神即是反抗中世纪宗教黑暗的光与火，又建造了个人与与社会价值统一的障碍，他具有自身形式的无限创造性，有着永远渴望超越自身的统一性，这就成为了西方文化的本质与动力。 3. 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宗教改革可以看作是个人主义这种文化因素在宗教领域中的实现，这与个人主义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现方式是共同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同步的而不是因果的，这种理解与一般人们对马克思·韦伯的理解不同。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申明： “我们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更进一步地说，我们的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具体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释。”产生这目的的前提是人们无法直接定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因此想寻找它的宗教阐释，但当这个问题与中国和其它一些国家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情况联系起来时， 就会认为或隐含地认为是由于这些国家缺泛新教的伦理精神，从而使人们得到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影响因素这样的结论，至少韦伯自己没有意识到他的研究暗示了这个结论和所带来的这一后果。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都不过是文化步进的不同社会实现方式，我们可以认为，韦伯的确“理解”了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之间的关系，但他没有达到Logos，正如他看到了工具理性，但无法看透工具理性一样。新教的本质就是个人的宗教，马丁·路德(1483-1546)强调和重新阐释了因信称义的教义：“既然这信只能在内心的人掌权，如罗马书十章所说：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而且既然只有信才可使人称义，那么这一个内心的人就显然不能因什么外表的行为或其他方法得称为义，得以自由，得蒙拯救。行为，不论其性质如何，与内心的人没有关系。”（基督徒的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的世俗生活被解放了，向资本主义的现代世俗生活敞开了大门，所谓“天职”的新教义就是近代世俗生活的神学证书。在神学上，路德的要义是“教徒个人的共同教会”，人们听从个人心中的上帝而不是教会，由人的心灵通过圣经和上帝直接联系在一起，拯救是个人在世俗生活中实现的的追求而不是专门的宗教活动或教会行为，传统宗教的社会机制革命性地转化为个人主义的宗教信仰，在世俗的意义上就是资本主义直裸裸信仰的个人主义，这也正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义精神同义的文化进步，路德真正贡献于历史正是基于这一点：灵魂是属于上帝的，因此也是属于个人的。路德在对因信称义以新的神学阐释时给予了信仰的“信”以现代理性的意义，他的暗喻和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就是保卫个人灵魂就是捍卫信仰，这种伟大的阐释最终成为美国宪法修正案1791年确立的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它可以看作是保卫个人灵魂的宗教原理的资本主义版本，因此我们由此可以看出，美国能成功地避免了宗教与政治冲突又深深地依赖宗教信仰的凝聚力，正是由心灵的个人性与个人的社会性这种现代方式所提供的坚实的基础。 心灵才是真正属于个人的，个人并不属于个人，这是人文学和社会学的第一原理。韦伯没有得到这个结果是因为他由于条件限制无法得到中国思想的真髓，虽然韦伯没有成功地在新教的禁欲、与资本主义功利活动之间建立一种令人信服的说明逻辑，但我们却可以从韦伯的研究中辨识个人主义作为文化进步的在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中相同的足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书名在这本书中变成了第五章主题：“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在此韦伯集中地讨论了神学理论中禁欲教规如何与世俗生活实现一致化，这当然是新教伦理与为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的关键，韦伯论述了禁欲教规与日常经济活动的种种关系，如艰苦的体力或智力劳动与人们的态度，职业化与组织化的好处，对财富的理解、对消费、享乐的界限等等，但这些方方面面总有一致与矛盾同时存在，韦伯不得不一一清理或辨说，这些思想绪就象重新解释新教如何才能把劳动致富“看成”是荣耀上帝一样，韦伯确实是努力辨护的，如“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等等，他举过的雅各布·福格（Jacob Fugger ）的例子，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他的潜台词就是：新教的禁欲以资本主义的（理性）挣钱的方式实现——这才是可以得到的两者的的理论关系。实际上韦伯相想得到的结果：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结论，是他是通过对艺术享受容忍，即这些享受不得付出任何代价这样的类比中领悟的：“人们使自己服从于自己的财产，就象一个顺从的管家，或者说就象一部获利的机器。这种对财产的责任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令人心寒的重负。如果这种禁欲主义的生活态度经得起考验，那么财产越多，为了上帝的荣耀保住这笔财产并竭尽全力增加之的这种责任感就越是沉重。”这就是韦伯的阐释。我们还看到了韦伯的心中的计划：“如何分析旧约的戒律渗透入社会生活后对民族性格的影响，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然而迄今为止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的课题”。 这当然并不是说，从心理过程出发可以逻辑地直接推出社会学的结果，资本主义的成为西方历史主流与社会历史中的殖民主义（此处词义有别）具有一种历史的共时性，而这与个人主义的精神—心理因素不可分离，殖民主义的先驱就是拓荒者，他们远离传统社会，得到了一个从传统中重新创造自我的机会，即所谓的“边疆个人主义”，它是一个极大量的土地供给和传统文化相遇形成的大机会，这当然是一种创造动力和它的直接结果——财富，比如英国是一个分离于欧洲大陆的岛国，但与日本不同，它一开始就是欧洲大陆的殖民地，易北河和莱茵河流域的日耳曼部落----盎格鲁、撒克逊等在五世纪中叶侵入不列颠岛屿，与当地部落争夺和融合中形成七个国家，这样就具有了一种后来的“联合王国”的精神基础，并使英国具有一种与欧洲大陆不同的民族气质，甚至具有后来人们所熟悉的学术上的英国经验传统，当然我们同样可以理解千多年以后，美国国家或民族创立所经历的更完美的再版，这迄今仍以美国梦的魅力成为无数理性个人主义者的情结。相比较之下，日本则完全不同，日本是主动接受了中国大陆文化，却从来没有被中国殖民化过，日本和英国虽具有相似的地理条件，但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这可以成为文化比较研究的专门课题。 4. 中国文化与个人主义 但个人主义的这些深刻的文化本质并没有被人们真正的理解，真正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个人的理解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层次上完全重合，即个人即是社会意义的个人（普遍的个人）又同时是特殊的、唯一的质的个人，人们往往不理解人的本质就是人与社会的同一，却总是希望分离分析个人性的本质与社会的本质而得到一种人与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在西方文化中，人的本质是属于上帝的，现实中的人是世俗化的形式，如果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可以理解为人是上帝的形式与世俗的质料相结合的结果，这种解释可以看作是上帝造人的隐喻与哲学思辨的两种版本的一种清洗。但正是这种分化造成了人的自我否定，宗教企图使人回归上帝得而到统一，世俗社会却不断地创造无限的形式对抗对上帝的回归，所谓的个人主义正是这种趋势的现代表现，现代个人主义之所以是理性的，只不过是对个人的这种命运的意识正在自觉化而已。 虽然现代科学理论已经能够提供对人的问题的理解广阔的视野，但在这无限丰富的图景后面我们却看不到终极价值，人类文化学家道金斯所描述的生命世界的自私和无情（自私的基因），物理学家温伯格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产生竟可能是由偶然涨落支配的荒谬感（最初三分钟），都使人的真实价值感突然毁灭，最精美的逻辑和坚实的客观性所引发的科学的激情突然分文不值，这一切都不得不使人想到到古板的康德哲学的无奈，人类最终只能走向教堂寻求慰籍。 传统的哲学的纯粹或宗教的理想性，或经验的抽象或综合，都不能使人们直接从个人主义中得到启示，因为个人主义本身是一种价值，它是人在自觉与不自觉的模糊中不断成长和更新的社会意识，因此，近代从西方文化中开始凸现的个人主义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学理上的真正解析，比如将个人主义从渊源上逆到斯多葛派、犬儒学派身上去，或者被罗马征服后希腊人的个人精神世界中去等等，这与西方学术中科学精神一脉相承的的伟大传统相比较起来，总给人一种非常勉强的攀附感，在现代学术中虽然有门类繁多的有关学科研究，却没有一门独立的能够胜任这样一项综合而又非常专门任务的学问。这样，虽然西方学术虽然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极为丰富的营养，但却无法供给他们自己也没有清理出来的东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就没有个人主义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意着中国文化就不能解析个人主义，也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就不存在个人主义文化渊源，中国传统心学就是以人的心灵理性问题作为专门学问，当然离现代人境域太远，但有希望在现代诸学科的无限丰富的新土地中新生，中国传统学术在现代文化中的境域中的破壳新生将具有适应现代文化研究的学术能力并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无法忽视的现象就是入世精神与出世情结共生，在学理上，儒家与道家是两家，儒家通过哲学思想——中国思想——与道家一致，在现实生活中，一种出世情结却是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的心灵上的最隐密的个人向往，圣人就具有自然的隐士品质，只不过是自觉地被深深克制而己，孔子的“吾与点也”之叹就是这种两圣合一的灵光一激，但这与基督教的回归和佛家的出世思想不同，中国道家（区别道教）的终级归缩不是超验的人生世界，而是纯粹的自然生命本身， 是人性的回逆而不是彼岸的再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是现实人生所能达到的个人的智慧——一种最精纯的个人主义的文化。基于这样一种理解，我们就可以领悟，庄子在他那种回逆而并非颠的梦想中所深深饱含的人文关怀，这实质是生命纯粹化的激情而不是对现实的否定，这也与西方犬儒主义的愤世疾俗、玩世不恭完全不同，正是在这个基点上，道家的文化精神与儒家是完全一致的，由此我们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中国的传统知识份子为什么能有一种自性的入世与出世之间的精神自由。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是文化的个人主义，是以个人的心灵道路实现的个人的理性化，就是说中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是真正个人意义上的精神文化，而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则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个人形式化和理性化，这种理性的本源是外在的，来自上帝或“看不见之手”，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才是“工具理性”和与个人自由相对的“牢笼”，相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化个人主义，是通过个人的理性自觉达到的个性的自由，是人性的自性，比如庄子文章中惊世骇俗的反理性语句正是对人性梏桎的檄文，“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与“盗亦有道乎”这样的齐物论，其实是将人性置于高于一切的位值，貌似荒诞，但无法反驳，因为这本身就一种最高理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文化个人主义是基于真正对人性的深有感触切领悟，因此与基于功利的个人主义完全不同，它恰恰不是一种自私，而是的无私，西方学术理论对个人主义解释总是归于人与生俱来的自私自利动机，并坚信个人自私自利的动机必然导致社会秩序，但这里总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上帝的存在，或者说学术地，自然供给（空间或形式等）是无限的，无视这个前提而得到结论就造成了完全误解了人性的结果，这也使无数学者陷入纷争或不能自圆其说的泥坑。 中国传统文化并不与资本主义精神冲突已为的广泛事实所证明，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否能为现代资本义的提供新的创造性动力是一个正在向我们走来的大课题。因此当人们说中国没有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基督教和新教的伦理因素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知道这个问题是中国文化为什么与西文化不同这样一个问题在错误的层次上的错误翻译，这样的问题与上帝为什么不在造人时就赋予他一棵理智的心这样的异教问题一样，本身就是大逆不道的，基督教教义和神学是完全予以扼杀的，韦伯或韦伯的研究者将韦伯的研究转换文化场景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韦伯的理解方法变成了因果规律正是这样一种学术上的自悖。 现代许多学者已在广泛注意人类的心理因素在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地位，这是一种寻觅突破西方学术传统的努力，就是说想通过个人化的心理过程找到人类社会中心灵——精神过程的动力性影响，但是如果没有一种中西方融合的大文化视野的支持，就无法建立一个这样一种从心理到精神过程上统一的理论平台来达到对现代无比复杂的社会的认识。比如西方的个人主义如果没有工具理性的本质，就无法避免走向无政府主义或者以奇理斯玛（Charismatic）方式走向极权化，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化个人主义却与无政府主义或极权化不相干，最大的可能就是个人走向出世的道路，最高统治者皇帝出家当和尚或做道士就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过，中国历史上一些传统气质的大文人也喜欢谈禅论道，甚至造旨高深，中国历史上晋代的文人反世俗行为和流传下来的清流文化也一直余韵流响，但这与西方的无政治主义思想完全不同，文化个人主义基于精纯的个性化人性，所以与宗教感情具有共呜性，但这仅仅是个人情感上的，是服从文化大理性的，观察深刻的托克维尔就说过个人主义是一种“成熟而镇静的感情。”这种理解就具有文化的深刻性。 人是最主要和重要的文化载体，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实现就是人自觉的文化命运，儒家文化和儒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者，因之具有一种超越历史的传承性，文化不仅仅是个人获得的文化知识或科学知识，而是个人身上实现的文化精神，文化精神总是内在于个体心灵，文化理想和价值表现为个人的文化气质，最终成为为社会文化精神，这是社会理性与个人伦理道德的变易之道，现代形式的天一合一，中国人在“良心”前面加上“天地”而成为“天地良心”就是这个过程的民俗化，良心就是社会化的人性，他曾经凸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本质，而且良心是高于这个伦理性的社会本体，所以中国人才有大义灭亲之类这样一种悲剧性的美德，这与西方文化中荣誉与正义的冲突一样，具有一种触及灵魂的深刻性和感动性，只不过这两者都是从负面表现的相同主题而已。文化以心灵方式实现的社会化和以理性方式实现的个人化就象太极之舞：完全（美）、感动（善）、永恒（真）。 与本文相关的观点可参见周剑铭论中国思想和中西文化系列文章 二○○六年五月于岳阳市南湖大道杨树塘9-2-6-1号蜗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