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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偲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回复三代”是后世不少和儒者和政治家的毕生心愿，比如王阳明就指出：“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惟三代之治可行。”显然他对三代“治隆于上、俗美于下”的状态称羡不已。  周文王（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与此同时，孔子并非近代以来不少人所误会的那样是一味复古、昧于知时的保守主义者，而是能创造性的适应时代发展的。他的这一趋向在《春秋》中改制变化等思想中得到集中的体现。同样是效法先王，孔子祖述的是尧舜的道，效仿的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法制，这是因为文王、武王的法度更加切合当时环境。这说明，孔子非常注重改制变法，也注重政策“因时致治”特点和时代性。 改制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明天道：“（改制）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这就是所谓“王者受命而王，作新制度以应变”。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炼出这个意思“王者必改制”，依托《春秋》中的改制思想，在《天人三策》中向汉武帝明确提出了改制之主张与路径。 康有为后来甚至以之阐发孔子改制之义，认为先王为孔子，庄周此论断为“汉以前咸知孔子为改制教主，知孔子为神明圣王”之明证。  王安石（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与孔子不同，许多人在效法三代时候，却只是试图恢复三代之迹，而不是效法三代之道。如王莽和王安石，以《周官》为蓝本，对社会全盘改革，结果收效并不明显，前者身败名裂，后者则郁郁而终。 纵览中国历史，每一朝代皆有其独特之处，其病症也各不相同，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应该有所不同。例如，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鉴于唐末长期的藩镇割据，通过“酒杯释兵权”以及其他强干弱枝的方针，将兵权、财权、人事权、检察权全部收归中央，这一举解决了唐末五代以来地方势力膨胀问题。  赵匡胤（资料图 图源网络） 到了清代中期，困扰康熙雍正多年的西北准噶尔问题得到了彻底地解决，乾隆帝转念一想，“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祸、曰宦寺、曰奸臣、曰侫律，今皆无一仿佛者”，看当下已经是一个盛世了，于是乾隆帝自命为十全老人。 但乾隆帝并没有意识到在盛世妖娆之下潜伏者巨大的危机。在此同时，西方殖民者通过马嘎尔尼使团两次来华，已经探听了清朝的虚实，得知清朝外强中干，并且已经在磨刀霍霍向中原了。这说明，乾隆囿于历史的经验，而缺乏世界的眼光，没有注意到工业革命和西方列强的兴起这一当代新形势的变化。  乾隆（资料图 图源网络） 概而言之，一切事物都是具体的和历史，所以治病没有一成不变的药方，治理也没有通行无比弊的法则，因而医术精湛的大夫和运筹帷幄的政治家不会想着用一套方子搞定一切，而强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时代的变化孕育了经典的产生，因此在学习经典时，必须要容纳变化，根据当代形式适当调整，这是通读《春秋》的一个经验，也是遍览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启迪。 (责任编辑：admin) |